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在生命意义上最本质的缘起是感动
李 东：
30多年前您写下《崛起的诗群》一文，时至今日依然被许多诗歌研究者反复提及，更是成了文学史中的重要文献，可见其对新时期诗歌发展影响之大。而写这篇文章时您还是一名大三学生，是什么原因促使您写下这样一篇具有前瞻性的诗论？
徐敬亚：
后代人理解这个问题可能会有点困难。一个大三学生，不太可能啊，翻译成标准年龄，不就是21岁嘛。
不，我当时的年龄是31岁！比正常年龄整整超出十年。其实31岁的年龄已经是硕士、博士，或者大学老师的层面了。那多出来的十年，就是文革。
最近几天我正在写一篇序，是八十年代大学校园诗歌的书。想了一个题目叫《站在两条彩虹的交点上》——那一代大学生是幸运的、罕见的。一条彩虹，指突然恢复的高考。一条彩虹，是突然涌起的诗歌热潮。我当时恰恰正站在那两条彩虹的交点上。上大学前我在一家豆腐工厂里烧锅炉，转眼前便坐到了大学课堂。突然站上彩虹俯看白云，那感觉真是太美妙。当工人前我还做过三年多的中学语文教师，因此各门功课对我来说都非常轻松。大学四年，我基本上成了一个全职的诗人。每天的任务就是读诗、写诗。
回想那几年，我的进展真够神速。大一的下学期，便发起成立了《赤子心》诗社。大二夏天，我的长诗《早春之歌》在《诗刊》上发表，还是头条。冬天，写出了我的第一篇评论《奇异的光——“今天”诗歌读痕》，很快就被北岛他们发在《今天》第九期上。写那篇评论根本没什么动机，只是因为读了诗非常感动。也是那个冬天，我紧接着又写了一篇诗歌评论《复苏的谬斯——1976至1979中国诗坛三年回顾》。那篇文章更没有动机。“当代文学史”开卷考试，每人要交一篇小论文，一般同学都对付一下，写个一两千字。结果我一下笔，一发不可收，写了二万多字。授课老师很为难，以不懂诗为由把它交给了当时的副校长诗人公木先生。老先生大赞，亲自帮我修改，后来推荐到了南宁会议。谢冕读了也激赏，来信甚至说他似乎看到了“中国的别林斯基”什么的……为什么能突然写出那么大块的文章，纵横捭阖地指点中国诗坛，其实连我自己都很吃惊。现在想关键还是由于阅读，阅读后的感动。那几年，我每天读诗，对中国诗歌的局面、动态与细节，了如指掌。不知不觉中，我已经站在了中国最高的学术观测视角之中了。这些，都成为《崛起的诗群》写作前的铺垫。
大三那年的1980年夏，我和王小妮一起参加了第一届青春诗会。这对我非常重要。在北京，我不但见到了艾青、臧克家、张志民、贺敬之、袁可嘉等大诗人、大翻译家，还见到了刘宾雁、黄永玉、邵燕祥、韩作荣等中年作家、诗人，更重要的是会见了一大批心仪的青年诗人：北岛、江河、芒克、杨练、顾城、舒婷、梁小斌等。在我最需要打开视野的时候，眼前忽然洞开。而对于即将写作的《崛起的诗群》来说，那次的北京之行，无疑是一剂大补药和强心剂。在熟读了大量作品之后，又会见到了中国老、中青几代诗歌中坚，耳闻目睹了最前沿的诗歌创作理念。整整一个月，几乎为我展开了一次中国诗歌全景的大扫描，令我眼界大开。
回到长春三个月后，我才动笔开始写《崛起的诗群》。起因还是一个小考试。大三的学期末要交一篇“学年论文”。我便突然写起来，写了十几天零几夜，一发不可收拾，最后写了四万五千字。如果没有青春诗会，可能没有这篇文章。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我可能才是首届“青春诗会”的最大收获者。
你的问题很好，这篇文章因何产生？在今天看来，这是一篇奇怪的文章。不是为了发表，不是为了稿费，也没有什么“学术成果”可言，更不是为了评定职称。图什么呢，是什么趋使一个大学生突然没日没夜地写出这么大一堆字。原因很简单：感动。
学术这个东西，应该在生命意义上最本质的缘起，首先应该是感动。没有感动，没有对研究对象的倾心专注，一个人怎么可能产生深入探究的愿望，又怎么可能深入骨髓地追寻，他写出来的字怎么可能新鲜与原创。我当时虽然是一个普通的中文系学生，但我敢说我的诗歌阅读量，超过太多诗歌界的理论家们。同时，作为新诗潮的倾心参与者，我阅读中的兴奋与激情，几乎无人能比。
还有一点要说明，当年我写《崛起的诗群》还有另一个幸运。那就是我恰逢其实地碰到了一本书。正当我即将写《崛起的诗群》之际，与西方学术专著之间，发生了一次恰巧如期的美妙相遇——它就是意大利美学家克罗奇的《美学原理》。就是这一本枯燥的学术著作。我却读得津津有味，读得与作者气通神合，思绪万千……最后读到了物我相忘的地步。我一生都记得那种无限美妙的阅读：读到最佳效果时，完全忘记身边事，完全忘记段落、文字和前后逻辑关系之类琐事，头脑里一片通明，思如泉涌……常常出现这样情况，拿出前两天的读书笔记，我分不清读书笔记上哪些话是克罗奇说的，哪些话是读他的书时我涌出并记下来的——所以后来想了一个办法，就是把读书笔记每页的中间划一道竖线：左边记克罗奇原话。右边记录我随时产生的想法。这种被击中、被升华、被激活的阅读，一直持续了一两个月。到后来，我的感想越来越多，读书笔记的右边总是大大超过左边。因此，读完了克罗奇的《美学原理》，我其实已经完成了很大量的个人写作——那些零星的随想与片断的琐记，那些对中国现代诗的大量笔记，后来构成了《崛起的诗群》中很多段落的雏型。同时，克罗奇关于“直觉即创造”的美学理念，也影响了我的一生，成为我个人美学思想的最主要来源。
李 东：
从一些资料中得知，这篇诗论对您个人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能否具体谈谈。
徐敬亚：
《崛起的诗群》是一篇纯自发的、生命意义上的激情写作。没想到的是，它却受到了一场完全非自发的批判。当年时局的严酷，今天的人们无法理解。
多少年后我才知道，像设了局一样，我的文章没发表前已经被决定批判了。层层请示后，最终由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贺敬之拍板，中宣部文化局代局长杨子敏将刊发文章的《当代文艺思潮》的有关人员专程从兰州召至西安。据说杨子敏当时提出疑问：你们作为一个地方性刊物，能否驾驭得了？你们的理论力量够不够？可见，对于“引蛇出洞的”斗争，打蛇人费了不少心思。
1983年新年刚过，发表我文章的刊物还没有印出来，1月10号，由冯牧主持的大型“讨论”会就在北京召开了。不久，长春、兰州、重庆等地也召开了很多会议。对“三个崛起”乃至朦胧诗的批判开始。据《朦胧诗论争集》的不完全统计，当年，批评《诗群》的文章达数百篇之多，总字数应该有几百万字吧。
据王蒙先生透露，背后最大的指挥是胡乔木。胡在我的文章上批示“背离社会主义文艺方向”，并亲笔删掉了我名字后面的“同志”两个字，事情变得异常可怕……一年多以后，风向变了。《当代文艺思潮》单纯地认为文艺春天回来了，再次向我约稿。我立刻又写了《圭臬之死》一文。谁料这篇文章竟导致《当代文艺思潮》最终被查封停刊。
对我的批判时间大约只进行了一年左右。形势很快逆转，1984年夏天，我莫名其妙地被通知出一次没有任何任务的差，在全国旅行了一个月。黄山啊、峨嵋啊、长江啊都去了。1985年新年过后的1月3号，我一个人乘火车离开长春去了深圳，从此告别了吉林……这些事，已经过去了近40年，快到一个世纪的一半了。当年一些决策者、组织者有的已经过世。前朝的悲剧往往成为后来的喜剧，成为笑谈。
“86大展”是一个里程碑
李 东：1986年您策划了“86’中国现代诗群体大展”，可谓是诗歌界绕不过的一个大事件。请您谈谈当时策划这样一个大展的动因，过程也一定很困难吧。
徐敬亚：现在看来，86’深圳诗歌大展，就是抓住了一次时机，或者说机缘。由于对“朦胧诗”的围剿与反围剿，反而激发了更大规模的诗歌热潮。它的热度在八十年代中期达到了最高值。我到深圳后，从全国各地寄给我的民间诗集、诗报、诗刊的数量不断增加。至大展举办前，民间诗歌报刊罗满了我的书房，总数不少于200种。我知道，每一本民间诗歌报刊的背后，都是一群热血不眠的青年。他们与国家出版之间的隔阂，使人感到火山喷发前岩浆苦闷而巨大的力量。搞一次大规模的全国性诗歌汇集的想法越来越强烈。
其实，在“大展”前我已经做过两次小规模大展试验。
第一次是1985年，我集合了“青春诗会”的15位朋友，举办了一个整版的“朦胧诗专版”（北岛、舒婷等10多位诗人）。当年“青春诗会”分手前，大家约定，谁有了阵地便给大家发诗。那次是友情。
第二次是1986年，我试着办了一次更年轻的“第三代诗专版”，参加者有于坚、凡丁、马力等。第二次就是成心做点事了。这两次的名称，都还是专版。
那时的中国文学界，只使用“专版”、“专辑”、“小辑”，没搞过什么文学展示。我感觉这些词的气魄都不够，便摩仿香港的商业营销口吻，把原来的诗歌专版，改成了“大展”，之后又使用了“隆重推出”等字样。我向全国几十位朋友发出一封信的时间，是86年的7月5号，那封信还有一个标题：《我的邀请•“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流派大展”》。后来，又联合了《诗歌报》。10月21号－24号大展正式刊出，13个整版，约13万字。
过程，没什么难度，主要是累，工作量太大。大展基本上是我一个人发起，一个人邀请，一个人编稿，规则也是我一个人制定。后期有几个朋友帮忙，但主要的活儿还得我来做。好在时间不长，一两个月就完成了。
李 东：当时短短几年，您的诗论《崛起的诗群》和“86大展”都引发了全国性的关注，应该说势头正劲，您却在主编完《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1986-1988）》后，淡出了诗坛，为什么呢？
徐敬亚：引发了全国性的关注，有什么用呢。如果不进入世俗层面，这种关注无法显现。那时大家都不做生意。人们之间的联系远没有现在这样快捷。任何个人都没有传播平台。大事情只有通过重要主流媒体才能传播。当时是工作和生存突然出现问题。
使我暂时离开诗的，其实从一套房子开始。1988年深圳住房改革拉开了全国的序幕。你知道当时的房价吗——当时深圳福利房定的是“准成本价”每平米只有260元！我居住的、由政府分配给报社的房子终于保留下来，一套如今价值几百万的房子，当时只卖2万多。但2万多我也拿不出。于是开始寻找生路。
其实不光我，夸张地说，90年代之后中国的诗人们仿佛集体失踪。对此我说过“中国诗人们终于学会了上班，学会了生活”。一直到2000年以后，诗才再次在这批中老年诗人群体中复兴。
李 东：对于“86大展”，在不同时期您发表过不同的认识，特别是10年前，您说“提前20年做了一次‘诗歌网页’”，这个说法很形象也很有意思。今年恰逢“86大展”三十年，您是否有新的想法？
徐敬亚：今年是大展30周年，仍然有人要纪念。安徽和深圳都想主办纪念会。前不久深圳一家报纸为大展30年的事采访我。我还真说出了几点新看法。
首先，我说了一句：“历史事件过去愈久，便愈与当亊人减少着个人因素上的关联。”
其次，我说了一句：“火线和零线都在那摆着，我不过在中间接上了一个灯泡。”
第三，我说了一句：“它留下的遗憾，一点也不比光荣少。”
关于大展成因，我最后说了这样的看法：“在当年人们眼中，深圳是一个前途无量的神童，它做出任何惊天动地的事情大家也不奇怪。而当年《深圳青年报》更是站在深圳之颠，成为新观念最急切的吹鼓手。我个人只是恰巧站在这两座之颠之上的一员。由于我与诗歌的亲缘，有幸成为两条曲线的交叉点而已。任何英雄都无法独自撬动历史的大石头。任何事件必须有一个支点，也必须有很多助力。这支点，就是《深圳青年报》。那助力，就是人们对深圳这座无所不能城市的自我想象。”
在口语中夹杂了上面的书面语，有点别扭。书面语更像是一种花言巧语。
其实用大白话说，就是抓住了机会。一句话，好事儿呀。30年前，发表一首诗有多么困难呐。很多写诗的人想认识一位编辑都非常困难。这时突然一位深圳编辑站出来说我给大家发表，而且他还有点名声，大家知道这个人不太可能撒谎。于是出了名的老朋友们纷纷给面子。没有出路的年轻诗人们一涌而上。这个事情就成了。
而大展的效果，用大白话说也非常简单。那就是“检阅”，或“演习”。人仍然是原来那么多人。枪炮仍然是原来那么多枪炮。一检阅，一演习，气势就大了，威力就强了。每个参加检阅的人立刻从整个集团的力量中增加了自信与勇气。
大展这个事儿，不会没完没了吧。40年、50年……不会的，当这批活着的诗人消失之后，它就自然而然地没了味道了吧。现在可能是它最令人回忆的时间节点。它已经变成了一个里程碑。与当年相反，我越来越觉得大展已经不再是我的事。它变成了碑，变成了石头，一定和个人的关系、和活着的人的关系就越来越少。
诗歌变成了一种精神自慰
李 东：2014年，由中国诗歌流派网联合几家权威诗歌刊物发起的“21世纪中国现代诗群流派评选暨作品大展”活动，又被称为“14大展”，尽管评委和入选阵容庞大，但不可否认，影响远不及“86大展”。那么近三十年，诗歌环境发生了哪些变化？
徐敬亚：我是此次诗歌大联展的名誉主任，虽然没有具体参与，但也格外关注。
从1986至2014，时间过去了28年，诗歌流派或团伙，不但没有减少，反而猛增。参加的有几百家群体、上千名诗人。不少流派和这个展览史并行而存，上世纪80年代一直坚持到新的世纪。可以看到，中国的诗歌热情一点也没有减少，而且这种热度从面积上、数量上看，还越来越呈增量趋势。另一个令人注意的是，随着信息化的普及甚至泛滥，全国各省区的诗歌力量越来越均衡。上世纪后期，由首都或一两个省市领衔潮流的年代过去了。
对此，唐晓渡曾很不以为然。他称之为“诗歌流派是自我安慰的大泡泡”。
同样作为一个老牌的评论家，我也遗憾地看到，中国诗歌的数量在增递，而整体水准在下滑。诗歌内部蕴含着的生命价值、生命激情、生命闪光都在下降。与86大展中那些如同新星剧烈爆炸或黑洞频发的诗歌冲撞完全不同，如今几百个群体或流派，便像一片片模模糊糊的平庸星云。
这些，也许可以指责，但却更应该得到一种大悲哀前题下的同情。
当一种无法拒绝、无法回避的大背景向我们涌来之际，如同面对海啸，是嘲笑、声讨那些四散逃离的人群，还是检讨一下地层深处结构的巨大扭曲呢。
这的确是一个泡沫纷飞的年代。诗的确发生了很多很大的变化。它的背景不是在向上烘托着诗，而是在向下淹没着诗，吞噬着诗。我坦然承认：诗歌在某种程度上真的变成了一种精神自慰。一种精神身份的辨认，甚至一种精神自救。无数自命的、自称的诗人们，努力地挣扎着，用微弱的精神呼吸，极力地表现着与世俗的分离与差异。我想，今后这种平庸的趋势，只会越来越灰暗，越来越平庸。在日益迎面而来的全球化浪潮下，人类的个体“人价指数”只会越来越平均，极端全体的“生命尖锐度”只会越来越扁平。面对这样的年代，同情显然优于嘲笑。
同样，现今的诗歌流派，的确不再同于百十年前，或几十年前艺术意义上的“诗群”。它们，更像一些社会学意义的团伙，一些分类的社会细胞群，一些气味相投的圈子。可怕的是，这些现状，并不是由人们“自由选择”而形成的，而是大无奈背景下的诗歌几乎惟一的存活方式，是全球化时代无法改变的、连我们自己也被卷进去的大悲哀。想一想，如果你的嘲笑对象连“选择”资格也已经基本失去，嘲笑还有什么价值呢。
我们只有在内心不平前提下的坦然面对，这并不排除我们在心中仍然保留着对诗的最高期待。
李 东：中国诗歌流派网是您在2011年发起创办的，因为定位独特，吸引了众多诗人参与，成为诗歌类网站的代表。您创办诗歌流派网的初衷是什么？对该网站发展现状如何看？
徐敬亚：办成这个诗歌网站，是我一生中很少飞快实现的一个愿望。它的确和我的理想有关。而我的理想甚至有点病态。不正常，这就是我们这一代的特点。
我们这一代人，首先有点悲哀。我是一个“40后”，由于这一辈子总是和比我小的人一起玩儿，总是被迫伪装年轻，最后几乎混到了五、六十年代人的队伍里。我们这几代人另一个特点是反抗。在最渴望自由的年龄，遭受了最严厉的文化专制与文化围剿。因此，总是不自觉地反抗遮蔽、反抗压抑。网是大救星。
同时，这个网的性质，也由我搞大展的特殊经历所决定，使用一个词叫“诗歌出身”吧。简单说，我希望能有一个平台经常见一见老朋友。自私一点说，也希望通过弄这种新的传媒方式，迫使年迈的我能经常上网溜溜，不致那么快落伍。
流派网的现状很好啊，好到超出想象。从创办到现在，4年时间，注册诗人达到15万，发贴量与上网人数，在诗歌网站中均名列前茅。另一方面不好啊，就是钱。从始至今，所有的主编、副主编,全部主持人、编辑都是诗歌义工。也就是说到目前为止，没有人从我们诗歌网站领到一分钱的工钱。我们是一个特别吝啬的地主，因为我们是一个特别贫穷的地主。如果没有这个网，这十多万注册会员到哪里去，这些作品到哪里去。我们毕竟使中国人的一部分精神在这里得到了释放，我们使整个诗坛的最基层的、最初级的这部分找到了一席园地。他们不用花一分钱，在家里就可以通达世界。这个网，确实是做了诗歌公益。而这背后的全部资金运作，全靠诗人韩庆成的个人资金以一己之力支撑着。下一步，这个网需要一些经济运转，甚至包括在股权出让方面做一些尝试。
李 东：中国诗歌流派网中有一个重要的版块是“民刊博览”，而您个人在大学期间也创办了民刊《赤子心》，与《今天》、《他们》、《非非》等民刊都在中国诗歌发展历程中产生重要影响。您如何看待民刊？
徐敬亚：刚才说了，按我的“文化出身”，我永远站在草莽一边。我也曾说过“草莽，永远是海拔最高的地方”。当年在大学推油墨滚儿印《赤子心》的场面，是我一生最美好的回忆之一。
在中国现当代历史上，有两次大规模的民刊爆发。一次是五四之后民间办刊的风起云涌，一次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这两次大爆发，都催生了新的文化风潮，推动了民族现代意识的觉醒。然而最近这些年，情况有点不妙。全球化背景下的信息泛滥，使民刊的发育空间变得特别小。在这种信息贬值的市场里，不知不觉中，几乎所有民刊都被逼向了精美、另类的办刊方向。我接触到的民刊，都把不少钱花在了封面、纸张、设计、装帧等形式感因素上。人们读这些民刊，不是像八十年代油印刊物一样，吸取其中的人文情怀，而更多的是感受到了背后办刊者与众不同的生活态度与另类情调。我想，随着纸质传媒的贬值，纸制民刊也一定前景暗淡。更多的个人信息平台，如微博、微信、QQ，一定会越来越大行其道，但哪怕它很少，它一定会存在，哪怕仅仅为了时代保留着一份可触摸的、古典的丝丝柔情。
诗是稀有的、高贵的
李 东：您主持的《特区文学》“读诗”栏目已经成为诗歌界的一个品牌，该栏目的选定标准是什么？在您看来，当前优秀诗歌应该具备哪些特点？
徐敬亚：噢，品牌？谢谢你的赞美。但不管你怎样夸奖，都不能改变我心中的孤独感。
到今年，这个栏目已经办了整整12年。品牌嘛 ，倒可以叫一个，但是没有产生品牌效应。我总是想到一个画面：电影散场了，在前排却还有一个人站着不走。黑暗中，他就这样孤零零站着，站了12年。
这个栏目的初衷，还相当具有野心呢。我在《发刊辞》中说：“细读，越来越成为我们生活中日益缺少的诗歌乐趣，也越来越成为诗歌批评重新取得诗人与读者信任的必须……诗歌批评家最本质的角色，应该是一个普通的读者。在诗歌批评名声不太好的年代，最好的办法，是把批评家们还原成一个欣赏者……读诗，应该成为一个民族的文化习惯。如果可能，我们一年一年读下去。”……
按照我心目中的最高标准：诗是稀有的、高贵的，甚至是不可企及的。它应该带有金子一样的光泽，有匕首和针尖的尖锐，也能像丝绸一样熨贴，像一片巴比妥药片那样慈祥……在今天，最高意义上的诗，只能由天才人物们产生与推进。
李 东：作为诗人同时也是诗歌评论家，您认为在当前这样一个诗歌式微的年代，诗歌评论的名声是怎样一步步败坏的？
徐敬亚：这个话题我久久想论一论。多说几句。
论脑袋，批评家不一定比一般人聪明，但他们一定不应该比一般人更愚蠢。价值观上，批评家不一定非要多么高尚，但至少他们不应该比一般人更卑微。
这些年，诗一步步沦落，我指的是一个民族总的诗歌价值。批评家不但没有减缓这个下滑，反而是在助长着这个不良趋势。至少有一个诗歌支点是从诗歌批评这里塌陷的。
这些年，败坏诗歌评论名声的人有两类：一类是傻子，一类是奴才。
九十年代以后，中国的诗歌批评主体，向高等院校转移。一大批诗歌素养很低、悟性很差的人成了批评家。他们用死气沉沉的书面语和消化不良的晦涩概念，进行着拙劣的文化阐释和麻木不仁的西方结构主义批评。他们只认文化，不认审美；只认深刻，不认优劣。一度使中国诗歌的评价体系，到了好坏不分、香臭不辨的地步。
新世纪以后，情况越来越糟。中国高等教育学术评判的丑恶规则，开始腐蚀诗歌。为了评定职称，为了所谓的科研成果，为了什么重大项目，一篇又一篇堂而皇之的论文，被很多和诗一毛钱关系都没有的人泡制出来。
前些年，当我重新回到大学。我发现当下的中国大学已成为盛产伪学术的黑窝点，成为一些无能之辈，或者说心不在焉者们苦煎苦熬“学术成果”之痛苦产床。每一个学期，校方都发来无数调查表格，让每个老师填写所谓“学术成果”。这学期你一共发表了多少篇？你的学术论文都发表在哪个权威刊物？多少字数？什么关键词？多少转载率？是不是发表在核心期刊？——太可笑了。他们把“学术”当成了一堆一堆大石头，当成了GDP，当成了生产千篇一律零件的自动流水线。你今年搬了多少块石头，你把这些石头都搬到了哪个著名的码头！谁都知道，那些大学老师们没什么文化阅历，也没什么学术水平，你让他写什么？刚毕业的小毛头博士们，除了文凭除了导师，对文化对文学很少看法，文化界他也不认识几个人，平平无名，你让他到哪里去发表。于是，他们绞尽脑汁地编瞎话，不着边际地堆汉字，东抄西凑地玩文化玩名词玩术语。一篇篇莫名其妙的学术文章就是这样把各大学的“学术成果”堆上了天。这种伪学术，甚至把人逼到了类似娼妓的地步。走投无路之际，那些可怜而油滑的教师们导师们循着上锋的眼色，编排出一个又一个的重大项目……什么市级省级国家级重大课题，骗取类似活动经费一样的课题费。拿着这些动辙几十万的课题费，无耻地到那些著名的码头港口上去购买“版面”。我说的这一整套类似小姐费用的资金流动，并不是在暗地里进行，在各大学几乎公开“操作”着！这些造假文、买虚名的教授学者固然可悲，但更可悲的是他们背后一整套庄严的考核制度。正是这个论斤、量尺的考量体系，每一个学期都例行地向傻乎乎的贾宝玉们当头喝问，这个学期你制造了多少斤林黛玉的肉！你把这些美丽的肉又卖到了哪个林府或是贾府！天哪，这还是美吗？这还是生命吗？这还是学术吗？那些像鬼一样没心没肺堆积起来的汉字，还能是有血有肉的论文吗！还能是一个人发自内心的创造与发现吗！
从市场经济进入中国后，不值钱的诗歌评论，也暗中变成了某种面值微小的金币。一些不自爱的老牌批评家，漫天飞舞地制造廉价的《序》，那些《序》永远千篇一律地充满了啧啧之音，哪怕它们换来的仅仅只是德高望重的虚幻感觉。当一些最早转型的诗评家，从二三流画家们那里领取了远比诗评超值的红包后，这类喜滋滋的小生意，开始在诗歌界变相流行。在阿谀奉承通行天下的中国，说几句不疼不痒的好话，换来的却是恭维与笑容，甚至千里迢迢的厚礼，一批头脑灵活的批评家就这样最先成了时刻盼望红包的孩子。
本质上，批评家只是一个读者。与普通读者相比，他只是读得更认真、更经常、更有方向性，也应该更有专业素养。虽然批评家必须先天地依托诗人的作品，但一点儿也不比诗人低下，然而也绝不比诗人更高明。从写作的角度，批评家所作的，也应该属于一种独立的创造。他遵循的，是同样的写作规律，以及与诗人同样高贵的内心准则与规范。无疑，照本宣科的呆子，和五马捣六羊的小商贩，应该是最远离批评家范畴的人。
因此，我给那些败坏诗歌批评的人开出的药方非常简单。第一打开你的直觉感悟的审美天窗，第二拉上你钱包的拉链吧。
天才的轨迹，
只能藏身在心里
李 东：在此次访谈进行之前，我曾联系熟悉您的诗人朋友寻求更多关于您的信息，但遗憾的是，除了网络资料之外我并无收获，因为“低调的学者”是您留下的印象。我同时注意到您在一个访谈中谈到：“在全球化的时代，诗人们都将玩一个共同的游戏：潜伏。”您是性格使然还是提前‘潜伏’了？
徐敬亚：不，完全不是。我是一个典型的高调外向型，一个年轻时爱出风头的人。潜伏，只是全球化背景下，我在感叹诗人命运时的一个观点。与五光十色的世俗世界相比，诗人先天地羞涩与高傲，先天和功利的世俗玩儿不到一块。于是，这种内心的高傲和主动的孤独，使诗人的生存境地，总是出现一种尴尬状态。也许，这种尴尬就是诗最准确的位置。
李 东：在新媒体时代，特别是微信出现以后，诗歌得到更为迅速的传播，而且最近几年诗歌圈异常活跃，诗歌活动形式多样，诗歌大赛频繁，有评论家称诗歌正在回暖，您如何看待？
徐敬亚：这种喜洋洋的天气预报，我们听过无数次了。回不回暖，鬼知道。温度可能一天天升高，但火热的夏天嘛，可能再也不会来临。另一种温吞吞的怪物，却已经早就向所有人爬来。依我看，它早就如约而至。
我是说，“准诗”的时代来临了。
生活节奏的加速，闲暇时光的缺少，越来越使人类像一个个在时间表里挣扎的穷光蛋。很难想象，一位诗人是严重缺少时间的人、一个每天被时间剥光了的人。这种在时间意义上的残缺，对于诗来说是致命的。逃离它惟一的方式，就是放弃。因此这必然使一部分严肃地刻求自己的诗人数量越来越减少。而更多的诗，会以降低质量与密度的方式得以广泛地存在。这些数量众多的诗，情感上将变得更淡，技术上将变得更松弛，手法上将变得更通俗。而昔日严肃的会议与奖项等诗歌活动，也必然更业余化、世俗化、眼球化。
那么，化来化去，还剩下什么呢。剩下了无数温吞吞的热闹场面，剩下了无数温吞吞的诗。
这不是明天，而恰恰是今天。同时，可能也是后天、大后天。
一点办法也没有。全球化，谁敌得过。
李 东：您的爱人王小妮老师曾说“诗任何时候都不必是主流的、被关注的，这样更正常”，您认同这样的观点吗？作为诗坛“大咖”，诗歌在你们的生活中意味着什么？
徐敬亚：我们家王老师说的，就是那种最高意义上的诗。它稀有，必定孤独。它高贵，必定远离人群。它苛刻，必定娇嫩。它是天才的轨迹，因此它只能藏身在心里，也只能在心里。
诗在我们的生活中，像在所有人的生活中一样，永远是一个躲在后面的人。不管什么牌子的大咖，哪个人都不能每天把咖啡当水喝、把味素当饭吃。不管多么火热的心，也只能生存在温吞吞的现实中。哪怕这颗心时刻惊叫着，乱蹦。
李 东：感谢您接受我们的专访！祝您和小妮老师身体健康，创作出更多佳作！
徐敬亚：哈哈，谢谢。不必健康，不必佳作。心只要时刻惊叫着、乱蹦着，就好。 |
发表于 2016-7-11 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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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7-18 1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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