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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旦塑像 （天津南开大学范孙楼后小花园中） 资料图 2007年4月28日上午10点，百余名南开师生与穆旦先生的多位亲属肃立在南开大学范孙楼后花园，为穆旦塑像及纪念碑举行简朴而隆重的揭幕仪式。 塑像的正面镌刻着这样的文字：“春临南开，怀我穆旦；勒石造像，以为永念”，用以确证和寄托对穆旦的追怀、感念和崇仰。塑像的背面则铭刻着穆旦去世前一年（1976）在南开创作的毕生最后一首诗《冬》中的诗句：“当茫茫白雪铺下遗忘的世界，我愿意感情的激流溢于心田，来温暖人生的这严酷的冬天。” 青年穆旦 资料图 穆旦坎坷而坚强的一生启迪着后人：正视困难、不畏严冬。 青年诗人 崭露头角 穆旦原名查良铮，生于天津，出身浙江海宁查氏家族。海宁查氏属于江南显赫世家，书香门第，明清以来是著名“文宦之家”。 众所周知的武侠小说家金庸（查良镛），与穆旦为同族的叔伯兄弟，二人都是“良”字辈，名字都带金字旁。 穆旦生性敏感、多思，从小就表现出“不但早慧，而且早熟”的特点。1929年，11岁的穆旦考入天津南开中学，13岁他便开始创作诗歌，显露出过人的文学才华。在当年的《南开高中生》一刊上，“查良铮”与“穆旦”这两个名字始终诗名在外，可谓该刊的一支台柱。 1935年，16岁的穆旦考入清华大学地质系，半年以后改读外文系。几年之间，当时的清华人在《清华周刊》和其他一些刊物上大多能注意到一个名为“慕旦”的诗人，他就是穆旦。后世相传甚广的《流浪人》、《古墙》等诗作，也正是穆旦在清华期间写成的。 然而，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军国主义铁蹄开始践踏我国华北大地，爱国人士因此呐喊：“偌大的华北瞬间便再也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身在清华的穆旦随全校师生开始了南迁的长途跋涉。 他们首先到达长沙临时大学，未久又随闻一多、曾昭抡等师生横跨湘黔滇三省，跋涉三千里，最终到达了云南昆明。穆旦由此成为临时组建起的西南联合大学的一员。 这段时间，受到朱自清、闻一多、冯至、卞之琳以及英籍的威廉·燕卜荪等一大批著名教授、诗人的影响，穆旦开始阅读艾略特、奥登等外国诗人的作品，系统地接触英国现代诗歌和诗歌理论，找到了“当代的敏感”与眼下的现实相结合的道路，诗歌创作发生了飞跃式变化。1940年，穆旦由西南联大外文系毕业，留校任助教。 1938年，穆旦在昆明 从中学到大学，多年的文学滋养让穆旦的诗文日渐成熟。而随同自身作品在诗坛的地位与影响不断提升，穆旦逐渐开始以一个新锐诗人的姿态崭露头角，充分展现了傲人的创作潜质和能量，并达到了一个令人瞩目的高度。 闻一多在西南联大期间编选的《现代诗钞》，就曾破例选入穆旦诗11首，数量之多，仅次于徐志摩。 远征岁月不畏难 1942年2月，24岁的穆旦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投笔从戎。 当时，国民政府号召青年知识分子入伍，穆旦积极响应并报名参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远征军，在副总司令杜聿明兼任军长的第5军司令部担任中校翻译官，随后进入缅甸抗日战场。 这一年5月开始，穆旦亲历了中国远征军与日军血战及随后被迫进行滇缅大撤退的全过程，经历了震惊中外的野人山战役，带病穿越遮天蔽日的热带雨林，最后总算逃出死亡之谷，活着到达了印度利多。 时任西南联大外文系教师的青年诗歌理论家王佐良，通过与穆旦多次接触交谈，写出评论文章《一个中国新诗人》，描述了穆旦在缅甸丛林里所经历的艰难历程。 “那是一九四二年的缅甸撤退。他从事自杀性的殿后战。日本人穷追。他的马倒了地。传令兵死了。不知多少天，他给死后的战友的直瞪的眼睛追赶着。在热带的豪雨里，他的腿肿了。 疲倦得从来没有想到人能够这样疲倦，放逐在时间－－几乎还在空间－－之外，阿萨密的森林的阴暗和寂静一天比一天沉重了，更不能支持了，带着一种致命性的痢疾，让蚂蟥和大得可怕的蚊子咬着，而在这一切之上，是叫人发疯的饥饿。 穆旦与妻子周与良在芝加哥大学留影 资料图 他曾经一次断粮达八日之久。但是这个二十四岁的年轻人在五个月的失踪之后，结果是拖了他的身体到达印度。” 据相关数据，入缅参战的10万中国远征军，伤亡为6.1万人，其中约5万人死在了野人山。踏着堆堆白骨逃出野人山的青年穆旦，日夜感受着死去的战友给他带来的深深震撼。回想那片“欢迎你来，把血肉脱尽”的山野，在痛苦与哀伤中，他创作了著名的诗篇《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 在阴暗的树下，在急流的水边， 逝去的六月和七月，在无人的山间， 你们的身体还挣扎着想要回返， 而无名的野花已在头上开满。 …… 过去的是你们对死的抗争， 你们死去为了要活的人们的生存， 那白热的纷争还没有停止， 你们却在森林的周期内，不再听闻。 静静的，在那被遗忘的山坡上， 还下着密雨，还吹着细风， 在西南联大的穆旦 没有人知道历史曾在此走过， 留下了英灵化入树干而滋生。 在这首凄厉的挽歌中，穆旦向人们展示了战争、战争中人的命运以及自己对于生命的深层思考。 而身为一名中国军人，他在自然的炼狱中直面了战争与死亡，却更加深信胜利的曙光，更加坚定生命的永恒与伟大，他的心灵在这场战争中经受了人间至痛的洗礼，更加纯简、澄净，而他诗作中回荡的悲婉与空灵，也正是对他那些“野花已在头上开满”的战友们，最深沉的祭奠。 天真诗人 不合时宜 在抗战最艰苦的20世纪40年代，穆旦的创作进入到成熟期，他的诗歌技艺精湛，成为了“当时最受欢迎的青年诗人”。面对中华民族的沉重、贫穷和苦难，穆旦看到人民虽然衣衫褴褛，血污浸身，但已在血与火中为摆脱屈辱而战。1941年，他在《赞美》中呐喊出：“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走不尽的山峦和起伏，河流和草原， 数不尽的密密的村庄，鸡鸣和狗吠， 接连在原是荒凉的亚洲的土地上， 在野草的茫茫中呼啸着干燥的风， 在低压的暗云下唱着单调的东流的水， 在忧郁的森林里有无数埋藏的年代。 1947年5月17日，参加堂姐查良锭与清华大学生物系教授沈同婚礼。左起：查良锐、查良铭、查良钊、查良锺、查良铮（穆旦）。资料图 它们静静地和我拥抱： 说不尽的故事是说不尽的灾难，沉默的 是爱情，是在天空飞翔的鹰群， 是干枯的眼睛期待着泉涌的热泪， 当不移的灰色的行列在遥远的天际爬行； 我有太多的话语，太悠久的感情， 我要以荒凉的沙漠，坎坷的小路，骡子车， 我要以槽子船，漫山的野花，阴雨的天气， 我要以一切拥抱你，你， 我到处看见的人民呵， 在耻辱里生活的人民，佝偻的人民， 我要以带血的手和你们一一拥抱。 因为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在《赞美》中，穆旦对祖国辽阔的土地、悠久沉重的历史、贫穷屈辱的人民进行着描绘，诉说着自己对祖国、对民族血肉相连、生死相依的热爱。他在深刻感受到时代苦难的同时，更看到了人民的奋起和民族的希望，他要去拥抱这一切，拥抱这片他爱的土地。 穆旦生前创作的最后一首诗《冬》（亲笔手写体） 资料图 时光匆匆，转眼来到1943年，穆旦自西南战场回国，随即经历了几年不安定的生活：在军队里从事英文工作，北上沈阳办报，又在中央通讯社、南京美国新闻处以及联合国粮农组织驻南京办事处等机构辗转工作，直到1949年8月，31岁的他进入了芝加哥大学，攻读英美文学和俄罗斯文学。在此期间，穆旦与夫人周与良结婚，并于三年后顺利取得了芝加哥大学文学硕士学位。 1952年底，已经毕业半年的穆旦拒绝了台湾和印度一些知名大学的邀请，排除重重阻力，携妻子周与良一起回到了祖国大陆。1953年初，穆旦欣然来到南开大学，担任外文系副教授。然而，等待穆旦的却并不若他想象那般美好。当时中国的当代文学写作格局已经历过一番天地变换，穆旦的诗与彼时主流文艺形态的规范相去甚远，因此他被有选择地忘却了。穆旦请爱诗的学生看自己过去的诗，学生们坦率地说，他们读得头疼，读不懂，不知所云。他们喜爱的是当时主流文化所颂扬的作品，这对穆旦的震动很大，他开始怀疑自己没有跟上时代。 穆旦对诗歌语言的驾驭能力十分出众，想象力的张扬与对诗歌题材的扩展亦不落俗套，但于后世来看，更加为他带来赞誉的却要数他赋予中国新诗的信念，一种更纯粹、更少教条、更根植于对生命的直觉和体验的信念。可是，在曾经的岁月中，这样的信念难免会为他带来一种不合时宜的无奈。 1955年，穆旦成为“肃反对象”，受到批斗审查，暂停了创作。1957年在“大鸣大放”的鼓励之下，他放下顾虑，一口气发表了九首诗，其中既有歌颂性的，也有讽刺性的。有一首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讽刺诗《九十九家争鸣记》，形象地刻画了“百家争鸣”会议上的众生相：单等作结论的主席、首先发言却毫无见识的小赵、讲话一向“正确”的周同志等等，五十个人争相发言却全都抱着投机心理。他在这首诗的最后写道：就这样，挨到了散会时间，我一直没有发言，主席非要我说两句话，我就起来讲了三点，第一，今天的会我很兴奋；第二，争鸣争得相当成功；第三，希望这样的会多开几次，大家更可以开诚布公。 穆旦诗集封面 资料图 不写则已的穆旦一写便针砭时弊。洞察敏锐，书写大胆，在单位上不敢说出的心里话，他却选择了向公众敞开心扉。这样一位天真诗人令人钦敬却也叹惋。而就是这首诗，让穆旦陷入生命中最痛苦和沉默的日子。1958年12月，“历史反革命”的帽子扣在了这位爱国诗人的头上，他被剥夺了教学和发表作品的权利，到校图书馆监管劳动。 文学译著 一代人的精神食粮 黯淡的生活并没有挫伤穆旦的意志，他更勤奋地全身心投入到译著工作中，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坚毅顽强、含辛茹苦地翻译了普希金及拜伦、雪莱名家的多部诗集，其中便有一部两万多行的长诗《唐璜》。这部《唐璜》被诗坛大家卞之琳称为“中国译诗走向成年的标志之一”。 把外国诗变为中文诗，在这样一条路上，穆旦用富有创造性和艺术匠心的翻译走出了他自己的翻译诗学和路向，他努力赋予那些外国诗在汉语中重新开口说话的力量，他不仅要把“外国诗变为中文诗”，还要尽力锤炼和形成一种更适合于“今天”、更适合于中国的说话方式。这正是穆旦对中国新诗发展所做出的更重要的贡献。 穆旦为世人奉献了数量众多的伟大译品，在那个精神食粮单调的年代，这些作品慰藉了许多人的心灵，甚至他翻译的《文学概论》、《文学原理》等，也对当年的文学爱好者产生了极大影响。 在回顾穆旦的“由来与归宿”时，著名诗人和翻译家王佐良曾这样感叹：“诗人穆旦终于成为翻译家查良铮，这当中是有曲折的，但也许不是一个坏的归宿”。对穆旦而言，他没有别的选择，从事翻译甚至具有了“幸存”的意义－－为了精神的存活，为了呼吸，为了寄托他对诗歌的爱，为了获得他作为一个诗人的曲折的自我实现。 在经历过人生的重重苦难后，1975年穆旦恢复了诗歌创作，一举写下《智慧之歌》、《停电之后》、《冬》等近三十首作品。 此时，《冬》的枯草山坡、死寂原野让穆旦喜爱，因为“人生本来是一个严酷的冬天”，可“当茫茫白雪铺下遗忘的世界”，“看着冰冻的小河还在冰下面流”，他仍然想说，“我愿意感情的激流溢于心田，来温暖人生的这严酷的冬天”。 1976年3月31日晚，穆旦骑自行车在南开大学昏暗的学生宿舍楼区摔伤，次年2月26日因突发心脏病去逝。在这生命中最后的一年多时间里，穆旦用诗歌总结着以往的生命。经历二十余年的曲折，穆旦的诗歌显得更加成熟深沉。曾与穆旦同校任教的历史学家来新夏说：“穆旦生前喝的是满满一杯苦涩的酒。穆旦的苦酒带来许多理不清的思考，真正希望穆旦喝尽了苦涩的酒，把一切悲剧一古脑儿担走，让许许多多颗星在天边更耀眼地亮起来！” 事实上也是如此，从青年到盛年，穆旦的生活大多沉重，可也有人提起，穆旦常对人对己说的一句话正是：“一个人到世界上来总要留下足迹”。他不遗余力为中国诗歌做出的贡献，早已成为历史公认的一座丰碑，为世人追慕敬仰。他是“中国诗歌现代性一个先锋人物，打开了中国诗歌另一个层面－－智慧、智性的表达”。 在穆旦的身上，我们不难感受到一种力量：一种孜孜以求、苦苦期盼的力量；一种不甘屈辱、奋勇抗争的力量；一种将诗歌引向希望与胜利的力量…… （中国青年网记者 吕夏池编写） 更多内容，请上中国青年网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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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9-23 1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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