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陶发美 于 2017-6-6 15:30 编辑
汉语新诗的百年涡流
陶发美
当代汉语新诗的表现如何？徐敬亚有个很戏谑的说法，他说新诗进入了一个“广场舞”时代。徐敬亚是一个很有历史眼光的批评家。他是从写作者的“泛大众化”说的，也是包含了对今日诗歌的艺术水准、历史价值及地位的判断。确是，汉语新诗的“泛大众化”将是一个历史现象，它的持续存在将是一个事实。到目前为止，还看不到会有其他现象可以取代这一现象。我们虽不能说这是一个辉煌的历史现象，但也不能说全是令人沮丧的。总体看，汉语新诗的变化是明显的，其语言、风格、技巧、意象和意境的构成、主题的指向等都有了变化；在美学、哲学方面，汉语新诗也有了新的承载。以积极的眼光看，汉语新诗也必然担负着未竟的使命。
从写作者说，一个人不管你处在什么阶层、什么地位、什么阅历和学历，你能写出诗来，自得其乐，自享其成，其生活就有了新的意涵和新的品味。这尽管是局限于一般社会个体意义的理解，但社会个体表现的集成，也是一个历史集成，也必然代表了一定的历史形象和文明形象。
以“泛大众化”说，一个“泛”字的出现，意味了什么？意味了大河的不见、奔流的丧失，却也意味了一个新的景象，即涡流的出现。这应该说明了又一个事实：汉语新诗发展到今天，它的前进感已然消逝了。甚至，我们也看不到它的一点点冲决力了。我们看到了什么？看到了一个巨大的回漩和漫流。
作为一个文学艺术的新品种，汉语新诗既处在一个极其繁盛的时代，又处在一个相对平庸的时代。二者既相交际、又相抵牾，从而构成了当代新诗的情态。
说到冲决力，以一百年看，其初始时期无疑是一次冲决力的体现，就是语体的大解放、诗体的大解放。上个世纪的七八十年代，也是一次冲决力的体现。那个年代，新诗的奔流是显现的，浪涛也是壮阔的。
要说，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之后，及至新世纪之交，我们对新诗是格外期待的。可是，一时间，大地之上，出现了大量的诗歌写手。有的一天一首，甚至十几首、几十首地写着。写诗，像鱼儿产卵。写作者之多，作品之多，成为中华诗史上的一大奇观。
写诗的多，却并不显现为一定时代的冲决力。我们讲冲决力，是讲给历史的，也是讲给未来的。就像诗经、楚辞、唐诗、宋词一样，汉语新诗也必须高高举起自己的风标，拥有自己的历史航道。更直接说吧，汉语新诗不应该是平庸的汉语新诗，而必须是伟大的汉语新诗，它必须在伟大的历史长河中获得命名。
不管你喜不喜欢，大家都在疯狂地写着，都巴不得卷起狂飙，都巴不得成为某个灿烂的星座。什么垃圾写作、下半身写作、谜语写作、先锋写作、愤青写作、戾气写作、主义写作、还有淫妇式写作、泼妇式写作等都来了；加上新媒体的助阵，“老子天下第一”、“自以为是”，成为当今写作者的突出表情。
但也有令人困惑的，比如，一首诗是好的，还是不好的，是非常好的，还是非常不好的，是高尚的，还是卑劣的，都无法做出判断了。纵然有评论家对某个作品的介入，也不可信。若是让一位教师拿着某个作品站到讲台上，给学生们来一番讲解，也是困难的。就连作者他自己写了什么，都不能言明，把作品的完全解读权给了别人，而别人当然也不知其然，那就只能像猜谜语一样猜吧。大凡写作高手都是会创造谜语的。
确实要看到，像我们的产儿一样的当代新诗，还在坚韧的成长中，还在美学的边缘行走，境界上的定位还很难。
当然，从一般存在观说，把一切当代的写作放到这一历史涡流中，尽管还算不上晶莹，算不上浪花，但它们已参与到了世界之中，已成了一个可追加释义的哲学现象。从某个意义说，它们的诗意，就是世界之无限可能性的证明。只是说，若以灵魂的高音论，以宇宙的大音论，以人性的直音论，它们还是边际的、低层的、隐匿的，也是差池的。但也因为它们依附着庞大的世俗躯体，从世俗中来，到世俗中去，所以，它们很自然地形成了这一涡流中的大流。于此，我们发现这一涡流的推力不是其他，而恰恰就是世俗的魔力；一向自称人类灵魂舞者的诗人，竟然每一步都踩踏在世俗的节拍上。
在这一历史涡流中，还要看看诗坛精英们的地位如何。所谓精英，也不好定义。大体说，他们的写作能力和写作水准应该高出一些。更放大一点说，他们是新诗性、新美学的引导者。一些学院派、一些掌管有权力媒体的发言者，还有的，就是一些圈子里的“老大”，他们是为大流中的中流、是为强劲者，是为浪花，是为涛声。但他们的困扰也不少。他们中的大多数也不幸落入了世纪窠臼。大量的西化写作、小格局写作、小多情写作。举个例子吧，有的写母亲，也把情怀剔得一干二净，尽显雕刻，尽显花样，看去就像在制作一件与己无关的木乃伊。新的模式成了新的桎梏。它们偷偷地潜入，不知不觉中，成了诗情里的“黑客”。这很可悲，也几乎就要断了诗歌的前程。
从一面说，“泛大众化”所引发的世纪涡流，对诗坛精英们明显地有一种无情的冲击感和淹没感。但从另一面说，最广大“大众们”也是当代精英们获取名利的廉价资本。由于最广大“大众们”的热血追捧，也催生了当今诗坛的新世俗主义。最广大“大众们”成了这一涡流中的最大奉献者和牺牲者。他们热爱着、忍受着、抵抗着，也被吞噬着。他们的挣扎和奋争是卑微的，也是悲壮的、浩瀚的。
中华诗歌，自《诗经》始，静水流深。毕竟，“涓涓不壅，终为江河”。到了楚辞，大河显现，浪潮显现。到汉乐府，算是出现了诗歌史上的第一次涡流。后期，幸得一星汉级别的诗人曹操。再到晋，意外地出现了一个独特的历史链接，即“坐涡谷转”，从而才有了陶潜的田园景观。再到唐宋，可谓大江东去，惊涛拍岸。可是，到了明清，诗歌跌落风尘，丢了风标，诗的河流几乎干涸，何谈涡流？连小小的“点涡”都难见到。
中华诗歌的嬗革和流变，也让我们有了一些参照。例如，从汉乐府，我们依稀看到了今日汉语新诗的样貌。二者的一个最共同特征就是民间意义、民俗意义、民情意义的弘扬和光大。及至在写作风格、题材等方面也有大相似。如口语化写作，今日的口语化就像汉乐府口语化的一个延伸、一个翻版。还有婚姻性爱的书写，相较于汉乐府，今日新诗也不算翻越，其辣味、其泼劲居然一脉相承。还如叙事，汉乐府在叙自己之事，新诗亦然。有评价说，汉乐府的一些作品“浅而能深，近而能远”，历史也不会否定今日新诗就一定没有做到。
汉语新诗，百年涡流。这并不是一个褊狭的短时判断，而是一种理性的历史判断。汉语新诗的出现，无疑是中华文明的大事件。汉语新诗责无旁贷，必须担起浸润和滋养中华文明的使命。
我们相信：涡流孕育着大流，催生着奔流。在新世纪的路上，我们并无气馁，而依然葆有一份伟大诗意的历史恒心。
2017.5.26写于小园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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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6-1 0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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