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二棍 用诗歌记录卑微
诗集《旷野》
诗人张二棍
据 山西晚报2016-12-23消息 在中国诗歌界说起“张二棍”,有点名气,他是最近两年走红的一位新锐诗人。目前,他是山西文学院第五批签约作家,已被纳入新锐作家群系列研讨会之中。
张二棍,本名张常春。1982年生于忻州,山西大同217地质队职工。2010年开始写作,在国家级、省级期刊发表诗歌、散文约两百首(篇)。曾登上《诗歌周刊》2013首期封面人物,获得“中国好诗榜”上榜诗人荣誉;2015年参加诗刊社“青春诗会”,出版诗集《旷野》(漓江出版社)。
张二棍是对现实有深刻体验和感悟的诗人。他的诗在直击和迂回的多重层面,都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他以批判精神和悲悯情怀为底色,深入存在场域,再现当下社会转型期各种利益博弈、矛盾冲突的真实民生状态。领回一个腊月赶路的穷人/要他暖一暖,再上路”,婉转的无限悲悯;“一寸寸爬高/又一寸寸断裂”,喻指草根的生存实景……这些构成了张二棍诗歌不同的表现特质和相同的诗性旨归。这种对存在状态的揭示和干预,让诗歌具有了精神层面的摧毁和建构力量。
诗歌·生活
走在社会底层 写下他们的荒凉与清贫
山西晚报:很多诗人的笔名听起来至少像诗人,而您的笔名“张二棍”却没有一点诗意。不少媒体也问过,您说是被村里人叫惯了,索性就这么着了。现在重新提起,只想了解笔名“张二棍”给您的码字人生带来了什么别样的感受。
张二棍:所有的时代,都有颠沛流离、尔虞我诈、讨价还价、欺凌压榨;所有的时代,都有温暖、大爱、幸福。诗人有时是敏感而脆弱的,需要与常人区别开来。哪怕在司空见惯中发现一丁点儿微不足道,他都会记录下来。诗人的使命是,召唤淳朴灵魂的回归,抵制群魔乱舞的喧嚣。
铺垫这么多,其实只想阐明“张二棍”这三个字很接地气儿,能让我牢牢记住自己还是那个从山西代县的小村庄出来的孩子——记得回家的路,记得用文字流浪,为一群不写字甚至不识字的人,请命。有时迷失自我时,叫一声“张二棍”,犹如给自己当头一棒,从而觉醒。
刚开始用“张二棍”这个笔名时,许多人都说俗不可耐,是个浑号。我让他们仔细看我一分钟,再讨论。结果没几秒就认输了,因为这个笔名和我很般配。其实,笔名只是个符号,与一个人的写作并没有多大关系,就像我们叫了李白也不是李白一样。
山西晚报:有人说写诗是孤独的,尤其成为诗人以后会更孤独。
张二棍:对于我来说,如果没有诗,内心则会更孤独。在纸上,我可以说出许多无法对人言说的内容,可以随心所欲构筑自己的天堂、地狱和乌托邦。这个时代太过喧嚣,许多人是不谈价值观、人生观和信仰的,这多么可怕。我们活在对自己的恐慌、怀疑、攻讦和不义里。我们会有很多不安,这是四面楚歌的不安,草木皆兵的不安。作为一个用诗歌发声的人,不免会生出在文字里做个蜘蛛侠的感觉,不免拿自己和同时代的优秀诗人比较。但我很渺小,到底能记录哪些人?我想,他们可能是更加哑默的、无助的。我什么都没有,只有笔,能帮帮他们,能帮帮自己。所以,每当我铺开白纸,就觉得自己是快乐的、圆满的。这看似孤独,其实我内心很充实。
山西晚报:作为一名地质队员,您说自己长年跋山涉水,游走在荒凉与清贫的社会底层。能说说您经历的社会底层有哪些荒凉和清贫?是不是这些经历让您的诗歌更有了一种广阔性和深邃性?
张二棍:我在地质队工作17年了,算是子承父业。因为小时候不爱学习,一直便混迹如今。这些年总在山水之间前行,耳闻目睹,自己也经历了很多。每场生老病死里,都倾注着一场别人无法理解的悲欢。贫穷,能让人性更加变异和扭曲,会让父子、兄弟、夫妻,反目成仇;贫穷也会让人对着仇人弯下腰去。所以,我目睹的那些荒凉和清贫深入了骨髓。它让我懂得,在广袤的大地上,有那么多贩夫走卒,钉鞋的、摆小摊的、卖气球的、煤矿工,等等,我写下他们,算是对卑微生命的解释和探求。
诗歌·作品
奔波于生活,我热爱其中磨砺出来的诗意
山西晚报:听说“青春诗会”是诗歌圈子里的黄埔军校,是中国最高级别的诗会,也是所有写诗的人梦寐以求的,您靠自己的实力终于闯了进去。
张二棍:在青春诗会的历史上,有不计其数的著名诗人。我能闯进去,始终觉得是运气好。青春诗会,每年都会推出一批年轻的诗人,然后把他们聚到一起,让他们成长,给他们空间。包括我们山西有很多人都参与过。青春诗会里有各个地域、各个层次、各个身份的诗歌写作者,它见证了当下诗歌的现状,它向中国诗坛提供了来自民间的色彩和声音。它的存在,是一种使命召唤。
山西晚报:《原谅》是您的代表作,入选2013中国好诗榜。而且,您是第一位被《诗歌周刊》及其手机版《诗日历》分别两次特别推荐、选发作品的诗人,并登上 《诗歌周刊》2013首期封面人物。这个在诗歌界不多见的待遇,表明让人体会到疼痛的诗歌在这个时代还是受关注的。一首这样的诗歌,胜过一百首精致的风花雪月。到底是什么情感触动您写了《原谅》?
张二棍:我写诗的初衷,就是妄想通过诗歌构筑一个平衡——让每一粒汉字闪烁出刀刃的寒光或摇曳的灯光;让内心在一段喑哑的时光,能如战场般号角铮铮,如天空般雷声隐隐;让一条亘古的小径,能同时容得下盛放与凋零、市井与教堂、走兽与蝴蝶。别的表达方式做不到,但是诗歌能做到。之所以矫情这么多,是因为诗歌带给我们的,不只于此。从开始写诗甚至读诗的那一天起,我就不断地游走在废墟与重建、宫殿与陵寝、刀锋与花丛之间。现实中,我是个在陌生人中间最木讷乏味的,但每当我读到一首好的诗歌,却是越陌生越兴奋、越激动。
具体到《原谅》,这是一首粗粝的、毛糙的,甚至跟风痕迹挺重的诗歌,一路排比下去,毫无新意。我写作的时候,是在追求语言的快感和决绝,甚至有一种对美感的冒犯。这首诗谈不上好,但既然大家喜欢,我也不否定自己了。我不是一个高产的人,因为奔波于生活。但我也不会没有诗歌,因为我热爱这生活以及生活中磨砺出来的诗意。
山西晚报:2015年,您不仅获得当年的青年诗歌奖,还有新诗集《旷野》出版。有评论说,诗集很好地诠释了 “青春”的含义:鲜活、多变、干净、痛苦、挣扎、倔强、充满想象力。这些关键词中哪个最能戳中您青春的感觉?诗里的青春和现实有多少距离?
张二棍:每个关键词都是我的一面镜子。我觉得一个诗人每时每刻都应该是青春的。青春,涉及到精神和肉体,涉及到现实和理想。对我来说,青春与整个人之间,是鲜花和青铜器的关系,是长矛和咏叹调的关系。也许,每个人的理解不同,但我这么认为。
我喜欢思考、阅读,然后把结果用诗的方式呈现出来。一个人对自我及万物有怎样的理解,才能有怎样的表达。想不到,体悟不了,也就说不出来。它只附着在一个写作者的生命积淀上。这些年单调乏味的生活,让我真正沉静下来,懂得用文字记录自己青春中的过往。我度过的这些年,是我命定的。所以,诗里诗外的青春区别不大。
山西晚报:有人说,第一首诗歌就像初恋情人一样难忘,说说第一次写诗的情景。
张二棍:清楚地记得第一次写诗的动机,那一刻,我想记住一个倒在锡林郭勒草原上的老牧人,我想记住他的瘦弱,记住那天的大风,记住他被动物撕咬过的模糊的脸……感谢诗歌,我记住了,并且不断地记录着,用诗歌的方式!这个不断记录的过程,藏着一个人的卑怯与骄傲,妥协和坚持。
山西晚报:也有评论说,您的“诗写苦难”远未抵达深刻的层次,可以勉强承认诗歌创作有照相式的临摹现实的匠人本领,但无法承认其对中国人性做过鲁迅般林语堂般李敖般,甚至当下网民般深刻广泛的思考与提炼,仍然是略通文字稍涉文学的小文化人,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之上添加了些许近现代思想意识,进而对某些人的浅薄的所谓同情忧患,一丁点也不具备当代社会的公民思维,仍然是极其愚昧落后的思想意识。对这个观点,您怎么看?
张二棍:我热爱所有给我提意见的人,因为他们是我的读者,而且是认真的读者。也许我真的存在那些问题,也许我会慢慢进步。但同时我也觉得,诗歌,承载不了太重的东西,比如匡扶正义,比如济世救民。我更愿意把诗歌当成一个拐杖,或者一瓶去痛片,或者一把伞,等等。
诗歌·质疑
从不希望诗歌和小说、剧本,拼市场、拼利益
山西晚报:现在,年轻人的诗坛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张二棍:其实,我不太清楚现在诗坛的状态,因为这是一个多元时代,诗歌写作也趋向于个人化和碎片化,没有统一的审美和认知,这很好。许多有个性、有主张、有见地的年轻诗人,正在日趋成熟的路上。时间,会让大家越来越好。
山西晚报:作为山西文学院的签约作家,您有什么想法?
张二棍:和山西文学院签约,我觉得这是山西省在积极鼓励和扶持青年作家,是对写作者的有形呵护,让我们这些年轻人懂得,我们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我们的脚下,有一块叫晋的土地,其中行走着几千万和我们一样热爱这块黄土地的人民。我们应该有急迫的使命感。
山西晚报:诗歌和传统小说、网络小说有很大不同,后两者都容易出名,更重要的是作品还有机会被拍成影视剧,这就意味着进入市场,就有了利润,有了财富。您甘于这样清贫的诗歌写作么?
张二棍:如果诗歌可以带来大量的名利,那么它也就快灭亡了。诗歌的本质就是情真意切,就是与自己谈心。所以,我从不希望诗歌可以和小说、剧本,拼市场、拼利益。每种文本去完成每种文本的使命,就行了。
山西晚报:现在,网络阅读方便快捷,但是对于深度阅读却不是件好事情。诗歌应该属于深度阅读,需要思考、研究、批判。但是撇开网络,似乎也不现实,如何更好的让网络成为诗歌传播的平台?
张二棍:在这个网络时代,许多诗歌不免泥沙俱下,良莠不齐。而那些真正的好诗,我想是不会被湮灭的。纸刊和网络,已经越来越不那么泾渭分明了。据我所知,有许多诗歌刊物已经把网络当成最大的选稿阵地了。何况,官媒的发表与否,也许并不代表绝对的成或败。写作,只是努力去做一件问心无愧的事。而网络,恰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以自由自在写作的环境。我相信,网络也可以诞生伟大的诗人和诗歌。
山西晚报:网红,现在很多很热,您觉得诗人有朝一日能成为网红吗?
张二棍:这个不可能吧。诗歌的本质,是与流行元素背道而驰的,甚至是决绝抵抗的。诗人,其实就是与网红甚至世俗决裂的那部分人。每年数不胜数的网红,似乎都和诗歌不搭界。
山西晚报:上世纪80年代,诗歌很热。随着经济大潮的冲击,文艺逐渐萎缩,诗歌也是如此。特别是近年来,哪里还有诗歌的影子,“诗歌已死”成为论调。但是,去年余秀华突然火爆,还有前段时间“我有一壶酒,足以慰风尘”引发起网络征诗热潮。作为一个诗人,您怎么理解这个文化现象?
张二棍:就真正的影响力来说,无论余秀华事件还是一壶酒事件,也不过是文艺圈内的热潮,还没到全民目击的程度。但可喜的是,这已经足够证明,诗歌,依然是这个古老诗国尚未摒弃和遗忘的精神图腾。至于火爆,我觉得永不可能了。因为我们消遣的方式越来越多样,越来越注重感官。诗歌,毕竟是向内的、沉潜的,甚至自我的。我希望诗歌无论大众小众,热闹或者孤卓,只要无愧于方方正正的汉字,就够了。
本报记者 郭志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