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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后民刊与大陆新时期诗歌运动 ——以《启蒙》与《今天》为例
李润霞 （南开大学文学院）
摘 要：从1976年“四·五天安门事件”到1978年“真理标准”大讨论与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是一个在政治、思想、文化各领域从“解禁”向解放”的过渡时期，这一时期，“文革”的幽灵仍徘徊在中国大地上，可以说是“文革”的延续与新时期的铺垫，也可以称为“文革后”。新时期的很多民刊正是诞生在这样一个从解禁到解放的过渡、转折时期。对于新时期诗歌运动而言，黄翔主办的《启蒙》与北岛主编的《今天》在“文革”后的各种文学民刊中具有标志意义，对文学史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本文主要以《启蒙》与《今天》为例论述新时期诗歌运动与“文革”后民刊之间的关系，并且重点通过《启蒙》与《今天》的比较，理清这两份重要民刊之间的是非影响与互相关联。 关键词： “文革” “民刊” 《启蒙》 《今天》 黄翔 北岛
前言
“文革”后在中国当代社会史和文学史上不只具有时间意义，显示时间上的时代更替，而更具社会意义，显示社会的某种艰难转型。从1976年“四·五天安门事件”到1978年“真理标准”大讨论与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这是一个在政治、思想、文化各领域从“解禁”向解放”的过渡时期，这一时期，“文革”的幽灵仍徘徊在中国大地上，可以说是“文革”的延续与新时期的铺垫。新时期的很多民刊正是诞生在这样一个从解禁到解放的过渡、转折时期。对于新时期诗歌运动而言，“文革”后的各种文学民刊起了重要的作用。本文主要以《启蒙》与《今天》为例论述新时期诗歌运动与“文革”后民刊之间的关系，并且重点通过《启蒙》与《今天》的比较，理清这两份重要民刊之间的是非影响与互相关联。
一、“文革”后“民刊”的互动：《启蒙》对《今天》的启蒙
在本文中，“民刊”特指未经国家正式出版发行的自办刊物，属于非正式出版物，以内部交流并在一定范围内传播，以油印为主。民刊是私人个体性的独立办刊行为，是一种隶属于出版体制之外的一种刊物存在方式，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民刊”的含义一度也是“地下刊物”、“秘密刊物”的别名。对于刚从文革专制走过的解禁时代而言，民刊的出现表达了对出版自由、言论自由的向往，一些刊物最初含有思想异议的因素，但对于大多数文艺类刊物来说，其主要目的则是使无法在公开出版物上发表的文学作品通过自办刊物的形式提供一个作品面世的空间和机会，以得到一定程度的传播，它往往是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聚集在一起，以内部交流为主，具有同人性质。另外，民刊的性质就是它的民间性和地下性，其含义倾向于非主流性。由于经费和人员的不稳定、政治干预等因素，这种民办刊物一般都寿命不长，而且出刊时间不固定，生存艰难。[①]不过，这是迄今为止一种“独立办刊”运动的一种尝试，在新时期以来的诗歌发展进程中一直未绝，并且从文学发展来看，民刊在每一次的诗歌变革中几乎都担负了重要的角色。 “文革”后的民刊在1978年底—1980年底出现办刊高潮，仅在北京一地就有五十多种，比较有影响的是：《今天》、《探索》、《启蒙》、《北京之春》、《四五论坛》、《沃土》、《群众参考消息》、《求是报》、《民主墙》、《生活》、《火花》、《我们》、《墙》、《中国人权》、《燧石》、《人民论坛》、《中国人权》、《解冻》、《新天地》、《原上草》、《百花》、《狂飙》、《民主与时代》、《科学民主法制》、《时代》、《北京青年》、《学习通讯》等；除了北京以外，全国各大城市一般都有很多，至少有一百二十七种民刊，除此，民刊大潮中的大学生刊物在当时也非常突出，尤其是文艺类的较有特色，比如全国十三校联合办的《这一代》、复旦大学的《大学生》、南开大学的《南开园》、武汉大学的《珞珈山》、《红枫叶》、北京大学的《早晨》、北京师范大学的《初航》、北京师范学院的《求索》、吉林大学的《赤子心》、《红叶》、《寸草》、中山大学的《红豆》、四川大学的《锦江》、贵州大学的《崛起的一代》等。[②]正如当时有学者对民刊大潮中的大学生文艺创作的认识一样：“这股文学新潮就是这次思想解放运动的产物”[③]。 七、八十年代之交的民刊大致分为两大类型：一类是政治（论）性的，另一类是文学性的。前者如《北京之春》、《四五论坛》、《沃土》等；后者如《今天》、《这一代》、《崛起的一代》以及大量的大学生自办文艺刊物，属于较为纯粹的文学性刊物。《启蒙》则介于这两者之间，既有文学性的一面，又有强烈政治性的一面。民刊的勃兴，在当时造成了一种自由、活跃的时代氛围，尤其是文艺、文学类民刊，刺激了一些文学青年的创作热情。尽管后来“西单墙”被认为是“四人帮”思想体系中毒很深的人的闹事活动，所以采取了严肃的取缔。[④]但实际上，在1978年的思想解放运动到1979年底之间，的确是形成了一个“西单墙”影响下的民主办刊氛围，而且不能否认，民刊最初恰是思想解放运动的直接产物。 新时期的诗歌运动和民刊风潮都与1976到1978年间的社会变动密切相关。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⑤]，掀起一场有关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为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吹响了前奏曲，并为之做好了思想和理论上的准备。”[⑥]该文不仅“成了拥邓力量的第二声呐喊”，[⑦]而且对于打破精神枷锁提供了有力的支持，成为思想解放运动的号角。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中国才开始真正向现代化社会起步，全国范围的现代化浪潮被叙述为一场新的革命。[⑧]“革命”一词在新时期重新焕发了现代气息，“革命”也与时俱进地成为一个极具有效性和合法性的指称。从文革的“反现代化”到新时期的“现代化”，文学也基本上同步地完成着现代化叙事中的文学模式和文学想象（或说文学期待）。正是在1978年思想解放的影响之下，中国大地掀起了一场风起云涌的民刊大潮，对政治、经济、文学等各领域的“革命”与“现代化”进行诉求。 新时期的诗歌运动体现出北京与外省之间互动、边缘向中心过渡的特征。1978年10月10日，来自偏远外省的黄翔[⑨]、李家华、方家华、莫建刚等贵州诗人扛着一百多张卷成圆筒的黄翔的巨幅诗稿《火神交响诗》（组诗），北上进京。这是他们从外省高原运送给文化中心与政治堡垒一枚精神炸弹，诗歌的“启蒙炸弹”在共和国的心脏爆炸了。1978年10月11日，黄翔在北京成立了“启蒙”的北京分社，并以“启蒙”总题张贴了油印诗报《火神交响诗》，朗诵了其中的诗歌，发出了思想启蒙的呐喊：“新式偶像该不该砸碎？”“精神长城该不该拆除？”[⑩]黄翔的启蒙呼声给沉寂的北京带来了震动，这也是诗歌在痛苦中对精神启蒙和文学启蒙的一次双重呼唤。可以说，黄翔在文革结束后第一次把“启蒙”的旗帜插在中国社会的心脏，在新时期第一次重新提出“启蒙”的主题，这预示了一个时代将在社会各个方面、更大范围掀起思想界、文艺界的启蒙运动。这是历史给黄翔的机会，也是历史给诗歌的机会。“启蒙”的含义意味着从蒙昧和迷信中解放出来，即从“迷魅”走向“脱魅”。《启蒙》之“启蒙”运动正体现了由文革狂热的领袖崇拜所集结的“迷信”向思想“启蒙”转变的吁求。尽管他们这种“脱魅”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脱离迷信仍值得细究，他们的思想启蒙到底达到多深的深度仍值得怀疑，但他们的这种精神却在当时的时代语境下显得特别具有蛊惑性和震撼力。 就在黄翔第一次在北京点燃启蒙的火炬后一个月左右，北京出现了“西单墙”[11]和各种民刊，文学代表了思想解放的心声，与当时的民刊大潮一样，《今天》不仅与文革后从解禁向思想解放的时代转折有关，而且直接与新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相关，它是整个七、八十年代之交民刊大潮中坚守艺术界线的一支劲旅。《启蒙》用行动配合了当时的思想解放运，拉开了七、八十年代之交民刊大潮的序幕，站在新时期民主启蒙运动的前列，而《今天》就是在《启蒙》震荡下的一次文学行动。 作为新时期诗歌运动的先行者，黄翔的诗歌写作不仅在酝酿期站在时代的前列，而且也在新时期崛起期的诗歌行动中站在一代人的前列。正如钟鸣所说：“某种角度讲，‘朦胧诗’或者时髦点儿的叫法‘先锋派诗歌’的发源地，应该是贵州和北京这两个互不相干的地方，但就时间而言，却是南方先于北方，两者的汇合则是1978年。”[12]1978年，的确是诗歌跃出的年份。 1978年12月23日创刊的《今天》，标志着新时期诗歌在更大范围内和更迫切的跃出地表，它接过《启蒙》点燃的“启蒙”火炬，完成的正是中国当代诗歌的全面启蒙。而在《今天》创办两个多月之前，《启蒙》就已经用诗歌在北京引爆了一场精神震撼，从这个意义上讲，《启蒙》具有革命性的作用，它不仅开启了民主启蒙运动的高潮，也催动了新诗潮从地下涌出地表的进程。在《今天》的创办过程中，不能忽视的是《启蒙》的精神影响。 从时间上讲，《启蒙》比《今天》出现得要早，这种时间向度上的早晚一旦化为精神向度上的沟通与辐射，其力量是巨大的。蔡其矫后来回忆说：“‘文革’后期，‘今天’派这些人主要是玩，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贵州的黄翔来北京贴诗报，对他们有一定影响。”[13]《启蒙》在北京引起的震动，也震动了北岛，同时也间接促使了北岛办刊的决心。在他与哑默的通信中，讲了与贵州诗人群的关系：“我们的‘血缘关系’很近。”[14]实际上，并不止在这一点上他们的血缘关系很近，在“献身精神”、“全或无”的不妥协态度上，他们的精神联系更紧密。在这种血缘关系很近的精神沟通中，北岛主编的《今天》与贵州诗人的《启蒙》具有某种共通性。而在那样乍暖还寒的敏感时代，北岛被《启蒙》的热情与行动所感染了：
看到“人民日报”社门口以黄翔为首贴出的一批诗作，真让人欢欣鼓舞。这一行动在北京引起很大的反响。有很多年轻人争相复抄、传阅，甚至有不少外国人拍照。从过去你们给艾青的信中，知道黄翔等人和您是朋友，期望得到你们的全部作品（包括诗歌理论）。 总之，你们的可贵之处，主要就是这种热情，这种献身精神，这种“全或无”的不妥协的态度，没有这些，五千年的睡狮怎么惊醒？！[15]
就在黄翔率领贵州诗人准备第二次上京的时候，《今天》开始孕育并进入实际的筹划阶段，北岛把“全部精力都投在了刊物上”，[16]此时，在芒克的“潜意识”中为刊物取了《今天》之名，北岛的《发刊词》已经写好，办刊的宗旨也已确立为综合性的“纯”文学刊物，而且开始组稿具体工作，并且明确告知贵州哑默的稿子因为“政治色彩过浓，篇幅也较长”而不能刊用。[17] 当黄翔率领的“启蒙社”成员第二次从北京返回贵州时，《今天》处在“阵痛”中，正在等待一次震动文坛的“分娩”，《启蒙》在此际仍然充当的是其中一名“催产师”的角色：
由于你们的鼓舞和其他种种因素，我和我的朋友们正在筹备办一份综合性文艺刊物（包括小说、诗歌、散文、剧本、文艺评论和翻译作品等）希望得到你们的大力支持，说得准确点儿，是我们互相支持，对吗？请尽快帮我们筹集一批稿件寄来，越快越好！目前我们最缺的是短篇小说，剧本。当然，对我们来说，主要是诗歌，你们的诗歌已经震动了北京，就让北京再震动一次吧！[18]
对于1978年底，紧随《启蒙》之后问世的《今天》。钟鸣认为“1978年的接应者，是‘今天派’。”[19]在我看来，与其说是1978年的接应者，不如说是《启蒙》的接应者，文学的火炬就这样在同时代人中传递着。但是，当《启蒙》不停从文学“越位”向政治时，《今天》坚守住了它的“纯”文学阵地，也正因为这份“坚守”和“纯度”，《今天》也才成为其它民刊不可取代、无法比拟的文学震动波，而且也因此奠定了它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主要是新诗潮史）上的地位。事隔15年，北岛在海外接受访问时仍然客观公正地回顾、评价了当时《启蒙》对创办《今天》的影响：
可是真正到了1978年的时候，突然政治气候转变了。我记得一个转变的最重要迹象，就是一九七八年十月十一号，在王府井大街贴出了黄翔和几个贵州青年诗人的诗。这段历史很容易被遗忘。实际上他们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虽然他们的诗是非常政治性的。我现在不必评论他们的作品了，就是说当时他们这种‘狂妄’态度，对北京来说，可以说是呼啸而来。所以，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鼓舞。在这个时候，我们正准备筹办《今天》……[20]
北岛的回忆道出了一个很关键的实质性问题：《今天》接受《启蒙》的影响，更在于接受《启蒙》的敢于挑战的献身精神，敢于冲破森严的文化壁垒进行文学抗争的方式，以及对文学事业的热情和执着，这种影响并没有触及到具体的艺术层面与美学层面，而只停留在观念和行动层面上。甚至进一步说，《今天》诗人群对《启蒙》诗人作品的艺术性是持保留态度的，这从北岛致哑默的信中一再强调来自《启蒙》的“精神的鼓舞”可以看出。所以，《启蒙》对《今天》的影响从根本上倒不在于文学（诗歌）本身，甚至仅仅在于《启蒙》的“行动本身”，那种大无畏的献身精神，那种用诗歌、文学大字报、自办油印刊物来与文坛和世界对话交流的方式。
二、在“潜流”与“激流”之间：《启蒙》与《今天》的选择
作为“文革”后重要的两份文学民刊，《启蒙》与《今天》从最初的办刊方向、思路、编辑与创作成员、如何界定政治与文学的界限等方面都表现了较大的差异，或者说这两份在不同的政治文化文学选择中也决定了后来不同的命运。所以，有必要对民刊大潮中的这两份重要刊物作一个比较，通过两个刊物本身及其核心人物黄翔与北岛的比较，分析刊物各自的政治文化特征、对新诗潮的不同影响和各自不同的命运结局。 （一），《今天》与《启蒙》尽管都是油印民刊，但同为自办刊物，两刊在办刊方式和刊物影响上却有着天渊之别。《今天》是以正规的文学双月刊为主，而以零散的散页张贴于北京西单民主墙、北京的各大高校只是附属形式。它坚持办刊近两年，正式出版正刊9期，研究资料3期，另有四种个人专集，包括北岛的诗集《陌生的海滩》与小说集《波动》、芒克的诗集《心事》、江河的诗集《从这里开始》，它的发行量在当时是很大的（除了在北京的散页张贴以及资料每期印600册外，正刊与个人专集都是发行1000册，并且《创刊号》后来还重印了1500册），它的读者群几乎遍布全国。不仅如此，《今天》还有着非常正规的办刊系统，从《今天》刊物本身来看，它有三个系统在发挥作用：一是《今天》上发表作品，包括诗歌、小说、摄影、绘画、翻译、理论、文学评论。主编、编辑与一批作者后来成为新诗潮主力，这是《今天》在文学史上确立地位的基础，尤其在诗歌领域。二是召开诗歌朗诵会，作品讨论会以及参加一些民刊的活动，[21]三是它的出版与读者的通信往来、非常正规的办刊系统，包括编辑、装帧、校对和征订系统。编辑部由主编、副主编、编委组成，它的编辑群、作者群、读者群从三方面构成一个整体。其中，编辑部成员有明确的分工，北岛为主编、芒克为副主编（第2期开始）、编委有七人，专门有成员负责读者来信等，艾未未（艾青之子）、阿城、黄锐、夏朴、陆石（即曲磊磊，曲波之子）负责绘画、插图。《今天》是民刊大潮中坚持时间最久（1978年12月23日—1980年12月），也最具活力，对文学史的新诗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的一个刊物，这几乎是当时许多其他民刊所完全不具备的。 《启蒙》并没有固定的办刊系统，人员也少，它从始至终都主要是以油印（或手写）传单和大字报形式张贴于北京的《人民日报》社门口与西单墙，每次在回到贵阳时才重新刻印、装订成刊物，而且不定期出刊，每一期基本上都与北上进京张贴时间相同，时间上仅仅坚持了半年左右（1978年10月11日——1979年5月），只出了五期，而且数量很少，只是在小范围的朋友圈子流传，其真正印成册的刊物数量极少，流传范围相当有限。而且作者只有黄翔一人，作品的文学影响在广度和深度上并未真正进入新时期诗歌创作本身，路茫的评论也是为黄翔作品写的，这其中除了受限于他们自身的物质条件以外，更与他们在文学行动中的随性率性、盲目冲动与目的不确有关。 （二），两个刊物中都有一个灵魂人物，或曰核心人物，《今天》以北岛为主，《启蒙》以黄翔为主，刊物的核心人物对其刊物趣味、办刊宗旨和刊物结局等都产生了很大影响。在1978年他们创办各自的刊物时，黄翔已经37岁，而北岛只有28岁，一个已届中年，一个正值青年，但是，他们两个人的性格却似乎与年龄相悖，黄翔虽年长但性格外向、情绪化，心无城府且容易冲动，显得很“狂妄”，身上有强烈的“堂吉诃德气质”，富有行动性，常常像一个狂飙突进的浪漫斗士；而年轻的北岛却性格内向、稳重踏实，对人谦逊平和，做事往往深思熟虑，冷静而不事张扬，身上有着“哈姆雷特精神”，爱沉思，怀有一种崇高的痛苦，富有强烈的怀疑精神，总是在追问意义与价值等问题。[22]核心人物的不同，也带来办刊主张的不同和刊物倾向的分野，《今天》是非政治性的文学刊物，而《启蒙》的政治行动性很强。 作为《今天》的主编，北岛成为“朦胧诗”的潮头人物决非偶然。从民刊的角度探讨朦胧诗的崛起，必然要探讨北岛对于《今天》的贡献。在北岛的人生中，文学活动与文学创作占据着同样重要的位置。他的文学活动主要在于创办了文学刊物《今天》，作为《今天》的主编，他能够始终坚持自己办刊物的“纯艺术”的主张，使得《今天》在七、八十年代之交的民刊大潮中独树一帜地保持了纯文学品质。作为《今天》的核心人物，如果说，1978年底—1980年底是新诗潮的“今天时代”，那么也可以说，“今天时代”就是一个以北岛为圆心形成的一个群星环绕的“北岛之圈”。[23]没有北岛（并非唯一的因素），或许就没有《今天》的诞生，当然，没有《今天》，文革“地下诗歌”可能在地下的存在会更久一些，可能仍是一股“文学潜流”，而新诗潮的涌流可能会在另外的时段或以另外的方式。可以说，北岛通过创办《今天》推动了新诗潮走向激流的进程，他是用推动油印机滚筒的手推动一批诗人登上新时期的诗坛。所以，“毕竟北岛有这个勇气办这个杂志，把这些散落的诗给集中起来。这是真正对诗坛有所贡献的。”[24]另外，北岛本人的浮出历史地表也是从《今天》开始的，《今天》不仅成就了大批文革地下诗人从潜流走向激流，也成就了北岛自己在新时期诗坛的弄潮。 无论从刊物的策划与主办人身份，还是从刊物的撰稿人身份来看，北岛都是《今天》诗人群当之无愧的优秀代表。作为《今天》的作者，北岛在这一刊物上发表的作品最多，包括：
创刊号发刊词：《致读者》 短篇小说5篇：《在废墟上》（第1期）、《归来的陌生人》（第2期）、《波动》（第3、4、5期连载）、《旋律》（第7期）、《稿纸上的月亮》（第9期） 诗歌最多，包括： 第1期：《回答》、《微笑·雪花·星星》、《一束》、《黄昏：丁家滩》 第2期：《眼睛》、《你好，百花山》、《星光》、《冷酷的希望》（组诗首） 第3期：《太阳城札记》（组诗首）、《云啊，云》、《小木屋里的歌》、《一切》、《走吧》 第4期：《雨夜》、《陌生的海滩》 第5期：《船》、《睡吧，山谷》、《是的》、《昨天》、《日子》 第6期：《候鸟之歌》、《岸》 第8期：《无题》、《橘子熟了》、《红帆船》 第9期：《结局或开始》、《港口的梦》 《今天》丛书四种中北岛有两种：《陌生的海滩》（诗集）、《波动》（中篇小说） 另外，《今天》文学研究会资料发表的诗歌： 第1期：《和弦》、《住所》 第3期：《枫叶和七颗星星》、《无题》[25]
从上述引证可见，北岛在《今天》发表的诗歌作品几乎囊括了他在文革时期的全部写作和1976—1980年底的全部诗歌作品，可以说，他是《今天》中最重要的编者和作者。 《启蒙》的核心人物是黄翔，从始至终却只有黄翔一人的文学作品，第一期是黄翔的组诗《火神交响诗》：包括《火炬之歌》、《火神》、《我看见一场战争》、《长城的自白》、《不，你没有死去——献给1976年4月5日》、《世界在大风大雨中出浴》，这6首组诗是黄翔早期诗作的代表作，也是文革“地下诗歌”中的重要作品。[26]除此，第一期还有黄翔写的“简短的前言”（即《火神交响诗——政治抒情诗》）和《后记》。第二期没有黄翔的创作，只有一篇李家华的长篇论文《评<火神交响诗>》，但这篇文章仍是对黄翔诗歌的评论，刊物仍以黄翔为核心。第五期又全部是黄翔的作品“爱情诗专辑”：包括相当于“前言”的《来一场静悄悄的情感革命》、组诗《田园奏鸣曲》[27]、诗歌《爱情的形象》与《青春，听我唱一支绝望的歌》。黄翔本人除了在北京的“启蒙行动”所掀起的社会反响，他对于许多贵州诗人的影响更为直接和深刻。[28] （三），《今天》是纯文学刊物，它的办刊宗旨，一开始就定位为是一份“纯”文学刊物[29]，而它里面的所有作品也全是文学性的作品，北岛首先为它确立了它的“非政治”的办刊立场，这对于《今天》最终在文学史（诗歌史）上奠定地位具有关键性作用：
我们打算办成一个‘纯’文学刊物，所谓纯，就是不直接涉及政治，当然不涉及是不可能的，这样办出于两点考虑：（一）政治毕竟是过眼烟云，只有艺术才是永恒的。（二）就目前的形势看，某些时机尚不成熟，应该扎扎实实多做些提高人民鉴赏力和加深对自由精神理解的工作。[30]
《今天》的性质是文学类杂志而非如当时大多数民刊局限于政治、社会类重大主题的政论性刊物，它以自己“非政治性”的文学趣味和对纯文学立场的坚守为诗歌变革作出了切实的努力，奠定了在新诗潮中的地位。不管是《今天》的九期正刊还是后来的三期研究资料，他们都坚持刊发文学作品，栏目包括诗歌、小说、随笔、文学评论、画论、翻译、美术摄影作品，栏目内容丰富，作品质量高、作者群范围广而稳定。其中，在诗歌领域，食指的《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相信未来》、《疯狗》、《命运》，北岛的《回答》、《太阳城札记》，芒克的《天空》、《心事》、《太阳落了》，舒婷的《致橡树》、《四月的黄昏》，顾城的《赠别》、《简历》，江河的《纪念碑》、《星星变奏曲》，杨炼的《乌蓬船》、《蓝色狂想曲》，方含的《谣曲》、齐云的《巴黎公社》、小青的《虚构》、严力的《穷人》等等，正是这些有分量的作者和他们的文学作品，才真正从文学史上推动了“文革”地下诗歌的跃出和朦胧诗的崛起，也才奠定了《今天》新时期诗歌运动中的地位。其他如北岛的小说《波动》、徐敬亚的诗歌评论等亦不同程度地站在了新时期小说创作潮流和文学评论的前沿。可以这么说，正是《今天》所坚持的纯文学性而非政治性才最终奠定了这个刊物的文学史地位。 相对于《今天》的纯文学立场，《启蒙》却是政治色彩极为浓郁的刊物，尽管在第一期、第二期和第五期发表了黄翔的一些文学作品和李家华写的文学评论，但第三期和第四期却均为政治性的评论，尤其是第四期上发表的黄翔文章《论历史人物的作用与反作用——兼论党内“左”倾思想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包括《前言》、《是反右派还是反民主》、《人民公社化的实践》、《大跃进与大“冒进”》、《文化大革命与封建大复辟》共五部分）等，已经完全超出了文学作品范畴，纯粹是政论与社会时评。并且，他们每次进京追求的也常常是一时的政治轰动效应，很多时候完全逸出了文学的界限。即使是文学作品为主的第一期，黄翔自己为自己写的前言也明确把自己的《火神交响诗》定位为“政治抒情诗”，从文学的政治意义而非审美意义上解释创作意图和诗歌主题并给予价值认定，这显然没有摆脱文学为政治服务观念的深刻影响。
各式各样的思想家，差不多都想使自己的主义成为最后的永恒真理。只有马克思主义破天荒第一次打破了这种妄想。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世界上除了永恒运动的物质以及物质运动所固有的辩证规律之外，没有什么是永恒的。这个原则，同样适用于马克思主义本身。”（1978年10月2日《人民日报》《科学与迷信》一文） 以上这一段文字，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明《火神交响诗》的创作意图和主题思想。这组政治抒情诗创作于林彪、“四人帮”封建法西斯主义猖獗和横行时期。当时，在他们“全面专政”的淫威下，这些诗是触动“圣讳”和犯大罪的。[31]
行文中娴熟引用了当时报刊杂志上“正确”的政治舆论导向——批判林彪、“四人帮”的反动，拥护华国锋主席的英明，短短的千字文中就充满大量直白的政治术语和标语口号，如：
我们热爱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 我们将毫不犹豫地为我们伟大的祖国和伟大的民族献出一切！ 为了极大地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 为了彻底清扫几千年腐朽没落的封建专制主义的残余， 唤醒我们古老的民族去建设一个科学与民主的自由王国， 反对封建主义， 反对蒙昧主义， 反对教条主义， 反对偶像崇拜和个人迷信， 我们决心同全省、全国人民一起战斗，直到真理取得完全的胜利。坚冰已经打破，航向已经开通，同志们，让我们跟着华主席、跟着党中央，跟着光明的中国大步前进吧！[32]
当然，在政治气氛浓厚的社会中，要想脱离政治语境也是不可能的，包括《今天》也是如此，他们在进行文学办刊行动时的最初动力部分正是对“四人帮”的批判，他们倚重的理论武器仍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
四人帮”的文化专制主义就是只准精神具有一种存在形式，即虚伪的形式；只准文坛上开一种花朵，即黑色的花朵。而今天，在血泊中升起黎明的今天，我们需要的是五彩缤纷的花朵，需要的是真正属于大自然的花朵，需要的是开放在人们内心深处的花朵。[33]
并且，他们从一开始就面临着政治与艺术之间如何平衡的问题，北岛曾经谈到了这个问题：“《今天》当时处在政治漩涡中，一直有一个问题：到底多深地卷入民主运动？因为本身是一个文学杂志。”“我现在实际上完全谈的是《今天》的外部风景，它作为一种生存的条件，和整个政治气候、整个西单墙运动是密不可分的，所以《今天》一开始就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即是怎么在文学与政治之间作出选择？所以我早期的作品带有很强的政治色彩，和当时的具体的个人经验也很有关系……”[34]。但是，在政治漩涡中，《今天》仍然坚持了刊物的文学性立场，这就相当可贵。然而，《启蒙》与贵州诗人过于浓重的政治性色彩成为他们无法在文学史上归位的原因，也是他们受伤惨重的原因。因了这份政治性色彩，或说是政治热情，他们每每成为被不断降临的政治运动的打击目标。[35]也因为这份政治色彩对文学色彩的稀释和化解，使得他们在文学史领地也一直未能取得一个合法席位，这一点，与他们同时代的诗人北岛早已在当年《启蒙》开始行动时就已敏锐地发现了。北岛在主编《今天》时，未刊用哑默的诗歌，而且后来也一直没有刊用过黄翔的诗，其实北岛对政治性色彩过重甚至政治色彩压倒了文学色彩的作品，一直是持保留或否定态度的。他一再强调诗歌的艺术性，对哑默寄去的稿子，“总的看法，首先认为是很有份量的，但觉得政治色彩太浓，篇幅也较长，第一期暂不用。……”[36]事隔十四年之后，北岛在谈到黄翔的《启蒙》与贵州诗人群的诗时，肯定《启蒙》诗歌历史作用的同时，也仍然“转折地”批评了他们诗歌缺乏艺术性的不足：“……实际上他们（指黄翔与当时在北京张贴《启蒙》的另外三个诗人——引者注）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虽然他们的诗是非常政治性的。我现在不必评论他们的作品了，……”[37]北岛对《启蒙》的评价其实是相当准确的，作为诗人，首先用作品说话，艺术性自然应是第一位的，如果把精力、才华过多耗散在政治性的斗争中，势必会削弱其艺术性。而《启蒙》恰恰相反，它过于强调政治对抗与政治民主，它的斗争性质几乎“是一种垂直性的负隅顽抗，……”[38]这使得《启蒙》不断弹跳出文学舞台，并且迅速成为休止符号。“启蒙”诗人对此亦颇多不满和隐痛，这也成了他们无法释怀的“心结”。 实际上，对《启蒙》（实际是对他的核心人物黄翔），钟鸣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其中政治被过分强化的害处：
——是气质吗？不，是近乎盲目的傲慢，二分法，对立批判，文革后遗症，加上外省地理位置上的隔阂（安德鲁·纳逊在他的书里注意到了这种距离，一群青年诗人，从1500公里以外的贵阳，跑到北京，张贴诗歌大字报）——还有诗的表现形式，诗歌大字报的狂欢性和“油印机时代”外省的冒渎不敬一致。《今天》虽也有类似的东西，但刊本传播，却是主要的。其影响今天越来越清晰。——贵州因为较原始的方法（原始即廉价），行动，文本，而遭到更愚昧的打击？和愚昧时代积淀的气质一致，孤陋寡闻。”[39]
当《启蒙》被压制并几乎被遗忘的时候，《今天》却从诞生之初就迅速在全国造成了影响，并成为新诗潮运动中的一个重要阵地，其正规的编辑部、刊物中高水准的文学作品、广泛的作者群与读者群，前后贯穿的诗歌精神（《今天》诗歌与“白洋淀诗群”的集合和“朦胧诗”的崛起），及其作品在后来引发的“朦胧诗论争”中的广泛影响，最终使它的文学地位确立下来，并且已经无可抗拒地进入文学史的视野。但不管怎么说，《启蒙》同样也是新时期诗歌运动的一支催生力量。从思想史和文学史的双重视野来看，无论《启蒙》，还是《今天》，作为“文革”后有较大影响的民刊，他们在创刊行动本身与文学创作都不同程度地对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和诗歌运动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在20世纪思想史与文学史的重新书写中，他们不应该被遗忘，而应该作为思想萌芽和文学发生的动力被铭记。
[①] 上述有的刊物存在时间很短，有的后来在海外复刊，如《今天》、《北京之春》等。
[②] 关于大学生文艺刊物的统计介绍，详见于可训《潜在的潮流——近年来大学生文艺述评》（附录），载《这一代》创刊号，武汉大学中文系《珞珈山》编辑部主办，1979年11月出版。
[③] 根据于可训：《潜在的潮流——近年来大学生文艺述评》中所记载“各大专院校中文系几乎都有自己的文学刊物，这些刊物都是随着学生文学社团的兴起而创办起来的。有的学校文学专业甚至多到同时并出几个刊物。据不完全统计，现在全国各大专院校文学专业中，与《这一代》创刊号建立联系的刊物就达三十多种。”，载大学生文学季刊《这一代》创刊号，武汉大学中文系《珞珈山》编辑部主办，1979年11月出版。
[④] 参见邓小平在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编委会副主席吉布尼和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东亚研究所主任林达光等的谈话：“现在北京有个‘西单墙’，就是那些不劳动的人，经常闹事的人，‘四人帮’体系中毒很深的人在那里活动，有的还搞特务活动。其中有一部分人尽管有错误，还是好意的，但是，里面实际上是‘四人帮’思想体系统治着。他们搞极端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这种青年是极少数，但是能量比较大。我们对这些人采取严肃的态度，是为了教育年青一代。”引自《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第233页。
[⑤] 该文作者实际是当时南京大学哲学系的助教胡福明，原文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写于1977年6-8月，同年9月寄给《光明日报》后，在原稿基础上，经过原作者与中央党校有关同志数次修改后（约10次）才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后由《人民日报》（1978年5月11日）与《解放军报》（1978年5月12日）全文转载。见胡福明：《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序曲——谈“实际标准”一文和写作、修改和发表过程》，载《开放时代》1996年第1、2月号和第3、4月号。另参考张异宾编：《走向思想解放之路》，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7月版。
[⑥] 张异宾：《走向思想解放之路》一书中的编者“前言”，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7月版。
[⑦] 麦克法夸尔，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中译本，李向前，韩钢等译，海口：海南出版社，1992年版。
[⑧] 新时期以后的现代化被认为是中国的一场“革命”，如邓小平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编委会副主席吉布尼时吉布尼所说中国推行的现代化“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大挑战，确实像重新开展一场革命似的”，邓小平也回答说“确实是一场新的革命”，引自《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231页。
[⑨] 黄翔，1941年出生于湖南桂东县。未满一岁即离开生父母，之后跟随祖父母和养母长大。14岁时被叔叔接到贵阳，后长期在贵阳生活。1998年移居美国。
[⑩] 黄翔的诗歌《火神交响诗》，以大字报形式张贴在原《人民日报》社门口，后来回到贵阳后，才以油印的方式出版了刊物《启蒙》，收入了他带到北京的诗作。关于黄翔当年在北京的启蒙行动，在他的自述《并非失败的自述》、《狂饮不醉的兽形》、《我活着，我写诗》等文中都有记载。
[11] “西单墙”指1978年11月中下旬在北京西单街头人们张贴大字报的一处地方，“西单墙”也叫“西单民主墙”。1979年12月6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发出通知，宣布禁止在“西单墙”张贴大字报。
[12] 钟鸣：《告别一九八九》，载[美]《倾向》1997年夏总第9期。
[13] 《蔡其矫访谈录》，载《沉沦的圣殿》，乌鲁木齐：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9年版，第494页。
[14] 引自北岛致哑默的信，1978年10月18日，未刊手稿。原话为：“前两天（15日）我把自己的诗集《陌生的海滩》寄给您。这个集子选的作品大部分写于72—76年，即‘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我因为这些诗而受到公安局的监视、调查、行政压力，差点儿入狱。从这一点上讲，我们的‘血缘关系’很近。”
[15] 引自北岛致哑默的信，1978年10月18日，未刊手稿。
[16] 引自北岛致哑默的信，1978年11月17日，未刊手稿。
[17] 引自北岛致哑默的信，1978年11月17日，未刊手稿。
[18] 引自北岛致哑默的信，1978年12月9日，未刊手稿。
[19] 引自钟鸣《旁观者》第二卷，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768页。
[20] 根据北岛回忆，参见刘洪彬：《<今天>与民主墙时代》（北岛谈话录），载《民主中国》1993年1月（第13期），这是北岛1992年在伦敦大学“中国当代诗歌研讨会”上的发言。此文后又收入廖亦武主编的《沉沦的圣殿》一书，但删去了笔者文中所引的那段话。
[21] 《今天》编辑部举办了两次诗歌朗诵会：在八一湖的朗诵会，在紫竹院公园举办的“编者·作者·读者座谈会”；另外，还协办了“星星画展”。
[22] 此处参阅钱理群：《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的东移》，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
[23] “北岛之圈”借用阿鸣：《第三次接触——〈今天〉漫谈会侧记》文中用语，载民刊《秋实》第五期，北京广播学院《秋实》编辑部主办，1979年10月10日出版。原文为：“漫谈会开始后，十余名作者分别被不同的热心读者所包围，很快在绿草如茵的草坪上形成了一簇簇人群，并以《今天》主编为圆心组成了最大的‘北岛之圈’”
[24] 马佳：《马佳访谈录》，载廖亦武主编《沉沦的圣殿》一书，第232页。
[25] 北岛在《今天》发表作品的笔名有所不同，发表短篇小说时用艾珊、石默；发表诗歌时用艾珊、北岛。
[26] 此组诗版本与后来出版的诗集版本略有差别，在《启蒙》第1期中，此组诗共六首。后收入《黄翔——狂饮不
醉的兽形》（纽约：天下华人出版社1998年版）时，又加了一首《倒下的偶像》，共七首。
[27]《田园奏鸣曲》在收入《启蒙》第5期时，“目录”为《田园奏鸣曲》，正文为《田园交响诗》，诗后并未注明创
作时间，但附作者说明“此一组诗总题以《田园奏鸣曲》为准”。后来发表在《崛起的一代》第1期（1980年11月油印）时改为《我的奏鸣曲》，诗前有说明文字，并注明了创作时间。此组诗后收入正式出版的诗集时均用《我的奏鸣曲》为题，并且在组诗前面也加了一段说明文字。
[28] 关于黄翔对贵州诗人影响的研究，参见李润霞《从历史深处走来的诗兽——论黄翔文革时期的地下诗歌创作》，载【日本】《蓝·BLUE》文学杂志2004年第2期。
[29] 引自北岛致哑默的信，1978年11月17日，未刊手稿。
[30] 引自北岛致哑默的信，1978年11月17日，未刊手稿。
[31] 引自黄翔：《火神交响诗——政治抒情诗》，载《启蒙》第1期，1978年10月21日油印，贵州。
[32] 引自黄翔：《火神交响诗——政治抒情诗》，载《启蒙》第1期，1978年10月21日油印，贵州。
[33] 以《今天》编辑部之名发表的发刊词《致读者》，北岛执笔。
[34] 根据北岛回忆，参见刘洪彬：《<今天>与民主墙时代》（北岛谈话录），载《民主中国》1993年1月（第13期），此文收入廖亦武主编的《沉沦的圣殿》一书，第339页。
[35] 贵州诗人中的“启蒙”成员后来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没能幸免打击，他们中几乎每个人为“启蒙”事件付出了代价，或坐牢、或开除公职等。
[36] 引自北岛致哑默的信，1978年11月17日，未刊手稿。
[37] 刘洪彬的《<今天>与民主墙时代》（北岛谈话录），引自海外刊物《民主中国》1993年1月的第13期上刘洪彬对北岛的采访。这是北岛1992年在伦敦大学“中国当代诗歌研讨会”上的发言。此文后以《北岛访谈录》为题收入廖亦武主编的《沉沦的圣殿》一书。
[38] 钟鸣：《旁观者》，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770页。
[39] 钟鸣：《旁观者》，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780-7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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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9-30 1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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