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永波访谈——问：年微漾 答：马永波

忍淹留

马永波访谈
问：年微漾  答：马永波

问：您的履历表，曾给我十分深刻的印象。您先后从事过工程师、出版者及大学教授等职业，可以说是一条“在路上”的人生轨迹。在此期间，您是如何一点点地认识自己，并引领自己走上最适合的那条路？
答：我确实是尝试了多个工种，所学东西相当驳杂，跨界比较严重，但迄今为止尚未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工作。可能一辈子都会这样吧。某种类型的人，在社会上占极其微小的比例，他们在任何一个岗位上都有不适之感，比如卡夫卡，我，也是如此。究其实，是自我不肯被异化。
问：我注意到，您的大学本科学的是软件工程，这也是我的专业，因此让我觉得非常亲切。您觉得在工科、理科和文科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可相互穿越的密道？
答：跨界现象在艺术界较受关注，在文学界，可能是很普遍的现象，据我所知，60后诗人中不少是理工科出身。文理兼通，在理工科出身的诗人来说，是自然的，而在中文出身的，却是个难题。我个人认为，多涉猎点其他领域的知识有好处，能开阔视野，活跃思维，很多人类的创造性活动，是相通的。我的工科背景对于我掌握高难度知识提供了方便，也使我的写作有别于单纯学中文的诗人。这里，关键点是思维方式的养成，复合型诗人的思维更加开放，逻辑缜密，吸纳涵容量大，整合力强，一般不会出偏，也不会太极端。你所说的穿越密道，可能是文艺美学了，这是介于文理之间的一个地带。
问：您早年在福建也有过一段求学经历，且师承的是提出“新诗三大崛起”之一的孙绍振先生，与福建诗歌想必也多有交集。能否谈谈您印象里的福建及福建诗人？
答：我是机缘偶合与孙老师联系上的，这还得感谢诗人庄伟杰，我们在南京匆匆一面，我也没有交浅言深地请他帮忙联系孙老师，只是提了几句我申请博士后因为超龄，几个学校导师要，人事处不同意，伟杰居然记在心里，而且，居然帮我办成了。我们现在一直感情很好，他的热情和我的沉默，正好配合。我也和福建有缘，福建诗人整体上给我的感觉是不跟风，不慕名利，有自己立场，这在南方写作中是独特的。他们骨子里有血性。较早与我有联系的是汤养宗、程剑平、道辉、还非、叶玉琳。玉琳与我是同一届参加的青春诗会，我为她的诗歌写过两篇小文。做《流放地》网站和刊物时，养宗一直和我在一起，从诗艺上情感上，都交流甚多。他的诗集《尤物》我有幸为之作序。养宗的影响力在新世纪福建诗人中是最大的，这无可争辩。剑平为人踏实厚道，是我去福州第一个要见的诗人，我们以前同在铁路系统工作，走得比较近。道辉的新死亡，90年代起就与我关系密切，我写他的一个小文也收录在商务版我的散文集《树篱上的雪》里。其他相熟的朋友多多，惟愿他们保持住福建人“南方人中的北方人”的那种气节和原则，这将是中国诗歌的一件幸事。另外一个和福建相似的省份就是四川了。
问：近些年，福建的文艺界提出“闽派评论”的概念，继而吹响本地评论界的集结号。其实，在全国的其他一些省份，也有着许多形成影响力的评论力量。在您看来，文艺评论的兴盛对当下文艺发展的意义是什么？
答：闽派评论我实际了解不多，在我心目中，孙绍振先生当为一个重镇，南帆文章读过一点儿。孙老师的长处在于，他不同于其他从事文艺理论的学者，以现象批评为主，而是潜心建设了自己的三个本体论理论体系，亦即真善美三位错位、散文理论和幽默学理论，这在他同期的北大系学者中，是独有的，也是成就最大的。当然，由于地缘政治的因素，也或者由于孙老师敢于放胆直言的率真个性，他的名气比不过在京的几位同学。孙老师对朦胧诗尤其是舒婷诗歌的推广，功不可没，并造就了很多人。我在学术上与性情上，特别喜欢和尊崇这位导师，亦师亦友，在他身边可以完全放松，是难得的好师傅。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我每次见面执弟子礼，毕恭毕敬，然心里欢喜松弛。文艺评论总体上对于文艺创作影响不大，目前大学体制的学术研究是个知识的自体循环，对于写作至多有事后归纳的作用，能够让诗人信服并跟从的理论家、评论家，基本不存在。完全可以把这些个东西当作理论家的自说自话。尤其悲惨的是那些自己不写诗或写不好诗歌，却乱评一气的学者，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儿。
问：您认为好的诗歌评论应具备哪些要素？
答：诗学是非人的学问。不可为而为之的事情，和诗歌一样。可以参考下美国海伦·文德勒的文章，她的洞察力和文章的诗意，达到和大诗人一样的水平，只有这样的学者，才有资格评价大诗人。做一个基本够格的诗歌评论者，首先是文本把握能力，而读懂文本，需要的是觉悟，而觉悟，又是个多么让人绝望的事情啊。其次，理论基础，比如要过哲学关，更好的，要达到神学高度，这些要求，是普通人所能承担的吗？所以我说，诗学是非人的学问，不可为。也不可当真。
问：就当下的诗歌写作而言，因诗歌理论为诗歌写作提供营养而促进和成就诗歌进步的诗人并不多。您如何看待这个现象？能为诗人们提出一些建议么？
答：这个问题同上。实际上就是各写各的，不能当真。或者就自己研究自己，像我这样，哈哈。
问：目前，读者对不断进步多元的诗歌审美不甚了解与接受，结合您自身的经验谈谈诗人与诗评者是否需要为此做些什么？
答：需要强力引导。巧妙地利用大众传媒。中国的审美教育从中学时期就彻底失败了，大学，也难能挽回颓势。我比较悲观，尽管我一直在为此困境思索、努力、做事。我有个小经验，我翻译的一首威廉·斯塔福德的诗《秋风》，当初发表在一个专业诗刊上，基本没什么反响，后来被《读者》选载，又被一个读诗的微信平台“读睡”制作传播，接着又有《格言》这样的大众媒体转载，其影响传播的范围远远是专业纸媒不能想象的。有趣的是，有个女生中学时就从《读者》知道了这首诗，考来南理工后，发现译者就是本校教师，选了我现代诗课，还分享了这一“发现存在的惊异”。这让我明白，诗歌想找到真实的读者，必须去诗歌圈子之外，去那些不写诗却喜欢诗的人群中去。诗人之间除了小圈子互相抬举，实际上没有任何诗人真正关注任何诗人，所以，要跨界，要突破诗歌界乃至文艺界的狭窄范围，使你的声音抵达真正需要它的人，如果你觉得你的声音还有独特之处和需要被倾听的地方。
问：诗歌评论这几年对诗歌写作的发展却起到很多的推动作用，而且有许多诗评人兼具诗人身份，您又如何看待这个现象？
答：这个问题不成立。诗歌评论对诗歌写作基本没有作用，至多满足了被评论者一时的虚荣心。而且现在的恶炒，除了一些大众传媒因不明就里没有是非高低善恶的判断而闹出的笑话，专业的诗评者，也有媚俗的倾向，一味说好话，而且用极其夸张的大词来形容被评者，伟大都不是之一了，而是唯一的了，哈哈。我能理解，如果不能吸引眼球，评论是没有意义的，可总是这么极端地宣传，我们一百多万的诗歌人口，个个都是最伟大最牛逼最顶尖，这不是开宇宙级别的玩笑嘛。就我所了解的外国诗人的情况来看，大诗人都是大批评家，中国的情况不好说，能够理性感性平衡的毕竟是少数。而且，诗人有个怪癖，总以为自己的路子是最正确的，所以，诗人写诗歌评论，往往不能客观地对待自己和他者，多是抱着“伟大雄心”，想把诗歌的前途引到自己身边。
问：能否举例说明一下诗歌评论对诗歌发展的影响？
答：这个，我只能说自己。我自己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是相辅相成的，两者之间的时差比较小，多数时候是同步的。理论研究能让你更清晰地看清自己，也看清整个世界诗歌的格局与方向，避免重复别人的老路，我将怀有这样意识的写作称作“专业写作”，也就是不光是表达自己，而是在此基础上，对诗美学流变有个清楚的认识，明了自己在这个金链上占据了哪个环节。绝大多数诗人的写作，在这个意义上考量，可以说仅仅是表达自我而已，没有文学史的意义，甚至对于他人也没有什么大意义。我这么说，很多人会很绝望，也许，他们一辈子的付出，在文学史上连个注解都落实不了，这里可以让大家宽慰的是，“业余写作”更快乐！随便写，管它什么文学史呢，文学史也终究是虚构，是各种权力斗争的一个暂时平衡，把诗歌交给时间和上帝吧。
问：您现在在高校任教，是如何处理教学与研究两者之间的关系？
答：还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无他。

——刊于《海峡诗人》2015年春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