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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铃木大拙:什么是禅(附胡适《中国的禅:它的历史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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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6-16 11:40 | 只看该作者 回帖奖励 |倒序浏览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小勺子 于 2017-6-16 12:12 编辑

铃木大拙:什么是禅(附胡适《中国的禅:它的历史和方法》)
来源:张继中的日志


什么是禅

作者:  [日]铃木大拙


从禅的观点来看,宇宙乃是一个没有周边的圆,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宇宙的中心。更具体一些说:我即中心,我即宇宙,我即是创造者。我举起手来叫一声:看呀!这就有了空间,有了时间,有了因果;每一条逻辑定律,每一个形而上原理,无不当下俱来肯定我手的实性。
【一】
拜读了胡适博士这篇论中国禅的渊博而有教益的宏文之后,我所得的初步印象之一是:尽管他对历史知道得很多,但他对历史背后的行为者却一无所知。历史是一种公有的财物,每一个人都可以依照他自己的见地去予以处理。以此而言,历史可说是一种客观的东西,故其材料或事实有如科学上的对象一样,随时可供学者之揣摩研究——虽然,它们在历史的构成中,完全是一种不定的要素。自然吾人无法给予有计划的实验。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个行为者或创造者——历史背后的角色,是不容历史学者作客观的处理的。构成个性或主观的那个东西,是无法作为历史的客观对象去加以研究的。所以者何?因为它不愿作客观的显现。它只能为当事人自己所鉴知。它的存在乃是一种无可复制的独特存在,而这种独特性,以其形而上或最深的意义而言。只有他本人可以以直觉觉之:窥视它的内在情况,并非历史学者所能办到的事情。事实上,无论他如何用心尝试,终属徒劳心力,胡适未能了解此点。
我的另一个印象是:就禅而言,吾人的心智至少可分为两类——第一类能够了解禅,故有资格谈谈关于禅的东西;另一类则根本不知禅为何物。由于这两类之间的差别系属质的差异,故无调和的可能。我的意思是:从第二类的观点来看,禅乃是一种全然超越此类心智领域的东西,故亦是一种不值得去浪费太多时间的题目、第一类对于第二类所陷的困境知之甚稔,何则?因为他们在未达禅境之前,亦曾亲身经历过那种困境。
在我看来,代表第二类心智的胡适,对于禅的本身尚目没有讨论的资格,更不必说去讨论它的诸般历史背景了。我们必须从禅的里面去了解禅,而非从它的表面去认识它。我们必须先获得我称之为般若直觉的能力,然后始可着手去研究它所外现的一切。要想拿搜集所谓历史资料的办法去了解禅。并以之对禅之所以为禅的绝对特性、对于禅的本身或活于我们各人内心深处的禅作一结论,乃是一种有欠正确的办法。
作为一个历史学家,胡适所知的是禅的历史背景,而非禅的本身。看来,他似乎并未体会到禅有其不依倚于历史的生命。待他将禅的历史背景作过一番穷尽的探索之后,他对于禅之依旧完全活着、依旧促请他注意、并且——假如可能的话——要他作“非历史的”处理这一点。仍然一无所知。
【二】
胡适对于我所说的禅是非理性的、非吾人之知性所能领会一点。似乎不以为然。故而想来表示:只要我们将禅置于历史的背景之中。即可易于了解。他认为,只要我们这样做,便可发现中国佛教史中的禅学运动,只不过是“一个大运动中的一部分,可以正确地描述为佛教内部的一种革新或革命”。现在,且让我来看看他这种说法是否正确。
我的论点有二:一、禅不是单靠知性的分析所能说明的。只要知性不离语言和观念,它便永远无法触及禅的本身。二、即使是以历史的态度去看禅,但胡适之把禅放在历史的框子中去看,这种方法也是有欠正确的。何以故?因为他尚未懂得禅为何物。此处我必须强调的是:吾人对禅的本身必须先有一个如实的体会,然后始可像胡适所做的那样。去研究它之历史的客观现象。
下面我先讨论第二点,
胡适似乎并未了解“顿悟”在历史背景中的真正意义。于此,他对道生的暗示作了不少说明。认为这就是禅宗思想的发端。但“顿悟”乃是佛教的根本要义,所有属于佛教的其他各宗各派,包括大乘教和小乘教。瑜伽宗和三论宗,乃至净土宗——在我看来——亦莫不皆以许多世纪以前佛陀在尼连禅河畔菩提树下所证得的悟境为其渊源。佛陀的证悟也就是一种“顿悟”。我不妨在强调此一悟境的经典中提出《维摩经》、《楞伽经》及《圆觉经》二种作为说明,后者系禅的重要典籍之一——尽管它不时受到争论。
慧能是禅学史中的一位先驱,从某些方面来说,我们不妨将他视做中国禅宗的初祖。他所传扬的信息,实在富有革命性。尽管他生长在远离唐代文化中心的岭南,被人描述为一个目不识丁的农家子,但他却是一位伟大的开拓者,推翻了在他以前的一切传统教法,为佛学开创了一个新的境界。他所传扬的信息是:定慧合一;有定即有慧,有慧即有定;定慧不二。在慧能之前,这两者是分开讲的;至少,它们的等一没有获得明确的认定,结果是牺牲般若之慧而取禅定。他们将佛陀之无上妙悟作纯粹静态的诠释,使作为佛教思想基石的大乘空理(doctrine of sunyata),成了一个死板的东西。慧能复活了佛陀证悟的精神
据《楞伽师资记》所载,一般称为四祖的道信,乃是一位伟大的禅师,他的继承者五祖弘忍会下出了十或十一位大师,其中之一便是慧能。然则道信和弘忍,都未将定慧的异同作明白的阐释。这也许是当时的情势尚无迫切的需要使然。但到了弘忍之下、这种情势便有了转变,因为,在慧能的对手中,有一位声势几乎盖过慧能的杰出人物神秀。神秀在各方面——学养、个性以及僧徒训练等,皆与慧能成一鲜明的对比。慧能待在南方,而神秀则至京城,有皇室作为外护。在这种情形下。神秀和他的教法受到较大的重视,乃属当然之事。然则,慧能只在偏远的乡镇以其特有的方式做他说法的下作、并未作任何特别努力去和神秀竞争。使慧能与神秀派之间的差异表面化并进而展开浩大的高下之争的,正如胡适所描述的一样,乃是慧能的年轻弟子神会。
虽然如此,但神会所强调的顿教,并未完全正确地反映出慧能的真正精神。说来只是定慧合一说的一个旁支而已。以我的“历史认识”来看,先有定慧合一,只要先体会到这一点,顿悟即可不求而至。神会之所以强调顿悟,也许是迫于神秀门徒的强力对抗。我们只要一看宗密对神会教法所作的评语,对于神会的观点即可获得较佳的认识:“知之一字,众妙之门。”此处的“知”,系指般若直觉之知,而非通常所说的“知识”之知。当“知”之一字被释为“知识”(knowledge)之时——如胡适所作的一般——所有的一切妙义。便皆丧失殆尽了。不仅丧失了神会和慧能的本意,连禅的本身也给搞丢了。此处的“知”是开启一切禅密的钥匙字。关于此点,稍后我再来谈。
所谓定即是慧,乃是慧能的直观,这在中国佛教思想史中,确是富于革命性的话。天台宗智顗大师是佛教的一位伟大哲人。华严宗的法藏大师亦是,且成就更为显着。后者使中国佛教思想发展达到了一个顶峰。他对《华严经》中的观念所作的系统化阐释,不仅是中国人所作的微妙的知性成就之一,即在世界思想史中,亦有其崇高的地位。智顗和法藏二人,无论从中国或整个世界看来,都属顶层的人物,而慧能禅的直观方面所得的成就,以其在文化上的价值而言,实在可与前二者互相辉映。
那么,慧能的合一说究系什么呢?它对禅宗各派以往的发展又有什么贡献?要答复这些问题,自非本文所能办到。现在,我暂且只说神会。当神会与惠澄禅师讨论合一问题时,他对檀主王维说:“今我共御侍语时。即是定慧等一。”
此处,他用一句简单的话,具体说明了这个道理;换句话说,神会拿他自己作了实际的示范。自然,马祖的名言“平常心是道”,即系出自这个等一的道理。他解释说:“何谓平常心?无造作,无是非,无取舍,无断常、无凡圣;故经云:非凡夫行,非圣贤行,是菩萨行。只如今行住坐卧,应机接物,尽皆是道。”
关于定慧等一,兹再举数则其后所发展出来的例子:
僧问长沙景岑(南泉普愿弟子):“如何是平常心?”
景岑答道:“要眠即眠,要坐即坐。”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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