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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年前的二月一日
——有关新诗的散谈（上篇）
韩庆成
一百年前的2月1日，新诗诞生，下面说说新诗诞生经过，谈谈几位诗人。
一、两个安徽人
两个安徽人，一位是陈独秀，一位是胡适。陈独秀是安庆人，胡适是徽州人，安徽的省名就是安庆加徽州得来。在20世纪初叶，这两个安徽人不仅能在地理上代表安徽，在追求民主、科学的新文化运动中，他们还代表了中国——代表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对文明和进步的渴望。
一百年过去了，在这个新世纪的第17年，我发现，自己作为一个安徽人，两位前辈当年的追求和渴望，今天依然在我的血液里涌动，通过网络可以看到，这种涌动并非个例，也并不鲜见。
对民主、科学、新文化的百年回望自然会有更专业的人士来做，这里只谈新诗。
1917年2月1日，是民国六年正月初十，农历蛇年。这一天北京天气很冷，积雪很厚。陈独秀从北京大学醒来，第一件事就是要看今天出版的《新青年》杂志2卷6号。因为这一期的开篇文章是他的《文学革命论》，号召反对封建文学、建设新文学，这既是对胡适《文学改良刍议》的声援，也与同事兼好友李大钊前天在《甲寅》日报发表文章，反对将尊孔写入宪法相呼应。此刻，地球的另一边，胡适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寝室里还没有入睡，他已经看到了一个月前发表在《新青年》2卷5号上的《文学改良刍议》，正是在这篇文章中，他以“今日之中国，当造今日之文学”为发端，提出要以白话文取代文言文进行文学创作，“不作古人的诗，而惟作我自己的诗”，“而惟实写今日社会之情状，故能成真正文学”，“白话几成文学的语言矣。使此趋势不受阻遏，则中国乃有‘活文学出现’”，并断言“然以今世历史进化的眼光观之，则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但他可能不知道，今天出版的《新青年》2卷6号，老乡陈独秀开篇就谈文学革命，与他遥相呼应：“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化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与《文学改良刍议》相比，《文学革命论》更重视思想上的革命，它首先批判了文学的封建思想：“余尝谓唐、宋八家文之所谓‘文以载道’，直与八股家之所谓‘代圣贤立言’，同一鼻孔出气。”接着提出了新文学建设的三个方向：平易的国民文学、立诚的写实文学、通俗的社会文学。
理论呼应的同时，陈独秀还在《新青年》2卷6号上编发了胡适的《白话诗八首》。这个标志性的题目是胡适来稿中就有，还是陈独秀编发时加上的，如今已不可知，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这个标题赫然印在封面的要目中，两个安徽人一道，各自立于地球一边，联手掀开了中国几千年诗歌史上全新的一页。
如果用一百字以内来概括一百年前开始的这场文学革命，应当说，胡适所说的“活文学”早已实现，但陈独秀倡导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步履依然艰难。就新诗而言，怎么写已经不是问题，但写什么依然是个问题。
二、新诗生日考
站在流派网的立场上，接下来还得谈流派。百年新诗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涌现出很多风格各异的流派和群体，这些流派和群体的出现，不断丰富并发展着新诗的内容和形式，是中国新诗百年发展进程的主要推动力量。
新诗流派大致由五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新诗诞生到40年代末的中华民国时期，主要有9个流派；第二部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7年前后，这个部分没有流派，只有群体；第三部分是台湾的流派，从1949年至今；第四部分是新诗潮的流派群体，这个时期伴随思想解放，新诗流派在共和国第一次爆发性涌现，从70年代后期的《启蒙》、《今天》一直延续到90年代；第五个部分是90年代后期网络诗歌出现，流派群体在网络空间诞生并发展，延续至今，经久不衰。
民国时期的新诗流派群体中，第一个是尝试派或称胡适之派，是最早的白话诗人群体，未正式结社，“派”是后人的提法。成员有胡适、刘半农、沈尹默、俞平伯、康白情、刘大白等。
在介绍尝试派之前，有必要针对目前新诗百年纪念活动中出现的一些情况，对新诗究竟诞生于何时做一个考察，顺便纠正几个史料错误。
新诗百年有关的纪念活动多家单位在做，如中国作协、中国诗歌学会，以及一些研究机构和地方单位，等等，北大、首师大、社科院分别做过相关书籍出版。
关于新诗诞生时间，目前大约有六个说法，按照时间先后，第一个说法是1914年1月，作品是胡适留学日记中的白话诗《大雪放歌和叔永》，1914年3月发表于美国《留美学生季刊》，发表时改名《大雪》（见《泛叙实派诗人论》代序）；第二个说法是1916年7月，作品是胡适的《答梅觐庄——白话诗》，持这个观点的有《诗歌杂志》等；第三个说法是1916年8月，作品是胡适的白话诗《朋友》。不少人持这个说法，如叶延滨先生；第四个说法是1917年2月，作品是胡适的《白话诗八首》，包括《朋友》，发表于1917年2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2卷6号；第五个说法是1917年10月，作品是刘半农的《相隔一层纸》，艾青持这个观点；第六个说法是1918年2月，作品是胡适、刘半农、沈尹默的《诗》，共9首，胡适4首，第一首是胡适的《鸽子》，发表于1918年2月15日出版的《新青年》4卷1号。持这个观点的也不少，中国诗歌学会就采用这个观点。
这里面第三个说法和第四个说法实际上是一回事，作品都是《朋友》，不同的是一个是创作时间，一个是发表时间。通行的做法是以发表为准。第二个说法中的《答梅觐庄——白话诗》确实是一首白话诗，而且很有现代感，但可惜也是创作时间，不是发表时间。
六个里面最具威胁性的说法是艾青那个，另外五个虽然时间不同，但作者都是胡适，艾青这个却是刘半农，好在艾青这个说法无人响应，因此只能算是个人观点。
第一个说法时间最早，《大雪》这首诗后来也收入了《尝试集》的附录《去国集》，改名《大雪放歌》，我仔细读了这首诗，发现不能算作白话诗，如果这首算白话诗，那比它更白话的“床前明月光”的作者，会从唐朝跑来起诉我们的。胡适把这首诗放在《去国集》而不是《尝试集》里面，说明他自己也不认为这是白话诗。
第六个说法源自朱自清1935年8月为《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写的导言，可谓源远流长。朱自清的原话是这么说的：“新诗第一次出现在《新青年》四卷一号上，作者三人，胡氏之外，有沈尹默、刘半农二氏；诗九首，胡氏作四首，第一首便是他的《鸽子》。这时是七年正月。”
说到这里要纠正第一个史料性错误，很多研究文章包括中国诗歌学会的提法，都根据朱自清这段话中的“七年正月”把《新青年》四卷一号的出版时间也就是他们认定的新诗诞生时间，说成1918年1月，实际上，朱自清说的正月是农历，不是我们现在文本中通行的公历，民国七年正月，是1918年2月至3月，而四卷一号的准确出版时间是1918年2月15日。
从文本来看，《朋友》是一首五言白话诗，而且押韵，有点像文革中出现较多的打油诗、顺口溜、民歌，而《鸽子》的诗句长短不一，更符合现在我们对新诗的认识。但是，即使这样，我们也不能说《朋友》就是古体诗，就像我们不能说打油诗、民歌是古体诗一样。
对这个问题，朱自清也是矛盾的，他在说这段话之前，先说了一段说：“胡适之氏是第一个‘尝试’新诗的人，起手是民国五年七月。”他说的民国五年七月，是指胡适1916年7月的作品《答梅觐庄——白话诗》，其发表时间晚于1916年8月23日从美国回国结婚前夕写的《朋友》。《朋友》发表在《新青年》2卷6号的《白话诗八首》中，收入民国九年三月初版的《尝试集》时，改名为《蝴蝶》。
这里要纠正第二个史料性错误，有些文章把《朋友》改名提前到《新青年》上，实际上《新青年》1917年2月发表时仍叫《朋友》，直到1920年3月收入《尝试集》时，才改名《蝴蝶》。另外，还有一些文章把《蝴蝶》错成《两只蝴蝶》。
《朋友》的创作有一个故事，胡适十几岁时就与江冬秀订婚，但到美国后，结识了一位红颜知己韦莲司，两人开始了半世情缘（胡适结婚后韦莲司一生未嫁）。就在他们二人要“双双飞上天”的时候，母亲催胡适回家成亲，胡适不得不“一个忽飞还”，并写下这首诗。所以，新诗诞生还得感谢一下这位美国姑娘。
朱自清这两段话，先说尝试新诗是民国五年七月，接着又说新诗第一次出现在《新青年》四卷一号，是不是很矛盾？朱自清当时为什么没有提民国六年《新青年》2卷6号上的《白话诗八首》，现在不得而知。他在导言中说的两个时间，造成了新诗到底诞生于何时的认识混乱。
我认为，作为新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新诗出现的认定应该考察两个要素，一个是要有正式提出的标新立异的理论和命名，二是要有公开发表的作品。而不能仅有事后某位或某几位学者的追认或否认。结合这两个要素考察，就只有1917年2月《新青年》2卷6号发表的《白话诗八首》符合条件。证据有两个，第一是胡适发表在《新青年》2卷6号的前一号，时间仅相隔一个月的2卷5号上的《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发表在《新青年》2卷6号头条的《文学革命论》，这两篇文章正式吹响了中国新文学革命包括新诗革命的号角，这个是理论证据；第二个就是印在《新青年》2卷6号封面上的《白话诗八首》，八首是作品证据，白话诗是命名证据，这是中国诗歌在文学变革的旗帜下第一次公开亮出白话诗的名号，因而毫无疑问成为新诗的开端。
接着，1920年3月，胡适出版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诗集《尝试集》，这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个人新诗集。
《尝试集》可能是中国卖的最好的诗集之一，胡适自己讲，出版两年卖了一万本。从《尝试集》版本上看，仅在民国时期，可以查到的，1941年出到了第17版。这样算下来，十七个版本应该卖了八九万本。这是相当了不起的，因为现在一本诗集如果能卖一万本，就相当好了，何况现在13亿人，1920年大概不会超过四亿吧，而且绝大部分还是文盲。
尝试派当时并没有正式成立，但胡适曾经提到过“胡适之派”。1924年，他为侄儿胡思永写的遗诗序中说：“他的诗，第一是明白清楚，第二是注重意境，第三是能剪裁，第四是有组织，有格式。如果新诗中真有胡适之派，这是胡适之的嫡派。”
三、创造社与郭沫若
新诗第三个群体是创造社，这是第一个在国外成立的中国新文学社团，里面诗人很多，如郭沫若、宗白华、王独清、冯乃超、穆木天等。
1921年7月中旬，留学日本的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张资平、田汉、郑伯奇等人在日本东京成立了创造社。1921年秋在上海出版发行《创造社丛书》，1922年5月在上海出版《创造》季刊，1923年5月出版《创造周报》。同年7月在《中华新报》编辑文学副刊《创造日》。
前期的创造社反对封建文化和复古思想，崇尚天才，主张自我表现和个性解放，强调文学应该忠实于自己“内心的要求”，表现出浪漫主义和唯美主义的倾向。郭沫若的诗集《女神》，郁达夫的小说《沉沦》，以及郭沫若的译作《少年维特之烦恼》，是该社最有影响的作品。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创造社主要成员大部分倾向革命或从事革命工作。随后，表现出“转换方向”的态势，并有新从日本回国的李初梨、冯乃超、彭康、朱镜我等思想激进的年轻一代参加，遂发展而为后期创造社。其中，王独清、穆木天、冯乃超后来加入了现代派阵营。
重点说一下郭沫若。
如果说胡适为新诗创造了一个雏形，那么郭沫若就是让这个雏形血肉丰满起来的人。郭沫若从小很叛逆，读小学的时候因为反对老师和罢课，两次被学校开除，读中学的第一年，又参加罢课，差点被开除，第二年也就是1911年，他干脆不读书了，回乡组织民团响应辛亥革命，这时候他才19岁。1913年，考入四川高等学校，后来又被天津军医学校录取，但都不去上课。过了一年，跑到日本留学去了。
那个时候到国外留学的诗人不少，像胡适、徐志摩、闻一多、朱湘、孙大雨是到美国。徐志摩后来还去了英国，在那里结识了林徽因， 1928年11月写出了著名的诗作《再别康桥》；戴望舒、李金发、艾青是到法国；刘半农、朱自清、邵洵美、辛迪去的英国。刘半农在英国留学时写的新诗《教我如何不想她》，这个女字旁的她，是汉语中首次使用。他后来还去了法国并获得文学博士学位。胡风、沈尹默、穆木天、王独清、刘大白、周作人去的也是日本，沈尹默和郭沫若就是在留学时相识的，胡风后来差点死在郭沫若手上。早期很多新诗诗人到国外留学，有人说中国新诗主要受的是西方诗歌的影响，横的移植远远大于纵的继承，也不无道理。
这么多诗人留学，只有到日本的两个人娶了当地人做老婆，郭沫若去了两年，就跟一个日本护士结婚了。另一个是周作人，与他自己居住的公寓的服务员结了婚。周作人一般都知道他散文写的好，其实他诗歌写的也好，他的长诗《小河》是中国新诗中的长诗代表作之一。
郭沫若与日本护士结婚那年是1916年，这一年，郭沫若开始了新诗写作。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他在日本福冈发起组织救国团体夏社，投身于新文化运动，写出了《凤凰涅槃》、《地球，我的母亲》、《炉中煤》等早期代表作，9月开始发表新诗。1921年，他的第一部诗集《女神》出版。《女神》是中国新诗史上与胡适的《尝试集》同等重要的诗集，这本诗集的出现，让中国新诗的“体”基本成型。
郭沫若1923年在日本帝国大学毕业后回国，1925年在上海结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瞿秋白，1926年在广东结识毛泽东和周恩来，并参加北伐，任国民革命军政治部副主任。
当官以后的郭沫若叛逆本色不改，1927年痛骂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被政府通缉。跑到南昌参加南昌起义，任起义部队总政治部主任，经周恩来介绍加入共产党。入党后他脾气仍然没改，1928年发表《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大骂鲁迅，鲁迅是何许人？鲁迅是共产党最推崇的文学家，这样郭沫若就把国民党、共产党都得罪了，只好又跑到日本，这次不是留学，是流亡。
郭沫若在日本待到1936年，等到了一个咸鱼翻身的机会——鲁迅逝世了。郭沫若立即转向，连夜写出《民族的杰作——纪念鲁迅先生》的悼文，从大骂鲁迅转为大捧鲁迅。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郭沫若老婆也不带，只身回国。第二年就找了新夫人于立群。
回国以后，郭沫若的叛逆性基本上就没有了。
1949年，郭沫若当选为首任中国文联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后来又当过副总理和人大副委员长，一跃成为副国级领导人。
从此，郭沫若不但不叛逆了，还逐步沦落为文艺界的一个打手，他打的第一个人，是新诗诗人胡风。1955年4月，他在《人民日报》发表《反社会主义的胡风纲领》，对胡风的三十万言书逐一进行批判。胡风事件从文艺论争变成反革命集团，胡风本人于5月16日被捕，先后被判14年徒刑和无期徒刑。郭沫若干的这件落井下石的事，还使很多新诗诗人牵连其中遭到迫害，包括冯雪峰、牛汉、闻捷、阿垅、鲁藜、绿原、彭燕郊、曾卓、化铁、白桦等等。
打手郭沫若第二次打的人不是个体，是一个群体。1957年反右运动前夕，他接受《光明日报》记者采访，为毛泽东的“阳谋论”、“引蛇出洞”辩护。反右运动，使55万知识分子蒙冤，其中包括几乎所有知名的新诗诗人。
没有诗人可以打了，郭沫若自己又开始写诗了，写什么样的诗呢，我们听听他是怎么说的：“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毛泽东听到后立即指示《光明日报》、《人民日报》发表，导致国内知识分子一片惊恐，国外舆论一片哗然，说中国又要“焚书坑儒”了，因为第一文豪郭沫若都说要烧掉自己的书。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郭沫若一改过去的诗风，创立了一种全新的，完全没有人格和艺术底线的“政治颂诗”，这些紧跟形势、质量低劣的虚假的政治颂诗，让中国新诗在20多年的时间里蒙受了灭顶之灾。
1967年，郭沫若出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25周年讨论会，发表《做一辈子毛主席的好学生》的讲话，并即席向江青献诗：
亲爱的江青同志，
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你善于活学活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
你奋不顾身的在文艺战线上陷阵冲锋，
使中国舞台充满了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我们要使世界舞台充满着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四人帮”被粉碎以后，郭沫若立马又写了一首大骂江青的诗，发表在《人民日报》上：
大快人心事
揪出四人帮
政治流氓文痞
狗头军师张
还有精生白骨
自比则天武后
铁帚扫而光
篡党夺权者
一枕梦黄梁
野心大
阴谋毒
诡计狂
真是罪该万死
迫害红太阳
接班人是俊杰
遗志继承果断
功绩何辉煌
拥护华主席
拥护党中央
（《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1976年10月21日）
从这两首诗可以看出郭沫若的人品，就是谁倒霉他就骂谁，谁掌权，他就歌颂谁，这首诗开始歌颂华主席了。
郭沫若的政治颂诗，至少可以追溯到1949年，斯大林七十岁的时候，他写了一首祝寿诗，题目叫《我向你高呼万岁》，这首诗很长，89行，前面两行是这样写的：
斯大林大元帅，你全人类的解放者，
今天是你的七十寿辰，我向你高呼万岁！
对斯大林高呼万岁以后，郭沫若又写了一首颂诗给毛泽东，题目叫《毛主席赛过我亲爷爷》：
天安门上红旗扬
毛主席画像挂墙上
亿万人民齐声唱
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万岁万岁寿无疆
毛主席呀毛主席
你真赛过我亲爷爷
（《郭沫若文选》第12卷第765页）
受郭沫若的这种影响，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以后，中国新诗整体沦落为追随形势的政治颂歌，从郭沫若的这几首诗可以看到，这种政治颂歌没有任何艺术性可言，只要你想写，随时可以写，任何人都可以写，导致反右和文革的20多年，全民写诗，工农兵诗歌、以集体名义创作的诗歌、没有任何个性的诗歌，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假大空的诗歌，几乎成为大陆诗歌的全部。连叶文福、曲有源这样后来极具批判意识的诗人，早期也唱过赞歌。
文革开始到1971年，严肃的诗集已经不能出版，包括《诗刊》在内的诗歌刊物相继停刊，其他严肃文学和艺术的遭遇也一样。除了上面说的假大空的颂歌，除了几部《艳阳天》、《金光大道》这样的小说，除了样板戏，已看不到任何有个性的文艺作品。“十年浩劫”，也是文艺的浩劫，新诗的浩劫。
郭沫若这种人格和诗格的前后分裂，给了诗人很多启示。主要的一点，是诗人要不要有独立思考和担当精神，要不要坚守“最后良知”这个底线。
当然，还要看到郭沫若这种转化的外因即时代政治因素，所以《诗歌周刊》封面人物在做郭沫若的时候，写周刊评价语费了一些周折，最后我是这样定稿的：他是早期中国新诗的奠基人之一，也是建国后以“假大空”为标志的政治抒情诗的始作俑者和主要代表；他曾是狂飙突进的先锋文化战士，后来却退缩成阿谀逢迎的御用文人；他是文史领域的通才，而人格却严重残缺……今天，当我们重新观察这种两极性的时候，我们既为这类中国知识分子的气节感到悲哀，同时也深感来自极权时代的真实的恐惧。
四、“极少数”与白桦
上文说到“几乎成为大陆诗歌的全部”，之所以用“几乎”这两个字，是要说明，也有极少数诗人，在偷偷坚守诗歌的诗性。2012年12月我在深圳临时主持了一个即兴对话会，谢冕、吴思敬、白烨、林莽、刘福春、罗振亚等参加对话，他们认为，在政治颂诗大一统的20几年里，有三个地点应该提及：向阳湖，团泊洼，白洋淀。向阳湖即文化部湖北咸宁“五七干校”，有6000多名知识分子在此改造，其中有诗人牛汉。1973年，他写了《悼念一棵树》、《华南虎》。团泊洼即天津静海区团泊洼干校，这里有诗人郭小川，1975年写了《团泊洼的秋天》、《秋歌》。可贵的是，这些诗是他们在接受劳动改造的时候写的。这些诗虽然还有歌颂的东西在里面，但与郭沫若完全不一样，区别体现在两点，一点是还有个性的思想，不是盲目的众口一词，另一点是还有艺术性，不是口水式的政治口号。白洋淀走的更远，成为新诗潮的主要发源地，产生了芒克、根子、多多等朦胧诗人，使大陆新诗实现了现代性的转变。我们今天读到的新诗，是新诗潮的延续和发展。
我个人觉得还有三位诗人值得一提。第一位是北京的食指，他的作品因为与工农兵诗歌完全不同的特点，而在很多下乡知青中传抄，北岛也毫不讳言受到食指作品的启发和影响。第二位是贵州的黄翔，这个经常因种种莫须有罪名坐牢的诗人，文革中一直坚守着诗的个性。第三位就是要重点讲的当时身在武汉的白桦。
文革开始后的1967年8月，白桦写了一本特殊的诗集《迎着铁矛散发的传单》，封面上写的由武汉钢工总宣传部、武汉红司（新华工）宣传部、武汉新湖大红八月公社三个组织编印，只在《序》中出现了“作者白桦”的名字，白桦自己写的后记中，署名为：一个忠于毛主席的解放军战士。
1967年，武汉发生了震惊全国的“7.20”事件。造反派要夺权，陈再道、钟汉华等指挥军队和保守派“百万雄师”镇压造反派，武斗相当惨烈。据当事人回忆，当街杀人，制造了很多血案，比较大的有6月16日到19日对汉口民众乐园的围攻，杀死数十人，杀伤数百人；6月24日围攻“工造总司”，杀死20余人。中央6•26电报下来后，武斗稍有平息，但7月20日前后又爆发了屠杀。白桦当时是武汉军区话剧团的编剧，亲眼目睹武斗血腥场面，以“中国人民解放军一战士”之名写了很多诗，以传单形式散发，谴责“百万雄师”搞武斗和屠杀。诗集的《序》中介绍：“这些作品大多是利用休息时间，在蚊帐内以代用符号为文字写成，然后辗转而出的。”诗传单散发后影响很大，在武汉三镇不断被转抄、传颂，后来被封面上的三个造反派组织结集印发，书名为《迎着铁矛散发的传单》。诗集印出来后，白桦亲自上街散发，并送给徐迟、姚雪垠等知名作家和诗人。徐迟对这些诗评价说：“全国文艺界头一份。”
很快，这本诗集因为其追求民主、反抗屠杀的思想，被打为毒草，白桦本人被隔离审查。我在网上买这本书的时候，特地选了封面上有钢笔写的“毒草要铲除”、内页有“打着红旗反红旗”字样的一本，以反映当时的历史面貌。
白桦这本诗集，用今天的眼光来看，我认为体现了作者文革中稀有的个性思维和与颂诗相反的批判意识，它真实记录了文革血腥武斗的历史场景，用诗的形式对现实事件进行干预，可看作新诗潮中与朦胧诗同时产生的干预诗歌的先声。
白桦还有一个“极少数”头衔：文革结束以后受到批判的极少数诗人之一。这个极少数名单包括叶文福、黄翔、曲有源、徐敬亚等。不过，他当时挨批的不是诗歌，是电影文学剧本《苦恋》。2007年，77岁的白桦创作了新世纪以来少见的干预诗歌《从秋瑾到林昭》，发表这首长诗的《诗歌月刊》因此受到审查，白桦本人有没有受到影响，尚不得而知。也因为这个“极少数”，白桦这个参加过淮海战役的“老革命”，成了连续遭受“胡风案”、反右、文革以及文革后“清除精神污染”等历次运动打击的诗人，或许，他是珍贵的唯一一例。
（待续）
201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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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2-1 00:29
发表于 2017-2-1 00: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