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宫白云 于 2016-8-28 11:48 编辑
诗歌之大与诗人之小
宫白云 / 唐毅
宫白云：唐毅老师好，欢迎您来到《21世纪诗歌会客室》。
唐毅：白云好！
宫白云：在我的认识中，纯粹的诗人都是值得信赖的。而您的诗恰恰具备了纯粹的品质，您的诗歌创作一如您的为人：“在艺术，志于精致；在生活，志于情理。”（罗素语），且对伟大的汉语怀有深深的敬畏。您著作颇丰，不仅有多部长篇小说问世，还有散文集及获得的多种奖项。我想知道是什么样的机缘让您开始写诗？或者说您写诗最初的催动力是什么？谁对您的文学创作产生过重要影响？您最终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诗人？
唐 毅：嗯，真正的诗人都比较率性。率性的，也是纯粹的，当然值得信赖。罗素的话，说的是艺术与生活的关系。实际上，生活即艺术。在我新印的诗集《十九张机》里有一首《砚台山》，最后一句是这样的：“倘有吟存，又必与邻家所获瓜果无异”。我觉得啊，不一定要搞艺术的人弄出来的东西才叫艺术。在我的眼里，玉米、南瓜、豆荚……都可能是艺术品。在生活中有情趣，有情怀，并以此观照万物，才会对世界充满好奇。
我不止在一个场合讲到：无论西学如何东渐，汉语的光芒都是掩不住的。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智慧博大精深。作为一名汉语写作者，我的这种敬畏是天然的，是与生俱来的。而且，读书越多，这种敬畏还会与日俱增。
至于说“著作颇丰”，我还不怎么觉得。断续为文、为诗这么多年，有那么几本书，很正常。我也会不时翻读，也许是心境不同，有时觉得很好，有时又觉得不怎么样。写得久了，也有了一定的积累，就觉得好作品还是有，但不多，而且总是觉得，最好的作品还没有写出来。
我出生在中国西南部的四川农村。少时家贫，除了有限的课本，很少能够接触到课外书籍。父亲读过私塾，旧学功底甚厚，他给我谈及文学时，很多经典都能出口成诵。在没有课外书籍的那些日子，父亲便是我最好的课外“读物”。
父亲一生做过少爷（学生）、士官、演员、农民、手艺人……我应是出身书香门第的，尽管种种原因，其时书已不存，但另一种“书”却深植父亲的脑海中。少年时代，最能吸引我们的，就是听父亲讲故事。讲《水浒传》《牡丹亭》《西游记》……就像今天看电视连续剧。每至夜幕降临，我和哥哥、弟妹们便赶紧把母亲安排的活计做完，围坐在忽明忽暗的煤油灯下，听父亲的“下回分解”。
所以说，对我从文影响最大的，是我的父亲。
再至读小学，老师们都说我作文好，“会用形容词”，便对所谓文学产生了兴趣。父亲的熏陶、老师的表扬，还有那些从小就说我作文好的同学、邻居，均是促成我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人。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文学非常热闹。在我所生活的地方，也听说相邻的简阳县有一位周克芹先生，他当时的身份还是农民，他写的一部《许茂和他的儿女们》发表了（后获茅盾文学奖），大家都觉得他非常了不起。我的写作应该始于那个时候，由于身边缺乏“氛围”，缺少“砥砺”。一开始只是胡乱地写。后来，又为生计所迫，流落“江湖”。直到八十年代末从事新闻工作，才同写作挨到那么一点边了。
要说最终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诗人，我觉得安静写作最为重要。
但是，如果一位作者心里没有读者，那是非常糟糕的。每一位作者，其实又是自己作品的第一读者。有了作品，当然希望有人读到。可是，现在的所谓读者已然不是单纯的读者了，他们同时也可能写诗作文。那么，要有所建树，就要做诗人中的诗人，要做有别于其他诗人的诗人。
我曾多次说到“艺术创作野心”，我所认为的诗人中的诗人，是有大情怀的。在《关于中国诗歌的几点思考》一文中我就讲过：“一位真正的写作者，是具有‘王者风范’和‘领袖气质’的，他们有自己的写作理想。从某种意义上讲，甚至贯穿着一种‘帝王思想’，都在想建立起自己的帝国——纸上帝国。”
那么，有别于其他诗人的诗人，那一定是开拓性的。我认为所有的江山都是为诗人备下的。江山和诗人都是世间风景，他们惺惺相惜，甚至互敬为神。一位诗人写一条江，那江便是“他家”的了；写一座山，那山也便是“他家”的了。有诗为证啊！诗歌就是诗人来过世间的一份证词。
我说的开拓性，不是说写得要多，关键是要“有别”。
宫白云：唐老师家学渊源深厚，博闻强记，说得透彻：“要做诗人中的诗人，要做有别于其他诗人的诗人。”精彩之极，我想每个写诗之人都应该有这样的雄心。“诗歌就是诗人来过世间的一份证词。”也是诗人诗意生活的见证。
有些人的名字与某些特定的词语是密切相关的。比如在当下诗界，提起您自然就会想到“八行诗”。您是基于什么样的考虑来建筑这样的诗歌形式？它体现了您怎样的创作情怀或诗学抱负？而且我注意到您的诗观：“写诗就是使一些意绪成篇并为之命名。”能给我们具体阐释一下这句话吗？
唐 毅：您在这里提到了“八行诗”，我习惯称呼它们作“半口语”及“八行诗”。强调的是语言。一位作家如果没有自己独特的语言，是不可想象的。
关于“半口语”，山东的田暖女士在《灵魂的洞见和神性的自然——读唐毅诗集〈十九张机〉》一文中，是这样说的：“唐毅的诗不刻意修饰，却以他特有的遣词造句，将口语和书面语混嵌诗行，又不疾不徐地将现代语境和古典意象有机地复合在诗行中，从而形成古雅清新、灵动自然的诗风，既不先锋，也不传统，既有书面语的庄重，又有口语的谐趣，既融通古典意象和情怀，又将现代性的存在和写实统筹在他的诗歌构筑之中。”
那么，“八行诗”呢？我在《在日常生活的观照中采撷诗意》一文中，有这样的表述：“说到形制，一般情况下，诗意的‘事’或发现诗意的‘物’，可能就是一瞬间，这个过程应该不长。唐朝是中国诗歌的高峰，绝句、律诗，都不长；后来的宋词又是高峰，长短句，上下阕，也不长；再后来的元曲，依然是短制……所以借鉴绝句、律诗和词曲上下阕的组织结构，我写了一些‘八行诗’。”
我是这样认为的，诗歌应该是简而又简的，一般性抒写，八行应该可以解决问题了。如果“一般性抒写”过长，让人看上去“不太像诗”，读者也会望而却步。
如果有特别发现，可以写长诗。我现在也写所谓的长诗，属于“八行诗”叠加的那种。
说到诗学抱负，我讲一件与诗歌无关的事。去年年终，我们单位领导班子开民主生活会，大家都要作批评与自我批评。有位同事给我提的意见是：“对自己严格，选择朋友也严格”。所以我的朋友不多。实际上呢，工作之外，除了比较有限的交往，就是读书、写作，或者抄抄自己的诗，甚或想到只言片语的好句，便刻成一枚印放在那里……这是我喜欢的一种生活。为此，我在市郊建了一栋农家小楼，名之梓庐，只是周末住在那里。
如此，既可以融入社会，又保持一定距离，并将自己的观照诉诸文字。
这是一个很少人阅读的时代，很多人已经不能静下来认真地读一本书，甚至是一首诗，而种种打发时光的娱乐方式却在不断翻新，大多数人沉浸其间。如果我也同他们一样“打得火热”，于所谓的诗学抱负，可能就是一种奢谈了。
写作本来就是寂寞的，而且必须要耐得住寂寞。有那么几位朋友，不时同他们喝喝茶、谈谈天，也算了解社会了。如果交往太多，喝茶、谈天成了应酬，我是怕应酬不过来。我是一位写诗的人。我的那位同事，想的是要我做完人，甚至是圣人。诗人不是完人，更不是圣人，他们甚至可能是有这样或那样一些缺点的人。但是，一位真正的诗人必是古人所云的君子。君子坦荡荡，君子自强不息嘛。
至于我的诗观，写诗就是使一些意绪成篇并为之命名。意绪可以是一些不连贯的“象”，是一些“征候”，是诗歌发生或出现的前奏。当我们捕捉到这些“意绪”时，还只是一些不完整的诗的碎片，要使之成为诗歌，这个过程就是“命名”。
此前，我正在写一篇《诗歌，国之重器者也》。是的，我就是这样看待诗歌的。两千多年的中国文学史，几乎就是一部诗歌史。历史上的中国诗歌放诸世界，比任何一个国家都不逊色。但一到新诗，便有些黯然失色了。
中国新诗在继承和创新上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难题。向西方学习是必要的，但“新诗和旧体诗词不能一刀两断”，仍是有识之士的有识之见，可惜这种声音太微弱。在中国新诗继承与创新上，也有人尝试，但流于空泛，太过表面。所以有人说是一场失败的试验，应该就是指那一类 “中国新诗”。
宫白云：唐老师对诗歌的见解鲜明而又独到，集生活的从容与生命的达观于一身——看起来并不那么容易，可唐老师似乎轻易就做到了。让人佩服！“一位真正的诗人必是古人所云的君子”，这个观点在唐老师的身上也体现得甚为恰切。
汉语的本源已有五千多年深厚的历史，它作为诗歌的语言呈现了超凡的魅力，无论是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楚辞还是唐诗、宋词等都强大地烙印在中国人的血脉之中。这些文化基因我从您的诗歌气质中都不难发现，您的诗随处可见传统文化对您的影响与浸润，并有很大幅度的发扬和开拓。您是否认同传统文化是诗歌素质与品质的必由保证？我想知道您对于自己的诗歌写作有着怎样的设计或要求？诗歌在您眼里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唐 毅：近年来，已有那么一些同仁发现了中国新诗的这种方向性错误，正在“往回走”，重新审视关于传统承继的问题。
所谓“往回走”，当然不是原原本本照搬。既然有了中国新诗这一“新品种”，就像楚辞之于《诗经》、唐诗之于汉赋、元曲之于宋词是“新品种”一样，让新诗成为中华文化的宝贵财富，还需要一代代诗人的不懈努力。
今人赞美一个东西，喜欢用“最”字，比如最青春、最文艺、最时尚等等。那么诗歌呢，应该是最文化的。
我觉得中国诗一定要说中国话。首先是把话说利索，诗歌不是“弯弯绕”。诗歌总的就两种表现形式：一是直抒胸臆，即把自己的发现直接告诉读者；二是独运机杼，有弦外之音，即人们通常说的隐喻，把要表达的意思，通过对其他事物的言说加以暗示。
作为后者，容易被弄得有些“玄乎”的。有所指，有能指；有隐喻，有转喻……不一而足，而且容易被贴上“先锋”的标签。这样的诗固然是可以有的。但有的人往往因为后者而忽略了前者，即直抒胸臆亦非易事。诗之所以为诗，不仅在于明白或不明白，关键在明白却又不是人人所能够说明白。
我认为，要把一段文字弄得“不明白”不难，难的是“明白”又必须是诗。
所以我就想啊，当大家在所谓“先锋”的路上越走越远的时候，如果有那么一个人掉头而去，他是不是比其他的人更为“先锋”呢？
我曾在一篇小文中谈到，一位小女孩看到一尊即将完成的美少女花岗石雕塑，很是惊讶地问雕塑家：“您怎么知道她就藏在里面呢？”
天真的小女孩隐去了艺术的创作过程，道出了作品的“天然性”。好作品都是这样的。我常常把写诗的那个过程想象成为：一群人站在一块巨大的毛坯石前指指点点，议论里面究竟藏着怎样一个形象。诗人就是那位去掉多余的坯料的人，是把作品呈现给人们的“匠”。此处所谓的“匠”，同“匠气”的“匠”不同，更接近于艺术的巅峰。
说到诗歌，我一直心存疑惑。这一命名，如果放在古代，还算说得过去。但到了今天，就显得有一点“问题”了。诗是诗，歌是歌。后来我想，“歌”类似于古代的“颂”，有赞美的意思。所以诗歌是“向上”的，是需要仰望的。“向上”的并不全然是所谓“主旋律”，也可以有检讨、有批评，也是“正能量”。只有对万事万物皆怀敬畏之心，不因私而废公的诗人，才可能遇见好诗，写出好诗。
一些用诗歌的形式写“向下”的东西，是对诗歌的亵渎。有人把一些写社会底层生活的作品理解为纯粹的揭露，比如杜甫的“三吏三别”，同现在的某些“向下”的甚至“不雅”的完全是两回事。
中国诗歌绵延数千年，什么都可能有人尝试过了，而流传下来的，还是那些“向上”的作品。
不管诗歌也好，散文也好，小说也好，作品要“上得台面”！
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所谓地摊文学非常火爆。有些人专门写那种东西，多是凶杀啊，色情啊，一位作者表示，他从不把自己发表的“作品”带回家，不能让家人（特别是孩子）读到这些东西。
都说诗歌是文学中的文学，那就更应该“上得台面”。现在的有些所谓诗歌，恐怕其作者也不便示之家人又特别是自己的子女吧？却为何要示之社会？即便以此爆得大名，以此“上位”，也是为人所不齿的。
我一再强调，写作的“路子”要正。
前不久，我在微信上送别一位朋友时说：“天下人皆可苟且，我独不能。不仅有诗和远方，还有然诺。一个不重然诺的人，做不好诗！”
文品出于人品。最近经历了一些事情，我居然得出这样八个字：“诗歌神圣，诗坛丑陋！”这是我没有想到的。
宫白云：唐老师这番话让人受益匪浅！特别是：“诗之所以为诗，不仅在于明白或不明白，关键在明白却又不是人人所能够说明白。”一语中的，直抵诗写的本质。
我读过您不少诗歌，从内容到形式都兼备了汉语五千年的智慧闪光与人文精神，您自然的汲取，补充了现代诗所欠缺的画面感、层次感的意境，往往寥寥数语就提升了诗的品相。您的绝对“诗的诗写”为我们呈现了一个丰富的诗歌世界。在您眼里，“诗的诗写”具有什么重要意义？
唐 毅：谢谢白云，您过誉了！
说到“诗的诗写”，我知道您这句话是有深意的。也就是说，您也觉得现在有些所谓的诗不是“诗的诗写”。
中国新诗百年，特别是到了当下，互联网为诗歌的传播提供了便捷，许多爱好者纷纷尝试写诗。一方面我们要说，这是好事；从另一方面说，可能并非好事。上天吝啬，肯定不会下派太多诗人，不是写过一些像诗的文字的人就可以称之为诗人的。现在的情况是，因为一些人的“介入”，反而使得诗歌不受待见。
前些日子，我读到诗歌评论家吕进先生关于中国新诗的“变”与“常”的问题。这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新诗”之命名，显然是针对“旧诗”即旧体诗词的。新诗之于旧体诗，“变”就是要改革。但改革不是全盘否定，不是推倒重来。所以在改革的过程中，一定要正确把握好“变”与“常”的关系。哪些是可以改革的？哪些是可以固守的？
中国诗歌史上群星闪烁，仅以唐朝为例，陈子昂、李白、杜甫、李商隐、王维等，他们的诗能够流传至今，并且还将流传下去。他们作品中的“常”的那些东西，被非常多的当代诗人给忽略掉了。是的，他们属于他们的时代，格律属于旧体诗外在的东西，是旧体诗之为旧体诗的必要“装扮”，除此之外还有他们之为诗人的内在因素，那就是心灵、情怀，更广义的诗歌精神。
在读到一些引用的旧体诗词时，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以绝句为例，除了每个字的平仄，一三句可以不押韵，二四句押韵就可以了。由此，很多人便只引用一二句或是三四句，这样读来，所谓的韵就不见了。如：“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关于中国新诗的讨论，自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不曾停息过。特别是在它诞生30年之后，中国历史遭遇又一次大变革，既是共和国缔造者又是诗人的毛泽东先生对此亦不无考虑。1958年3月“成都会议”期间，他说：“我看中国诗的出路恐怕是两条：第一条是民歌，第二条是古典，这两个方面都提倡学习，结果产生一个新诗。形式是民族的形式，内容应该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现在来回味这句话，应该说，这只是新诗发展的一条路径，而不是唯一路径。
前些日子，一位诗友告诉我，他认识的某位“大家”对一位登门拜访者说：“你先把韵搞清楚了，再来同我谈诗……”我听后愣了一愣，不知道接下来该说些什么了。
他所转述的那位“大家”的话，的确非常“霸气”！
我望望座中另一位可以谈诗的诗友，说：“看来，诗歌不是见人就可以谈的。有些时候，沟通起来会特别困难。”这位诗友竟点头称是。也许，这样的场面，他也是遭遇过的。
我是主张新诗可以摒弃“韵”的。这也就包括我在前面提到过的“民歌”一类的方向性指示，有可能是一条歧路。
说到继承，既然叫做中国古诗和中国新诗，其间必然有相同的东西存在。先找到它们相同的： 1、都是汉语写作； 2、都是带着感情表现事物本质。不同的：一个有韵，一个没有韵；一个有格律，一个相对自由。那好，当我们走进古诗词，就权当它的格律不存在，那么，这时您感受到了什么？我想到的是“格物致知”。
中国历史上不乏诗歌巨匠，浪漫主义、现实主义，隐逸、禅宗……就中国新诗而言，我们要继承的不是格律这类外在的“装扮”，而是走近这些巨匠的内心，把他们的生活方式、思考方式，以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文情怀继承过来。可以“无视”其“条条框框”，直奔主题，直取那一种“精神旨趣”，是为“诗的诗写”。有了这些东西，中国新诗才会从骨子里透出汉语诗歌的光芒。
宫白云：“上天吝啬，肯定不会下派太多诗人”。唐老师说得好，能够青史留名的诗人可谓是凤毛麟角，大多数诗人充其量只能算是写诗的人。
那您是怎么看新诗、旧体诗和翻译诗这三者之间的关系的？
唐 毅：一百年来，中国诗人也不少。奇怪的是，近一二十年来，他们的诗好像同中国关系不大，倒更像是一些中国的“外国诗人”。就中国新诗而言，一些人因为没有艺术准备，浮在表面，引经据典寻章摘句转述套改。一位诗友对我说：“堆砌不是继承！诗歌是文人精神的一种自然流露，是不经意间的举手投足。一个有底蕴的人还用专门写诗吗？”
说到外国诗对中国诗的影响，就不能不说到翻译，我在《关于中国诗歌的几点思考》一文中，对此已有过论述。在此，我要补充一点，即翻译诗的质量，取决于被翻译语种诗歌的质量。有点“绕”，好像不甚明白。比如：一首英语诗，人家写得很好，现在要翻译成汉语诗，可是，我们的汉语新诗尚在探索之中，那么，这首被翻译成汉语的诗质量又会如何呢？
具体一点说，匈牙利诗人裴多菲有一首在中国脍炙人口的《自由与爱情》：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
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
这首诗的表意非常清楚，就不多说了。细心的读者会发现，这首诗同中国旧体诗的“五言绝句”很相似。那么，是不是“老外”也会写“五言绝句”呢？这是殷夫先生1929年翻译的，同那个时代中国诗歌所处的大背景是切合的。只是用了原诗的意，却穿了一身“唐装”。
再读德国诗人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的《浪游者的夜歌》：
一切的峰顶
沉静，
一切的树尖
全不见
丝儿风影。
小鸟们在林间无声。
等着吧：俄顷
你也要安静。
这是梁宗岱先生的译本，处在中国新诗的起步阶段，还用着传统诗歌中的韵，也是中国新诗当时的形态。
一切峰顶上
一片宁静，
一切树梢上，
感不到
一丝微风，
林中鸟群已沉默。
稍等，片刻，
你也将安静。
这是飞白先生的译本，已经比较现代，韵不在了。虽然很多外国诗本身是有韵的，但是今天我们读到的翻译诗大都没有。这说明什么？说明中国新诗语言已相对成熟，也相对自信。在不能阅读原诗的情况下，我们读一首从外国译过来的诗歌，“得到”的就是一种“精神旨趣”。这和我在回答上一个问题时说过的，新诗在旧体诗那里所要继承的，也是一种“精神旨趣”，有同样的意思。
我之所以说中国新诗已然相对自信，即由一段自由的话构成，因为别有意味的语言及内在节律，便成其为诗。
尽管中国新诗远未定型，仍在不断的探索之中。但要不靠格律的“装扮”让一段话成其为诗，肯定不是那么简单的。
我曾经说过，较之于旧体诗，写新诗应该更难。
正因为如此，新诗才会有过那么多的试验。比如，一段有意思的话算不算诗？这一段话有可能就是小说的、散文的，甚至是评论的分行，有时还可能是戏剧的某个片断的文字分行。
我要说的是，对于新诗的所有试验都是可以被允许的。不过，我们身处这个“时代的洪流”之中，甄别起来会比较困难。但是，我相信时间会解决这一切。有的会被淘汰，有的会被沉淀，有的会被发掘，有的会被正名，所有的试验、所有的流派，可能在三百年、五百年后，被集中到不太厚的那么一部《中国新诗三百首》中。
当然，这样的工作，现在就已经有人在做了，已经有了比较多的“三百首”选本了。
我要说的是，新诗是一件正在发生的、进行着的事，成绩尚难以统计。我说的那部《中国新诗三百首》，可能会是多少多少年以后，所有选本之选本，大浪淘沙，是真正能够代表中国新诗多少多少年最高成就的一部选本。
宫白云：唐老师娓娓道来，严谨、深入、细致，有自己的思想与理念。特别赞同“对于新诗的所有试验都是可以被允许的”。
南宋诗论家、诗人严羽在他的《沧浪诗话》中说：“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您的诗正是具备了“别材”与“别趣”的品相。在您内敛的、舒缓的陈述中所获得的清晰与准确、朴实与明澈正是您诗歌的“别材”与“别趣”所在。您以客观的方式传递着主观的心灵，在映照的同时谋求与生命、人生的关联，使万物与个我有机地融合。看似在描写平凡的事物，但诗歌的情感却不平凡。您的诗既保持了中国传统文化纯洁的理想与浪漫主义的深邃意境，又对人心含有一种温暖的宽慰。您是少数能将深刻的人生感悟和细微的风貌刻画与宏大的历史感、人文感融为一体的诗人，您的诗是真正的“小诗行、大容量”。在这里，能否给我们谈谈您重要的创作经验？
唐 毅：您过奖了！我的诗也许没有您说的那么好。
“别材”是说诗歌创作要有特别的才能，譬如审美直觉能力、艺术想象能力等；“别趣”则是说诗歌要有特别的趣味，不能流于发发议论、讲讲道理。
我好像已经讲过，诗人是需要有一定天赋的，这就是“别材”。而“别趣”呢，我始终认为，与意象关系紧密。或者说，就是一段文字要有画面感，可以寓理于画，寓情于画。
那么，有人就会说：既然这样，何不画画就可以了。那不一样，用文字描摹的事物，于不同的读者，会有不同的联想，那画面也是不一样的，何况还有“画外音”呢。
我是很佩服一些古人的，隔着那么远的时空，他们说过的一些话，言犹在耳，而且有的一点也不过时。
所谓别材与别趣，都是诗歌创作所需要的。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想想古人做诗，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简单。所有的规矩早已经定下，想做诗了，“依样画葫芦”就是。不过，他们也得绞尽脑汁，苦苦寻找所谓的“诗眼”。此种“寻找”，也是新诗所必须的。
从文近三十年，自新闻始，至诗歌、散文、小说乃至评论，每一种文体我都用过几年甚至十几年去做专门的研究、尝试。对于诗歌，更是情有独钟。相对说来，一位作家有成熟的作品，就有不成熟的作品。“悔其少作”我也有过。后来我写散文，又写小说，但诗歌一直是若即若离，不时写一些，后来也编过一个集子，现在再看，有些作品还是可以的。我说过，如果不写诗，我也不知道我今天的文字会是怎样的。诗歌写作对我的语言风格的“养成”，意义非同一般。
对了，文字就得“养”。它们就像一群“小精灵”，认识的，不认识的，原本都还在别人家（别的书中）住着，“养”久了，你“嘀铃铃”一唤，就全都跑到你家来了。
有的人在很年轻的时候就能写出属于自己的“代表作”，有的人可能会很晚。据资料介绍，屈原62岁写出《天问》，陶渊明48岁写出《饮酒》，杜甫56岁写出《登高》，白居易44岁写出《琵琶行》，但丁56岁写出《神曲》，艾略特60岁写出《四个四重奏》，歌德83岁写出《浮士德》，米沃什90岁写出《晚熟》。
经过多年历练，文笔、思想都相对成熟，这时出大作品，应该是不难理解的。
此前，一些报刊约稿，要求列出自己的所谓“代表作”，面对自己的几本书，我还真不知道哪一本、哪一篇、哪一首可以算作我的“代表作”，所以多半会含糊其辞。
还好，在所谓知天命之年，我开始了诗集《十九张机》的写作。这是我最有辨识度、最具创造性的一部作品。当然，现在只是作者的自我感觉，尚需“时间老人”无情的检验。
在诗歌的国度，诗人都是戴着王冠的。所有的文字，都可以由诗人驱遣。所有的山川，都在等待诗人“命名”。
这就是我要讲的“诗歌之大”。我一直以为，写诗是很高尚的一件事，诗歌之大即诗歌是伟大的。诗是诗，人是人。真正的诗人除外。在西方，有专门掌管诗歌的女神，她的名字叫缪斯。诗歌的神圣，不会因为“诗坛丑陋”，因为有人蝇营狗苟，因为有人肆意作践而有一丝一毫的减弱。
我没有什么重要的创作经验。我写有一首《等》：
窗外似有人问我在等什么
我说我在等诗
惯常的约会。一朵浅笑
一袭浅色旗袍——会否突然闯进门来
诗不来，我的灯盏不灭
如果她能亲见
寂静的深夜，我仍然在等
就知道这一片光明，也是留着给她的
具体到创作，这实在是一个“笨办法”。
从大的方面来讲，一位诗人还是要多“养”。 养鸿鹄之志，养浩然正气，养自得其乐，养宠辱不惊……我说过，诗歌是具有神性的，同时又是知性的。知性即文化性，一首百字小诗既要有诗意构筑，还要有文化底蕴。所谓底蕴，也是“养”出来的。
宫白云：唐老师说到的“养”，特别有见地。所谓修身养性之于诗歌，也是必须的吧。
万物都有印记，万物都可以还原为一个象征，这在您的诗歌中体现得尤为真切。而在我看来，象征应该称得上是诗歌最为贴切也最为适宜的表达方式，您认为呢？您怎样看待诗歌的象征？对诗歌的象征有怎样的心得与我们分享？
唐 毅：去年9月，应江苏的胡弦先生之邀，我到南京参加“中国新诗百年·南京论坛”。我讲到：“所谓诗歌写作，就是诗歌写作者认识世界、反映世界的一种方式。当一位诗歌写作者成其为诗人，也就具备了相对强大的感应能力，优秀的诗人都是具有天人合一的大智慧的。走到哪里就能够感应到哪里，所谓耳闻目睹皆可以是诗。”
我还写有一首《今夜》：
今夜，深浅如往常
有沧海化入空气，那一点水意还是可感的
如果要端正北斗
我就写下光，写下电，写下火石
今夜，我仍在书斋
将以自心为圆，思接想象之外至无以复加
并许万物为诗歌
许我排列的星星，都是生动且安稳的
我认为，“象”之于诗歌非常重要，甚至于可以说是诗歌之“本”。“无象不成诗”啊！我不知道古人是否说过类似的话，反正我是这样认为的。
前不久，我在一幅扇面上写了“诗为心画”四字。也算近段时间以来，对这个访谈的一点思考和反映。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是的，世间万物皆可以为诗人所用。
有词牌曰《解语花》，相传唐玄宗太液池中有千叶白莲，中秋盛开，玄宗设宴赏花。群臣均叹莲花之美，玄宗却指着杨贵妃说：“那莲花怎比得上我的解语花呢？”后人制曲，即以此为名。
这位玄宗皇帝倒是一下子就讲到点子上了。此即象征。以花比人，两样形象，枝节横生。
《易》说“立象达意”。即用实物表现情感思维，是一种意识的物化、抽象的具象，目的是增加可感性。诗人在表达难以名状的情绪时，是可以将此转嫁归结到某种“物”上的。作为艺术本身，一种象征物可以替代万语千言。艺术是简约的。象征如闪电，一下子就将天空擦亮，常常是电光石火，有一语惊醒梦中人的效果。
我的“半口语”及“八行诗”自然离不开象征，长诗《十九张机》，象征意味更浓。有评论认为，“那是作者于瞬间求永恒的写作姿态所决定的”。以诗歌的形式呈现历史面貌，需要高涵盖、高浓缩，并将抽象的发展史固定在具体的物象上，让读者看到历史教科书难以看到的“细部”。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些“约定俗成”的东西。在《宋瓷》一诗中，我写到了渔樵耕读和瓜瓞绵绵。这两样东西，是明清青花瓷器绘画中的常用题材。渔樵耕读可以有不同的画面，表现的是人们生产、生活的田园之乐；瓜瓞绵绵则取其藤蔓缠绕、瓜实丰盈，以喻子嗣繁荣、后继有人。
还有一种汉砖人物造像，现在看上去有些“古”，在当时，可就是现实生活的反映。
曾经，我谈到过孔子的“兴观群怨”。其中，他强调说，读诗可以知道不少鸟兽草木的名称。这就很有意思了。这说明了什么？说明我们的诗歌中是可以有这些东西的。
我喜欢一些“具象”的东西，喜欢用文字展现其风貌，即所谓“托山寄情，附水写意”。万物只是给了我们诱因，诗歌是来自于大自然的，自然也应该还原到大自然当中去。通过诗写的山水、草木、虫鱼等等被“放还”，也就有了灵气，被诗人那么一鼓捣，便被赋予了更为广大的生命意义。
但是，诗歌是一门综合性的艺术，不应该过分强调某一方面。比如强调鲜活的口语可以入诗，这并没有错，错在泛滥！有的已经到了不是口语而是“口水话”横流的地步。
意象与书面语、口语，皆是我的“半口语”及“八行诗”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在中国新诗的表现形式上，我提倡节制、节制、节制！好在我们已经看到，一些诗人已经在把诗歌往“短”里写了，这应该也是一种自觉，是一个非常好的、新的开头。
宫白云：唐老师底蕴深厚，学识渊博，引经据典，让我有一种“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的感觉。
据我所知，《九张机》是词牌名，留存数量很少。您为自己的诗集（含其中一首长诗）取名《十九张机》有着怎样的用意或寓意？我还注意到，在您的诗集《十九张机》里，有一些写地域的篇章。据了解，您写过一本散文集《遂州八记》，并因此被称作“遂州先生”。您怎么看待地域文化对诗人的影响？
唐 毅：诗集《十九张机》印行后，不时接到一些诗友的问询，什么意思啊？有点揣摩不透。其实好懂，大家知道《九张机》是词牌名，我不过是觉得这个词牌名好，稍作改动便借来一用而已。
当然，要讲清楚《十九张机》的由来，就不得不说到其中的一首长诗《十九张机》。
去年6月，本市公安文联成立，请我去做一个讲座。我讲到了中国诗歌和中国文化，大意是说，中国历来就是诗的国度，但至今日，新诗不再是“文学中的文学”，让很多的诗写者都不那么自信了。究其原因，与“新诗身份未定”“新诗无大师亦无读者”有关，从来就是世界诗歌大国的中国，中国新诗把诗歌的大国地位给弄丢了。有感于此，我将中国诗歌同中国文化放在一起，根据中国历史一些颇具代表性的意象，写成长诗《十九张机》。我把自己的这一首诗，视作中华民族的一部“时间简史”。
因为之前创制了“半口语”及“八行诗”，在写这首长诗的时候，我感觉此前对诗歌的研究、尝试，都是在为这一首诗的问世打基础。
长诗《十九张机》为十九章（也可以叫十九个单元），缘于我对《古诗十九首》的喜欢。在古代汉语中，“张”与“章”有时是“通”的；“机”则有天机、玄机之意，也可以理解为“密码”。实际上，一部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一份“时间密码”。
这首诗发表在《鸭绿江》杂志2016年2月号上。责任编辑柳沄先生在收到此稿后，打电话给我，对这首诗给予了充分肯定，希望在他们的刊物未发表之前，就不要给其他刊物了。并在最后连说了三个谢谢，“谢谢你把这么好的稿子给了我们”。日前又接到通知，《诗选刊》将在今年第12期“年度大展”予以转载。
真正写好诗的人，产量不会很多，一年至多几十首，在纸媒也好，新媒体也好，都不愁发表。如果真的握有好诗，还可以选择影响大、专业性强的媒体发表。毕竟奇货可居嘛。我从来不相信“太白斗酒诗百篇”，觉得那更像是传说。
写诗是有难度的。
缘于对长诗《十九张机》的喜欢，我把自己的诗集也命名为《十九张机》。
现在颇流行一种人文地理写作，我当然不是说流行的就是好的。诗集《十九张机》里的确有那么一些写地域的篇章，比如《红海》啦，《涂家庙》啦，《龙凤古镇》啦，既是地名，也是篇名。
我认为，每一位写作者，对世界的认识都是从“身边”开始的。出生的地方、工作的地方、游历的地方，都是“身边”。甚至可以这样说吧，如果一位写作者对“身边”的事物不感兴趣，很难说他对于这个世界会有什么兴趣。
是的，我写过一本小册子，叫做《遂州八记》。遂州是我现在工作和生活的城市遂宁的古称，地处四川盆地中部，历来就有“川中巨邑”“文贤之邦”的美誉，灿烂的涪江文明孕育了陈子昂、黄峨、张问陶等著名诗人、文学家。
作为一名文字工作者，我们当然不能“躺在老祖宗的功劳薄”上睡大觉。
有人说，方圆几公里的地域便可成就一位作家或诗人，有的甚至只需一朵花就够了。还有人说，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
我想说的是，方圆几公里的地方想必也承载不了太多的作家或诗人。就像金字塔，有塔底和塔身，能够站上塔尖的人毕竟不多，但塔底和塔身是基础，没有一种“设身处地”的氛围，要产生伟大的作家或诗人，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还是在南京的“中国新诗百年·南京论坛”，那次论坛的主题为“诗歌写作与历史资源”，就此，我讲到：“人文地理写作不能沉溺于‘自娱自乐’，如何找到其文化特性与人类精神的共性？使‘地理写作’一跃而成为‘普世写作’，具有一种人所共仰的精神境界。”才是最最重要的。
宫白云：噢，原来《十九张机》还有这么多的寓意与玄机。看来我们都要为唐老师说的那种“普世写作”而努力啊。
您闲来不但写诗作文，还耽于金石、书法，并自成一体。都说艺术是相通的，您的体会是怎样的？
唐 毅：某些技艺上，我相信“异秉”的存在。而更多的技艺通过后天的努力也可以学会。比如书法、金石，天赋非常重要。比如自幼写得一手好字，有人说是“手风好”，其实就是所谓的“异秉”。
我庆幸自己有这一方面的爱好，且自认为“鉴赏水平高于实际操作水平”。也就是说，要识得金石、书法作品的好与不好，往往需要常年浸润其间。而我呢，不过是偶尔为之，不时自稿纸上抬起头，放下写作，在砚池或印石间跋涉一番，既可以是一种休憩，也可以是一种运动。如您所言，艺术是相通的。书法的浓淡枯湿，金石的抱残守缺，对于文学的审美，都是可以有的。在此，我要再一次用到“养”字。审美观也是“养”成的，所以有修养、学养、涵养这样的词汇。
说到“自成一体”，同写作一样，要么不写，要写就要与众不同，要有自己的风格。书法、金石，可能更直观，特别是书法。书法是视觉艺术。现在大家都在说，诗歌的同质化严重。那么书法呢？我曾经讲过，所谓颜柳欧赵，学任何一家，如果不从临帖中“走出来”，学颜字，写得再好，也不过就是所谓“颜真卿第二”。我所希望的好诗，就是蒙住署名，只读诗，也知道作者是谁。对于书法，我想也应该是这个样子的。书法要“有体”，可以像别人，又不能全然像别人。
古人云：“等闲识得东风面。”有了金石、书法的审美情趣，回头再看诗歌、散文、小说，会有一种“通灵”的感觉。我一直认为，作为中国人又特别是读书人，把中国字写好，乃是应尽之责。
今年元旦前夕，在抚顺与辽宁的李犁先生小饮，也曾谈及书事。他说：“写字啊，任何一幅作品，只能写第一遍。那些墨迹，是完全本真的流露，写错、写漏字了，都是本真的。写第二遍就会刻意，刻意就是装，就是做……”
他的话似乎并未讲完，但我已经听懂他要表达的意思了。
我最近抄自己的诗，每一首诗都只抄一遍，如果不满意，当天便改抄其他的，至少要在次日，才又抄之前没有抄好的那一首诗。
所谓书法，就是书写（这里指写字）的技巧和方法。有人说，这就像一个人学做旧体诗，还处在学习音韵的阶段，只是在朝着做成一首诗的方向发展。一个一直在学习阶段的人，怎么可能是什么家呢。只有写出好诗的人才可以称作诗人，而一个只会一点音韵的人不是。也就是说，不可能有什么一辈子都在练习技巧的“家”。有人进而得出结论：“世间本无书法家。”
如果说，在孩提时代，初识汉字，学学习字的技巧或方法，那应该是可以的。也许，有人会说，学无止境，人家一辈子就做这个事情了！
我们应该明白，所谓学无止境，可不单是学习的学。
纵观历史，在书法方面卓有成就者，所谓天下第一行书：王羲之的《兰亭集序》首先是文学作品，然后才是书法作品。那么，天下第二行书呢，就是颜真卿的《祭侄文稿》，是一件草稿。再说天下第三行书，即苏轼的《寒食帖》，那是东坡居士所做的两首《寒食诗》，诗思还在笔端附着呢。
而且这三件逸品，传说都是“原创”，即写了一遍，想要再写，却再也写不到那么好了。
孙过庭《书谱》有云：“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仅得其下。”语出《易经》，即一个人制定了高目标，最后仍然有可能只达到中等水平，而如果制定了一个中等的目标，最后有可能只能达到低等水平。
从《易经》到《书谱》，这句话的意思都没有变，就是做什么事，包括治学，当然也包括写诗，一定要志存高远，才有可能达到一个比较高的境界。
宫白云：唐老师的体会深刻：“要么不写，要写就要与众不同，要有自己的风格。”我想这不仅限于诗歌写作，其他文体的写作也应如此。
当下最不缺少的就是诗人与诗歌，可以说遍地都是诗人，遍地都是诗歌，但真正意义上有分量的“好诗”少之又少，思想重量与艺术水准达到完美统一的更是极其罕见，不是思想重了就是艺术轻了。反之亦然。那么诗歌到底写什么？怎么写？才能写出它的“好”，它的分量？特别是对初学者而言，期待您能给一些建设性的意见。
唐 毅：这实在是一个悖论。一方面，写诗的人多。有人将这个时代的诗写同盛唐作比较，认为比那个时代还要壮观。一方面，好诗寥若星辰。一位诗歌编辑向我抱怨，邮箱总是隔三岔五被弄得“瘫痪”，但要找可以发表的，比披沙拣金还难。要找能发头条的作品，那就更难了。
那么多所谓的诗不能发表，数量庞大的投稿者不在自身找问题，“怨气”还得发泄。由“怨气”而“戾气”，便有了“官方诗人”“民间诗人”之分。这一股子“戾气”在网络发酵特别快。
我也相信，在石沉大海的投稿中，肯定有那么一些好稿未被发现，有所谓“遗珠之憾”，但刊物存在“稿荒”，也是不争的事实。
很多人把诗歌理解为“内心的宗教”，其虔诚令人动容。前些日子，一位文学爱好者向我请教写作。我告诉他，写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带着一种什么样的情怀去写。如果有情怀，你所要表现的一草一木就不一样了。
我曾应《绿风》诗刊之约写过一篇创作谈《记得》，其中引用美国女作家梅·萨藤说过的一句话：“如果一个人专心致志地看一朵花、一棵树，草地、白雪，一块石头、一片浮云，这时启迪性的事物便会发生。”在应《诗潮》之约的另一篇创作谈《在日常生活的观照中采撷诗意》，也强调了观察的重要性。
写作就是寻找真理，发现真理，告知真理。
有时，我也会思考自己写作的意义何在。写又如何？不写又如何？是的，不写作，可能不影响什么。一位评论家在论及我的诗时引用过一句话：诗歌不能阻挡一辆坦克，甚至不能像演说家一样鼓动人们走向战场。我想，这不是绝对的。比如田间先生的街头诗，就曾鼓动过很多热血青年奔赴前线抗击侵略者。
诗歌有用还是无用？这个话题说起来就长了。但是，一件真正的作品对后世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那些说诗歌无用的人，是不自信的。严重的不自信。我始终相信，是真名士自风流，是真诗歌自流传。所以好作品不会被遮蔽，好诗人也是不会被遮蔽的。
在古代，《诗》乃“六艺之首”，依次才是《书》《礼》《乐》《易》《春秋》，此六艺，又被称作“六经”。
前不久参加全省报纸副刊好作品评选，一位副刊编辑请我读他笔记本电脑上他写的散文。我告诉他，一定要把形容词从文章中“干掉”，多用名词和动词，要去“烟火气”，要返朴归真。
曾经，我也为自己“会用形容词”而沾沾自喜。现在则钟情于内敛、舒缓的叙述。说起来就这么简单，但我走了很多年才明白个中道理。一首诗，首先要是美文（鲜有形容词的美文），然后才是美诗，美文是“台阶”，美诗即“远方”。
美文是“通透”的，结结巴巴、扭扭捏捏就是不通透。有人说，好文章是世间的一脉山、一条江，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是天然的（天生的）。如果还有一点刀凿斧痕，那就是不自然的。好作品要是鬼斧神工。“通透”即不需要解释。有人说，诗是不可译的。我要说，诗是用不着解释的。
真诗人均是“天才”，其所出作品，不仅仅是要无中生有，还要是世间之绝无仅有。
无中生有需要与众不同的发现。别人讲过的属于陈词滥调，只有未经别人道及的，才是发现，才可能从无到有，而且必须是真理，不会被任何质疑和辩驳所击倒。
我说的“天才”是加了引号的。在长诗《鸿雁，或雁南飞》中，我是这样说的：“所谓鸿鹄之志／本属天性。但我也会在湖畔起舞／就像一些人会说唱／一些人会耕种。所以我的尾巴较短”。说唱与耕种，既是社会分工，也有一个社会角色的问题，关键在于“会”什么。
宫白云：唐老师也说得“通透”，太有启发性了。一定要把形容词从文章中“干掉”，多用名词和动词，要去“烟火气”，要返朴归真。——分享宝贵经验！
您是实力派诗人，通常情况下，什么样的诗会使您一直读下去，或者什么样的诗您根本不读？另，您期待什么样的读者读您的诗？您最满意自己的哪几首诗？
唐 毅：呵呵！所谓实力派诗人，要看在什么情况下而言。我觉得，不断有好作品问世就是有实力的表现。反之，您见过鲜有好作品问世的“实力派诗人”吗？
写作是一种非常个人化、个性化的劳动。诗歌有所谓的“派”，真正的好诗人是不屑于把诗坛搞得像一个江湖那样的。但是，诗人间正常的交往和相互欣赏是另一回事。
写诗要讲机缘巧合，读诗也要讲机缘巧合。
我这样说吧，读什么没有多少刻意，多是随缘。这是不是有那么一点宿命的意味。是的，出作品和读作品都是这样，读得到的终将读到，读不到的可能永远也读不到。
在《大境界与小清新》一文中，我就说过：“我们在吸收营养的时候，要尽量地‘贪多’，在出作品的时候，又要尽量地‘贪少’。做学问要站得高，可以高到云端里去。同时，出作品又要把身段放得低，甚至可以低到尘埃里去。”
所以我要告诉您的是，没有什么样的诗会使我一直读下去，也没有什么样的诗我根本不读。
至于期待什么样的读者读我的诗，在《隔，不隔》一诗中，我是这样想的：
届时这些墨迹应该还清晰
五十年是微不足道的
五百年、五千年，抑或要更为久远
相隔的时光会尘封掉许多文字
当这些明白如话的小呢喃
在未来的某个夜晚，抵达你的案头
便如一缕清风的抵达
那时古往今来，想必是不隔的
古人云：“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您问我最满意自己的哪几首诗？一时间还真说不上来。总的来说，对于诗集《十九张机》，至少现在还是比较满意的。
写诗不一定就只是读诗，也可以读其他方面的书。前些日子，我就找了明人张岱的《夜航船》放在枕边，准备临睡前读一读。这是一部百科全书类著作，广采博收，非常丰富。又都是片断似的，颇适合于那种时断时续的阅读。
在《夜航船序》中，张岱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昔有一僧人，与一士子同宿夜航船。士子高谈阔论，僧畏慑，拳足而寝。僧人听其语有破绽，乃曰：‘请问相公，澹台灭明是一个人、两个人？’士子曰：‘是两个人。’僧曰：‘这等尧舜是一个人、两个人？’士子曰：‘自然是一个人！’僧乃笑曰：‘这等说起来，且待小僧伸伸脚。’”
高谈阔论不好啊！有时候我就想，多少年多少年以后人家在书斋读到我们的诗，会不会让我们腾出一小块地儿，让人家伸伸脚？或者就那么一笑而过。
我曾经说过：“书生本色是诗人。”这句话怎么讲呢？我常常自许为读书人。只是在读书之余，又写了几本书而已。
尽管很长一段时间，我可能不写诗，但对于诗歌，从来就不曾离开。我在前面已经讲过，诗歌是文学中的文学，说诗歌就是在说文学。那么，搞文学的人多了去了。我以为啊，一位成熟的作家（书生），无论写不写诗，他都是一位“诗人”，这是其“本色”所决定的。
一位成熟的作家，几乎就是“通才”。比如苏轼，不独诗词，还是唐宋散文八大家之一，他的《东坡志林》，可以视作小说。再如鲁迅，也是散文、诗歌、小说兼修的，并且每一样都“拿得出手”。我常常说，别告诉我你只会写散文，不会写小说，或者说你只会写小说，不会写散文，更不会写诗。那我只能说，你的修为还不够。
我对一位学生说过：“只写诗的人呢，不去经历其他文体的淬炼，容易自我陶醉，觉得写诗很了不起。其实，我要说，小说是诗的，好的小说不是被称作史诗吗；散文也是诗的，偏偏有那么一些人，一篇散文都写不通，就敢写诗，也太不把诗歌当一回事了！”
宫白云：与唐老师对话，真是享受，仿佛在参加一场是知识、学问、修为、涵养的盛宴，让人其乐陶陶。
全媒时代，诗歌的载体发生了彻底的革命。对于纸刊与网络传播您是怎么看的？您会对网络上传播的好诗青眼有加吗？在您看来，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诗人和社会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您如何定位自己的文学身份？
唐 毅：在前面我们已经谈到过，我喜欢金石、书法，时不时也会将自己的诗用毛笔抄在宣纸上。在古人那里，可能是司空见惯的。在今天呢，用宣纸抄新诗的也有，但是可能不多。抄在宣纸上的新诗仍是新诗，宣纸只是一个载体。谁也不能说，新诗只能敲在电脑上，发在微信里啊！
有人说，现在发表诗歌，只消动一动指头就可以了。这话原是不假的。但是，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看重在纸媒发表呢？究其原因，诗歌还是有“门槛”的。
在网络，写了就可以发表，文字可以随意一些。纸媒不一样，有专门的编辑、主任、主编，审定以后才可以发表，至少有那么三道关口要过。
同时，我们还应该肯定网络传播的优势，其覆盖面是纸媒难以企及的，也使我们能在第一时间看到全国诗人的新作。我就经常浏览全国主要的诗歌网站，及时了解诗坛动向，并不时能够读到一些佳作。
说到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我要说的是，生于某个时代，不是我们所能够选择的。也就是说，人生不可以重来，我们只能活在当下。在工作和生活中，可能会有这样那样的不如意，但只要保持一颗平常心，坦然地面对一切，就可能会觉得，上天待我们已经不薄了。
前不久，安徽的方文竹先生编了一期《纪念“八六大展”30周年·中国第三代诗人特别推荐》专号，向我约稿，我犹豫了一阵才答应下来。一位诗人，愿意分出一些精力为诗歌做一些事，是应该受到尊重的。在《滴撒诗歌》的这期专号里，您对入选的诗人逐一进行点评，也付出了非常大的劳动。
现在来说说我为什么犹豫。
从年龄上讲，我应该属于第三代，从发表作品的时间上看，我可能要算第四代。我真正意义上的写作，应该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一会儿散文，一会儿小说，一会儿又是诗歌。虽然我发表的第一篇作品介于诗与散文之间，但对于诗歌，似乎还是有些抱愧的，用了三四年时间来“弥补”。回过头来看这三四年间，我认为很是值得。一方面，工作不允许写长的东西，而诗歌的写作不需要那么“连贯”。
但是，通过这三四年间的持续创作、深入研究，发现新诗问题多多。接下来，我想做一些中国新诗理论方面的研究。
为此，我婉拒了一些诗歌活动的邀请。对于诗歌活动，诗人们在一起叙叙旧、谈谈诗，于诗歌创作是有益的。但是，我觉得自己还是应该有选择地参加，不能因此成为所谓的“诗歌活动家”。
我供职于一家地方报纸，分管副刊并兼任主编，我们的副刊也发表诗歌，作者遍及全国。我希望大家能够记住的是我的作品，而不是其他。
所以，我一直在想，我的梓庐要不要再有一个别名，或者就叫做“采诗楼”。我要尽量少的抛头露面，只管在梓庐采诗。而读者呢，也只管读我的诗就可以了。
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诗人既可以是社会与生活的体验者，同时也可以是观察者和记录者。现在我要说说“诗人之小”。作为个体存在，诗人可以有自信，但不能盲目自信，在未成为“大诗人”之前，把自己看得渺小一点，再渺小一点。谦虚使人进步嘛。所谓文学身份，那是要由后人来“界定”的。我发现啊，一些人总是在匆忙地作自我鉴定，老是说别人的作品如何不堪，又说自己的作品如何的好。这种“自证”的方式，是颇值得玩味的。
我相信，中国新诗会有属于自己的历史地位，会有属于自己的辉煌与荣光。仅就“新”之于“旧”，只缘身在此山中，中国新诗的伟大，并非今天的人们可以完全认识的。
而我们，可能就是伟大的中国新诗的一位过客！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只是历史的巨轮荡起的一朵浪花，或者是一朵浪花漾过那么一下的一棵水草。
宫白云：唐老师真是儒雅谦逊，对诗歌的敬畏之心令人敬重！
最后一个问题，怎样看待诗歌流派网站或者对它有什么建议？
唐 毅：诗歌流派网站影响大，是适时了解中国诗歌动态的窗口，这里聚集了许许多多的诗人、诗歌评论家和诗歌爱好者。希望它永葆青春，守住这片精神家园，为我们所钟爱的诗歌做更多实事。在此，也祝它越来越好！
宫白云：感谢唐老师的评价与祝福。
【现场精彩问答整理】
韩庆成：欢迎唐毅兄光临白云主持的21世纪诗歌会客室！第一次听到《华语诗刊》这个名字，还以为是一份专业的诗歌刊物，后来知道是遂宁日报主办的一份诗歌报纸。安徽的《诗歌报》从报纸改为刊物后，中国好像就没有公开发行的诗歌报纸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华语诗刊》的创刊弥补了这个空白。一个地级市的诗歌报纸，能够把名字定为《华语诗刊》，也是非常有魄力和远见的。访谈结束如果时间允许，请唐毅兄谈一谈《华语诗刊》当初的命名和她在中国诗坛的定位。
唐毅：庆成兄好！2013年10月，我写的《从读书台到幽州台》获《人民文学》杂志“美丽中国”全国征文奖。领奖归来，我就想，遂宁最“拿得出手”的还是“诗酒文化”，于是我想到了办一份诗刊。
遂宁地处内陆，知名度不高，如果办好一份高起点、高质量，面向世界华语诗人的诗刊，把全国诗人的目光都吸引到这里，由小众而大众，从而提高遂宁的知名度和美誉度，进而把遂宁建设成“中国诗城”（届时可由中国诗歌学会或中国作家协会诗歌委员会、中国诗歌万里行组委会授牌），把遂宁建设成一本打开的诗集。
《华语诗刊》创刊伊始，我们就联合相关民营企业，共同设立了“陈子昂诗歌奖”，并于2015年4月在射洪螺湖颁奖。颁奖期间，又举办了“国际华语诗歌（螺湖）论坛”和“国际华语诗歌（遂宁）笔会”，著名诗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吉狄马加，著名诗人舒婷，美国汉学家梅丹理等60余位中外著名诗人、诗歌评论家莅会，对遂宁发展建设给予高度评价，并留下许多吟颂遂宁山川人物的美好诗篇。
近三年来，《华语诗刊》除随《遂宁日报》发行外，我们还向全国诗人免费赠阅。其影响越来越大，是目前中国发行量（印数）最大的诗刊。印好的诗报，精准投放到诗人群体手中，成本低、宣传效果好！
由于我们严把质量关，不发人情稿，读者和作者才会反复投稿、不断投稿，持续关注遂宁。每期诗报，我们都会用“遂宁美图”作为刊头，他们中很多人没到过、甚至没听说过遂宁，但是，通过《华语诗刊》，他们对遂宁的印象都是非常好的一面。
2014年12月，《华语诗刊》获“国际最佳诗刊奖”；2015年9月，在诗歌界影响非常大的《诗选刊》杂志一次性选发《华语诗刊》46位作者46首作品，被国内诗坛称之为意外。
苦菊：唐老师，您如何看待当代社会的发展与新诗发展之间的联系？谢谢
唐毅：新诗百年一直在往前走，走到今天实属不易。不过，仅有为数不多的那么一些诗人，在引领着新诗前进的方向。社会会发展成怎样？我不知道。也许，会越来越好，也许越来越差。但是，新诗的发展肯定会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好！
王海云：唐毅先生，您刚才说到“诗歌神圣，诗坛丑陋！”我也深有感触。
2011年《人民日报》曾刊载一篇“文艺界存在十大恶俗现象，难出大师”的文章，鲜明提出，在当下文艺创作中，存在着十大恶俗现象：回避崇高、情感缺失、以量代质、近亲繁殖、跟风炒作、权力寻租、解构经典、闭门造车、技术崇拜、政绩工程。正是这十大恶俗现象，阻碍着文艺创作的健康发展。先生对此有何看法？
唐毅：访谈中已经有谈到。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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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7-30 2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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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7-30 22: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