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有文人的风骨----俞平伯

金川诗歌

俞平伯（1900年1月8日－1990年10月15日），原名俞铭衡，字平伯。湖州德清东郊南埭村（今乾元镇金火村）人。作家、红学家，新文学运动初期的诗人，中国白话诗创作的先驱者之一。清代朴学大师俞樾曾孙。与胡适并称“新红学派”的创始人。191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后在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任教。
俞平伯积极参加五四新文化运动，精研中国古典文学，执教于著名学府，俞平伯是“新红学”的开拓者之一，是一位热忱的爱国者和具有高尚情操的知识分子。参加北京大学的新潮社、文学研究会、语丝社等文学团体，提倡“诗的平民化”。[1]
俞平伯主要著述有《红楼梦辨》（《红楼梦研究》）《冬夜》《古槐书屋问》《古槐梦遇》《读词偶得》《清词释》《西还》《忆》《雪朝》《燕知草》《杂拌儿》《杂拌儿之二》《古槐梦遇》《燕郊集》《唐宋词选释》《俞平伯全集》。

金川诗歌

人物生平编辑
俞平伯
俞平伯
清光绪廿六年（1900年）1月8日，生于浙江吴兴（今湖州）。
俞平伯3岁时，曾祖父俞樾即写了一副对联送给他：培植阶前玉，重探天上花。俞平伯4岁时，摄影术刚发明不久。那时代迷信太多，都认为摄影要摄去魂魄，而俞曲园很开通，带了俞平伯在苏州曲园照了张相，并题诗一首：“衰翁八十雪盈头，多事还将幻相留。杜老布衣原本色，谪仙宫锦亦风流。孙曾随侍成家庆，朝野传观到海陬。欲为影堂存一纸，写真更与画工谋。”
民国四年（1915年），他入苏州平江中学读书，半年后考入国立北京大学文学系预科。
民国六年（1917年），俞先生与杭州闺秀许宝驯结成秦晋之好。许家都是昆曲爱好者，俞先生的岳父许引之是名副其实的业余昆曲家，妻子的姐弟也喜爱昆曲。尤其是许夫人，嗓音又好，唱起来字正腔圆，并且能填词谱曲。
民国七年（1918年），以白话诗《春水》崭露头角。次年，与朱自清等人创办我国最早的新诗月刊《诗》。
民国八年（191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
民国十年（1921年），俞平伯开始研究《红楼梦》。[1]
民国十一年（1922年）1月，他与朱自清、郑振铎、叶圣陶等人创办五四以来最早的诗刊《诗》月刊。同时他也研究古典文学，上自《诗经》、《楚辞》，下至清人的诗词都广为涉猎，并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讲授清词、戏曲、小说及中国诗歌名著选等课目，诗词、散文著作宏富，成就卓著。
民国十三年（1924年）冬，俞先生认识了昆曲艺术家陈延甫。陈是嘉兴人，精通昆曲三百多折，还能吹笛。俞先生就聘请他到老君堂拍曲，每周两次，这样就有了更多学习昆曲的机会。
1923年出版他的第一部、也是奠定他红学学术地位的专著《红楼梦辨》。
民国十九年（1930年）10月，俞平伯搬家到了清华园南院七号，把自己的书房取名为“秋荔亭”，“秋荔亭”成了清华昆曲爱好者的活动场所。1933年上半年，他又邀请笛师何金海到“秋荔亭”吹笛，相约校内外昆曲同好来度曲清唱。许宝驯能唱整出的戏，俞平伯虽歌喉不亮，但拍曲的功夫日益老练
俞平伯
俞平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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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二十年（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以满腔爱国激情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奋笔书写《救国及其成为问题的条件》、《困难与娱乐》等文章，又号召青年们要相信自己的力量可以救中国。
民国廿三年（1934年）初，俞平伯邀请陈延甫二次北上，俞平伯牵头，陈延甫拍曲，清华园汇聚了不少昆曲爱好者，“秋荔亭”内雅音不绝。那年的一个仲夏夜，在水木清华的工字厅水轩，他们举行了第一次公开的曲集。第二年正月，他们在那里再次集会，俞平伯演唱了《紫钗记》、《单刀会》和《玉簪记》中的曲子各一折。这一次，虽然还没有正式结社，但他们已经确定“谷音社”的名称，希望昆曲“空谷传声，其音不绝”。
民国廿四年（1935年）3月17日，谷音社在清华园俞平伯的寓所正式召开成立会，俞先生被推为社长，他亲自撰写了《谷音社社约》和《同期细则》。在社约引言里，俞平伯历述了歌诗曲乐在陶冶人们性情和操守方面的功绩，以及昆曲的发展史，明确了谷音社成立的目的就是为了“涵咏风情，陶写性情”，“发豪情于宫徵、飞逸兴于管弦”，也是要承担起拯救昆曲的责任。
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加入九三学社，他参与发表“十三教授《保障人权宣言》”，抗议北平宪警夜人民宅肆行搜捕事件。
1949年1月，俞平伯与北京文化界、教育界民主人士及北大、北师大等院校30名教授发表对全面和平书面意见，一致拥护共产党。
1952年，将《红楼梦辨》修订为《红楼梦研究》，由棠棣出版社出版。
1954年起陆续出版《脂砚斋红楼梦辑评》、《红楼梦八十回校本》《读〈红楼梦〉随笔》。
1954年3月，复于《新建设》杂志发表《红楼梦简论》。同年9月，遭受非学术的政治批判，长期受到不公正待遇，然仍不放弃对《红楼梦》的研究。出版《脂砚斋红楼梦辑评》。
1956年，晋级为文学研究所一级研究员。
1956年8月，在当时文化部副部长丁西林和北京市副市长王昆仑等的帮助下
，俞平伯第二次发起昆曲结社，这就是北京昆曲研习社。北京昆曲研习社的成立大会在俞平伯的家——老君堂召开，他又亲自拟订《章程》和《同期公约》。曲社最有影响的是对《牡丹亭》的改编与排演。俞平伯与弟子精心整理校订，使这部名著摆脱了冗长的结构，以全剧的形式恢复了她的舞台生命。
1958年10月2日在北京试演了一场《牡丹亭》，纪念汤显祖逝世340周年，周恩来总理亲临观看了演出。出版《红楼梦八十回校本》。
1959年10月，作为向共和国建国10周年献礼，《牡丹亭》在长安戏院演出了两场。作为当年惟一参加国庆献礼演出的业余社团，也是昆曲演出史上的一件盛事。[2]
十年动乱期间，尽管他也受到抄家、下乡改造等不公正待遇，但值得庆幸的是，俞平伯和夫人许宝钏相依为命，在逆境中顽强地生活着。
1969年11月，两位年愈七旬的老人被迫赴河南干校劳动，与当地质朴善良的农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1971年1月，作为特殊照顾的老知识分子，俞平伯夫妇从干校回到北京，他们的生活恢复了相对平静，俞家又可以听到优雅的昆曲唱腔了。
1975年，俞平伯新创作了《鹧鸪天·八十自嘲》词，曲友们在俞家雅集清唱。
俞平伯作品集
俞平伯作品集(19张)
1979年12月，北京昆曲研习社恢复活动，俞平伯出席了首次演出招待会，由于年事已高，不再担任社务工作，但时常关心曲社情况。
1981年4月，他为京昆名家俞振飞著的《振飞曲谱》作序，精辟定义了“水磨调”及其源流。
1986年元月，中国社会科学院隆重举行“庆贺俞平伯先生从事学术活动六十五周年大会”，对他在文学创作和研究方面的杰出成就给予了高度评价。
1986年，应香港三联书店与香港中华文化促进会的邀请，俞平伯赴港举办“《红楼梦》研究”学术讲座。[1]
1990年10月15日逝世，终年91岁。葬于北京福田公墓。
文学成就编辑
俞平伯
俞平伯
《红楼梦辩》（1923年初版，1952年改名《红楼梦研究》再版），《脂砚斋红楼梦辑评》、《红楼梦八十回校本》
诗集：《冬夜》（1922年）、《古槐书屋间》、《西还》、《忆》
散文集：《燕知草》、《杂拌儿》、《杂拌儿之二》、《古槐梦遇》、《燕郊集》等
　　《唐宋词选释》 ，《俞平伯全集》（孙玉蓉主编 1998年出版）
作品特色编辑
散文特色
俞平伯的散文得益于晚明名士派小品，但不是着意的摹仿或沿袭，更多的是一种异代同声的交融共振。文学作为一种社会性的精神活动，任何共同的趣味或倾向的形成，都离不开特定的历史和文化背景的造就，不能不留下时代的印记。[3]
俞平伯的散文属周作人的“美文”一派。他20世纪的散文集有《燕知草》和《杂拌儿》。《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陶然亭的雪》《西湖六月十八夜》都是散文中的名篇。《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的描写情景交融，景色朦胧，是他散文的代表作。《陶然亭的雪》中，冬日黄昏的迟暮，为静穆凄清之情浸染，在记叙、抒情中又生发一些悠闲的意想，情、景、理、趣水乳交融、笔浓而意淡。《西湖六月十八夜》用细腻的笔触描绘出倦意朦胧的西湖的变幻的美，造成一种空灵的意境。俞平伯的散文很少触及重大现实问题，而以独抒性灵见长。用笔细腻、意境朦胧而灵动、闲适而伤感，语言运用透出古代文学的深厚传统的影响，被周作人誉为“近来的第三派新散文的代表”。但有时描写繁缛、用力太过，少了天然之趣。[3]
新诗特色
朦胧的意境
俞平伯认为：“朦胧的诗句多半是极空灵自然的，虽然平常喜欢堆砌雕琢的诗人，也会有与平素作风相反的作物露出来”，并进一步指出“朦胧是成诗的一条捷径，意识好比一条沟，目不及瞬，它已一跳而过，诞登彼岸了。”意境的朦胧感正是俞平伯新诗创作上的鲜明的艺术特色之一。[4]
哲理之思
除了朦胧的意境，以哲理入诗是他新诗的另一艺术特色，诗人把对社会人生的思考和理解，提炼升华为闪耀着思想火花的哲理，从而成为诗篇所表达的主题。[4]
音律美
在新诗的语言方面，由于俞平伯自幼受古典文化熏陶，旧学功底十分扎实，他的语言凝练自然、清新雅致，感情真挚从而形成了写景抒情，清新婉曲的艺术特色。
注重语言的锤炼，试图用最恰当的词句和最简练的篇章来传达思想情感，这体现了俞平伯对艺术苦心造诣的追求。好诗具有醒目的意向、巧妙的言辞、适当的节奏，能动人之情、启人之思想，并没有新与旧、现代与古典之分。中国古代格律诗的许多艺术优长并没有被他抛弃，因而他的诗作元“沓冗和参差”的词句，反多了“铿锵人耳的音律”之美。[4]
轶事典故编辑
红学之缘
俞平伯是“新红学”的开拓者之一。他与顾颉刚通信讨论《红楼梦》。经过深入的研究和考证，他认为原书只有前八十回是曹雪芹所作，后四十回是高鹗续作的，出版了新红学的代表作——《红楼梦辨》。这是他对《红楼梦》研究划时代的贡献。1952年又将《红楼梦辨》修订为《红楼梦研究》。1954年起陆续出版《脂砚斋红楼梦辑评》《红楼梦八十回校本》《<读红楼梦>随笔》。1986年，应香港i联书店与香港中华文化促进会的邀请，俞平伯赴港举办“《红楼梦》研究”学术讲座。[1]
昆曲之情
俞平伯是昆曲爱好者，致力于昆曲的传承与保护。1935年3月17日，在其清华园寓所召开谷音社成立大会，被推为社长。他撰写了《谷音社社约》和《同期细则》，指出谷音社旨在“发豪睛于宫微，飞逸兴于管弦”。1956年8月，俞平伯又发起成立北京昆瞳研习社，担任主任委员，亲自拟订《章程》、《同期公约》，与弟子精心整理校订《牡丹亭》。01958年l0月，为纪念汤显祖逝世340周年，试演《牡丹亭》，周恩来、陈叔通、叶圣陶等观看演出。1959年l0月，《牡丹亭》参加国庆十周年献礼演出，轰动一时。北京昆曲研习社除了发掘传统剧目外，还改编、创作不少新戏，以反映新时代。[1]
张贤亮与俞平伯
张贤亮因为母亲出身名门，又与俞平伯的长女俞成是世交好友，因此，张贤亮自小就认识俞平伯，称其外公，称俞成大姨。他说：“平伯公住在老君堂的时候，我也常去。那时我小，顽劣不堪，见了平伯公悚然抖擞，不敢与语。”[5]
1955年7月，因为已故父亲的历史问题，张贤亮携老母弱妹从北京迁到宁夏，先当农民，后任教员。两年后，因在《延河》杂志发表《大风歌》，被划为“右派分子”，在农场劳动改造长达22年。在他被押去劳改期间，母亲又被遣送回北京。无家可归的张妈妈，只好投奔俞成，与其一起住在俞平伯家中。张贤亮回忆说：“平伯公视我母如女，多承照拂，前后达十余年之久。”
1990年10月，俞平伯以91岁高龄仙逝后，张贤亮发表悼念文章《我有一个红学家的“外公”》，文章写得很平和，对命途多舛的俞平伯的理解真切而深刻，评价也客观公允。因为经历过苦难与屈辱，他更懂得人生的意义。
俞平伯与胡适
俞平伯与胡适是一对很有意思的朋友。一方面，他们都有相当的爱国心，当国家遭逢异族侵略，一个来到大后方，费尽心血为多苦多难的祖国作育人才；一个不惜放下学问，违背不做官的原则从事外交。两人的关系也极好，彼此的日记中都有对对方的大量记述。俞平伯的红学研究深受大他九岁的胡适的影响，中年时他甚至因为胡适受过政治上的委屈。然而，另一个方面，俞平伯与胡适在为人处事上大不相同，说是泾渭分明绝对没有夸张。[6]
红学之路
俞平伯在大批判浪潮中完成了《红楼梦》后六十回的整理校勘工作，何其芳阅读后向上汇报说：“其校勘工作的结果百分之八十以上可以用，也还有些错误。”俞平伯执意要为《红楼梦》写一序言，要以马列主义的观点说明《红楼梦》的思想性和人民性，并主动请何其芳给予更多的帮助。文学所领导由于认定俞的思想觉悟所限，内部评价觉得此时他写序言“希望不大”。[7]
人物评价编辑
潘耀明：我与俞平老虽是忘年之交，他的道德文章，如高山流水，仰之弥高，是我这个文学小辈，穷一生努力，也难以沾到边。[8]
韦柰：他一生为人正直善良，性格豁达倔强。[8]
王之鸿：在逆境中能够怡然，智也；在逆境中敢于直言，勇也。这的的确确是俞平伯先生。[9]
家庭成员编辑
俞平伯夫妇
俞平伯夫妇
妻子：许宝驯
儿子：俞润民
女儿：俞成、俞欣
外孙：韦奈
后世纪念编辑
俞平伯故居
在北竹杆胡同38号，旧时的门牌是老君堂79号，在胡同东段南侧，是一座坐南朝北有东跨院的二进四合院，由四个自然院落组成，占地面积为844平方米；有房屋53间半，建筑面积为361平方米。院门为“如意门”①，门楣与戗檐上的精美砖雕至今保存完好。[9]
俞平伯纪念馆
2015年6月10日，德清县余英溪畔的俞平伯纪念馆开馆，展示了俞平伯生前大量的手稿、文集、照片，吸引了众多市民参观。[10]

金川诗歌

《批判〈红楼梦研究〉前后的文怀沙与俞平伯》
原载《炎黄春秋》1998年第4期

　　公元20世纪50年代，《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辞世200年后，一部研究《红楼梦》的书， 竟成了“阶级斗争”的导火线，毛泽东支持两个大学生批评了红楼梦研究专家俞平伯，震动中国学术界。从《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引发批判胡适，引出胡风“反党集团”，又牵出周扬、丁玲、冯雪峰……80万中国知识分子横祸连连。
　　毛泽东批判的《红楼梦研究》，是俞平伯多年的研究成果，这是人所共知的。人们却不知道这本薄薄的小书与文怀沙有一种特殊关系。或许可以这么说，如果不是文怀沙，这本薄薄的小书在那个时候根本不会出笼，更不可能在那个特定的时代成为阶级斗争的导火线，遭到严酷批判！
    北平和平解放后，文怀沙回到北平，在文化部工作，同时在许多学校兼课，继续教书生涯。有一天，俞平伯来找他，很有点为难地开口借钱。俞平伯父亲去世，作为儿子应该让老人早日入土为安，可口袋里却空空如也，心急如焚中，俞平伯想到了文怀沙。要说文怀沙和俞平伯的关系可以追溯到上一辈。俞平伯的父亲俞阶青是前清的探花，清朝大学问家俞樾的后代。俞樾有个学生，就是替中华民国命名的章太炎，章太炎有很多学生，包括鲁迅。多年以前，文怀沙在苏州时听过章太炎的课，文怀沙也算章太炎的学生。就因为这层关系，年长的俞平伯很尊敬文怀沙。这次俞平伯走投无路找上门，因为他知道，那时留用的教授每月最少也有100多元工资，文怀沙是政府干部，再加上兼课，从他那里借点钱度过燃眉之急，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可是文怀沙没有钱，他是从解放区来的干部，那时是包干制，一月只有相当于6块钱的小米零用。俞平伯想了想说，你没有钱，你不是认识上海棠棣书店的老板王耳吗？你从王耳那里借点钱。说到王耳，文怀沙笑了，俞平伯不知道文怀沙就是王耳，王耳就是文怀沙。上海棠棣书店是鲁迅的关系，解放前文怀沙化名王耳，在这家私人书店当编辑，解放初私营书店还没有改造，政府干部在私营书店兼职是违反纪律的，但是文怀沙生活有些困难，也就继续搞“地下工作”。为什么化名王耳？文怀沙说，这样有些不能用的稿子就可以拒绝，有个缓冲余地，要不容易得罪人。他不好细说这段历史，只是答应可以帮助俞平伯从上海棠棣书店借一笔钱。很快文怀沙给俞平伯弄来了200万， 那是旧币，相当于现在200块钱。俞平伯顺利办完丧事。可借的一大笔钱怎么还？这笔钱在当时可不是个小数目，又不是文怀沙自己的钱，文怀沙找俞平伯“催债”，俞平伯还是没有钱。文怀沙就说，把你的稿子拿出来，不就有钱了吗？
    这时，文怀沙正以王耳的名义在编一套《中国古典文学丛刊》，试用新观点来整理中国古典文学。俞平伯研究《红楼梦》有些年头了，拿个书稿来不就有钱了吗？就算你预支200元稿费。俞平伯说，哎呀，我的那些《红楼梦》研究文章加起来也不到两万字，怎么印书？文怀沙说，你以前不是出过一本《红楼梦辨》的书吗？拿出来再出一次怎么样？俞平伯同意了。
    1921年4月至7月，俞平伯和顾颉刚讨论《红楼梦》的通信，由俞平伯整理成文，共3卷70篇，1923年4月以《红楼梦辨》的书名由上海东亚图书馆出版，只印了500本。近30年未再版，如今早踪迹全无，俞平伯手中仅剩下一本，纸都发黄了。在文怀沙的鼓励下，也为了还债，俞平伯把旧书《红楼梦辨》3卷拆开，用红钢笔在书页上修修补补，有的全删，有的略改，合为上中两卷，其下卷大都是零碎旧作，16卷，13万多字。 送到棠棣书店。老板一看，乱七八糟，对文怀沙说你要负责，当年都卖不动，现在再印，能有销路吗？在文怀沙的坚持下，《红楼梦辨》改名《红楼梦研究》，1952年9月上海棠棣出版社出版。书名由文怀沙用赫色毛笔楷书。俞平伯特地要文怀沙写序，文怀沙说我写个跋吧。于是，俞平伯自己写了个序，他在序中说，现在好了，光景变得很乐观。我得到友人文怀沙先生的热情鼓励，近年来又借得脂砚斋庚辰评本石头记，棠棣主人也同意我把这书修正后重新付刊。
    《红楼梦研究》定价1.16万元，没想到销路很好，第一版就印了3000本。批判以后禁版，更成奇书，一本卖到上百元。随后，俞平伯又写了《红楼梦简论》。
　　棠棣出版社的书印出来，俞平伯颇受红学界注意。不仅经济上走了运，政治上也走了运，毛泽东喜欢《红楼梦》，说你们怎么搞的？俞平伯是研究《红楼梦》的。意思是你们怎么对俞平伯不重视，这样，俞平伯被补选为人大代表。
　　红学名家周汝昌那时刚分配到四川大学当教师，要出版一本《红楼梦新证》。此前他在燕京大学孙楷第的门下读研究生，不怎么得意，孙楷第是文怀沙的朋友，周汝昌就请文怀沙帮助他。于是，文怀沙做了他的责任编辑，并用王耳的名字写了万言长序。周汝昌把书稿寄到北京，文怀沙改定后再寄到上海出版。周汝昌的书里大段引用胡适的话，以胡适传人自居。五四以后，胡适写了谈红学的发韧之作，可以算周汝昌的师爷爷。周汝昌两耳不闻窗外事，光埋头做学问，不管政治行情，他不知道大捧胡适的书在那个时候怎么能出得来？文怀沙以中国古典文学丛刊主编王耳的名义做了大量的删改工作，尽量避免书中提到胡适，不得不提到时删去胡适先生如何如何，写成妄人胡适。以后文怀沙说对不起周汝昌，但那个时候不打这个马虎眼过不了出版关。
　　山东大学两个大学生李希凡和蓝翎看到周汝昌的书和王耳的序，写文批判俞平伯，把《红楼梦新证》的观点作靶子，有意思的是，他们的有些观点和王耳的序以及文怀沙的跋不谋而合。两个大学生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简论》的文章写出后，在北京《文艺报》碰了壁，只好写信给山东大学的教师，在学校的《文史哲》刊物上发表《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其主要观点是批判俞平伯把暴露封建制度罪恶的伟大的古典现实主义作品贬低为“主要观点是色空”，“是感叹自己身世的”，“是为情场忏悔而作的”，“是为十二钗作本传”，对封建主义的东西“怨而不怒”，从而否定了作品的伟大社会意义和杰出的艺术价值。结论是俞平伯采取的研究方法未能脱离旧红学家们的窠臼，烦琐的考证和探索方法将人们引向不可知论，他的思想根源是重复胡适在《红楼梦考证》中所表现过的主观主义、唯心主义的滥调。山东大学有个传统，校刊要寄给山东籍的中央首长，人手一份。康生和江青都看到了，江青把这篇到处发不出来的文章向毛泽东汇报。要《人民日报》转载，又被拒绝，后来总算给江青一个面子，在《文艺报》上登了出来。毛泽东说话了：“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30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被人称作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1954年10月16日，毛泽东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和其他有关同志写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说这是30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全国各地都动了起来，1954年10月28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文章《质问文艺报》，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扩大会作出了关于《文艺报》的决议，重新规定了《文艺报》的方针，改组了编辑机构。毛泽东从支持两位青年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批评文章开始，领导和发动了对胡适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广泛批判，学术争论变成了阶级斗争。这次批判提出的问题，不仅是如何评价和研究《红楼梦》这部中国古典文学名著，而是要从哲学文学史学以及社会政治思想各个方面对五四运动以后最有影响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进行一番清理和批评。文怀沙的《红楼梦研究》跋也被毛泽东点了名，说文怀沙党性哪里去了？文怀沙有党性，什么党性？资产阶级的党性！幸好《红楼梦研究》的批判从头到尾都没有揪出文怀沙，只是让文怀沙写检讨，所有的罪名都堆到俞平伯身上。俞平伯吓坏了，几次检讨过不了关。文怀沙看俞平伯“全军覆没”，认为俞平伯揭露出来后四十回是别人写的，在《红楼梦》的辨伪存真方面还是做出了贡献，就好心拉了他一把，除了自己写检讨，还替俞平伯写检讨。到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文怀沙终于成了俞平伯向党进攻的同伙，被抄家，同时作为漏网右派和漏网胡风分子被关起来，与世隔绝十年。前些年，作家端木蕻良还对文怀沙说，关十年太便宜了你，应该先枪毙，后充军。俩人哈哈大笑，现在，他们终于看到了《红楼梦》的研究进入了正常的学术轨道。

    俞平伯（1900-1990）：古典文学研究家，红学家，诗人，作家。原名俞铭衡，以字行，字平伯，德清东郊南埭村(今城关镇金星村)人。清代朴学大师俞樾曾孙。早年参加五四新文化运动，为新潮社、文学研究会、语丝社成员。191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曾赴日本考察教育。曾在杭州第一师范学校执教。后历任上海大学、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教授。1947年加入九三学社。建国后，历任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九三学社中央委员、顾问，中国文联第一至四届委员，中国作协第一、二届理事。是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
　　俞平伯最初以创作新诗为主。1918年，以白话诗《春水》崭露头角。次年，与朱自清等人创办我国最早的新诗月刊《诗》。至抗战前夕，先后结集的有《冬夜》、《西还》、《忆》等。亦擅词学，曾有《读词偶得》、《古槐书屋词》等。在散文方面，先后结集出版有《杂拌儿》、《燕知草》、《杂拌儿之二》、《古槐梦遇》、《燕郊集》等。其中《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等名篇曾传诵一时。
　　1921年，俞平伯开始研究《红楼梦》。两年后，亚东图书馆出版专著《红楼梦辨》。1952年，又由棠棣出版社出版《红楼梦研究》。1954年3月，复于《新建设》杂志发表《红楼梦简论》。同年9月，遭受非学术的政治批判，长期受到不公正待遇，然仍不放弃对《红楼梦》的研究。1987年，应邀赴香港，发表了《红楼梦》研究中的新成果。198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论著合集。还著有《论诗词曲杂著》、《红楼梦八十回校本》，有《俞平伯散文选集》等。

金川诗歌

当年批判俞平伯真的不“左”吗？
2014-04-13 00:00:00  浏览量：268  字号：T T
摘要：最近一段时间，读京沪等地报章，常能读到关于李希凡先生的评论，几乎都是一片赞扬，甚至连他1954年批判俞平伯的事，也被说成是很必要、很及时的正确行为了。
    文艺春秋
    □刘绪源 资深媒体人
    最近一段时间，读京沪等地报章，常能读到关于李希凡先生的评论，几乎都是一片赞扬，甚至连他1954年批判俞平伯的事，也被说成是很必要、很及时的正确行为了。查一查近期的出版书目，明白了，原来是他的七卷本的文集要出版，此前，他还出过一本《李希凡自述》，出书要造势、宣传，这是现在的商业炒作模式，不足为怪。但造势造到把错的说成对的，把一场全国性的早已遭到否定的极左的政治运动也提出来大加赞颂，这就不仅离谱，还真的有点可怖了。
    平心而论，李希凡在当代文艺批评史上，还是有过积极贡献的，但这贡献不是在1954年，而是在此后的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前期。那本《论中国古典小说的艺术形象》可说是他那一时期的代表作，此书中的艺术分析体现了较高的水准和一定的创造性；他对当时的文学创作的批评，有一半是极左的批判文章(如对王蒙、刘绍棠的批判)，但也有一半是颇有价值的艺术分析文章。到了“文革”中，我们读到了他因为没有及时迎合江青的暗示而走上“阶级斗争第一线”的忏悔文章，又读到了他对当时被剥夺了发言权的何其芳的长篇“争鸣”文章。“文革”后，他拒绝忏悔当年的批判行为，坚持自己原有的观点，思想和文笔渐趋僵化，于是不再受读者关注。也许是不甘寂寞吧，仍常有一些据称是“很有理论勇气”的声音发出，但大抵是“九斤老太”式的不满和难以服人的自我坚持，所以读者往往一笑了之。
    可是这次不对了，我们且看这一段：“如何看待1954年对俞平伯的批评，李希凡的认识是：自己是阶级论者，一开始就是从社会意义上分析《红楼梦》的，尽管可能很幼稚、很浅薄，但不能因此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他认为，如果没有1954年的‘评俞批胡’运动，《红楼梦》深广的思想艺术价值是不会得到重视的，‘红学’也不能有今天这样的繁荣和发展，持续地具有‘显学’地位。”(见2014年3月27日《文学报》欧阳健文)再看这几句：“有的史学家把当年的‘批俞评红’简单地同以后的‘文革’联系起来。甚至认为是‘文革’的前奏和预演。……这里混淆了两个根本不同的历史阶段的完全不同的历史事件。‘批俞评红’确有缺点和不足，但是不能给戴‘左’的‘帽子’，更不能同‘文革’简单类比甚至等同起来。”(见同日文学报张兴德文)

金川诗歌

2011年雍和嘉诚秋拍，有一宗15件俞平伯在“文革”期间的交代材料参拍，其中一页是“关于李辰冬”，这是俞平伯单方面谈两人关系的材料。俞平伯交代说：

李辰冬,我本不认识,因他亦写了些关于《红楼梦》的文章,我并不赞成,却知道有这么一个人。他曾到法国留学。据有人告诉我，他把我早年的《红楼梦辨》改头换面，写成论文，在法国得了学位（博士？）。有一次，某日上午（年月都不记得了，总在抗战以前）我去访周作人，其书室已先有客在，周未向我介绍，坐下说了一会儿，我就把李辰冬窃取我写的书骗外国人的笑话讲了。不记得话怎么说的，总是玩笑讥讽。及客去后，周作人才告我，这个人就是李辰冬！这把我弄得反而很窘。我一向不喜欢奚落人的，更不愿意当面骂李辰冬，且有些怕他，因我知这人是个坏蛋，鬼把戏很多的。但话已说出，亦无可如何了。

抗战胜利，国民党反动派回到北平，搞得乌烟瘴气，李辰冬在那时很得意、活跃。有一次在酒楼招宴文人，我也被邀而去。请客目的总是约人写文章，正因我心鄙其为人，又不愿意再次得罪他。回想仿佛有过这么一回事，印象实已很模糊了，不能说得很明确。

红蓝书店，我既无它的股票，亦未和该店作过什么交涉，为出版书籍之类，我总毫无所知。

俞平伯1969.4.24

这应该是应组织上要求，要俞平伯谈谈和李辰冬的交往而特意写的，全文不过四百余字，写在“文学评论杂志社”稿笺纸上。在文中，俞平伯讲了三件事，两件是和李辰冬的交往，一件是与李辰冬有关的红蓝书店的关系。总括来说：由于李辰冬剿袭了他的《红楼梦辨》，而他与李辰冬关系一开始就僵了。李辰冬后来又请了一次客，俞平伯去了，但具体记不起来了。

这是俞平伯单方面的说法，可信不可信，是一个很大的疑问。首先，“文革”中的交代，且对方是台湾的所谓敌方人士，撇清关系保全自己是首要做的。如果够聪明的话，在无法对证的情况下，说得过头一点也没有关系。这里俞平伯笔下的第一件事，如果是真的，可以看出李辰冬超常的涵养，或者真的心虚。面对俞平伯指责他的论文抄袭，李辰冬能不发一言，不为自己辩解一番，忍辱含羞就此告别？退一步说，即使真的抄袭，就基本人性而言，困兽犹斗，自不会默默忍受，不置一言。

再说，李辰冬的《红楼梦研究》一书，在国内中文出版是1942年中正书局版，在俞平伯见周作人的“某日上午（年月都不记得了，总在抗战以前）”，只是以法文形式存在的博士论文。据我所知，俞平伯不识法文，不知他何以仅仅根据有人告诉，就得出这样的结论：他把我早年的《红楼梦辨》改头换面，写成论文，在法国得了学位（博士？）。

我们再来看看这个交代材料的第一句，更可看出问题：“因他亦写了些关于《红楼梦》的文章,我并不赞成”，这至少说明，李辰冬写有关“红学”的文章，认知与看法一开始就与俞平伯异趋且异趣，怎么可能到写博士论文时会来用“拿来主义”把现成的《红楼梦辨》“改头换面，写成论文”呢？所以，俞平伯的说法是前后矛盾，完全站不住脚的。探究俞平伯说法的来源，本来就是捕风捉影，但有一点可以指出，自从上世纪五十年代批俞平伯和他的《红楼梦》研究后，李辰冬抄袭他的研究成果，成为博士一说，对于俞平伯的心理上多少是一种安慰，是值得骄傲的，他宁愿相信这种说法，以抵御社会上对他急风暴雨式的批判——虽然在国内遭遇批判，我的研究却由他人的剽窃抄袭而被国际社会肯定。你们可不要小看了我。

1954年2月28日，俞平伯写信给周作人，也持此说：“平前作《红楼梦辨》行世以来，殊为寥落，惟闻某君曾以之博取法国博士功名，尚属有用”（见《周作人俞平伯往来通信集》），这也是他在饱受批判之后的一点自我心理安慰。

李辰冬的《红楼梦研究》出版在抗战中的陪都重庆，俞平伯抗战期间一直滞留北京（当年叫北平），容或未见此书，以致一直有这样自负的臆想。其实，两书完全不是一回事甚明，令人想起陈源指责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抄袭盐谷温的事来。

再说俞平伯笔下的李辰冬，面对俞平伯的“玩笑讥讽”，一个鬼把戏很多的坏人（俞平伯语），竟然含默隐忍，过了很多年还请俞平伯赴宴，请他撰文？世上有这样的人吗？也许有，但李辰冬应该不是。

在这次所谓的“抄袭”疑案中，李辰冬并无一言辩白，原因应该是他并不在场，根本就蒙在鼓里，不知不觉，自然无从言说，且也不必多说什么。

不过，我觉得也不能全盘否认俞平伯的这段交代，还是有一点真实的情节：俞平伯和李辰冬有一定的交往。俞平伯任教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而李辰冬在1920年代初是燕京大学学生，1930年代中期也同样任教燕京大学，到卢沟桥事变之后才南下，抗战后重回北平，两人做过同事，虽然俞平伯已刊的1930年代不全的《秋荔亭日记》（一至三），尚未见关于李辰冬的记载。即使如他所述的第一次会面，叙述之中，也有问题。问题可能出在这里，即俞平伯把时间先后互换了。俞平伯去拜访周作人，见到一个人。这人见有人来访，就此告辞。俞平伯和周作人谈到李辰冬，周作人告诉他刚才告辞的那位，正是李辰冬。这样才比较近情。

金川诗歌

如何正确理解俞平伯的临终遗言？

俞平伯先生的临终遗言最早见于木示的《俞平伯的晚年生活》，其原文如下：“前不久，俞平伯用颤抖的手，写了些勉强能辨认的字，一纸写：‘胡适、俞平伯是腰斩红楼梦的，有罪。程伟元、高鹗是保全红楼梦的，有功。大是大非。’另一纸写：‘千秋功罪，难于辞达。’”俞平伯先生的临终遗言公布后，引起了不少学者的猜测和想象。有的学者认为，“‘腰斩’的说法，表明俞先生最终认为百廿回是一个人完成的统一的有机整体，后四十回不是后续的假肢，既不是程高所续，也不是他人所续。”徐家昌认为，“俞先生晚年认为《红楼梦》后四十回问题，实质上是曹雪芹要想改写《红楼梦》，改是改不了的，但可能有草稿，有的散失，有的幸而为高鹗所得。”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俞平伯先生晚年认为一百二十回红楼梦全部出自曹雪芹之手。有人不赞同以上说法。 有一个网名叫此间乐不思蜀的先生在《百度·俞平伯吧》里发帖说：“上述观点脱离了俞平伯遗言的具体的历史背景和学术背景，对遗言求之过深、发挥太多。这些观点的出现，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学者提出的‘脂本伪造说’、‘程前脂后说’是相呼应的。俞平伯的临终遗言恰好为这些学者提供了发挥的余地，他们试图通过俞平伯先生的遗言为自己的观点张本，增加说服力。”此间乐不思蜀先生认为：“俞平伯的遗言，并没有认为后四十回和前八十回有同等的价值，更没有认为后四十回也是曹雪芹的原作。”我认为此间乐不思蜀先生的理解是正确的。俞平伯先生的《红楼梦辨》是一部学术价值极高的论著，详细分析论述了一百二十回红楼梦的后四十回与前八十回的差异，得出的结论是后四十回与前八十回非同一人所写。换一句话说，后四十回非曹雪芹原笔。这就是俞平伯先生所说的“腰斩”红楼梦。俞平伯先生在《红楼梦辨》中认为后四十回是高鹗所续。但进一步研究后发现，情况并非他当初认为的那样。 俞平伯先生在《 略谈新发见的〈红楼梦〉抄本》中写道：“在程高未刊《红楼梦》以前约两三年，已有全书‘秦关百二’的传说，即已有了一百二十回本。从前不过见于记载，传闻之词，现在却看到实物了。我前在八十回校本序言上说：这后四十回，不很像程伟元高鹗做的，至今还是一个谜。”一百二十回本的传说由来已久，俞平伯先生看到实物后也相信了这一点，因而对过去认为后四十回乃高鹗所续的观点产生了动摇。俞平伯先生在《读〈红楼梦〉随笔》三十四节中写道：“己酉本舒序明文‘核全函于斯部，数尚缺夫秦关’，而程甲本程伟元序：‘然原目一百二十卷。今所传只八十卷，殊非全本’。‘我（俞平伯）从前以为这是程高二人的谎话，现在看来并非这样。……这样便动摇了高续四十回的著作权，而高的妹夫张船山云云，不过为兰墅夸大其词耳。’”俞平伯先生的意思是，后四十回可能不是高鹗所续。 俞平伯先生怀疑后四十回非高鹗所续，但究竟后四十回的作者是谁，俞平伯先生也不清楚，因此他在《 略谈新发见的〈红楼梦〉抄本》一文中说“至今还是一个谜”。俞平伯先生起初认为一百二十回通行本的后四十回是出自高鹗之手，后来俞平伯先生对是否出自高鹗之手产生了怀疑，认为后四十回并非是出自高鹗之手，而是出自其他人之手，并非说一百二十回均出自曹雪芹之手。为什么俞平伯先生在遗言中说“胡适、俞平伯是腰斩红楼梦的，有罪。程伟元、高鹗是保全红楼梦的，有功。”？对此学术界也进行了各种不同的解读。有人认为“俞先生的大彻大悟，说明他已经充分认识到，他以毕生心血致力于‘腰斩’红楼梦的研究，是愧对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一种罪过，只有坚决否定续书说，才能走出新红学的误区，扫除自《红楼梦辨》以来给程伟元高鹗强加的种种诬蔑不实之词，充分论定程高保全红楼梦的历史功勋，重新确认他们在红学史上的应有地位。”木示认为俞平伯先生这两句话的意思是：“他不满意他和胡适对后四十回所作的考证，不赞成全盘否定后四十回的作法。”我认为以上都没有正确理解俞平伯先生遗言的意思。如果我们读过俞平伯先生《读〈红楼梦〉随笔》三十五节中的一段话，就会明白俞平伯先生临终遗言的真正含义。 俞平伯 先生在《读〈红楼梦〉随笔》三十五节中写道：“又知道程高整理《红楼》，虽非原稿之真，却从此有了一个比较可读的本子，二百年来使本书不失其为伟大，功绩是很大的，即有过失，亦功多于罪，有人谩骂程高，实非平情之论。”在这里，俞平伯先生显然是称赞程伟元、高鹗整理出版一百二十回红楼梦这一举动。俞平伯先生认为，程伟元、高鹗整理出版一百二十回红楼梦，使人们有了一个“可读的本子”，对红楼梦小说的流传是有功的。俞平伯在此解释了程伟元、高鹗有功的原因。红楼梦原只有八十回，由于缺乏结局，人们也因此对其兴趣大打折扣。人们想知道人物后来的命运及故事的结局，程伟元、高鹗将四十回续书附在曹雪芹原著之后，正好满足了读者的这一愿望。一百二十回红楼梦故事是完整的，有了可读性，人们才会对阅读红楼梦有兴趣，因而红楼梦这部小说才得以流传。由于程伟元、高鹗附在前八十回后的四十回续书中，有很多故事情节安排与前八十回的伏笔不相符合，其文笔及行文风格也有很大的差异，这就不得不让读者根据前八十回的伏笔重新思考八十回以后的故事情节及结局，因而又带动红楼梦研究的兴起。以上就是俞平伯先生说程伟元、高鹗保全红楼梦有功的原因。胡适、俞平伯认为面世的红楼梦并非完璧，只有前八十回是出自曹雪芹之手。俞平伯的《红楼梦辨》主要论述后四十回与前八十回的差异，最终证明后四十回是续书。自胡适、俞平伯证明红楼梦后四十回是续书后，人们对后四十回的阅读兴趣大减，反而对探索红楼梦八十回后的故事情节及人物命运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不是将红楼梦作为一部小说来阅读和欣赏，而是作为谜语书或历史书来研究解读，失去了作为一部小说的本来意义。这就是俞平伯先生在其遗言中说胡适、俞平伯腰斩红楼梦有罪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