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鲁达的遗产何止诗篇天下传扬

李明利

聂鲁达的遗产何止诗篇天下传扬


《聂鲁达传：闪烁的记忆》 （智利）维吉尼亚·维达尔 著 崔子琳 译 译林出版社2017-3
    ◎张伟劼

    据北京青年报2017年10月20日消息 伟大诗人巴勃罗·聂鲁达分别位于智利圣地亚哥、黑岛和瓦尔帕莱索的三处故居，如今已经成了每一个到访智利的外国游客必去的景点。不管你读没读过聂鲁达，没有在智利之行中到访这三处故居中的任何一处，都可能被视为对该国旅游业和文化遗产的亵渎。

    我今夏初访智利，未能免俗，便也匆匆忙忙地拜访了前两处聂鲁达故居。它们的内部风格是一致的：空间狭小，摆满了花花绿绿的物件——诗人似乎喜欢收集任何在他看来有审美价值的日常物品，来自诗人旅欧生活的纪念品和具有智利南方土著文化特色的艺术品混杂在一起，看上去就像是个大杂烩。我不由得生发出这样的观感：这就是拉丁美洲，欧洲文化和土著文化混杂在一起，琳琅满目又杂乱无章，仿佛喧嚣吵闹的热带音乐；这是拉美上层人而非普通人的住宅，只有雄厚的财力、足够多的仆人才能维持这样一种体面的艺术家生活，让房主尽情发展自己的收藏癖。

    巴尔加斯·略萨曾在一篇题为《黑岛之家》的散文中细致描绘了聂鲁达在黑岛的“豪宅”，对于1968年受诗人邀请来这里欢度周末的青年略萨来说，“黑岛之家”的繁丽内饰大大满足了一个自小嗜读聂鲁达诗歌的铁杆粉丝的虚荣心。接下来，略萨笔锋一转，写到聂鲁达去世后智利发生的巨变。在他看来，1973年聂鲁达目睹军事政变之后的悲愤离世固然值得同情，皮诺切特践踏人权的暴行固然值得谴责，但不可否认的是，皮诺切特的军事独裁统治推行经济自由化，使智利走上了一条终于摆脱了拉丁美洲欠发达魔咒的经济繁荣之路。

    不管怎么说，感谢智利的经济增长，在智利以拉美经济领头羊形象示人的今天，聂鲁达的老房子修缮一新，成了旅游工业的招牌，尽管票价一点也不亲民。我在圣地亚哥地铁看到车厢内壁上印着聂鲁达的经典诗句，而在与当地人的闲聊中却得知，拜经济自由化、教育私有化所赐，有很多智利年轻人从没读过聂鲁达的一句诗，整个国家的文化因为公立教育的衰退，相比于聂鲁达在世的时候倒退了许多。无论如何，我还是郑重地告诉他们，聂鲁达在我们国家可是非常非常有名的诗人呢。

    聂鲁达在中国的名声之盛，一方面肯定与他的艺术高度有关，一方面也与他的社会活动有关。身为智利共产党党员，聂鲁达是热情支持社会主义新中国、亲自来华访问并结交诗人朋友的“进步作家”之一。早在1951年，就有袁水拍先生从英译本转译、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聂鲁达诗文集》行世，可以说聂鲁达是最早为中国读者所认识的拉美作家之一。今年，聂鲁达生前的挚友、另一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曾在北京的高校教授西班牙语的智利作家维吉尼亚·维达尔以文字出版的方式重返中国：她撰写的《聂鲁达传：闪烁的记忆》有了中文版，让中国读者有机会再次走近这位神话般的诗人。

    从圣地亚哥的冬日回到仍在酷暑之中的金陵，我捧起的第一本书就是这部聂鲁达传记。或许是明知诗人本人已经写出了一本精彩绝伦的自传《我坦言我曾历经沧桑》，也明知用各种语言撰写的关于聂鲁达事无巨细的传记已经汗牛充栋，作者采用了一种碎片化的记述手法，最细致入微的个人回忆、聂鲁达的诗作与书信片段、文学评论家的话语等等，加上数幅来自智利国家图书馆档案的珍贵照片，如聂鲁达故居中的百般物件那般拼贴在一起，让读者见到一个并非完全清晰却极为真切的聂鲁达形象。

    维达尔女士并没有把聂鲁达描绘成一个圣人。她在书中揭露了聂鲁达与妻子马蒂尔德的侄女阿丽西亚的秘密恋情，甚至还原了马蒂尔德的“捉奸”画面：“诗人蒙着头蜷在被窝里，像个无助的孩子……”但这样的细节并不构成这部传记的卖点。作者极为看重的，是聂鲁达留给智利人、拉美人乃至全人类的精神遗产。

    她从自身经历出发，提及了一个有趣的史实：古巴革命在全球掀起了一阵西班牙语教学的大潮，而聂鲁达的出现更促进了“西语热”和西班牙语在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西语国家的年轻作家也受到启发开始写作，于是出现了“拉美文学爆炸”。原来，在古巴革命、西班牙语学科的兴起和拉美文学爆炸之间，存在着深层的联系，而聂鲁达的诗作则是这层层联系中的一个积极因子。

    作者还特别提到，聂鲁达歌颂秘鲁历史遗迹的著名诗篇《马丘比丘之巅》促成了马丘比丘真正意义上的“被发现”，也让智利和秘鲁这两个有着历史积怨的国家重新握起手来。诗人不仅用诗作，也以自己积极的社会活动促成拉丁美洲不同国家文艺界之间的团结，让讲着相似语言的读者们意识到他们同属于一个共同体。

    今天，“拉丁美洲”或许已经成了一个过时的概念，从墨西哥到阿根廷，似乎是出于对全球化的抗拒，抑或是比以往更为复杂的地缘政治利益需要，人们更倾向于强调自己的民族国家身份，拉丁美洲共同体的理想仿佛已经消失了。难道这块土地上的人们将越发不理解彼此，直至说起各自完全分立的语言，正如拉丁语在欧洲的命运那般？除了经济贸易，这些国家之间就没有更亲密的联系了吗？无论如何，在我看来，可以被视为聂鲁达的精神遗产的，绝不仅仅是他那些被印在圣地亚哥地铁里的诗句，更是这些诗句曾经发挥的和今天仍然可能发挥的力量，这些力量往往超越我们的想象。

    维达尔女士也在书中发表了对聂鲁达住宅的独到看法，这部分纠正了我对聂鲁达故居的最初印象。原来，这些房子都是诗人以一种智利南部拓荒者的精神亲手设计和建造的，他甚至为此专门去智利大学旁听了建筑系的课程。在她看来，聂鲁达的“奢华”品位与智利真正的上流社会家庭大相径庭，后者喜欢摆设从欧洲舶来的贵重家具，而诗人却偏爱智利原生树木制作的家具，并且喜欢将各种废弃物品重新利用，使得他的住家成为一种叛逆风格的装置艺术作品。

    或许与我原先的想法完全相反：聂鲁达的家就和他富有争议的后期诗作《漫歌集》一样，其风格遵循的不是奢华，而是草根；不是远离人民群众，而恰恰是拥抱人民群众，与最平凡的日常生活、生活中最常见的万物融为一体。聂鲁达把居住空间变成了一个每个细节都富有意味的超级艺术品。从美学的意义上说，这不正是日常生活的审美化，或者说是审美的日常生活化吗？我们进而可以追问的是：假若没有军事政变，聂鲁达和他的好友阿连德所坚持的智利式社会主义理想，假以时日终于实现，会是什么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