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北海水古 于 2012-8-16 15:39 编辑
试论水古的真诚及其《汉语言精确制导》的人文价值 ●易冰之冰 一、我一直相信我的直觉 水古的诗集《汉语言精确制导》出版了，诗写得很有特色，但我一直没对水古做过系统的评论，因为我对他存在有严重的偏见。 在我流浪了南方的多个城市之后，于2005年下半年回到北海，重写新诗。那时，论坛上相见，我认为水古不够真诚，他的文字让我生出一种不可信的奇怪的感觉。我的意思是，我认为水古不够纯粹，他至多只能是个不深入实质而不得不靠投机取胜的技巧诗人。那时我一直相信我的直觉。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的诗让我感到困惑。困惑的东西，特别是文字，我是从不感兴趣的，并往往拒之于千里之外，绝不能进入我那单纯的三维空间，这种个性造就了我的偏执个性。但在无数次回顾人生道路上的叹息，我又不得不承认，今天，如果我改变了我这种偏执，或许，我早已改变了自己，连同生活，甚至而立之年又逼我重新拾起这痛苦而又快乐的诗歌。 在过去两年时间里，我与水古在论坛上写诗争论，同仇敌忾。我一直在等待，等待并逼迫着水古交出他一道关键的诗歌创作的心理“底线”。我希望他能彻底地露出他的创作态度，一个压着的“底牌”。我希望翻开看一看，究竟对方的手上拿着一首什么样的诗？ 从我希望的角度来讲，我当然希望这首诗里，不是显露他的天才，不是暴露他的风格，而是表明他的态度。我希望他能翻出一个诗人特有的敏感与先天的预见，说白了，当下的“黑暗”能很快就被颠覆的太阳占领吗？诗歌哭丧有人送红包吗？我们生活的笑容为什么没有牙齿？水古能有“预见”吗？ 我在寻找与印证这种形而下的“预见”，我希望它能达成一种诗人的“共识”，进而明白一个诗人的写作道路、使命以及共同的方向。归根到底，我也不希望自己彻底的孤独。我害怕这种孤寂，因为它会让我无数次失去了力量。一个诗人，首先是他写下一个时代的精神预言，然后才是他朗诵的那个时代的物质寓言。在这种“预见”寻合过程中，付出了痛苦的思考与艰辛的努力。最后形成他们自己的流派与思想。有预见的这种诗人总是走在了时代的前列，成为了艺术精神的个体先锋，同时，也成就了自己。 二、我喜欢他诗中最后一句 这样的等待，我一直等到2008年春，也就是今年南方出现了那场罕见的雪灾之时，水古写出一首短诗《送红包》，诗说：“过年了/有朋友开玩笑说/如果用一面红旗包一个大红包送给你/你高兴吗/我说我很不高兴/他问为什么呀/我说用红旗包的红包肯定不是钱/里面一定是/骨灰盒”。我喜欢他诗中最后一句，用了一个绝对性质词语“肯定”。我从来不认为这是一首纯粹的诗，只把它当成白话文，然而它让我高兴。 在这首诗里，水古终于亮出了我认为的“底牌”，让我看出到了他最后的真诚，我的目的达到了！ 一个读者，只要读出了他这种“真诚”的底牌，知道了他所有言说的目的，亮出了他的“情绪发源地”，那么对于他另外的诗歌，就不可能出现种种误读了。 那么，关于水古的诗，一切的荣誉与别人的误读都可以忽略不计了，因为他们都不能切入水古诗歌的存在意义与实质。水古已经把自己当成了一个精神的赌徒，一个反叛的存在实体，对“两次革命”（土地改革与文化大革命，而后者是对前者的全面否定）后的工业革命的黑暗现状作了一个全面而技巧的笔录，他在偷偷地为中国历史做了一个过渡性质的文字记号，他的这种文字“预言”本身是否成就了其诗歌存在的独特意义？我也不得而知。 不过，在历史上，古希腊大诗人荷马的史诗被后人当成一种启示录。在今天中国，惟一启示录是海子的诗歌。虽然他孤独而自私拥有此待遇，但从今天的种种现象看，他都在他的诗里预言过了。尽管那是上世纪80年代的事，那时真正的两种一触即发的对峙力量还没有形成。 检验一个诗人是否有生命的价值，一个神秘的因素在于看他的诗里是否有两样东西，即寓言与预言的使用价值。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艺术行为或行为艺术所体现出的意象寄托是否得到相应的证实。如果能，这样的诗人就是伟大的划时代诗人，并能因此而不朽。 纵观水古大量的疯言疯语，它有这种预言吗？我们现在不得而知，也根本无法知道。因为我们无法活到未来。他的诗，除了为数不多的几首符合人们的审美情趣、节奏感、音乐性的所谓诗元素附件外，基本上都不是纯诗。好像是些神秘的白话文。有一个专门的术语等待着水古——非诗！人们对“非诗”的注脚是：在常委会上通不过。 在这种意义上，水古还能指望大众认同吗？还能指望当下诗歌主流审美意识主体认同吗？ 还好，水古不笨，他还写了几首经典的绝妙的好诗奠底。如《表白》、《弯腰》、《汉语言文学专业》、《咆哮的黄河》等，让一些教授和研究生们看得热血沸腾，拍案叫绝。 这也许正是水古的聪明之处，让水古也混到了市作家协会认同的“诗人作家”称号。虽然这“市级”是小气了一点，但还算名正言顺。否则，水古什么都不是，他将一无所有。这就像世界杯足球赛，中国屡次败北，但总有沙特、越南奠底，说明中国的足球队还不算最差嘛。 三、我认定他没有寻找到这种力量 水古的诗如何定位呢？水古的诗是诗吗？定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恰当？这些争论都没有现实意义。像当今的诗坛，到底谁是最优秀的桂冠诗人？事实上，说不清，大家都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 目前我们尚没发现的，也许是民间这个灵魂的阴深的黑洞。虽然现在进入了网络信息时代，诗人可以上网了，诗歌可以在半秒钟内社会化。但是，“民间”意味着没有实质的话语权，当下主流上叫喊的所谓的著名诗人，说白了，也只不过是媒体炒作卖瓜的广告而已。 而真正的最优秀诗人，也许在民间，在我们视线之外！宛若珍贵宁静的野花，总是在山旯旮里开放。只有在人们偶然发现的时候，才被引起挖掘、引起扭曲、引起奸污、引起养死。我们永远不能与这样的山野桂冠诗人生活在同一温室！这是我们生活环境季节交错的悲剧。再或者，他们的野花一开、蓓蕾一冒枝头就被那些既得的著名的诗歌利益者干掉！ 所以我与水古第二次握手时，我就对他说，你能否把你的那两本诗集偷渡出国，漂洋过海？这样，可能会有一个意外的结果。虽然我知道侵略西方话的话语权是相当困难的，但总比放在中国好，这并非没有先例，比如，云南的民间诗人孙世祥非主流写法的《神史》，不是被法国的图书馆收藏了吗！ 至于对水古诗歌的分析，我想学院派的在职们比我说得更好。在此，我只是想提出一些直观性的或个人极端片面的甚至是莫明其妙的看法。 作为一个在上世纪80年代受过民主启蒙教育的诗人；作为一个誉之为“大气”的新诗写作一员，我认为，水古是个彻底的爱国主义者。他的诗思显露出了当下的民族情结，对丑陋的痛恨，对“民粹时期”的怀念，对新型“国家主义”的幻望。 跟低诗人的普遍的“暴裂”程度不同，水古的宽容是中国式的。表现在他的人道主义上，而不是民粹主义者。我猜想他一直寻找一种和谐的结合，道德的、体制的、技巧的、生活的、新型的，这种结合是本土排异而又知识分子式的，是似“儒”而不像是“道”的哲理。这样的结果，按照他自已的说法是，茫茫的大海，越走越宽，最后找不到了自已的岸！ 于是，在种种的看不见的茫茫的海浪斗争中，水古找不到自己的“人民”与“同路者”，他总是处于一种不信任周围世界的绝望中（这是我一直认为水古不够真诚的原因）。他也没有敢同旧事物进行彻底决裂的胆量，他也许认为没有这种必要，但我认定他没有寻找到这种力量。现在他的种种焦虑与摆动，从情绪上与心智上削弱了他的艺术纯度与思想力度，他的诗现在呈现了一种疲惫走向。 四、我希望引起后来者的重视 水古是灵感型的诗人。他创作的诗，很大程度上是突成于一种瞬息情绪而自我搏斗的结果。种种迹象也表明，水古的天才在于其灵感的随意散露，而不是工于技术的揉合。 但水古有时也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有把种种内容与形式揉合的企图。这就是为什么水古今天写作的诗与2005年11月份以前的无法伦比的根本原因。水古2004年出版的第一本诗集《贩卖乌云》，里面有些是天才之作。而4年后水古出版的第二本诗集《汉语言精确制导》里，其最优秀的诗歌都集中在第一辑，大部分都是内容与形式的“巧合”之作，而且都是2005年以后创作的。我认为，造成水古这种现象的结果，是一些所谓的诗评家学者们罪责难逃、难去其咎，误导水古唉！ 他们更多的是在技巧、形式、风格、韵律、唯美的批评引诱或各执一词的无聊上争论，造成水古这个创作主体本身无法更自由地施展个性，瞻前顾后，使他原本的野性与天才被削平了，一种发自内心的声音、诗的声音反而弱了。在某种意义上，水古被一片类似学术研究性质的噪音改造了、污染了、淹没了。一个真正的来自民间底层的“另类水古”，就这样被评论家学者们干掉了，无法再创造新的奇迹。这些，我希望引起后来者的重视。 我认为，一个创作主体的品位、风格都定了，就应让其自由发展，至多只能从其思想与艺术创作的心理上进行诱导，而不是进行形式主义的主观批评。因为品位是天生的，而风格具有一种把艺术家各种天才导向一个既定目标的精神力量。 以上是我对水古的一点诡论，至于其诗的人文价值，你们找一本看看，自已评判吧！
——本贴由易冰之冰于2008年4月28日21:58:51在北海文学论坛发表 | 
发表于 2012-8-16 1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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