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时代与现实：诗歌何为？
庄伟杰
相信自己比什么都来得重要。我们可以尊重每一个有思想有见解的智者，但不必过于盲从或迷信。譬如人们在谈论当下文学，总会搬出老生常谈的那句“文学必须跟随时代”挂在嘴边。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这句话看似正确，但细加分析，其实顶多只说对了一小半。因为文学更应遵从内心，服膺于人性。或者说，文学首先应该以人为出发点，那是作为主体的人、大写的人的文学，无论是创作主体还是审美主体。如果过分强调文学跟随时代，常常会将文学的主体性遮蔽，或只停留于外在的或共性的表层帐幔，难以触及生命的质感和深入灵魂腹地，从而失去自我个性，失去最为个人性的独特声音。诗歌写作尤甚。
从某种意义上说，诗歌是关于灵魂的学问。它首先是诗人个体发自灵魂底部的鲜活声音，然后才有可能成为时代的声音。“伟大的诗人在写他自己的时候就是在写他的时代”（艾略特语）。在现实生活中，诗人可能要伴随时代的脚步前行；但在创作生活中，时代只是诗人的背景，而非主导因素。诗人所追求的应是诗歌超越于现实层面的审美价值，即“人的自由追求”与“生存意义的实现”。可见，诗人发出的声音完全可以穿越不同的时代（历时性），并成为不同空间可以共享的精神资源（共时性）。说到底，诗人的创作必须笃实地对自己负责，而非吹大法螺要对时代负责。认真盘点，诗歌作为一种“有意味”的艺术形式，其作用于社会或时代是相当有限的，本身也负不起“时代”这个责任。“文学知识分子若真要对社会建设有所作为，最见效的办法是少研究文学，直接投入到社会的政治生活当中去，推动社会的进步，不然的话，守住文学批评与研究的边界，在与文学创作的对话中发扬人性中的善，满足心灵对美与自由的渴望，帮助更多的人获得对生命本质和人生价值的认识，从而在想象性的内心生活中生成人格自我，说不定照样能抵抗物质生活与权力对世风的败坏，如伤口愈合般地使社会的溃败得以修复，也就对这个社会尽到了自己的一份责任”（毕光明、姜岚《纯文学的历史批判》后记，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20页）。诚哉斯言！此见解虽然是针对文学批评与研究而言的，但同样适合于包括诗歌在内的文学创作。
自我即良心。真正的诗人，最重要的品质是接通灵魂、贴近内心、回归自我，让书写的诗歌对自我负责，否则，就难以写出与生命与人性共呼吸同交响的好诗来，也会失去最起码的诗歌良知和价值意义。在中国新诗发展流程中，对诗与时代关系的理解曾出现多次曲折与偏颇，有时极度强调诗的“时代责任”、“社会使命”而取消了诗人的个体独特性，如早期普罗诗歌；有时据守乃至沉溺于个人狭小的情感天地而与时代脉搏的跃动脱节，如后期新月诗派。现代诗歌史上，为什么郭沫若、臧克家、艾青等重要诗人，建国之后的诗歌作品越写越无趣越乏味呢？其中最致命的原因就是过分强调诗歌的时代性（共性），一厢情愿地成为特定时代的“传声筒”，从而丧失了自我，缺乏表现作为主体的人的内在精神气质，欠缺真诚地面对自我和灵魂深处的疼痛与爱，也失去了作为精神生命的诗歌良知及其存在价值。这三大诗人在诗歌史上留下的沉重教训，作为一种事实的确发人深省，尤为值得当下诗人们警醒。
严格地说，动辄宣称诗歌（诗人）要跟随时代，到头来反而害了诗歌，甚至扼杀了诗人的个性化表达，因为时代要比个人强大得多。真正的诗歌是最重艺术个性的，是最讲究文学性的。唯其如此，才有可能让诗歌在自由之路上走向宽阔而多彩的艺术地带。如果诗歌只是一味“跟随”着时代，就可能会被时代所淹没所覆盖，或只能写出共性大于个性的东西。然而，好的作品总是共性寓于个性之中。可见诗歌写作不必盲目地跟随时代，但诗人作家的自我定位和内心坚守没有谁能撼动。向外，面对复杂而无边的现实，人不可能生活在真空里，因为每个人都与所处时代的诸多方面有着或多或少的关联。不可否认，诗在表现自我心灵对特定时代的感应时，既可享有抒写个人心绪波澜的自由（这是诗歌的特权），又能突入时代生活的底层，驱使个人感受与时代精神的沟通，让诗人的良知与时代精神这两大光柱在诗人内心世界交相辉映。
长期以来，文学界或批评界总是死抱着老掉牙的“反映论”观点，即笼统而片面地强调文学就是要反映生活、反映现实、反映时代。这些陈旧而过时的理论口号（术语），把不同体裁或类型的文学作品都归结于一种共性范畴内。其实，不同文体的表现力和审美功能是不尽相同的，不能强求一律。譬如，从反映现实和时代的角度看，诗歌与小说、散文（杂文）尤其是报告文学之类的写实性文学是不能也不可能对等的。诗歌不可能用情节来写故事写人物，即便长篇叙事诗亦难如此。小说散文之类的可以是现实或时代中人物故事的主观演绎，但诗歌不能，诗歌是一种带有内指性的文学类型，更多的是写心灵的、是反映灵魂的东西（事件）。确切地说，真正的诗歌应是灵魂谐振的产物，是关乎灵魂的学问。非要诗歌反映现实和时代，或过分强调诗歌的时代担当和社会责任，往往会适得其反。时下那些写灾难性突发事件，如地震诗的铺天盖地，看似“热闹非凡”，实则是情感的大面积泛滥，甚至是一种盲从跟风，是轻易陷入对灾难的即时的、未经心灵过滤和灵魂审视的反应和表述，既乏真切也难动人，何谈担当与责任。即便我们把“叙事”方法带入诗歌中，也只能视为对诗歌有机体的有效建构增加表现力的法码或质感，而非诗歌的本质属性，否则只能使诗歌不断下滑。诗言志，“诗缘情而绮靡”（陆机《文赋》）。说到底，诗歌的天性是抒情的语言艺术。
总之，无论从反映时代或现实层面判断，还是从诗歌引入叙事等要素来增加其表现力来看，诗歌就是诗歌，用小说、散文等其他文体的反映功能来加以衡量是不足取的，反之亦然。究其源在于每一种文体均拥有各自独立自足的世界，均有独自的美学原则、艺术趣味和价值取向。
倘若“诗歌是关于灵魂的学问”能够成立，或者具有一定的说服力，那么对于接受者或欣赏者而言，诗歌更像是人生的保健品。如果说“文学即人学”是无庸置疑的话，那么诗人就相当于人的灵魂的营养师。与医学一样，文学（诗歌）是最接近人的学科。医学疗治人的身体，诗歌抚慰人的情感和心灵。一言以蔽之，诗歌有自己的品质属性，那是有别于其他文体的审美属性。就此而言，诗歌的本质并非是关注现实。因为在诗歌之外自有其他的（文体或行业）对现实进行无数关注的手段。诗歌假如只停留于关注现实，无异于拿自己的短去碰他者的长。关注现实应是诸如小说、散文、报告文学、新闻媒体（报纸电视台）和网络载体乃至其他专门行业的职能。当然，这样说并不是有意否认现实，但从诗歌美学的角度来看，既然我们废弃不了现实，但至少可以分离出现实，即诗歌不应只停留于“现实性”，更应注重精神性。为何呢？或许所谓的现实在诗歌中的存在常常是一种绝对的非诗性存在。与其一味强调关注现实，不如让诗歌更多地关注人的生存状态、关注精神世界、关注终极命运。如果连伟大的诗歌都不表达人类的灵魂（性）、或者表达生命里的神性，人类（生命）如何留得住情性、灵性和神性？假如诗歌成为现实的说明书，成为生活的保证书，成为时代的烫金副本，那么，诗歌的本质属性和真正意义终将失去，诗歌也就不成为诗歌了。如果诗人不代表造物主（神）发声，不代表灵魂言说，那么诗人说什么都已经多余，而且没有必要。那些花哨糊弄的言辞，那些附庸风雅的套话，那些远离人性而主动靠近现实的声音，早已充斥诗坛，无论那样的话语多么适合意识形态，多么振振有词，多么高亢激越，最终的结果定然如过眼云烟，或如昙花一现。因为诗人永远使用的是诗神缪斯的竖琴。我这样说，并没有将诗歌神秘化的意图。其实，灵魂的、精神性的东西一点都不神秘。那是人的自然属性，是人类与天地万物最直接最本原的关系，是烛照我们走在回家路上的长明灯。
那么，诗人应如何保持对现实的关怀，如何表达时代，并以何种方式回应这一富有挑战性的问题呢？对这个问题的理解，五四后的新诗各流派曾表现出不同的倾向：有的强调诗要忠于现实，却又简单化地把诗理解为现实的临摹与复制；有的注重诗要忠于内心，却又把内心视作与现实隔绝的孤立存在；有的偏向诗的现实性，却也偏离乃至失去了诗；有的亲近诗艺诗美，却又疏远乃至悖离了现实。但五四新诗革命的一个重要方向，就是诗人对自我的发现和表现。这与古典旧诗中虽然抒情诗人以个体形式出现、而实际上更多地表现出群体精神不同，新诗要求诗人在诗中表现鲜明独特的个性生命，这种个体生命不仅有其独特的内涵，而且有其独特的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诗应是属于诗人自己的。是故，真正的诗人应该力求在自己的灵魂里，以文字的形式发现诗意，以语言的诗性功能建构文本，呼唤并创造神性，如“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尚书•尧典》），此乃诗歌艺术之大道，也是古老而深远的诗歌恒久不变的意志和指向。
当然，具体到要把一首诗写得像“好诗”，看上去并不难。难就难在如何把这首诗写出既有自己的声音和独特的气味，又能体现出充满当代性的生存气息和生命活力。这样的诗歌才有可能显示出美的力量。力与美，其实是从写作发生学，从题材与技艺，包括从接受美学的效果等综合效应来加以衡量的。因此，如何让一首诗在有效的展开中，以自身构成的诗性语言深切地触及到当下生存、生命体验和灵魂向度，使诗歌文本真正成为血肉之躯上的活灵魂，让其在我们的此在生命中扎下根来，的确值得每一位有志于诗歌创作的诗人思考和探究。对于真正意义上的诗人来说，每一件作品的生成都意味着一次美学冒险或思想冒险。诗人总是试图挣脱社会文化的各种规范与限制，企冀超越于现实之上，完全依照内心的渴望、灵魂的钟摆去书写。这种对现成的既有的现实格局的超越或反叛，往往会给诗人带来孤独，然而这份孤独并非是对现实的逃避或漠视，而是产生“新现实”（诗意世界）前的阵痛。如果诗的存在意味着现实的某种转机，那么诗人的孤独注定是一种美丽的孤独。“朦胧诗”作为一种“新的美学原则”在中国诗坛的崛起，海子诗歌之所以能产生反响或吸人眼球，并形成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乃至一种新的文学（诗歌）力量，便是最佳的明证。
应该说，诗歌对时代和现实环境的单向被动适应，主要是通过诗歌艺术的经验性内容实现的。当独创性居主导地位时，诗歌又不断在经验性内容的基础上生发非经验性的东西，如新的价值取向、创造性思维和审美感知方式以及艺术表现手法等。这种相对于时代和现实环境的超前性，一旦转化为诗歌对时代和现实环境的间接性适应功能，便构成为一种关系格局，即诗歌艺术的流变，既受到时代和现实中的意识形态系统所制约，又因非经验性内容呈现的诗美形态对时代和现实环境发生潜在性适应。一方面是诗歌对时代和现实环境的弹性适应，这除了表现为诗歌与时代和现实环境在互动中的“超前”与“滞后”现象上，还表现在诗歌不论是创新还是承续传统，都难以跟时代和现实环境的传统或创新内容对应与同构，因为诗歌更多的是植入强大的精神个体性。另一方面，从长远角度看诗歌对时代和现实环境能否适应，但我们不能强行要求诗歌都具有充分的现实功利性，而应以文化发展眼光来评估诗歌艺术现象。如对某些似有“非适应性”的诗歌作品从纵深的历史性或未来前景来加以考察，这种“非适应性”，或许正是一种弹性适应的征象，同时也可视为诗歌艺术选择的两难所在吧。无疑的，这是值得置身于当下文化语境中的诗歌创作和诗人们深思的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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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10-12 2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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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10-13 09: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