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谢野晶子(生于1878年,1942年去世。她的诗《或国 (一个国)》中有“支那”字样,但目的是对比拷问日国“浅薄而自私”。属于她针对日本前进在军国化的路上、言论自由日渐受到束缚的状态,进行了对国家的思想统制的反思。对此《诗歌周刊》的评价中有:“即使有争议应该也掩盖不了其诗性光芒。”亦指此。
《或国 (一个国)》选自鹏雄的论文《反战诗与艳歌:千年一见的日本女诗人》,公开发表在《文史博览》杂志2006年第23期31-32页,后收到谢鹏雄所著的《东瀛女史(插图本日本别史)》亦由山东画报出版社于2015-04-01出版。
另外,请阅读王传涛《“支那”刺痛了谁的爱国心?》(《生活新报》2010/8/2)——
对于“支那”一词的来源,不少历史学家和文字学家都曾解读过。最基本的一条共识是,
中国在西方被译为CHINA,音译即为“支那”。而这种叫法自汉唐之后就有了。
随后,这种叫法在日本流传,侵华战争爆发之后,也就成为侮辱中国人的代表词汇。但是,“支那”一词的本义与起始价值观,却并非日本人蔑视中国人的“杰作”。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程兆奇先生说:“在战前日本,称呼今天被我们称为‘中国人’为‘支那人’,与称呼德意志人为‘德意志人’是一样的,这样的词语本身,不含有任何价值判断。”河北省科院历史所朱文通教授研究称:“‘支那’一词传入中国和佛教在唐代的兴盛有关……‘支那’原意是褒义词,与日本军国主义者对中国的蔑称有天渊之别。”
以上算是学界代表的考证之论。但即便是蔑称,我们还不能放下百年屈辱的历史包袱吗?
“支那”字样,刺痛了部分人的爱国心。有历史学家称,中国之所以称为中国,是我们古代人的世界观里只有一个“天下”、一个国家,即是我国。上为天,下为地,中间是“中国”。此为天朝上国夜郎自大心理的真正来源。然而,时代一直在进步,我们难道还在梁启超笔下的“中国人只知有天下,不知有国家”的虚荣心中自娱自乐吗?
还有,康有为的女儿康同璧曾说:“他看见我,就马上背诵出我19岁独自登上印度大吉岭时写的诗。”康同璧说的那首诗,其中一句为:“若论女士西游者,我是支那第一人。”——这个背诗的人——他就是伟大的毛泽东主席。
章太炎等在日本东京发起《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1904年,宋教仁在东京创办了名叫《二十世纪之支那》的杂志,这是后来同盟会党报《民报》的前身:梁启超也用“支那少年”为笔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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