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将收割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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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将收割一切

——《中国现代诗群体大观1986-1988》前言

                                                                                         

                                            徐敬亚

　　这是一群轻松而艰难的人们！在这么大的、沉重的国家里，在明晃晃的无暇艺术的衣食之争中，能有这么多人维持着自己高贵的生命方式，这是我和本书对你的提醒。
　　三十年，诗的步步倒退的说法，现在，连正人君子们也不怎么反对了。然而，朦胧的地位的被默许，并不等于后来的诗探者们从此幸运。也许是由于身在其中，我一直十分尊敬朦胧诗对中国现代主义艺术的血泪开拓。历数几千年，这股诗歌意识将中国人表现得最为清醒、冷峭而崇高。它以久蓄的人文精神，将新诗推到了国际艺术的二十世纪上叶。当时，弄得大家对它都很敬畏。其实，它并非那么深奥。但在八十年代初，它却被反对得十分可怕。大概，没有它对社会对艺术的强侵入强刺激，也就不会导致现在这一次诗的更大面积“泛滥”。它的反对者没能熄灭它。结果，恰是它的果实否定了它，并推进地淹没了它。
　　朦胧诗把诗写得充满人文美，在封建浓浓的中国，郑重地了不起了一次。据说个别的外国人士也很看重。因此，要使它成为起点就很难办。把极端的事物推向极端的办法就是从另一个角度反对它。崇高和庄严必须用非崇高和非庄严来否定——“反英雄”和“反意象”就成为后崛起诗群的两大标志。
　　历史决定了朦胧的批判意识和英雄主义倾向，这无疑是含有贵族气味儿的。当社会的整体式精神高潮消退，它就离普通中国人的实际生存越来越远。就象彻夜失眠而翌日凌晨的短暂兴奋过后的通体疲惫一样，一场比二次大战还漫长、折磨你又让你幸福微笑的十年之后，“悟性的疲倦”——以它哲学的开阔与充分慵倦的阴影覆盖了后崛起们的心灵。大动乱后，中国人的真实生存、日常琐事、鸡毛蒜皮、七情六欲四处流淌了——应该说，“反英雄化”是对包括英雄（人造上帝）在内的上帝体系的反动，是现代人自尊自重平民意识的上升，是把兴奋矛头最后指向人本身的一种必然结果。这种哲学上的洞开，使诗又一次接近了理性稀薄的空间。
　　语言这套“强制的牌”——在八十年代中期文化探索设法的熏风中，被诗人们第一次自觉地亮出来。贵族和英雄气息渐次消褪，代替它的是冷态的生命体验。这使朦胧诗中疙疙瘩瘩的、饱含深刻的意象群纷纷溶化。语言被诗人高度亲近、高度敌对。“反意象”的结果，是诗又一次打破了缠足——在艺术上，现代诗突破了朦胧诗仅达到过的后期象征主义疆界，进入了二十世纪中下叶世界艺术的战后水准；对于新诗自身来说是更进一步靠近并发展了现代汉语。胡适的《尝试集》也是从一种语言方式向另一种语言方式的演化。
　　然而，冷酷地说，我们一直在辜负着这个国家！我们一直白白地流逝了那么多具有世界意义的精神苦难与精神迷津！中国新诗在它一面追随自身的生存空间、一面随西方现代艺术的优美前倾姿态中，几十年并未能产生与它的复杂苦难充分适应的成果。回过并头去，为期五年的朦胧诗仍是它最饱满的高峰。
　　83—85的三年中，现代诗呈现着不停演的换幕。84年，大学生诗派中有一种懒散、铺排的情调漫延于青年，为它带来了一段平庸局面。
　　85年始，中国的现代诗分为两大分支：以“整体主义”、“新传统主义”为代表的“汉诗”倾向和以“非非主义”、“他们”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倾向。这是富有意味的东、西分流。前者是对新诗六十年主体潮流最引人注意的反抗，它是具有诱惑的企图是将现代意识与东方相对思维相交合，但有的写成了粘稠的“现代大赋”，有的一味演绎、匡取、挥发古典经文。坦诚地说，成功尚小。如果排队理性欣赏，我不喜欢它们。这种极有意义的尝试，使人感到：浑然的东方意念的升腾，将是难而漫长的。但不管怎么说，中国现代诗中的“中国味儿”早晚有一天要漂亮地显示出来！后者是比朦胧诗群庞大得多的阵容，他们几年的努力,使人感到中国现代诗的巨大潜在力。他们给世界以一种新鲜口吻与方式。中国现代诗主流仍将以此为标志。但他们中不成熟的太多，成熟者又往往太草率。东碰西撞的人多，独立呼吸的大树少。几年来，在理论上，真正纯净的、贴切的、由自我创作积累出的诗歌观点与看法，至今产生得不够。这很遗憾。
　　这是一个继五四、朦胧诗两大破坏过程的继续，它终于使现代诗与中国语言在总体上达到了同构、一致与溶合，造成了几十年来诗的最舒展时期。这一时期，诗的重心自北向南转移。诗在内在精气，由北方的理性转换成南方的感性乃至悟性。
　　毕竟，他们中显露了很多身手不凡的人——我不是指工匠式的技巧，而是静观世界的方式与思维角度！这一点是中国几辈人所达不到的。他们改造艺术的愿望强烈也广泛：艺术、世界、人，在他们眼里深深的不理想——这是强大的激动人心的文明的进步的前兆！在诗源、诗旨、诗艺等艺术观上，以及语感、语式、意象、声律……等具体操作方面，这伙人对现存秩序持着严正的保留态度，至少超越了前朝诗人与艺术边缘的接触范围。现在，除了个别几位能跨越栅栏的朦胧诗人外，现代诗的天下已经是他们的了。他们刚刚二十多岁，中国诗的希望真是年纪轻轻。
　　有一点我一直耿耿于怀——严明的编辑、选拔，严明的单一发表标准，大诗人小诗人名诗人关系诗人……什么中央省市地县刊物等级云云杂杂，把艺术平等竞争的圣殿搞得森森有秩、固若金汤。我在86年的“编后”中说过：公开的刊物上就是看不到青年试验的全部面目！只允许好的（归根到底是只允许自认为好的），这就造成了对现状的歪曲。
　　在中国，文明历来是贵族的事。诗一直为优雅翩翩的人所玩弄。这种局面，大概一直到五年前才得到瓦解，至少尝受冲击。
　　朦胧诗后，这种对公开刊物的不信任，以一声局外的艺术大循环的民间形式出现了：巨量的自印诗集废弃了先进的文字流通形式旁若无人地自生自灭起来。在中西文化大汇流（包括哲学与美学）的高峰年代86年，它达到了完全可以说当今世界上最空前的数量繁盛。
　　鉴于当年朦胧诗在兴起、发展过程中留下的出版及理论集结方面的遗憾，我一直希望有一次不负其时的理论与作品大呈现，仅仅从诗的发展、建树角度，而非社会、政治、道德，非单一程式化的标准。文学，其实历来是个平和、并存的世界。诗人在现实中，靠诗而身介百倍，诗也就一钱不值了。所谓方便史其实是以多少优秀的、一文不名的被遮掩、被压仰掉的高才绝世者的思想和身体所铺垫。光荣都归在大人物帐下。这不公平。
　　作为一种历史的集结，86年中国诗坛现代诗群体大展尽量体现了它的青年性、前卫性、民间性。有些仍然再次不懂的人受不了，我想习惯会使他们平静。想想朦胧诗的遭遇，人们应该越来越明智。
　　无疑，匆忙的“大展”，催化了、夸张了当年群体集结的形势。说实话，它也促使了一些未成熟果子一夜间自我变红。好在活来活去，置身其间，我们也明白了历史是怎么回事。这次成书，通过编排详略，做了一些扭转。但木已成舟。你说它推进了诗或作贱了诗，都一样会找到道理。
传统将收割一切光荣，耻辱和迷惑留给人们难堪的回味。
　　我很感谢同济大学出版社和深圳大学编辑出版中心，是他们使这本沉积了近两年的书得以让大家看到。
我也很感动于我和另三位编者朋友在多方面共同一致的愿望。
　　在最后的工作中，我同据说“最难合作的第三代诗人”之一——大胡子孟浪的合作，很公道、很愉快、很一致，也很分歧。

                                                                                                          1983.5.30.深圳下步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