确立翻译文学的文学性身份

新泽飞翔

确立翻译文学的文学性身份



“翻译文学”的说法，我最早见于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翻译文学》卷主编查明建先生的《序》。

“我们说翻译文学是译语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不仅仅是因为外国文学作品经过了翻译，在语言形态上有了改变，更主要的是，文学翻译受制于译语文化主体性的需要，无论是翻译选材、翻译过程还是译作的文学效应，都受到译语意识形态和诗学的操纵和影响。这样，译作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外国文学作品，而是融入了译语文学系统中的具有独立文学品格的新的文学作品。”这里查明建先生把翻译文学看作是译语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我想其或许是出于将其建构与纳入文学范畴的考虑，而进行的一个划分。

需要补充与深入的是：就世界文学而言，本语加译语则是构成了它基于本语视野内的文学“世界”。这里的一个关键在于，我们是不是有理由，只是立足于“内国”写作，而把这种“外国”写作排斥在“文学”之外；我们的文学发展是不是有足够的勇气，打破这种认识习惯的“传统”，而将“内国”与“外国”连接起来作为“文学”，而不是孤立地，只从“内国”写作来看待文学的写作。

对于诗歌而言，我们知道单纯的“翻译”“译语”，如同中文并不是文学；懂中文、懂外文的未必懂诗，而它只是翻译与译语能成为文学的一个前提条件。在此基础上，对于翻译文字的锱铢必较，或者可以理解为对原作的一种“严肃、认真”的尊重态度，但仅从此出发还是不够的。我们知道形式美学的一个显著的着重点，就在于写作者对于语言的运用，也即创新表达的语言使用，这种非常规的语言可能带人走入的是一个全新的语言环境。艺术是对艺术而言的，假若你不懂诗、不明白它的针对性、没有这种敏感性，你就可能根本把握不了它的表达。你翻译中丢失的东西，正是它的价值、以及追求所在。

懂中文诗歌的朋友，多会知道一种意外的表达，不在于他是用了什么深邃艰涩的语言，而是一堆看起来没有多少不同的文字，它却实现了一种出乎意料的表达结果。这种语言的组合可以把它理解为文学对于语言的一种“超运用”，传统而言，这就如“妙句偶得之”所言。文学如此，翻译文学亦即如此，硬性的写作费力不讨好，硬性的翻译既如此。笔者前曾比较了几个译者对于詹姆斯·莱特《开端》（又翻译为《开始》）的翻译，感觉多数的翻译者在中文中，把原作者变成了一个痴呆，因为他们的翻译中这位詹姆斯·莱特颠来倒去的，用了三行没讲明白一个意思。而此，或正与硬性的翻译有关。

而现在也许是需要我们的翻译工作者，把在“翻译中丢失的东西”找回来的时候了。显然，这样的翻译，能使我们读到与原作相对应的中文作品，却从另一方面提高了对文学翻译的要求与难度。比如，在翻译的相互语言中，你需要对某种先锋性的诗歌作品及其方式，有所了解有所认识。更重要的是，你需要在转译的过程中，能在另一种语言中，对等或者接近地实现这种表达的创新。而这意味着翻译也是对于文学的一种参与与创造，缺乏了这种创造性地参与，所谓的翻译只能是译语资料而已，只有创作主体，创造性地参与才可能使之成为“文学”。其最大的成功在于接近乃至于取消了两种语言的界限，使翻译与译语文学成为了中文文学写作的一部分（当然，这是世界意义上的中文文学视野，而不是局限于国内作者的中文文学。这里还有一个有意思的表达，即：世界参与了我们的中文写作）。

事实正如查明建先生在他的《序》中所说：“文学翻译受制于译语文化主体性的需要，无论是翻译选材、翻译过程还是译作的文学效应，都受到译语意识形态和诗学的操纵和影响。这样，译作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外国文学作品，而是融入了译语文学系统中的具有独立文学品格的新的文学作品。”

显然，上面所言如果成为了事实的话，其鲜明的时代性及其文化潜质，将意味着中国引领世界文学发展的一个方面，在文化标记上当可为中国所有。



2016.0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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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泽飞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