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默：安度晚年或偷渡晚年或抢渡晚年
——中国当代诗人系列访谈·默默篇
提问：王西平，1980年生，诗人，记者，《核》诗歌主编。
回答：默默， 1964年7月14号生于上海，1983年毕业于上海冶金工业学校。1979年开始诗歌创作至今。1999年创办默默工作室，现任《撒娇》诗刊主编。
1981与王小龙、张毅伟、蓝色创办《实验》诗刊；
1982年与海子创办《牺牲》诗刊，后更名《城市的孩子》诗刊；
1985年与刘漫流、孟浪等创办《海上》诗刊；
1985年与郁郁、孙放等创办《大陆》诗刊；
1985年与京不特、胖山等创办《撒娇》诗刊；
1987年与郭吟，俞惠健、胖山等创办《劳动界》诗报；
1987年与刘漫流创办《诗经》诗刊；
1988年与冰释之创办《上海诗歌报》；
1991年与芒克、唐晓渡等创办《现代汉诗》；
2001年创办撒娇诗院，藏书30000册；
著有史诗《在中国长大》、系列小说《我们中国的梦》、长篇小说《四十大惑》等12部诗集。
遥想与记忆
问：“我爷爷拾荒拾到了上海，垃圾筐在肩上，叉子往筐里一扔，财宝进来了。我父亲也是这样……”这是说您的先辈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家族史，讲讲属于您自己的吧。
答：我是上海第三代民工的后代。抗日战争后，在乡村教私塾的爷爷，上世纪40年代来上海打工，解放后留在了上海。
父亲朱明成也是个工人，在一家橡胶机械厂当车工，年轻时也喜欢诗歌，据父亲回忆，结婚前他有许多藏书，新婚之夜放在阳台上，全部给一个雅贼洗劫一空，为此父亲常常扼腕叹息。
曾祖父朱步鉴是乡里的落魄文人，1967年江苏大寒之日，流着泪，一页页撕着康熙字典烧火取暖冻死的。
93年随父亲回老家苏北盐城阜宁祭祖，翻阅了朱氏家谱，看到了朱氏家族的“紫阳堂”堂号。2006年结识了聂圣哲，一日与圣哲在苏州相会，言谈中圣哲说到他有紫阳堂的全本家谱，宋代理学家朱熹是紫阳堂的第八代后裔，方才知道自己原来业算朱熹的后裔。
外公也是1967年去世的，印象中外公戴着一付玳瑁眼镜，儒雅，斯文，讲得一口流利的英语，能把肉丝切得像绿豆芽，食不厌精，脍不厌细。66年后被强迫每天清扫街道，他觉得斯文扫地，每天凌晨1点他就起床去清扫，扫完后赶紧溜回家。不久，就气出了胃癌，去世了。不过，外公留下的家训多我的影响甚深：对人应慷慨，对己要节俭。这现在也是我为人处世的一个重要原则
问：7月14日，这一天，中国文艺界掀起一股大批判的浪潮，一大批小说、电影、戏剧、美术、音乐作品被否定。这一天，香港影星林黛自杀辞世。这一天，苏共中央发表《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攻击中国共产党，中苏两党开始公开论战。同时在这一天，撒娇大师默默出生，在这样一个特殊气息混杂的环境下出生，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答：1964年7月14日我出生于上海，就因为7月14日是法国大革命的纪念日，从80年代起，上海的诗友们习惯一到这天，就上我家，过两个生日，一个是“人权提出日”的生日，一个是我的生日。其实，我出生的那一天，可能还发生了很多事，大地上的稻穗沉甸甸地垂下了，一座雕像裂缝了，一个男子失去了心爱的女子，一只蚂蚁被一只路人的脚踩死了。母亲告诉我，那天上海奇热，出生后我就哭个不停，好像不愿来到这个世界上似的。
问：像您这一代人接触到最多名词就是“世界观”，人生一路，不是大人，就是上级。有了问题，就是世界观改造不好，需要认真改造。有了成绩，则是世界观改造好的结果。“世界观”既是一个帽子又是一个筐子，那么您小时候，有什么跟别人不一样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的形成，受家庭环境的影响有多大？
答：我们是在理想主义与英雄主义鞭笞下的年代里成长的。我如今已形成一个平凡的世界观，那就是“诸恶莫施，众善奉行”，父母亲都是善良的人，我的这一世界观都是受父母亲的熏陶。
问：人一过二十六岁就难得再有机会打架了。有人对打架的总结是：15岁左右的打架是缺乏艺术性与传奇性的。从20岁开始，真正的打架生涯才算到来，指导思想也从“想把对方打趴下”上升到“把对方打残”甚至“打死”，因此这一时期的打架既凶残也好看。想必您也有过打架的经历吧，能记得最后一次打架的情景吗？您打架的时候有什么特别的手段或方式呢？
答：打一个无耻的撒谎的画家。在酒桌上忍无可忍，先用杯中的酒泼了他一脸，然后挥拳而去。记得那天扭打一团，把朋友家的书橱玻璃都打碎了。人的问题最终还是以动物的方式解决。这就是打架的哲学意义。
问：穷人如何做到“诗意的栖居”？您最最穷的时候会穷到什么程度？
答：依靠一个公正的社会分配体制，穷人也能做到“诗意的栖居”，我始终是一个社会主义者，按劳分配。我最穷的时候的是1992年，穷到回不起一个朋友的电话。当时上海公用电话的传呼费是3分钱，回话费是4分钱，而我裤袋里只有6分钱。
问：张清华曾在专论中称六七十年代地下诗歌的启蒙为“黑夜深处的火光”，我要问的是，您学的是会计，怎么后来迷上了诗歌呢？说说您的诗歌写作是怎么开始的？
答：79年开始写诗。第一首象样的诗是《夜色》，一边洗脚，一边望玻璃窗。倒掉洗脚水，赶紧草就在课文本上。当时也写诗，在日记本里填了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七律五言，不知所云地责备老师，抒发无病呻吟的恋情。只有《夜色》还可以，抄录于此：
明月下
抬头望
夜色青溶溶
黑屋里
眺窗外
夜色白橙橙？
噢，原来隔了一层玻璃
这是我十五岁的作品，如果十一岁那些语焉不详的小情诗都不算，那么这首诗就该是我现存的第一首诗。非常遗憾，一点都不像一个大师少年的手笔。81年初，开始如火如荼地写。上学路上写，上课时写，课间10分钟休息时写，放学后回家就写。每天诗意蓬勃，写得昏天黑地。上衣口袋是诗篇，裤袋里也是诗篇。写到81年6月，高考时凭尚可的数学分数，勉强考入了上海冶金工业学校财会班。照旧是每日每夜地写。幸亏是写诗，不是作爱。如果是作爱的话，现在我早就命归黄泉了。不但自己写，还号召全班写。在我的鼓动下，后来全班都开始写。班主任指责我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把财会班自由成诗歌班。 问：我手头有两本2004年由您主编的《撒娇》，一红一黄，黄的上面刊发了不少“撒娇新秀”，用您的话说“编这期夏季号，一下子发现了很多天才，使我有点措不及防”，这些天才有不少是80后诗人，而且有些已经成为中国诗坛的新锐力量，那么自2004年以来，您还发现了哪些天才？
答：后来又编了一期“撒娇·钝一代”专号，收入了上海的黯黯，梅花落，杭州的方石英，湖北的辛酉，厦门的二号车厢、稻菽，北京的然墨，河北的天岚，他们都出生于80后。这些年我一直在关注西宁的西原，海口的马飞剑，广州的黄忠，我认为，不久的将来，他们都将会是中国诗坛的扛鼎人物，其实他们的一些诗章已经为当代诗坛添光溢彩了。今年5月在黄山诗会上，与会的第三代诗人们都还谐称梅花落为“80后的梅老大”。我为他们感到骄傲！
诗歌与观点
问：《矛盾颂》写的是您远离诗歌11年来痛苦的心路历程，对于这次回归，您的解释是，钱够花了，应该回到诗歌上来。如果这11年您的钱还不够花，那是不是意味着要推迟你的“重返”计划？假设经济上永远达不到您所预期的那样，这辈子是不是要在诗歌上阵亡了？
答：呵呵，天助我也。本世纪初我开房地产顾问公司时，挣了不少钱，也买了许多上海公寓，现在依靠这些公寓的租金，过着衣食无忧的日子。鲁迅先生说过，写作在需要闲。重返诗歌界以后，我写了两本本诗集，一本是《长颈鹿看到我们的未来》，一本是《全世界女孩》，其实，我的另外十本诗集是在1986年全部完成了。
问：张爱玲在《到底是上海人》中说：“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生活的磨练，新旧文化种种畸形产物的交流，结果甚许是不健康的，但是这里面有一种奇异的智慧”。 显然，上海人的特征，是一种文化特征。那么您的身上，有哪些典型的“上海元素”？
答：张爱玲的上海是个假上海。上海是个复杂的多元构成，有东北角产业工人居住为主的杨浦区，有解放前白领后代居住的静安区、黄浦区，有解放后外来迁移进来的新产业工人居住的徐汇区、闵行区，有改革开放后迁徙在浦东的新上海人。我身上的上海人特质是“讲信用”，说话算话，一言九鼎。这也是大部分上海人身上都有的品质。这与上海是几百年的商业社会有关系，你知道，商业交易最重要的一条是讲信用。张爱玲小说里的上海只是上海的一个撮耳小角，小资想象的一个伪上海。欢迎你以后来上海入住上海撒娇诗院，化时间体验一个完整的上海。
问：您在陈逸飞遗作《理发师》中也做了一些编剧工作，“帮助他强化电影里的诗意部分”，那么，有一个境头：那个小巷骑车的情节与《金粉世家》里的画面如此雷同——还是那个金燕西，还是那辆自行车，还是那条小巷……这样的“雷同”这也是强化“诗意”的一部分吗？
答：那年已故的陈逸飞先生请我修改《理发师》剧本时，前面已经有六个编剧了，积重难返，当时的剧本荒唐可笑，看了第一稿后我理解了姜文为什么会与陈逸飞分道扬镳，很多情节和细节都离奇得不靠谱。陈逸飞是个很固执的人，我们当时已经因为剧情修改的分歧，我表示不要署名，只是作为朋友帮忙撸一稿而已。撸一稿这是我们电影业的行话，就是剧本定稿开拍前，请一个编剧高手最后修改定稿。我87年起在上海电影制片厂文学部写过几年剧本。
问：关于口语诗的起源，一直以来说法不一。有人认为《诗经》作为上古时代的民谣，是口语诗的鼻祖，有人却认为口语诗的鼻祖追溯到大诗人李白“床前明月光”那里。有人却认为最早的口语诗鼻祖当推中国新诗先驱胡适，他率先进行的新诗革命实践中的作品基本上是平白、直叙、毫无“花言巧语”的。对此，有人却不以为然，认为于坚才是口语诗歌的鼻祖，甚至有认为认撒娇派才是口语诗的鼻祖，理由是，撒娇派经过近30年的潜移默化，已经成功地“改变了大众的语言表达方式”。对此种种争议，您怎么看待？
答：讲一段往事吧。1983年我19岁那年，当时顾城与谢烨结婚，居住在上海凯旋路上的一间租赁的民房里。一次，王小龙对我说，顾城看了我的诗很惊讶，说诗怎么能那么写？不过顾城很喜欢我的诗，尤其是组诗《问候巴黎》里的两段，抄录于此：
追求：没有嘴唇的歌女
桃花源里走着一个职业侦探
法国时装：一只企鹅
大摇大摆地走进赤道森林
顾城喜欢我的诗，小龙很开心，因为我是他的学生。小龙还说他特别喜欢我的《联合国大厅》，那天小龙说以后也要试着写写口语诗。后来小龙发在《萌芽》杂志上的那组工厂题材的口语诗，引起了中国诗坛的震撼，影响了于坚，写出了《尚义街六号》。我算不上什么鼻祖，我崇拜张打油，寒山，冯梦龙、郑板桥，鲁迅，他们才是真正的鼻祖呢。
问：一位阿拉伯诗人说：“心好似玻璃，理性好象灯，真知就像油。心一发光，你便是活跃的；心一转暗，你便是僵死的。”早在1300多年前穆圣就告诫人们：保守、停滞、不思进取，将导致个人的“折本”。其实翻阅历史，各朝各代都有信仰，神也好、鬼也好、皇帝也好、伟人也好，但有一个现象是，有信仰的人和没信仰的人辩论，只能越走越远，最终走向破裂。您在《囚歌》这首诗中也曾表示“我痛恨信仰/相念偶像”，为什么痛恨信仰呢？您指的偶像是什么？
答：这是我的撒娇风格常用的反讽手法，没有确实的能指。如果说我的偶像是谁，我可以坦白地告诉你，生活中那些人情练达又淳朴的凡人，都是我的偶像。 问：希姆博尔斯卡在她的《墓志铭》中给自己下的结论是：一个旧派的女人，不属于任何的文学派别。拿这首小诗、牛蒡和猫头鹰来装饰简陋的坟墓。她对这个世界唯一的请求是：请你从书包里拿出计算器，为我的命运默哀一分钟。您想没想过也给自己下个结论？有没有想过有一天别人也像您祭拜李白那样去祭拜您呢？哪怕以酒的方式去“默哀”分钟。
答：想过。一个写诗的人不想做一个伟大的诗人，那他就不配做一个诗人。我厌恶虚荣，但我渴望光荣。
问：您是用诗歌的“意”，来取摄影的“像”，并以这种方式“入侵”，是不是让整个摄影界“很不舒服”？我发现诗人于坚也在玩摄影，但那写“实”的方式似乎跟您的“观念摄影”完全不同，您怎么评价他的摄影作品？
答：于坚是我的老友。他的摄影作品我非常喜欢，角度与构图都很妙，写实摄影也能拍出好作品。诗生活网站的莱耳也是个写实摄影的大师。我玩抽象摄影，但我不否定具象摄影。
问：您的每幅摄影作品的标题都是一句精妙的诗。那么以这样的诗来代替传统意义上的“图片说明”，这也是“摄影革命”的一部分吗？
答：我像恢复中国古代“诗画同源”的伟大传统。古代画家画完一幅作品，喜欢在留白处题一阕小诗，与画面的意境互动。我的撒娇摄影标题是我画面的一部分，互不分离。“摄影革命”谈不上，艺术评论家爱怎么说我管不着，玩得心情自由自在，心情舒畅就好。
问：您的作品大多轻轻“手一抖”就可以完成的，有人取笑，凡是患有帕金森氏病的人，都可以完成这样的作品，您唯一比别人高明的就是，能给这样的作品强加一个诗意的命名，如果您当面听到这样的话，将做如何反驳？
答：我会用哥伦布拿鸡蛋将不破不立的道理的故事回答他们。创新有有时候非常简单。最近有位艺术评论家论述我的作品时，就举了牛顿发现万有引力的例子。自古以来，多少果农在果园里看到熟透的苹果从枝头上掉下，但他们没有一个发现万有引力，而牛顿发现了。
问：正如有人所言，您“大部分时候，现实基本上消失，只有各种灯光或者在黑夜中焦灼地闪烁，明灭色变”，这就是您所追求的“在神秘里继续神秘”吗？据我观察，您大概是借助“暮夜之光”来诠释自己得以“消失”的理由，并以艺术、诗意的手段来弥补你在“白光”下技术的不足或缺陷？
答：我不在乎所谓的摄影技术。现如今每个家庭主妇都能给丈夫和儿子拍出很出彩的人像摄影，或者把儿子送到文化馆的摄影培训班三个月，他也就拍出很漂亮的日出或迎风招展的花朵。我关心真实，不关心现实，我用灵魂对焦距。美之所以变得艰难了，只因诗画同源的历史，被焦虑的现代主义破坏了。肉眼目睹的世界已经让我们厌倦。不取正而取奇，则奇无止境那一年我终于恍然大悟：我们天天面对的真实是虚无的，而时刻隐藏在我们心灵深处的虚无是真实的。我的灵魂不愿在图像诗学的贫乏面前再保持沉默了。
问：您对自己所有尺寸为50×76厘米，材质为照相纸的作品标价为12000元（人民币），为什么特意选择50×76这样的一个尺寸？然后您再拿出“会计的身份”，为我们核算一下这个价格，从而体现出它的“物有所值”？
答：国际摄影界的行规，一幅作品可以16寸，30寸，60寸的尺幅各签名销售10幅。50×76是30寸的尺幅。当今国际拍卖会上，油画市场已经萎缩，70%的拍品都是影像作品。去年巴黎拍卖会上，立陶宛的一个摄影家的作品已经拍到1/10单幅138万英镑的价格了。国内很多摄影家单幅作品也有50万美金一幅的纪录。
问：诗人做生意有什么优势？人格的独立难道一定要依靠经济的独立才来支撑吗？
答：向来以为经济独立了，人格才能独立，人格独立了，思想也会独立，思想独立了，作品的风格也就会独立。
问：您很少公开发表作品，大多数作品发表在一些自办的地下民刊上，除了长诗《矛盾颂》发表在《大家》上，近些年的作品也主要发表在《撒娇》上，这是否跟您的个性有关？还是表达了您的一种诗歌立场呢？
答：我承认发表是一种出卖，是一种追名逐利，可惜我无追名逐利的爱好。写完一首诗，传阅后，有一个朋友赞美几句，就足以让我心满意足了。我至今创作有12本诗集，都锁在抽屉里，我出资帮朋友出版了很多诗集，自己的诗集一本都没出版过。前年臧棣帮我出了一本《每一次拐弯都像少女》。 生活与梦想
问：社会上有流传着这样一句俗语“欠账老爷讨债孙”，这几乎成了一条潜规则，您作为商人，如果要不回来，您该怎么办？
答：算了呗。人家还不出总有还不出的道理。逼紧了，彼此朋友都没得做。因为当初愿意借钱，肯定是有友情的。再则，我才不愿意为了几十万去做孙子。不过还是最好不要借钱给别人，如果你想跟一个朋友断交，最好的办法就是借钱给他。这是我的人生经验。
问：您说过，有色彩才有生活。那么您自己的生活是什么颜色？
答：蓝天白云。如今我半年在云南香格里拉避暑，3个月在云南西双版纳避寒。要知道云南的特色就是蓝天白云。可以说蓝白现在是我生活中的主要色彩。
问：说说您当下的每一天是怎么度过的？除了写诗、摄影，有没有别的兴趣爱好，比如看世界杯。
答：看书，发呆；再看书，再发呆！
问：我发现您很少谈自己的身边最亲近的人，在这里能说说吗，比如爱人，孩子，父母等。甚至最要好的朋友。
答：我的亲人和好友都是一些优秀的凡人，他们都是我敬爱的人，说来话长，所以我一般不与外界谈及。
问：最近在看您的《四十大惑》，不禁疑惑，人都说四十不惑，您怎么偏偏是“大惑”呢？接下来，您面临的就是五十岁的人生，那么，像您这样一位“四十大惑”的大诗人，到底“五十知天命”还是“五十不知天命”呢？
答：可能是不知天命。我信奉马克思和尼采的怀疑一切的论条，至死不渝：把一个由资本左右的不可靠的世界怀疑到底！
问：马上到7月14日了，今年的生日怎么过？
答：在香格里拉撒娇诗院举办一个诗歌朗诵会。
问：您是“撒娇诗派”的创始人，也是诗歌活动家，还是作家。进入21世纪以来，您以“撒娇诗院”、“撒娇客栈”先后蜚声国内诗坛。今天，他又携“撒娇摄影”重磅介入诗与画的跨界领域。给我的感觉是，每时每刻都有一个不可预知的默默在诞生，那么下一步还会有什么惊喜带给我们呢？
答：可能没有啦。我现在是在安度晚年，诗人二毛说我是在偷渡晚年，也有人说我是在抢渡晚年。不过，最近与西藏著名诗人贺中在筹办一本《大屁股》诗刊，我们的口号是：在一个每张脸都带有面具的时代，我们选择屁股！
问：您几年前来银川参加过一个诗歌节，谈谈对这座城市的印象以及对宁夏诗歌的看法吧。您当时好像对银川的楼市做了简单的考察，没想过在银川开拓您的市场吗？
答：一句话：盼望早日再重游景色奇异且怡人的银川！ |
发表于 2016-9-8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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