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与诗歌文化——宋琳访谈录
访问者： 姜红伟
受访人： 宋琳
访谈时间：
2014年9月30日
访谈形式： 电子邮件
问： 能否请您简单介绍一下您自己？
答： 我1959年生于福建厦门，祖籍宁德。1983年毕业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1991年移居法国，曾就读于巴黎第七大学远东系，先后在新加坡、阿根廷居留。2003年以来受聘于国内几所大学执教。目前专事写作与绘画。
著有诗集《城市人》（合集，学林出版社，1987年）、《门厅》（北岳文艺出版社，2000年）、《断片与骊歌》（法国Ｍ ＥＥＴ 出版社，2006年）、《城墙与落日》（ 法国巴黎Caractfcres出版社，2007年）、《雪夜访戴》（ 作家出版社，即出）；随笔集《对移动冰川的不断接近》（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2014年）、《俄尔甫斯回头》（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编有诗选《空白练习曲》（合作，牛津大学出版社，2002年）。《今天》文学杂志的诗歌编辑，《读诗》主编之一，《当代国际诗坛》编委。曾获得鹿特丹国际诗歌节奖、上海文学奖等。
问：有人说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大学生诗歌的黄金时代，您认同这个观点吗？答：80年代是当代诗歌得以复苏的重要时期，继朦胧诗之后最重要的诗歌现象可以说即大学生诗歌运动。第三代诗人的成长与恢复高考之后大学相对自由的精神氛围密切相关，他们中的大多数是在大学期间开始写诗，并创办诗社和刊物的。诗歌文化在大学得到普及是几代大学生诗人的贡献，他们中的杰出者现在已然成为当代诗歌现场最活跃的力量。
问： 请您简要介绍一下您投身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的“革命生涯”
（ 大学期间创作、发表、获奖及其他情况）。
答： 大学就读期间我发表的诗作主要有《泥鸽子与盲姑娘》（《萌芽》1982年） ； 《中国门牌：1983》（《青年诗坛》1983 年）； 《创造生活的人们》（组诗） （《飞天》1983年）；《太阳城里的故事》（组诗）（ 《飞天》1983年）；《去远方》（《萌芽》1983年）等。
问： 投身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您是如何积极参加并狂热表现的？答： 我初中就开始诗歌涂鸦了，凡是能找到的分行排列的文字都令我着迷，那种狂热在大学时代得到最充分的表现。起初以为只有我自己喜欢，后来发现同学中有好几位都在秘密地写诗。当年写诗和谈恋爱一样都属于秘密活动，与留长发、听流行音乐或穿奇装异服毕竟不同，后者是时尚，而写诗和谈恋爱都喜欢躲在被窝里。
问： 当年，您创作的那首《中国门牌：1983》曾经很受读者喜欢，能否谈谈这首诗的创作、发表过程？
答： 这首诗写于1982年，我已经读大三。万国博物馆的上海和棚户区的上海这两种景象对比强烈，我幻想哪一天能结束三代同堂的局面，让每个家庭都拥有一块门牌。这首诗乌托邦色彩很浓厚，多少表达了人们对改善居住条件的渴望。我的师兄赵丽宏将它推荐给《青年诗坛》的编辑林贤治，林先生在该刊1983年第一期首页上隆重推出了此诗。不管愿不愿意，它都是我的“成名作”，诗中那种乐观的调子说明我稚气未脱。
问： 《中国门牌1983》虽然已经发表了30多年，但是，至今让我记忆犹新的是当初第一次阅读这首诗的时候的那种激动和喜爱。能否请您为我们再现一下这首诗的全貌？
答： 谢谢您的喜欢。下面，我就将这首诗抄录如下吧！
《中国门牌：1983》
我从历史博物馆
长长的长廊出来
迎面同７ 点钟的太阳撞个满怀
工人，为新落成的乳白色公寓
钉门牌
道路——未来
标号——1983
我的眼前掠过阿房宫残骸
圆明园遗址
掠过永远照不到太阳的镀金门匾
上面用潦草的书法勾勒出一个时代
但我的身旁毕竟是
中国的大街在流动啊
流动着阳光和牛奶
流动着一大早就印发的新闻联载
关于广场雕像的奠基仪式
定向爆破和崛起的阳台
人口密度已精密计算过了
所有的家庭都应拥有
一套刷新的住宅
一块蓝色的门牌
乳燕般拥拥挤挤的屋脊
不再遮掩三代同堂的秘密
太阳以不断更新的时间概念
天天升临每扇玻璃窗
向天空炫耀立体的气派
越过无轨电车黑色的飘带
我看见建筑系的女实习生
正向微笑的人群发放住房证
相信每一把党晃晃的钥匙
都能把一个天地打开
相信任何复杂的期待
都纳入流线型的劳动节拍
中国门牌
以金属的亮度
辐射我身后三千年历史
在拥挤与宽敞之间
在现实与憧憬之间
高举一行立起的数字
——1983
走向未来
问： 在大学期间，您参加或者创办过诗歌社团或文学社团吗？
担任什么角色？ 参加或举办过哪些诗歌活动啊？
答：1982年5月，我和张黎明、沈韬、汤朔梅、徐芳等人在华东师大共同参加了夏雨诗社，我被选为首任社长。夏雨诗社早期主要成员是78、79和80 级中文系学生。策划地是我们戏称为“巴士底狱” 的第一学生宿舍，灰色的三层回字形楼房，这栋建筑是民国时期大夏大学的旧址，我的同学査建渝的父亲——大夏大学的学生地下党成员曾在这里从事秘密活动。某个春夜，我到78级师兄刘新华的寝室小坐。他突然问我：“你们几个写诗的同学，为什么’不合在一起成立一个诗社呢？”听从了他的建议，我和沈韬、汤朔梅、张黎明、徐芳等人便开始了紧张的筹备。张贴征稿启事，给名流写信，请校长题词、打字、画插图、油印，5月下旬，《夏雨岛》创刊号就这么诞生了，首任主编李其纲写了热情的发刊词——《夏雨，年轻而执着》。老诗人辛笛和邵燕祥、校友赵丽宏写来了贺信，辛笛先生还附上了贺诗《献给夏雨》：
唯独夏雨既爽朗又痛快，
在风雷中孕育，
一旦成熟就先闪电，
然后半空中响出一声霹雳；
即使瓢泼一阵也罢，
已经是还给闷热的人间
一个难得清凉的世界！
问： 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文学诗歌社团成千上万。请问，您如何看待大学生结社这一现象？ 如何评价当年夏雨同人的诗歌写作？
答： 文人结社在中国有悠久的传统。从竹林七贤、兰亭修禊、晚明复社、近代南社，到“少年中国”、《新青年》、文学研究会、创造社、“左联”……各种形式的雅集不仅具有酬唱的意义，无论是否提出隐逸或变革的主张，结社本身在价值取向和实践方面必将体现一个时期或一个地域的文化征候，一个社团往往就是一个趣味共同体，相互激发和讲究品鉴，使代代文人共同参与并创造了知音神话。“真诗在民间”意味着文化的原创性是由民间社会提供的，其中社团的运动是保证原创性的活力得以持续的基础。夏雨诗社作为高校学生社团之一，所以能从中产生出优秀的、有全国影响力的诗人，自发性是至为关键的，没有自发性就不可能保障个性的发挥，也就没有诗歌民主。薇依曾说：“思想观念的群体比起或多或少带有领导性的社会各界来，更不像是群体。”（《扎根：人类责任宣言绪论》） 夏雨诗社的组织形式不同于利益群体，虽然没有流派宣言，它亦接近于诗歌观念的群体。一首诗的传播有大语境的因素，但是在诗歌圈子的小语境中，
一首诗一旦被接受，就是一个不小的事件。如艾略特所说： 它调整了固有的次序。以早期《夏雨岛》为例，它的作者实际上属于两代人：“文革”一代与“后文革”一代，所以诗风判然有别。写乡村记忆的诗多出自有上山下乡经历的77、78 级学生之手：“那一年临走／忘了带日记／我把苦难／留在了山乡”（戴达奎）；“我没有离开大地／坎儿井—藏匿着清亮亮的魂魄”（李其纲）。语感和句式属于朦胧诗类型，豪情又与艾青等“ 归来派” 诗人接近。但某种新的诗风在更年轻一代的诗中出现了，如果用一个词来表达就是“轻逸”，那是一种陌生的诗品。沈韬将纪念碑比喻成水银计，解构了它在集体象征中的寓意，石头便失去了重量，发起高烧来。更多脱离政治语境的诗则用纯粹欢快的节奏写成。
我们以生命的蔷薇花
迎接前方的生活与岁月
为蓝宝石般的地球
热切欢迎银河岸的客人
我们以星星的速率
托起所有飞碟般的光轮与车轮
星星闪亮的流苏
是我们金色的道路
徐芳这首《唱歌的飞碟》取材于课间在草地上玩的飞碟游戏，想象从那个旋转的圆盘向着不明飞行物过渡，天真之情跳荡其间，获得了奇异的宇宙节律。卡尔维诺认为文学中两种对立的倾向由来已久：“种倾向致力于把语言变为一种像云朵一样，或说得更好些，像纤尘，或再好些，像磁场中磁力线一样盘旋于物外的某种毫无重量的因素。另外一种则致力于给语言以沉重感、密度以及事物、躯体和感受的具体性。”（《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他将轻逸和迅捷归人未来文学的范畴，差不多在他撰写诺顿系列讲演稿（1985年） 的同时或稍早，中国的学院才子们也已开始实践某种飞行诗和原子诗了，这或许是现代诗歌有史以来第一次。徐芳的另一首诗《擦窗》，运用暗示法和对话来处理一个梁小斌式主题，在集体反思阶段，关于“某种东西被弄脏了”的体验是很具时代感的。
相对于徐芳、郑洁诗中的淑女气质，张小波、于荣健，还应加上张文质，却着迷于惠特曼或海明威的野性，张小波的《钢铁启示录》、于荣健的《我们这星球上的男子汉》和张文质的《啊，正午》写出时，四川的“莽汉主义”诗派还没有创立，说他们开“莽汉”风气之先也许并不为过。狂放、一定比例的“粗鄙度”（朱大可在《城市人》诗合集序言《焦灼的一代与城市梦》中发明了这个术语）、崇尚力之美、将词语肉身化，并赋予原始欲望以公开的形式—单纯得令人不适，或相反，鄙夷公众趣味到令人咋舌。
我们需要老婆，非常之需要（《钢铁启示录》）
我那天哼哼的加勒比小调愉快地放屁（《地光》）
某一夜犯罪，我永生难忘／这样已经足够了，有余了（《十来只东西》）
以上所引张小波的诗句均属于从抒情性修辞向直白的口语退让的方式，不禁让我联想中世纪的法国诗歌怪杰弗朗索瓦·维庸的“我要赠给他我的藏书，外加《魔鬼放屁传奇》一部”，“我俩喜欢污秽，污秽紧追我俩”和诸如此类放荡不羁的告白。萧绎曾言：为人需谨重，为文且需放荡，明显是一个悖论。有人甚至认为若以“思无邪”为标准，连苏轼、黄庭坚都不合格，足见美学和道德评判的矛盾很难调和，唯美主义和颓废主义倾向在中国古代诗学中受到格调派的排斥—在西方现代诗歌中被发明出来也是浪漫主义思潮之后—曾在三四十年代的上海蔚然成风。阿多诺将颓废理解为一种否定性的文化，波德莱尔在《断想集》中写道：“当我使大家感到恶心和憎厌的时候，我就征服了孤独。”重新找回童年率真的美学上的偏执，必将对意识形态和道德定见形成冒犯，张小波的城市焦虑症也与他内心认同的盲流身份有关，城市作为一种他性，他渴望进入，又感到威胁，因此在征服孤独的同时，他也以极端的自渎方式实现了自卫。但他的波西米亚生活方式终于不为当时的社会所宽容，成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典型，个人为向自由求爱而付出了高代价。色情是唯美主义偏爱的主题，施蛰存在30年代就写过《小艳诗》，在旺秀才旦的诗中我们惊讶地发现某种香而软的质感复现了：“我从圆锥的底部往上看／我看到几只玻璃瓶静立在那里／美丽的女郎站在它们旁边／用柔和的灯光擦洗身子／最隐蔽处／两只雄蟹轻喧瓜子／急速地吐皮／ 喷烟／从最隐蔽处往外窥视，（《咖啡馆里》）它或许受到波德莱尔的影响，因为早1983年，《夏雨岛》第4期就通过石达平的论文《李贺与波德莱尔的诗歌》披露了钱春绮先生尚未结集出版的波氏诗歌片段。
诗歌成为某种生活方式在夏雨诗人的交往中留下了不少趣闻，那是一个诗歌和友谊的话题，混合着机趣、荒唐、幻想和空虚，似乎证明了王尔德的理念：生活是对艺术的模仿。我记得和张小波、姚霏在一起厮混的日日夜夜，喝酒，跳交际舞，追女生，过着贫穷的诗歌公社的生活。我偏爱智力游戏，对打架没兴趣，这是我们的区别，但谁有才华谁就可能成为我的朋友，不管他有多邋遢、多不懂世故，愿意“在龌龊场龌龊个够”（奥登语）是个人的事，但写诗需要天赋，也需要同伴的刺激、竞争和反馈，在这件事情上我们都是严肃的。我们的盲流风（或波西米亚风）后来传染给了陈鸣华、王军、杜晓峰、王培青、宋强、李长青、张建华、旺秀才旦、王立新、马利军、师涛、刘波、陆晓东等相继来到华东师大就读的大男孩们，女生中则有胡向玲、魏云艰、戎礼平、张晓阳、王晓丹、钱倩、胡一霞等。我可以开出一列长长的名字，包括那些为诗社活动出力的老师和朗诵队员，这里只能从略。“诗可以群”，“诗人皆兄弟姐妹”，我们的自我教育若没有诗歌将会怎样呢？或者说诗歌没有整体文化的宽容能否自然生长？能否转化为全社会的财富？原创性的危机正是制度的危机，不是别的。
问： 您参与创办过诗歌刊物吗？您参与创办过诗歌报纸吗？编印或出版过诗集吗？
答： 成立诗社的同时，我和同人们共同创办了《夏雨岛》诗刊，我主编过两期。1983年初夏，我和张黎明、于奎潮（马铃薯兄弟）、林锡潜等人合编了诗合集《蔚蓝的我们》。
问： 当年各大高校经常举办诗歌朗诵会，给您留下最深印象的诗会是哪几次？
答： 印象最深的当属我们在大礼堂举办的首届“五月诗会”一千多个座位全爆满，走道里站满了人，外面下着雷阵雨。进不来的人死劲敲打窗户，老诗人辛笛呼吁将窗户全打开，于是那些人就都冒着雨站到窗台上听朗诵。辛笛用沙哑的声音读了他复出后写的新诗：“冬天从烟囱出去，春天，请从窗口进来”
问： 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人们最热衷的一件事是诗歌大串联，您去过哪些高校吗？ 和哪些高校的大学生诗人来往比较密切最后成为好兄弟？
答： 当时校际诗人来往相当频繁，我大学毕业前后在华师大接待过的诗人、作家和文学爱好者真是不计其数。我和复旦诗社的许德民、孙晓刚、张真、李彬勇交往较密切，与他们常有走动； 我也参加过上海青年宫举办的大学校际诗歌朗诵会；1986年，我应邀参加首届北大艺术节，并获得诗歌探索奖。当年来过华师大的诗人陈东东、柏桦、万夏、孟浪、郑单衣、朱朱、王家新、萧开愚、潞潞、俞心樵、潘洗尘、梁晓明、苏历铭、尚仲敏等后来大都成为我的朋友，我也从他们的诗中获益良多。
问： 当年的大学生诗人们最喜欢书信往来，形成一种很深的“信关系”，您和哪些诗人书信往来比较频繁？在收到的读者来信中有情书吗？发生过浪漫的故事吗？
答： 我早先不太喜欢写信，与我通信较多的有四川的诗人万夏、胡冬，黑龙江的诗人岛子，也与北京的海子、南京的韩东通过一两封信。
最有意思的是阅读他们随信寄来的诗歌。读者来信倒是收到过，包括误以为我是女诗人的男性读者的热情洋溢的信—也许这也算得上浪漫？
问： 在您印象中，您认为当年影响比较大、成就比较突出的大学生诗人有哪些？ 哪些诗人的诗歌给您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
答： 我对《飞天》“大学生诗苑”上于坚的《圭山组曲》、王寅的《想起一部捷克电影想不起片名》印象比较深刻。《中国》《当代诗歌》《关东文学》上的大学生诗人的作品我也经常关注，孙晓刚、张小波的早期作品风格新异，李亚伟、万夏、胡冬也很出色，柏桦、张枣、陈东东、陆忆敏、路一禾、张曙光、王小妮、赵野、张真、韩东、孟浪、海子、西川、翟永明、王家新这些曾经的大学生诗人，后来都被公认为第三代诗人的代表，他们的成就有目共睹，这里还不包括80的大学生诗人，如朱朱、蓝蓝、陈先发等。
问： 当年，大学生诗人们喜欢交换各种学生诗歌刊物、诗歌报纸、油印诗集，对此，您还有印象吗？
答： 复旦的《诗耕地》、重庆的《大学生诗报》我收到过。记得还有翟永明的《女人》、万夏的《枭王》以及于坚、胡冬、海子、石光华、岛子的诗歌手稿。
问： 据我所知，您曾经主编过一本文学民刊《盲流》，能为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本刊物吗？
答： 《盲流》文学杂志是以盲流艺术家同盟的名义编印出版的，主编是我，执行主编是马利军，1989年年底出版。打印16开本，89页，创刊号即是终刊号。发表的主要作品有：宋琳诗歌12首、马利军诗歌3首、旺秀才旦诗歌5首、祥光诗歌6首、美国黑山派诗选6首、朱大可小说《仙鹤国》、范剑平小说《木板的记忆》。
问： 夏雨诗社共计出版了哪些诗歌刊物和诗集？夏雨诗社是哪年停办的？
答： 在夏雨诗社存在的11年（1982—1993年）里，陆续自印出刊《夏雨岛》14期、夏雨岛副刊《归宿》5期、《盲流》1期，编有诗选《蔚蓝的我们》和《再生》（ 原名《寂灭》） 以及《宋琳作品讨论选》等。诗人自印的个人集不包括其中。这个清单大体可以说明历届诗社成员的集体劳动。迄今为止，夏雨诗社为当代诗坛贡献了几位有分量的诗人，从这个“流动的飨宴”出来后，他们没有放弃写作，没有被流俗的旋涡裹挟，尤其是社会向市场经济转型后造成人文领域巨大的落差没有夺走捍卫诗歌的勇气，这些都成就了汉语的光荣。
问： 您如何看待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的意义和价值？
答： 20世纪80年代的大学生诗歌运动史，在经过了一段沉寂之后，近年来又再度引起人们的关注，除了怀旧以及由此引起的“甜蜜的忧伤感”，对当下物质主义文化氛围的不满应该是主要的原因。由于怀旧而援引“过去”通常被当作一种保守主义的态度，但凡是真正关心文化复兴的人都不可能不发现，延续性的断裂造成的损失是多么惨重。80年代产生的诗歌崇拜这种独特的亚文化现象为1949年以来所罕见，它与大跃进时期的民歌运动判然有别，后者属于自发的、观念性的和突变性的，与心灵自由和表达自由的渴望密切相关，它也一定程度上得益于民间思想界的先驱者对言论开放的诉求与呼吁。（以上文字录自我为《夏雨诗社纪念诗集》写的序言。）
问： 回顾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您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最美好的回忆是什么？
答： 大学时代是我诗歌写作的学徒期，当年大学里相对轻松、开放的环境十分难得（没有什么比想象力和表达受到禁锢对于年轻的心灵而言更可怕的了）。因为诗歌，我与许多杰出的同代人结下深厚的友谊，他们与我共同见证了一个时代，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是我的一笔精神财富。
问： 目前，诗坛上有这样一种观点，认为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是继朦胧诗运动之后、第三代诗歌运动之前的一场重要的诗歌运动，您认为呢？
答： 大学生诗歌运动属于广义上的“第三代”诗歌运动，是以朦胧诗为代表的地下诗歌运动的余续，其规模大大超越了朦胧诗群，并将朦耽诗的影响从理念扩大到日常生活和写作行为中去，就精神的自足、语言实验的勇气与活力来看，或可称之为一场学院“诗界革命”。梁启超曾说：“过渡时代必有革命。然革命者当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饮冰室诗话》）可这一次革命却是从精神开始，而归结于形式的。当《今天》上的诗歌在大学里从一间宿舍秘密流传到另一间宿舍，反叛的情绪也在几个懵懂的大学生心里悄然滋生起来。每个诗人的成长与他的阅读史是相伴随的，一首诗的力量—如雨果所说—可以超越一支军队，如果我们从心灵征服的角度去理解的话，就可以不去管浪漫主义信条是否依然有效。事实上，课堂上讲授的普希金与私底下交换的现代诗歌读物是交互作用于年轻学子的感受力的。顾城的《一代人》只有两句“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这种警句式的表达未脱浪漫主义的调子，却成为我们寻找现代性的宣言，它被张贴在我所在的华东师大中文系7901班的墙报上，我的同学朱大可给墙报的命名颇意味深长——《创世纪》——与台湾的一本著名现代诗刊的命名不谋而合。（以上文字录自我为《夏雨诗社纪念诗集》写的序言）
问： 投身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您的得失是什么？ 有什么感想？答： 现在看起来我大学时代的诗歌写作，在诗艺上还未人门，它们基本上还是影响的产物。对于诗，想象固然重要，经验、观念、趣味与个人的言说方式更其重要。
问： 目前，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这一现象已经引起诗歌、研究者的高度关注，具体地说，我正在编著《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史》一书，请问，您对我编著大学生诗歌运动史有什么好的意见和思路吗？
答：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一种“时代精神”（这个德国浪漫主义者发明的词沉寂多年，现在似乎到了可以重提的时候了），编著《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史》除了还原当年的历史，希望对当下的大学诗歌教育，对诗歌文化在大学里的生长以及促进新一代大学生诗歌写作有所助益，尤其是对恢复自由结社的传统提供经验。
问： 当年您拥有大量的诗歌读者，时隔多年后，大家都很关心您的近况，能否请您谈谈？
答： 我从国外回来后曾在大学里教授文学与诗歌，也在一个文化网站工作过，目前我主要生活在北京和大理，依然参与《今天》和《读诗》的编辑，写诗，画画，读朋友的微信并不时参加一些跨界文化行动。我与夏雨诗社的新旧诗友们保持着密切联系，他们的活力感染着我，使我不知老之将至。 |
发表于 2016-9-29 1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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