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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精神视角下的新诗
——对20世纪中国诗歌的一种解读
赵金钟
中国现代民族精神是伴随着民族解放和家园重建两大物质运动而建立起来的。这是20世纪中国发生的最广泛、最深刻、最具有历史意义的革命之一。在这两大物质运动中，诗歌一直扮演着急先锋的角色。所以，诗歌既是精神运动的创造者，又是物质运动的实践者。民族精神是诗歌的灵魂，诗歌是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在这一框架中进入解读，能够更加准确地把握20世纪中国诗歌（主要是新诗）的发展历程，总结出其独特的文化意义和艺术价值。
没有哪一世纪的诗歌能够像20世纪诗歌那样与民族精神交织得如此紧密。它的萌发、发展与成熟直接导源于民族精神现代化的发生、发展与完成。与民族精神的这种特殊关系，便促成了中国新诗的“四性” 特征：工具性、现代性、创新性和民间性。四性特征标识了20世纪诗歌的个性，同时又是对民族精神现代化的绝好印证。这是20世纪诗歌区别于两千年古诗的本质所在。
一
中国新诗是在亘古未有的民族意识大反思及震撼寰宇的民族自立进程中孕育、成长起来的。这种特殊的生存机遇，使它自诞生之日起即宿命地被定位在“工具”的坐标系上。近现代以来，随着外侮给中华民族造成的伤痛的日益加深，先驱们探寻救国之道的目标也日益明晰。其核心就是建立现代文化和新的民族精神。欲建立这种新的文化与精神，必须学习西方现代文明，破除中国旧的文明。因此，从晚清的“诗界革命”到新文化运动时的“诗体大解放”，主要是借“诗”来做拯救国家，重建民族精神的大文章。推倒格律旧诗，建立自由新体，先哲们其实是将诗歌改革当作寻找民族复兴之路的一个突破口。正如谢冕所言：“期待着用诗或者小说来直接作用于改造社会和改造人心 ，可以说是当日所有从事这一事业的志士仁人的毫无二致的想法。”[1]269紧跟现实，干预生活，积极参与推动历史进程的变革运动，是20世纪诗歌的一个重要特征。新文学运动早期的参与者本身就是思想家、政治家或文化精英，文学是他们进行社会改革的重量级的武器。因此，20世纪诗歌自滥觞时始便打上了工具性的烙印，且一直流贯下去。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20世纪中国诗歌自始至终都自觉地服从于社会改革的需要，成为中国社会改革的重要工具。在诗人们手中，诗歌要么被用来揭露封建礼教的罪恶和封建意识的愚顽，引导人们清除封建积污，向科学和民主迈进（胡适、郭沫若等早期新诗）；要么被当作抨击侵略者的罪行，号召国人反抗侵略，保家卫国的武器（艾青、田间等抗日战争及未央等抗美援朝时期的诗）；要么被用以揭露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帮助受苦阶级增强阶级意识，击毁旧的社会制度，建立新的社会秩序（延安诗人及50年代政治抒情诗）；要么用以展示新生活的美好，鼓舞人们战胜困难，建立理想的家园（50－60年代的生活抒情诗，新民歌等）；要么用以反思历史，呼唤中华的腾飞（新时期的“归来之歌”，朦胧诗等），或表现改革，为现代化的新征程而呐喊助威（新时期政治抒情诗、“改革”诗等）。凡此等等，诗歌的工具性被笃志于民族革新的诗人们发挥到了极至。这也是现实主义成为新诗主潮的先在原因。其实，诗人之所以选择诗作为民族现代化（改革社会）的手段，也是为社会生活所逼使。多灾多难的现实生活，使得20世纪中国诗人难以洒脱飘逸，而总是心事重重地面向苦涩的生活，吟唱“被暴风雨所打击着的土地”（艾青）及在土地上艰难匍伏着的人们。即使几乎飘逸起来了的象征派诗人李金发和新月派诗人徐志摩，也断不了“弃妇”的感慨（李）和对“大帅”的愤怒，对“雪地里挣扎的小草花的怜悯”（徐）。一度被斥为“只作自己灵魂的保姆”而不关心社会的“丰功伟绩”的朦胧诗人，也从来没有忘记用“黑色的眼睛去寻找光明”（顾城）。这些都在说明，所有的现代诗人都在有意无意地将诗作为改造社会、干预灵魂的工具，只是自觉程度有别而已。
由此可知，新诗被当作手段或工具是民族精神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然选择。正如鲁迅弃医从文，在先驱们看来，改造民族精神，舍文（诗）而别无良策。“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2]408“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2]412梁启超的话实际上成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宣言。与世人所病诟者相反，20世纪诗歌的这一工具性特征，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倒是显示出了其无可替代的积极意义。从意识形态层面上说，它以其独特的方式和润物无声的渗透力，为中国现代民族精神的确立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同时也实现了其自身的现代品格和民族品格的确立，并因此而成为中国现代民族精神的一份宝贵资源。从艺术审美层面上看，由于初创时期诗人们深厚的文学素养和在诗歌上的出色的创造力，使得新诗一开始就被带到一个相当高的境界，成为后世创作的成功典范。当然，由于工具意识造成的功利主义的影响，特别是一定历史时期的政治力量的强力推导，又使得“工具性”在一些时期恶性发展，给诗歌创作带来严重的概念化和庸俗化的弊病。这又是20世纪诗歌的极大缺憾。
二
20世纪诗歌的现代性特征，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思想内容的现代性，一是诗歌观念的现代性。
思想内容上的现代性是由新诗的工具性带来的。由于工具性的制约与导引，新诗自觉地将自己纳入到民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而对民族现代化尤其是民族精神现代化的自觉服从与积极张扬，便自然而然地决定了其思想内容的现代性。与中国民族现代化进程中的两大主题相一致，20世纪中国诗歌的根本主题也是启蒙救亡与建立家园。它以现代意识作指导，在博大繁复的生活海洋中徜徉，享受海浪的震荡，把握海潮的流向，然后在充分表现时代主题与生活内蕴的同时，尽情展示自己的个性。虽然有时也因对生活本质把握的偏差而导致诗艺的缺失，然而它的这种既充分张扬个性又清晰揭示现代社会生活流向与现代人精神状态的创作特征，却表现出了其无比鲜明的现代品质。如对爱国爱民主题的揭示，新诗既继承了传统诗歌关于这一主题的情感立场，又赋予了它新的内涵。主要表现为要新国新民。在新国方面，主张废除专制政体，宣扬民主立国思想和为民族独立、富强而奋斗的精神；在新民方面，则抨击封建思想，宣扬自由平等人格，弘扬个性、开放性和集体性。以郭沫若为代表的五四诗歌，以艾青为代表的抗战诗歌，以李季为代表的工农兵诗歌，以郭小川、贺敬之为代表的共和国政治抒情诗，以闻捷、严阵为代表的当代生活抒情诗，以舒婷为代表的朦胧诗等，都清晰而充分地表现了这一世纪主题。
诗歌观念的现代化主要表现为新诗理论探讨的日益深化和新诗美学体系的逐步建立。新诗草创时期，胡适、刘半农、俞平伯等热衷于吸收西方自由诗的营养，创建汉语白话自由诗。在他们那里，作诗即如作文，“有什么题目做什么诗；诗该怎样做，就怎样做。”[3]6白话自由诗倡导与实践的最大功绩，是冲决了旧式格律的樊篱，实现了“诗体的大解放”，并诞生了能够承载现代精神与博大境界的“女神体”。至此可以认为，新诗的现代品格已经确立。但其现代审美体系还远没有建成，而且“诗体大解放”带来的过度自由化的流弊，很快即给新诗带来毁灭性打击，使得刚刚站立起来的新诗走向粗糙化、散漫化。闻一多等新月诗人遏制了这一恶俗，保持了新诗的纯洁性和精粹性。他和饶孟侃等人的新格律诗的理论主张，建构了比较完整、系统的现代格律诗美学体系。作为对闻一多“戴脚镣跳舞”的诗歌理论的反拨，戴望舒提出了“制最合自己的脚的鞋子”[4]692的理论主张，并用创作来实践这一理论。他和艾青建立起来的散文化理论是对诗歌现代化的另一贡献。可以说,他们的诗歌理论和创作实践才真正确立了自由体的主体地位，使诗坛形成了自由体为主，自由、格律互补的现代性创作格局。在这一格局下，诗人们又进行了一系列的诗歌观念的探讨,形成了胡风的主观现实主义理论，中国诗歌会的现实主义诗学理论，梁宗岱的象征主义诗学，袁可嘉的“戏剧化”理论，毛泽东的“古典＋民歌”理论，朦胧诗派的“自我表现”论等。这些理论极大地丰富了现代诗学的内涵，保证了现代新诗多元互融创作特色的形成。在民族精神现代化的大背景下，新诗通过自己的创作实践与理论探索，相当成功地构建了自己的诗学体系。这一体系突破了传统诗学“文以载道”、“代圣贤立言”的窠臼，致力于对民主与科学的张扬，对民族现代化进程的表现，对人的自由品质的歌颂，以及对现代美的创造与展示。这是中国诗歌史上一次大的艺术观念的变动。
三
20世纪诗歌创新品格的形成，直接得力于其现代性品格与开放性心态。现代性规定了其创新的方向、程度与所能达到的境界，开放心态则给了它无尽的精神动力和力量源泉。新诗的创新性，除精神层面的诗歌观念之外，主要表现为艺术形式的创新。这种创新又主要表现为语言的革命与诗体的创制。
新诗是在两千年古诗的基础上诞生的。两千年的历史，使中国古诗高居于象牙塔内，日益精致化、纯粹化。求雅成了其生存的最大本能。诗人们在创作之前，已经进入一种先在的叙述体系之中，为了求雅，他们自觉地与生活拉开了距离，在一种既定的诗的语言体系中行走。这种语言体系（包括格律，言语组合方式，言语指涉对象及其内涵，言语构成的意象体系等）为中国古典诗歌的繁荣作出了重大贡献。但随着社会变革的加速，尤其是与西方文化交流的日益深化及科技、生产力的快速发展，新生事物不断涌现，人们对世界的认识也在迅速扩大，既有的文言体系已不能胜任今人思想的表达，变革即成为必然。正如胡适所言：“五七言八句的律诗决不能容丰富的材料，二十八字的绝句决不能写精密的观察，长短一定的七言五言决不能委婉达出高深的理想与复杂的感情。”[3]5所以，自晚清“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开始，文学语言的变革便已开始。至1918年《新青年》第4卷第5号全部改用白话文，语言革命即告全面展开，旋即以秋风扫落叶般的气势将文言文赶出了文坛，白话文取得了彻底的胜利。这种以活的语言为主体成分的“白话”的胜利，给汉语言补充了大量的血液，极大地丰富了汉语语汇。一个世纪以来，新文学已逐渐形成了一套融中国文言语汇、民间语汇、现代语汇和外国语汇为一体的内蕴繁博、活力四溢的言语体系，为中国文学和民族精神的现代化作出了积极贡献。作为这一言语系统的子系统，新诗语言也已形成了区别于千年古诗言语系统的独特个性，它的在生活中求雅的秉性，较之在一种先在的言语系统中求雅（为雅而雅）的古诗，已显示出了难以比拟的勃勃生机。其突出特征就是活鲜、清新和率真。
新文学取代旧文学又是一场深刻的文学思维的革命。这场革命体现在文体上，就是“俗体”进入了文学的殿堂。如一向为人鄙夷的“小说”，堂而皇之地登上了正统的宝座，并每每被与救亡图存、建国立人的政治挂起钩来，视为可以“兴国业”、“纯世俗”的利器，小说家的身份也大大提高。同时，小说的体式也越分越细，长、中、短、微型以及章回等，都其乐融融地汇集于“小说”的庭院之中。而以自由体为主要形式的新诗入主诗坛，则更可谓“俗体”成精。20世纪文学革命，最深刻的是“诗歌革命”。它彻底推翻了有着两千年历史的“精英诗”——古典律诗的统治地位，而代之以“平民诗”自由体，并在自由体的主潮之下进行了广泛的探索，创造了新格律体、半自由体、民歌体、楼梯式、新辞赋体等等。在这场亘古未有的文学变革运动中，诗歌充当了文体试验的先锋。它的各种诗体形式的创制，都是以扬弃的心态，在学习中外诗歌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现代性创造的结果。这种一体为主、多体并存的格局，极大地丰富了诗歌的形态，增大了诗歌的表现张力与审美空间。正如胡适所预言的，新诗的自由体式所蕴含的巨大的表现力，确实令“五七言八句的律诗”难以企及。站在这一成绩堆上，谢冕曾不无自豪地说：“我们以一百年的时间，创造了一种有异于延续了数千年的诗歌形态，并以我们的创造取代了传统的诗歌方式。这是本世纪（指20世纪――引者）中国诗人的骄傲”。[1]272
四
20世纪中国诗歌的民族化探索始终与民间化的追求相联系。“民间化”是新诗史上的一条贯穿始终的重要线索。
从五四白话新诗运动及20世纪20年代初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对民歌的搜集、研究，到30年代文学大众化的讨论及中国诗歌会对“大众化”的自觉实践，到40年代文学民间形式问题的讨论及解放区群众诗歌运动的兴起，再到50—60年代以老百姓喜闻乐见为价值标准与审美尺度的创作风气的再度升温及“大跃进”新民歌运动、“文化大革命”工农兵诗潮，直至20世纪末大众文化的勃兴及“新生代”民间化写作的泛滥，都强有力地表现出民间文化立场与大众审美趣味对新诗理论与创作的深刻影响。这种民间文化立场与大众审美观念一方面反映出新诗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对中国民族文化传统的深层依赖，一方面也十分清晰地表现出其对外来文化与诗歌理念的理性选择与本能抗拒。新诗就是在这种矛盾的心态中走向现代化与民族化的。
民间化给20世纪诗歌带来了巨大的活力与加速实现现代化和民族化的可能。在传统诗歌观念中一向被视为圭臬与精粹的是文人创作，民间诗则向为人所不齿。新文学肯定民间诗的价值，甚至认为民间化是诗的本质特征与建立民族形式的必要途径，并将其确定为诗人努力的方向。这是20世纪诗歌观念的一大革命，从理论上替久为绳缚的中国诗歌松了绑。
20世纪诗歌对民间诗歌资源的重视、开发与利用，基本上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一是把歌谣、民谣、说唱、快板等民间形式吸收至诗歌形式之中，利用民间旧的形式创造新的诗歌形式；二是吸收民歌朴素、清新、生动、通俗的语言营养，改造文言与欧化语言风习，创造新的活鲜的诗歌语言；三是吸收民歌的叙事特长，创造与中国大众欣赏趣味相适应的审美范式。经过这一番开掘、利用与转换、升华，中国诗歌最终实现了从古典向现代的转型。从大的方面来看，民间化给中国新诗带来的积极意义有两点。其一，克服了新诗的欧化现象，促使其彻底地本土化。对民间形式的倡导与实践，尤其是经过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民间化创作的总结深化与规范引导，实际上为新诗发展开辟了新的传统。《讲话》之后，搜集、学习民歌与运用民歌形式创作新诗，就成了诗歌界的自觉追求。在当时看来，这不仅仅是一个诗学观念转换的问题，而且是对待革命和大众的立场问题。这样，在解放区及建国后的中国大陆，民间诗歌以及运用民歌形式创作的民歌体新诗，已经逐步取代了新文化运动以来在学习西方自由体诗基础上形成的文人新诗传统，成为中国新诗的一个新的发展方向。其二，进一步解放了诗体，拓宽了诗的表现空间，促使长篇叙事诗走向繁荣。中国是诗的国度。但由于体制小巧的限制，中国又几乎没有叙事诗，尤其是长篇叙事诗。对这一缺憾的弥补，是20世纪诗歌对中国诗歌作出的极为可贵的贡献。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杨高传》，张志民的《王九诉苦》、《死不着》，李冰的《赵巧儿》，田间的《英雄战歌》、《赶车传》，阮章竞的《漳河水》，郭小川的《白雪的赞歌》、《一个和八个》、《将军三部曲》，艾青的《藏枪记》，臧克家的《李大钊》，乔林的《白兰花》，闻捷的《复仇的火焰》，公刘的《望夫云》，白桦的《孔雀》，韦其麟的《百鸟衣》等一大批高质量的长篇叙事诗，成为20世纪50—60年代中国诗坛的一道强力光束。
问题的另一方面是，由于对民间化功能的过于倚重以及对民间形式的片面理解和强力引导，又给新诗发展造成了难以形容的伤害。这是新诗民间化过程中的一大败笔。这种伤害或败笔，主体表现在：将民间性意识形态化，甚至发展到图腾化（20世纪50年代末），严重扭曲了诗的艺术个性和自由天性；与此相联系，视民间标准和大众需要为圭臬，导致诗人主体性消失和诗的理念成分剧增；过分追求情节的曲折与完整，造成了对于诗的抒情性的放逐；过于迁就大众的欣赏趣味，追求平易化、乡土化和口语化，又引发了情感简单化、表现浅显化等弊病。所有这些，都无可置疑地妨碍了诗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谢冕. 告别20世纪——在大连诗歌研讨会上的发言[A]白烨.
2001中国年度文论选. 桂林：漓江出版社，2002.
[2]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A].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一卷本）[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3]胡适.谈新诗——八年来一件大事[A].杨匡汉，刘富春.中国现代诗论（上）[C]. 广州：花城出版社.1985.
[4]戴望舒.诗论零札[A].戴望舒诗全编[Z].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9.
（作者系岭南师范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教授） | 
发表于 2016-11-16 1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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