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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并不在时代之外”
——《朱零编诗》读记兼及当下的诗歌问题 霍俊明 ——————————————————————————
在七月溽热难耐的武汉东湖我从沉河手里拿到了刚刚出版的《朱零编诗》样书（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年8月版）。当八月在北京的郊区匆匆见到朱零时他竟然说样书自己还没拿到。在朱零的不解中，我有理由相信我是少数的几个早于这本书的作者读到这些文字的读者。
“诗歌并不在时代之外”，这是我读完朱零这本书最为强烈的一个印象。
《朱零编诗》这本书是朱零作为《人民文学》的诗歌编辑多年来的编辑手记，或者说也是一份个人的阅读史。他留给我们的是“一个时代”的诗歌见证，当然还有当下中国诗人精神生活的见证。实际上我一直疑惑的是我们当下谈论起“时代”是越来越游刃有余还是或者走向了沉默和无声的尴尬一面。当我说朱零的诗歌编辑手记多年积累下来将完成一个时代的记录和历史性的档案时，这实际上也是我们对一个重要刊物以及诗歌编辑的期许。因为多年以后，那些走进图书馆和档案室甚至在百度和CNKI上搜求知识和文学图景的人们还是更愿意将眼光停留在《人民文学》和《诗刊》这样的“大刊物”上。尽管当下的“民刊”和“官刊”的区别早已经不是北岛和黄翔时代那样界限分明，尽管更多的研究者们对“官刊”抱有各种意见和“不满”，但是我想一些“大刊物”其影响在普通读者那里是不言自明的。而通读完朱零的这些文字，我觉得作为一个诗歌编辑和阅读者甚至是品评者朱零是可靠的。这种可靠不仅来自于他的诗歌眼光和审美趣味，而且更重要的在于朱零是这个时代并不多见的“挑刺儿”者。他对诗人和诗歌的直言不讳还让我们并没有完全丧失对这个时代诗歌的期许和耐心。我这样说并非是贬低当下的诗歌生态，而是想强调的是说真话的人在这个时代仍然成了少数者。由此我们可以说朱零是这个时代不多见的诗歌“异议者”，是一个有个性的编辑家和阅读者乃至评判者。比如朱零所狠批的“口号诗歌远没有消失，而且我深信，这种马屁诗永远不会消失”。朱零坦言尽管诗歌的边界可能会发生变化（比如以于坚为代表的例子），尤其是在这个时代，但是他更喜欢郑小琼的散文，认为她的散文比诗歌写得更出色。今天的诗歌生态和现实使得刊物和编辑都变得不够纯粹，这是当下不能避免的显豁事实。我这样说但愿不要使一些刊物和编辑们感到不解和不满。在当下无论是自媒体的空间还是越来越频繁的大大小小的诗歌活动，作为一个编辑他的日常交往变得难以自控。当编辑与诗人变成朋友或具有了利害关系，那么客观和公正地筛选和评判诗歌就变得困难了。从朱零的角度而言，多年来他诗歌界的朋友不在少数，但是我却相当欣喜地注意到他时时是在以诗歌自身的成色说话，甚至对于多年的老友他亦敢于指出其存在的问题甚至危险。比如在说到他对老刀的诗歌印象时，他说老刀的诗歌写作很“现实”，却也“暗藏危机”。因为诗人不是一个简单的观察者和记录者，他还应该学会识别这个时代更为复杂的脸色和更为庞杂难辨的幽晦灵魂。还有，朱零善意地指出古马诗歌在语言、技巧、比喻和节奏等方面存在着“雷同”的倾向。我想朱零并非是针对古马个人，而是指出了当下诗人写作中普遍存在的现象，或者说当一个诗人进入写作的成熟期乃至瓶颈期如何突破自我是最为重要的问题。
收入到书中的诗人大约有100多位，基本上是当下中国诗坛的实力派的中青年诗人，也涉及到牛汉、灰娃、李瑛等一些老诗人。对于《人民文学》这样的刊物而言发现和推出“新人”是很重要的。由此，对于这份名单我最初也是想寻找一些我所“陌生”的年轻诗人的名字，有，但是不多。朱零给出了答案，尤其是对于80后后期和90后的诗歌习作者。朱零在阅读时发现这些年轻写作者竟然存在着惊人的一致性，矫情、口水、假大空。而由此朱零所想到的“诗教”问题确实值得重视，尤其是对于有中国特色的教育而言更是如此。其中最有意味的是“新乐府”（歌词与摇滚、周云蓬、新民谣）以及“小说家的诗”。比如其中选了史铁生和池莉这些小说家所写的诗。由小说家的诗歌朱零说到“当叙事成了当下诗歌的主流，小说家们写起诗来，心中也就多了些底气。”朱零确实可贵地意识到1990年代以来中国诗歌写作中叙事性和戏剧化越来越成为普遍写作者的圭臬，但是我想诗歌的抒情性为什么在此境遇下遭到了冷落倒是值得关注的问题。而诗歌的叙事性与小说的叙事性绝对不是一回事，所以我并不认为小说家就一定天然地比诗人就更具有叙事的能力，起码在写作诗歌的时候是如此。首先我想值得注意的是这本编辑“手记”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诗歌选本。这让我想起五四时代的朱自清等人，那些诗人身处诗歌现场所编辑的诗选以及批评文字今天看来已经难以企及。因为吊诡的是，无论是作为一个专业的阅读者还是普泛的受众接受诗歌的机会越来越多，因为自媒体时代我们都不能不充当热闹的旁观者。但是我们已经丧失对当下诗歌臧否的能力。换言之面对海量的诗歌生产我们的阅读和批评都变得从未有过的困难。我也曾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的最近的一次对话中提到过类似的印象——对新世纪以来热闹生猛又看似正常繁荣的诗坛我却留下了一个模糊的印象。更多的诗人丧失了对汉语的敬畏之心，丧失了真正的介入能力和言说的力量。我们这个时代不乏优秀的诗人，但是这些诗人的面目太相似了。我一直在疑惑这些相似的面影一夜之间或十年之间是被什么力量塑造出来的？同时更为令人惊惧的还在于诗人对自己写作的不自知。我能够想象朱零在东三环边上的办公室里或者家里无奈地将一页页无效而庸俗的诗稿扔进垃圾桶的情形。似乎诗人从来都离不开和酒的关系，朱零善饮酒这是圈里人都知道的。而当朱零说出“我应该去中国白酒委员会当一个品酒师才对，这是我最愿意干的活儿”我明白他的深意。在当下，更多的时候读诗当然不如饮酒更快意、更舒服。而在自嘲和反讽中，我们应该体悟一个诗歌编辑对当下诗歌不满的深层原因。
朱零是一个精准而挑剔的阅读者和批评者，比如他对当下诗歌写作中流行趣味和流行主题学的批评就很具有代表性——“近年来，我们收到的诗稿，有一半是写乡村的，还有一部分是写在农村的父母的，还有一部分是写老家的风景是如何如何的。似乎大部分稿子都脱不了农村题材”。对此我深有同感。在后社会主义时代和新移民运动的语境中“新农村”和“底层”已经不再是中性的题材问题。这一人们谈论的“公共话题”显然被赋予了更多的意识形态的色彩和伦理论倾向。而“底层”和“新农村”写作恰恰在很大程度上缺失的就是诗人的思想性和人文情怀的烛照，换言之这种类型的诗歌往往成了叙述的空洞能指。更多的时候诗人们所处理的“乡土”并非是现实中的乡土，而更多来自于一种过时的经验和虚空的想象，从而造成了朱零所说的“跟当下农民的心路历程，格格不入”。而需要强调的是之所以目前“底层”和“新农村”写作成了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并且同时占据了主流话语和民间话语的主导性位置这不能不与人们对一个新的世纪诗歌的某种集体想像有关。“新农村”和“底层”写作已经成为日益高涨的诗歌“主旋律”，一体化和集体化的症候越来越显豁。这成了粘合各种诗学观念的良方，而这也使得这种题材的写作带有了因一哄而上而导致的思想的贫乏和拙劣的仿写。可以肯定在很大程度上，我们过低估了我们目前所处的时代。我们不约而同的认为这是一个已经完全摆脱了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商业化、消费主义化的开放、自由和个性的写作时代。但是无限加速度前进的商业、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列车并没有降低写作的难度和思想的深度，只是我们过于迷信和乐观于时间的进步神话。而事实上，任何一个时代都会给写作者制作出种种难度和困境，政治年代如此，经济年代同样如此。当新世纪以来诗歌写作中的底层、民工、草根、弱势群体、农村、城乡结合部成为国家主流驱动和社会伦理共识的时候，当这些带有“社会问题”题材的写作成为新一轮的“主旋律”和“时尚”的时候，甚至成了数量不在少数的诗人谋得利益的手段的时候，这些带有强烈的社会性和公共性特征的写作潮流在我看来是可疑的。人民、底层、农民工、弱势群体这些复数概念成为这一时期的文学关键词。实际上诗歌无论是处理看起来绝对个人、绝对隐私，不断探向幽暗的内心深处和“自我”的个体性题材，还是处理宏大的国家的、民族的、集体的、时代的公共领域的重大事件、运动和场景，都是“题中之义”。但是就目前来看更多的诗歌写作者是为了迎合时代趣味甚至读者群而丧失了文学自主性和作家应有的思想探询的努力。在一个如此诡谲的时代我们进入一个“乡村的内部”是如何的不易，而进入一个无比真实的“现实”是如何的艰难。在一个“新乡土”写作已经成为热潮的今天，真正的诗人是否懂得沉默有时候是更好的语言。而当我试图从“主题学”或者“同质性”的视野来进当代的诗歌写作，我们最终会发现大量诗歌（数量绝不在少数）与“乡村”、“乡土”以及“乡愁”、“还乡”（更多以城市和城乡结合部为背景，回溯的视角，时间的感怀，乡土的追忆）有着主题学上的密切联系。而这么多在谱系学上相近的诗歌文本的出现说明了什么问题？显然当下的诗人所面对的一个难以规避的“现实”——阅读的同质化、趣味的同质化、写作的同质化。无论是政治极权年代还是新世纪以来的“伦理学”性质的新一轮的“题材化”写作，我们一再强调诗人和“现实”的关系，诗人要介入、承担云云。但是我们却一直是在浮泛的意义上谈论“现实”，甚至更为忽略了诗歌所处理的“现实”的特殊性。但是当新世纪以来诗歌中不断出现黑色的“离乡”意识和尴尬的“异乡人”的乡愁，不断出现那些在城乡结合部和城市奔走的人流与不断疏离和远去的“乡村”、“乡土”时的焦虑、尴尬和分裂的“集体性”的面影，我们不能不正视这作为一种分层激烈社会的显豁“现实”以及这种“现实”对这些作为生存个体的诗人们的影响。由这些诗歌我愈益感受到“现实感”或“现实想象力”之于诗人和写作的重要性。
朱零在编辑《人民文学》的过程中无疑也完成了“一个人”意义上的诗歌选本和历史册页。尽管朱零所经历的只能是历史长流中一个小小的阶段，但是从其筛选出来的诗歌文本来看，这应该算是具有相当眼光的选本了。朱零有时候也有一些无奈，他的言语之间经常冒出一个编辑和一份刊物之间些许龃龉的言辞。朱零不能代表《人民文学》，但是反过来《人民文学》作为一种强大的话语场肯定有时候会影响到朱零的个人美学趣味和伦理性的判断。《朱零编诗》中所涉及到的诗人我注意到一个现象，这就是这些诗人的面孔相对来说是清晰的，有别的。在这份开放性的诗人名单面前我们能够感受到一个诗歌编辑的容留的空间。这很重要。我曾经注意到很多诗人和主编把一份刊物变成了自己的复制品，换言之有为数不少的编辑将个人的诗歌趣味提高为判断所有诗歌风貌的唯一标准。我们既应该允许鱼腥味和土气味的江湖和义愤的民间立场的“眼泪”，又应该能容纳学院的经卷气和诗人些许的不及物性与高蹈的个人乌托邦。我想，朱零做到了这一点。
再次强调朱零的编诗手记所进行的是“一个时代”的历史性册页的工作，我的出发点还在于朱零是一个“本土”的阅读者。在当下的诗歌批评语境谈论一首诗歌并不难，甚至更多的时候会显得非常容易。但是平心而论，认认真真地读一首诗，负责任地评价一首好诗却是有难度的。这种难度不仅与整个当下的诗歌生态相关，而且也与每个生存个体的困窘有关，更与如此广阔的差异性的“现实”有关。在朱零的手记中我经常能够与“中国现实”、“中国生活经验”、“传统”、“汉语”、“母语的忠诚”这些关键词相遇。与此同时，我看到朱零对诗歌写作中的翻译体、贩运体所表示的强烈不满，他对“从国外贩卖过来的旧西装的味道”的极度厌倦。当然朱零对“十四行诗”这一外来文体的排斥我还是持保留意见。我相信，在当下的文化语境下像朱零这样怀有“本土化焦虑”的人是值得敬重的。当然，我们不是二元对立的“拿来”或者“中国制造”，而是说在写作的传统和现实关系的层面我们的诗人已经早该远离那些与中国经验和母语传统不相干的发霉发馊甚至发臭的东西了。当年的这些先锋作家以及1980年代以降的中国诗人们由于中国特殊的文学历史和社会语境，他们的写作不一而足地曾学徒于“西方”。换言之这些诗人的身后都曾长时期地站着一排西方的文学“大师”。但是，随着写作自身面对的挑战以及时代境遇的再次转换，很快这种带有明显的对话性、互文性、技术性、修辞化和仿写化的贩运式的“诗歌”写作方式其弊端越来越明显。甚至一定程度上这使得其“及物性”和“中国化”的程度大打折扣。“异域”作家们成了这一时期中国本土的诗人心像对位和重新寻找精神对应物的努力过程。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显现出很长一段一时期的本土文学的“自信缺乏症”的精神征候。正是一定程度上的仿写和“自力更生”能力的缺乏，在中国不断加速度前进的时代转捩点上，在不断分层和分化的极其“不可思议”的“高铁”般速度的现实面前，那些还骑着自行车甚至躺在摇椅上的诗人不能不被历史和现实的高速列车甩在身后。而他们写作中的“历史”尤其是“现实”就不能不与真正的历史和现实进程相脱节。正是这种惯性的“脱节”导致了长时期以来中国作家处理“中国化”历史和现实能力的数度缺失。
“诗歌并不在时代之外”。我们的诗人是否能真正读懂这句话！
“诗人一旦牛逼起来，编辑还真得放低姿态”，我希望这句话不再由编辑的口中说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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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9-13 0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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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9-15 10: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