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想录》 怀念胡风【巴金 】

夏花

《随想录》 怀念胡风(3)  

巴金 作家出版社

还是来谈反“胡风集团”的斗争。

在那一场“斗争”中，我究竟做过一些什么事情？我记得在上海写过三篇文章，主持过几次批判会。会开过就忘记了，没有人会为它多动脑筋。文章却给保留下来，至少在图书馆和资料室。其实连它们也早被遗忘，只有在我总结过去的时候，它们才像火印似的打在我的心上，好像有一个声音经常在我耳边说：“不许你忘记！”我又想起了一九五五年的事。

　　运动开始，人们劝说我写表态的批判文章。我不想写，也不会写，实在写不出来。有人来催稿，态度不很客气，我说我慢慢写篇文章谈路翎的《洼地战役》吧。可是过了几天，《人民日报》记者从北京来组稿，我正在作协分会开会，讨论的就是批判胡风的问题。到了应当表态的时候，我推脱不得，就写了一篇大概叫做《他们的罪行应当得到惩处》之类的短文，说的都是别人说过的话。表了态，头一关算是过去了。

　　第二篇就是《关于胡风的两件事情》，在上海《文艺月报》上发表，也是短文。我写的两件事都是真的。鲁迅先生明明说他不相信胡风是特务，我却解释说先生受了骗。一九五五年二月我在北京听周总理报告，遇见胡风，他对我说：“我这次犯了严重的错误，请给我多提意见。”我却批评说他“做贼心虚”。我拿不出一点证据，为了第二次过关，我只好推行这种歪理。

　　写第三篇文章，我本来以为可以聪明地给自己找个出路，结果却是弄巧成拙，反而背上一个沉重的精神包袱。事情的经过我大概不会记错吧。我第二次从朝鲜回来，在北京住了一些日子，路翎的短篇《初雪》刚刚在《人民文学》上发表，荃麟同志向我称赞它，我读过也觉得好，还对人讲过。后来《洼地战役》刊出，反应不错，我也还喜欢。我知道在志愿军战士同朝鲜姑娘之间是绝对不允许恋爱的，不过路翎写的是个人理想，是不能实现的愿望。有什么问题呢？在批判胡风集团的时候，我被迫参加斗争，实在写不出成篇的文章，就挑选了《洼地战役》作为枪靶，批评的根据便是那条志愿军和当地居民不许恋爱的禁令。稿子写成寄给《人民文学》，我自己感到一点轻松。形势在变化，运动在发展，我的文章在刊物上发表了，似乎面目全非，我看到一些我自己也没有想到的政治术语，更不知道自己哪里来的权力随意给人戴上“反革命”帽子？看得出有些句子是临时匆匆忙忙地加上去的。总之，读头一遍我很不满意，可是过了一晚，一个朋友来找我，谈起这篇文章，我就心平气和无话可说了。我写的是思想批判的文章，现在却是声讨“反革命集团”的时候，倘使不加增改就把文章照原样发表，我便会成为批判的对象，说是有意为“反革命分子”开脱。《人民文学》编者对我文章的增改倒是给我帮了大忙，否则我会遇到不小的麻烦。就在这一年的《文艺月报》上刊登过一篇某著名音乐家的“检讨”。他写过一篇“彻底揭发”胡风的文章，是在第二批材料发表以后交稿的。可是等到《月报》在书市发售，第三批材料出现了，胡风集团的性质又升级了，于是读者纷纷来信谴责，他只好马上公开检讨“实际效果是替胡风黑帮分子打掩护”。连《月报》编辑部也不得不承认“对这一错误……应该负主要的责任”。这样的气氛，这样的环境，这样的做法……用全国的力量对付“一小撮”文人，究竟是为了什么？那么这个“集团”真有什么不能见人的阴谋吧。不管怎样，我只有一条路走了，能推就推，不能推就应付一下，反正我有一个借口：“天王圣明”。当时我的确还背着个人崇拜的包袱。我想不通，就不多想，我也没有时间苦思苦想。

　　反胡风的斗争热闹一阵之后又渐渐地冷下去了。他本人和他的朋友们那些所谓“胡风分子”在斗争中都不曾露过面，后来就石沉大海，也没有人再提他们的名字。我偶尔向熟人打听胡风的消息，别人对我说：“你不用问了。”我想起了清朝的“文字狱”，连连打几个冷噤，也不敢做声了。外国朋友向我问起胡风的近况，我支支吾吾讲不出来。而且那些日子，那些年月，运动一个接一个，大会小会不断，人人都要过关。谁都自顾不暇，哪里有工夫、有勇气到处打听不该打听的事情。只有在“文革”中期不记得在哪里看到一份小报或者材料，说是胡风在四川。此外我什么都不知道，一直到“文革”结束，被颠倒的一切又给颠倒过来的时候，被活埋了的人才回到了人间，但已经不是原来的胡风了。

　　一个有说有笑、精力充沛的诗人变成了神情木然、生气毫无的病夫，他受了多大的迫害和折磨！不能继续工作，再没有比这更痛苦的了。关于他我知道的并不多，理解也并不深。我读过他那三十万言的“上书”，不久就忘记了，但仔细想想好像也没有什么大不对。为了写这篇“怀念”，我翻看过当时的《文艺月报》，又找到编辑部承认错误的那句话。我好像挨了当头一棒！印在白纸上的黑字是永远揩不掉的。子孙后代是我们真正的裁判官。究竟对什么错误我们应该负责，他们知道，他们不会原谅我们。五十年代我常说做一个中国作家是我的骄傲。可是想到那些“斗争”，那些“运动”，我对自己的表演（即使是不得已而为之吧），也感到恶心，感到羞耻。今天翻看三十年前写的那些话，我还是不能原谅自己，也不想要求后人原谅我。我想，胡风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要是没有受到冤屈、受到迫害，要是没有长期坐牢，无罪判刑，他不仅会活到今天，而且一定有不小的成就。但是现在什么也没有了。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

　　我是个衰老的病人，思想迟钝，写这样的文章很困难，从开头写它到现在快一年了，有时每天只写三五十个字。我想讲真话，也想听别人讲真话，可是拿起笔或者张开口，或者侧耳倾听，才知道说真话多么不容易。《文汇月刊》上《胡风传》的最后部分我也找来读了。文章未完，他们在四川的生活完全不曾写到，我请求梅志同志继续写下去。梅志称她的文章“往事如烟”。我说：往事不会消散，那些回忆聚在一起，将成为一口铜铸的警钟，我们必须牢牢记住这个惨痛的教训。

　　我还要在这里向路翎同志道歉。我不认识他，只是在首次文代会上见过几面。他当时年轻，是一位有才华的作家，可惜不曾给他机会让他的笔发出更多的光彩。我当初评《洼地战役》并无伤害作者的心思，可是运动一升级，我的文章也升了级。我不知道他的近况，只听说他丧失了精力和健康。关于他的不幸的遭遇，他的冤案，他的病，我怎样向后人交代？难道我们那时的文艺工作就没有失误？虽然不见有人出来承认对什么“错误应当负责”，但我向着井口投掷石块就没有自己的一份责任？历史不能让人随意编造，沉默妨碍不了真话的流传，泼到他身上的不公平的污水也起不了什么作用，只是为了那些“违心之论”我决不能宽恕自己。

　　八月二十日

夏花

我想讲真话，也想听别人讲真话，可是拿起笔或者张开口，或者侧耳倾听，才知道说真话多么不容易。-------------------巴金

夏花

巴金“晚年的忏悔”：我对自己的“表演”感到恶心

一个时代的终结

文/李悦

巴金是20世纪中国最后一个离世的文学大师。为此，20世纪中国文学的大师时代结束了。巴金留给读者作品和译作1500万字。其中长篇小说《家》、《春》、《秋》、《寒夜》深受广大读者喜爱，还有他在“文革”后所写的《随想录》、《真话集》，在国内外读者和文学界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他早期的长篇小说《家》、《春》、《秋》控诉和批判了封建社会的专制和灭绝人性，他晚年所写的《随想录》、《真话集》等散文，在控诉和批判之外还有着深刻的忏悔意识。

有人说我们的绝大多数民众在一个政治运动到来的时候，集体下跪说：我忏悔！在那个运动结束之后，又集体昂首站起来说：我控诉。然而，巴金的可贵之处在于他在十年动乱结束之后，却跪着说：我忏悔。他忏悔，是因为在那个运动开始的时候，他也跟着那集体下跪说：我忏悔！

巴金从1955年反胡风运动中开始忏悔，他当时曾经在那个运动中“在上海写过三篇文章，主持过几次批判会”，这些事虽然早已被人们忘记，但是巴金在《随想录》中说：“印在白纸上的黑字是永远揩不掉的。子孙后代是我们真正的裁判官。究竟对什么错误我们应该负责，他们知道，他们不会原谅我们。20世纪50年代我常说做一个中国作家是我的骄傲。可是想到那些‘斗争’，那些‘运动’，我对自己的表演（即使是不得已而为之吧)，也感到恶心，感到羞耻。”

巴金回忆“文革”往事时，为自己“文革”中唯唯诺诺，不敢坚持真理而忏悔；他在回忆鲁迅时，为自己在鲁迅“先生的言论被利用、形象被歪曲、纪念被垄断的时候，没有站出来讲过一句话”而忏悔，为自己丧失了“为了真理，敢爱、敢恨、敢说、敢做、敢追求”的鲁迅精神而忏悔。

巴金的晚年是忏悔的晚年。

具有忏悔意识的作家才是真诚的作家，没有忏悔意识的作家是没有良知的冒牌作家。

当傅雷用自己的力量结束生命的时候，他还结束了一个维护尊严的时代，在他之后，很少有作家懂得维护人的尊严。

巴金的去世还结束了一个忏悔的时代，在他之后很少有作家忏悔，更多的作家在躲避忏悔，躲避崇高，躲避历史与政治，尽情抒写着故纸堆中的陈年旧事，尽情歌颂专制和皇帝，尽情描绘暴力与性爱，尽情叙述个人的离合悲欢……

在我们纪念巴金先生110周年诞辰之际，让我们尊敬他的良知，同时也唤起我们的良知，做一个正直的人。

巴金的字典里，有两个很重要的词：一是读者，二是朋友。这两样东西，他念了一辈子。

“对于我，要是没有朋友，我现在会变成怎样可怜的东西，我自己也不知道。”在散文《朋友》中，他真诚地说：是朋友们把我救了。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1990年，冰心把瞿秋白赠鲁迅的这幅题词，又写给了巴金。

冰心与巴金，近一个世纪“冰洁金坚”的友谊，甚至延续到第二代、第三代身上。冰心的子女叫巴金“舅舅”，巴金的子女叫冰心“姑姑”。冰心说，文坛上完全没血缘关系的人，除了萧乾，孩子们叫他“饼干舅舅”之外，只有巴金，大家喊他“舅舅”。

晚年，两位老人经常互送小东西“表白”。巴金故居里，有冰心送给他的放大镜，旁边展示着一张名片，上面写着：巴金老弟，送你放大镜，看书可以用。这是冰心晚年送给巴金放大镜时所附的。她还送给巴金一个看书架，“怕他看书托不动。”

上世纪30年代，两人才见面交往。抗战时期，冰心生活困难，巴金主动对她说：我来给你编一套书，放在开明书店出，让你拿点稿费。冰心一辈子记得这件事。

一开始，他们是作家间的交往，比如两人有很多共同的志趣，对真善美的追求，对‘文革’的反思，关注教育、知识分子、孩子。到了晚年，完全是精神上的支持，友情越走越纯粹。

冰心比巴金大4岁，从个性、气质上讲，比这位老弟乐观，而巴金为人要忧郁一些，所以冰心常劝他：你要看得开！我年龄比你大得很呢！

两人的情谊，如果用文字表达，就是巴金说的：有你在，灯亮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