鹤与狐的诗歌问题
陶发美
伊索寓言里有个仙鹤与狐狸互相请客的故事：狐狸请仙鹤吃饭，缺乏诚意，只是用豆子做了一点汤放在一个浅浅的石盘子里，仙鹤一张长嘴怎么吃，没法吃，狐狸倒是吃得痛快。再轮到仙鹤请狐狸吃了，仙鹤用了一个长颈瓶子盛菜，这回看你狐狸一张大嘴怎么吃，一礼还一拜，当然只能仙鹤吃了。16世纪，意大利有个叫马佐尼的哲学家和语言学家，他在《<神曲>的辩护》一文中提到了这个寓言。马佐尼说到了筵席上的谈话氛围与座客的关系，即说如果一场宴会，尽是琐细空洞的胡扯，对于有学问的人来说，就好比仙鹤被狐狸逼着用尖嘴去吃石盘子里的汤汁；又如果大家的谈话学术味太浓了，对于普通人来说，更谈不上乐趣，就好比狐狸被仙鹤邀请从长颈瓶子里吃食。由此，马佐尼提出了一个诗歌写作的问题，他说，诗歌写作要兼顾鹤与狐各自代表的群体，要使筵席上的两种座客都能心满意足。他把自己的主张叫做诗歌写作的“中间道路”。
今年暑假，我参加了一次妻子她高中同学的晚宴，宴会接近尾声时，有人提出要我朗诵诗。这本是令人高兴的事情。我正好也带去了我的诗集《萤魂》，宴会前，每人送了一本，算是一个见面礼。可是，我还是婉言谢绝了。当时，我心里想了什么？我觉得氛围不好，这不是读诗的地方，一大桌子人谁也不写诗，谁听呢？谁又听得了什么呢？更何况，还有好几个女同学迫不及待散席去打麻将。不过，我不读，却有人读了。有个同学站起来了，他情绪高涨，声音很大，高声念了四句什么，就是那种顺口溜式的。大家欢笑着，给了他掌声。
我尽管没听清楚他读的什么，但我正好遇到了一个鹤与狐的诗歌问题。我们这些自称诗人的成天写了什么？也不管别人是能懂，还是不能懂，更不讲给人以乐趣了。如果说，这样的宴会也算是诗歌的一个阵地，那么，我们就已经失去了这个阵地；又如果说，这个阵地对诗歌艺术是一种测试，则只能说，我们的诗歌艺术还不能通过这种测试。
说到鹤与狐，在我们这里，没有与上述相对应的寓言故事。自小听到的是狐狸和乌鸦的故事。狐狸很狡猾，是反面典型；乌鸦很傻气，上了狐狸的当，丢掉了一块肉。乌鸦的叫声也不好听，不吉祥。小时候写作文，说到什么“地富反坏右”，就会说他们“天下乌鸦一般黑”。不过，有个《乌鸦喝水》的寓言帮乌鸦挽回了一点面子，原来，乌鸦也有智慧。
乌鸦再好，也不能与仙鹤比。在我们的文化里，尤其在道家文化里，鹤一律正面，很美好，鹤是吉祥长寿的象征。老人去世了，叫驾鹤西去、驾鹤西游，人死了，却是到西天玩去了。还有黄鹤楼，不仅有楼，还有鹤。“昔人已乘黄鹤去，白云千载空悠悠。”（崔颢）。一只黄鹤所带来的渺远感、时空感，叫人无限想象。还如“鹤立鸡群”的成语，突出了鹤的形象。还如“闲云野鹤”，无拘无束，潇洒自在，这是道家文化的最典型代表。还有“风声鹤唳”，这个典故出自公元383年的淝水之战，这里的鹤无意中成了战斗者，它的叫声虽带给人恐慌，但毕竟帮助一方赢得了战争的胜利。还有“焚琴煮鹤”，说的是对美好事物的不珍惜，以致毁坏。这个成语涉及了一个人性问题，一个人类对待自然万物的问题，这种不珍惜和毁坏，与道家思想格格不入，是对立的。
再说到狐，什么“狐假虎威”？狐狸要面子、很虚荣，这个形象不太好。还有个“兔死狐悲”的故事，这狐狸被后人误解了，认为它是假悲伤，实际它是真悲伤，兔子曾是狐狸的盟友，是盟友加战友，它们一起对抗猎人，兔子不幸战死沙场，狐狸的悲伤是自然中事，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了狐狸是讲大情大义的。还有个“狐死首丘”的说法，据说狐狸将死时，头一定会朝向它出生的山丘，屈原有诗为证：“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这个很悲壮，也是大情大义的表现。
再说鹤与狐的诗歌问题。如果从懂与不懂来说，这是一个伴绕着诗歌史的问题。有一个历史现象：好懂的诗歌，勉强能懂的诗歌，都还流传着，完全不能懂的看不到了。不过，能说不好懂的就归于鹤？好懂的就归于狐？不是这样。鹤与狐的诗歌问题，并不完全是懂与不懂的问题。马佐尼其实说了诗歌的一个面向问题，就是让不同群体满意和受益。他说到的是一个艺术问题，一个写作原则，也说到了诗歌的一种社会使命，让更多的人喜欢诗歌、接受诗歌、享受诗歌。
那么，到了今日汉语新诗，情况太不一样了，一些不能懂的，甚至根本就不知所云的还在泛滥着、流行着。写作者不再顾及人家是懂还是不懂，更不说什么社会使命了。说到现在新诗的流传，什么是流传？好像也不是好懂的作品就一定流传，不好懂的作品就一定不流传。你的诗作发表了，一堆纸摆在那儿了，就是流传。一个编辑有权不在官刊上发表一个作者的作品，可是网络传播了，大量的民刊争夺战也打响了，发表的概念有了根本变化，这叫不叫流传？你或者会说，“发表”代表了一定的价值权威。可是，价值权威的本质是什么？其本质不体现作品，还能体现什么？还有一些现象，例如，事物不是一面性呈现，而是多面性呈现。一个人名气大了，你说他写的是垃圾，他偏偏就有挥洒垃圾的能耐。怎么回事？挥洒垃圾还有光环缭绕。再说，什么是垃圾？一个人的立场和观点怕是不算，怕是狭隘了，还要借助历史眼光。你指责人家制造垃圾，而人家又指责你是压在历史巨人腹部的石块。
波德莱尔说：“文人是世界的敌人”；戈蒂耶说：“为艺术而艺术”。这样的话很刺耳的吧！它们的意义在哪儿？它们挑战了什么？最终又赢得了什么？我们能适应这样一些开放和改变吗？应该说，我们还徘徊在真理的门外，还分辨不出到底什么才是伟大的光芒？
当然，对于绝大多数写作者来说，也并不要什么使命，也不要为流传而写，为历史而写，上善若水，他们坚守着人类道德的底线，不谩骂，不诅咒，不靠损毁别人来出名；大家把自己摆在下里巴人的位置，安分守己，写着，吟着，快乐着，打发着光阴，这也是一个层次，一个境界。可以说，在这些写作者的作品中，就能够看得见马佐尼所说的“中间道路”。不过，这样的“中间道路”多被埋没了。
说到鹤与狐的诗歌问题，不能仅是一个懂与不懂的问题，还有风格问题、价值问题、形象问题、境界问题、立场问题、社会问题。是鹤，是不是一只真的鹤，本是一只鸡，却冒充一只鹤，鸡就是鸡，不是鹤，还是要被看穿。是狐，是一只狡猾的狐吗？是一只借着虎皮耍威风的狐吗？还是那只大情大义的狐，还是那只不舍故土，头朝山丘的悲壮的狐？
在我国，狐狸的话题说不完。狐狸最早是祥瑞的象征；上古时期，有狐图腾。传说，大禹的妻子就是一只九尾白狐变的。为何是九尾狐，就是子女众多的寄托。在先秦两汉时期，狐狸最受尊崇，与龙、麒麟、凤凰并称为四大祥瑞之一。汉代以后，狐狸的地位下降了，一直下来，就变得生活作风有问题了。就是现在，骂一个女人是狐狸精，那就是坏女人。在“聊斋”里，狐仙们一面是妖，很恐怖；一面是美女，很善良。蒲松龄喜爱从美好的一面写狐仙，这是因为他喜爱美丽的小女子呢？还是想挽救一下狐狸的文明地位呢？
鹤与狐的诗歌问题，也是雅与俗的问题。我的观点，二者共存，雅俗共赏。尽是鹤的雅，没有狐的俗一定不好；尽是狐的俗，没有鹤的雅，也肯定不好。雅，有雅的传统；俗，有俗的承继。“鹤立鸡群”好不好？是说诗意的超凡，当然是一大好。但是，若把鸡群理解为低层的俗类，鹤是很好了，可是鸡群受了歧视。没有鸡群，都是一群鹤，在那儿趾高气扬，好不好？这不符合自然现象，必然不好。我们现在是在讨论诗歌问题，能不能把鸡群理解为生活呢？应该是可以的。鹤，一个伟大的理想主义者，立于生活的大潮之上，也不失为最美好的一个景象。
无论是“兔死狐悲”的狐，还是“狐死首丘”的狐，其表现出的情义是伟大的。无论如何，这种伟大情义是我们需要的，是人性光辉的折射，是要持守的人类品格。此刻，我的思绪一下子就跳到了萨福那里，萨福就是一只狐。不仅是因为她最后死在了自己的故土，而还是因为她所表现出的情怀。萨福已久远了，但她的诗情脉冲没有消逝，还在影响今人。狄金森也算是一只狐。这只狐有些神秘，但她有信仰、有正义，也有情怀。在我国，蔡琰也算是一只狐。这只狐经历了很多磨难，但她骨子里的大义没有消减，依然刚烈。李清照也是一只狐。她一生流离辗转，却发金石之声。“欲将血泪寄山河，去洒东山一抔土。”若说她是“狐死首丘”中的那只狐，那个“丘”还不仅是故土，更是山河、更是家国。“江山留与后人愁”，还有谁能吟出这千古绝句？
无意中，我将狐对着女人在说，是不是要将鹤对着男人来说？我想，这多少有些牵强，但也只能这样了。说到能与鹤相对应的诗人，在西方，我首先想到的是但丁，他这只鹤不同凡响，引领了一次地狱和天堂的“神游”。以我们的文化说，这只鹤真的“西游”了一次。在我国，我首先想到了陶渊明，他也是一只鹤。若他的一生在官场上混，他最大的可能就是一只鸭。但他回到了田园，有了自己的桃花源，创造了伟大的诗歌。于是，他变成了一只鹤。没有生命的一阕“归去来兮辞”，也就没有这只鹤。迄今，这只鹤还立于阡陌间、田园上。这只鹤虽带有酒气，却也是仙气，是有独自向往的，苍茫中是看得见的。如果从诗艺说，张若虚算是一只鹤。这只鹤可以说是一首诗《春江花月夜》化生的。《春江花月夜》何止写了五种事物？远不止，更是写到了人，这人就是一只鹤。这鹤显然不是一只闲云野鹤，而是一只孤月中的鹤，一只海雾中的鹤，一只碣石上的鹤，更是“无限路上”的一只鹤。
要谈鹤与狐的诗歌问题，也不是一味要说谁是鹤谁是狐。我想，最重要的还是诗歌的美学问题。这个美学，既可以从鹤的精神上得意，也可以从狐的情怀上得意。二者各有其美，相得益彰。
要谈鹤与狐的诗歌美学，还是要回归到道家，还是要回归到自然无为、与天为一的境界上来。只有在道的思想里，在自然万物的体系里，才能看到中华诗歌的精髓所在。
“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庄子的这句话，就是一句诗，就是道的至上境界；这里就有天人合一的宏大意旨。因而，我们拿鹤与狐来说诗歌问题，实际是一种道的参悟，即是要参悟天地万物的。
没有这种参悟，即使拿了鹤与狐来说诗歌问题，也是空有其谈；有了这种参悟，必有心得一二。
2017.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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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10-25 1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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