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庆成诗论
■方文竹
韩庆成的诗作分为两部分:人物和事件诗;杂诗。前者叫现实诗,后者叫抒情诗。
先谈现实诗。
从屈原、杜甫等历史上伟大诗人看,与现实的词语对接体现出一个诗人的灵魂质量和诗歌史效应及艺术表现的腕力。有人说,艺术是一种谎言,而现实诗人恰恰实行对“睁眼说瞎话”的反动。现实诗不仅仅是反映现实的问题,而是更艺术,更体现非凡的功力,例如场景的设置,人物和事件的叙述语气、语态和语调,一句话,对现实进行修辞化。诗歌中的现实不可能是原始的现实,而是二度现实。但也不是柏拉图式的“影子的影子”,而是诗人体验到的现实。在似与不似、懂与不懂之间,现实诗一直踩着词语的钢丝。
按我说的这些标准来看韩庆成的现实诗,可以说韩庆成的写作达到了当代诗歌现实向度的自我高度。自我高度就是个性化的不可制约的处理能力。
韩庆成是善于叙述的,我特别注意句子转折的奇妙之处,而长句子的频繁运用却恰到好处的自我修复。
用抒情诗的方式写现实诗是韩庆成的一贯手法。它能化解现实诗的粗硬、粘贴而飘逸、华美,如《致艾》就是这方面的杰作。
用抒情诗的方式写现实诗还表现在作为抒情主体的诗人将自己“加入”作品里去,有时候是“我”,有时候是复数的“我”即“我们”,在集体情感--“我们”没有把握时,就放纵一下个人的情感——“我”。其实,个人情感艺术上比集体情感更有力量,更能抵达诗歌的个性和真实。因为有了这个个体的“我”,诗人就可以在作品里发出适当的议论,有时候还调侃起来,克服了此类诗的呆板、凝滞。
还有,如何将政治、经济、社会、心理、时尚等等言说融入诗歌并扩大诗歌的边界,提升诗歌的吸纳力和表现力,韩庆成做出了有益的尝试。
抒情主体的加入使物我之间交融起来,于是作品中拟人化手法大量使用,抽象的东西具体化,死物变为活物,由此,诗歌弥漫着一片生动的情境。《校车和孩子》这首诗颇值得玩味,尽管有“我”的加入,却颇客观、冷静,蒙太奇般的呈现事件,无半句议论,一种强烈的激愤却喷吐而出。
现实诗的困境在于,人物事件太具体化构不成诗化,太片断化虽增加诗意但又会给读者摸不着头脑(注解过多会让人生厌),尤其当时间过去长久之后,原先所谓的“现实”还剩下多少诗意、多少真实、多少可以理解的成份,都是打问号的。韩庆成也面临着这个问题。
再说抒情诗。抒情诗显示一个成熟诗人的基本素质。相比起现实诗,韩庆成的抒情诗似乎逊色些,但也有若干闪光点。在某种情况下,韩庆成的抒情诗是他的现实诗的变幻,其内里还是充满着现实情怀。这些诗有感而发,极少废话,精炼、硬朗而力度弥满。韩庆成散文诗的最大特点是思想的根系扎在自我的现实和现实的自我里。注意!这里的“自我”是放大了的自我的收缩,而放大了的自我则是大我。
就这样,告别诗坛二十年的韩庆成再度归来时,在就有了自己的写作招数。这里,我将现实诗称为重型武器,抒情诗称为轻型武器。二者的结合构成韩庆成的诗歌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