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仁山：为地域文学鼓与呼

碧青

                                   为地域文学鼓与呼
                                                     关仁山

        立元兄出版《燕山作家论》，请我写序。因为我们的关系，我情不可却、义不容辞。
        我与立元兄有深厚的地缘、学缘和情缘关系，可谓是相濡与沫的兄弟。首先，我们是同乡但不是一个村。过去两个村子相隔二里远，现在中间则是学校、医院和镇政府等单位，已经连成一片了。我们两家因为父母的关系，是世交。我是在十多岁的时候，来到了父亲任职的唐坊镇，母亲务农，我上小学。那时，立元兄的姥家也在小镇上，他的姥爷是小镇车站的第一代铁路工人，他的父亲后来也从唐山站调到了唐坊火车站，这样我的父母与立元兄的父母关系甚好。其次，我们是同学但不同届。我们上小学和高中都在镇上，因为立元兄年长我几岁，在我上高中时，立元兄已经在家乡的土地上显露头角，成为大队副书记、公社的后备干部了。我们两个人的友谊则是建立在他上大学我上中专以后。恢复高考以后，立元兄考上了河北师大昌黎师范分校（后来并入唐山师专），隔年我考上了昌黎师范中专班，入学后，立元兄立刻把我安排到他创办的“碣石”文学社当编辑，中专班破格吸收了我一个。文学社还有后来成为河北省省委秘书长、现任内蒙古自治区常委、纪检委书记的张力。就是在那里我开始了实现文学之梦，这与立元兄帮助不无关系。文学社创办了《五峰文艺》，这是因为昌黎有著名的五峰山，故因此而起名。毕业后，立元兄在唐山师专任教，我则回到我的母校唐坊小学任教。逢到每个星期日，立元兄从唐山回家，或我去他家，或他来我家探讨文学。我记得我的处女作《亮晶晶的雨丝》，就是听了立元兄的意见修改后在《唐山劳动日报》上发表的。
        后来，我开始文学创作，先是通俗文学作品，后来是纯文学，第一篇有影响的作品《苦雪》发表在1992年《人民文学》第2 期上。立元兄看后十分高兴，认为这篇作品一定会产生影响，并会获奖，他还写了评论发表在《唐山劳动日报》上。我那时对我的创作水平很是没底，将信将疑。后来，这篇作品果然获了《人民文学》作品奖和河北省文艺振兴奖。此后，立元兄几乎对我发表的每一篇作品都进行评论或指导。多年来，立元兄给我写了数十篇评论，大多发表在国家级刊物上，对我的“雪莲湾系列”和“平原系列”小说进行理性归结，对我的文学创作给予了很大的帮助。
除此之外，还有他对我们“三驾马车”的帮助。1996年8月23日，《小说选刊》编辑部、河北省委宣传部、河北文联在北京联合召开了“河北三作家何申、谈歌、关仁山小说作品讨论会”。当天的《文艺报》发表了立元兄的《贴近现实 反映人生——谈河北的“三驾马车”》的评论。这篇评论是全国第一篇全面评论“三驾马车”的文章。正是由于这篇评论的发表，才使得各家媒体采用了“三驾马车”的称谓，从此使得“三驾马车”不胫而走，因此也将三作家紧密地捆绑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创作整体，在全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对“三驾马车”的提出，郑伯农先生曾这样说：“‘三驾马车’这个称谓是前几年的一次文学座谈会上提出来的，《文艺报》首先予以报道”，[2]说的就是这次创作研讨会。王力平主编的《燕赵文艺史话》上也这样说：“1996年夏，《小说选刊》编辑部、河北省委宣传部、河北文联在北京联合召开了‘何申、谈歌、关仁山小说创作研讨会’，会议期间，与会评论家着眼于三位作家共同的创作追求，把他们概括为河北文坛的‘三驾马车’。”[2]可以看出“三驾马车”是在这次研讨会上被评论家们正式提出、一致确认、整体评论的情况。可以说正是这次会议使得“三驾马车”名声大振，响誉全国的，但立元兄的这篇评论功不可没。后来何申在给立元兄的信中说：“您对我们情深义重，想当初这个称号还是主要靠您的那篇文章打出去的。因此，可以说，中国文坛的‘三驾马车’是与您分不开的。”但立元兄对“三驾马车”的助推作用，并不只是在于写出了这篇评论，而是在于以后对“三驾马车”作品的研究。他先后出版了专著《“三驾马车”论》《新现实主义小说论》《“现实主义冲击波”论》，在《文学评论》《文艺理论与批评》《光明日报》《新华文摘》《文艺报》《作品与争鸣》等刊物上发表了评论“三驾马车”的评论文章40余篇，并相继获得了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华北区文艺理论奖，河北省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河北省文艺振兴奖等奖项。他尽到了一个评论家的责任。在“三驾马车”创作十年座谈会上，他就我们“写人民、为人民而写”的创作方向予以充分的肯定，认为在中国文坛风云多变，许多作家盲目跟风的境况中，我们的作品始终密切关注社会问题，深刻反映民生民意，努力贴近生活主线，弘扬时代精神，以时代的主流话语倾吐着对生活的感悟和思考，这一点是最为难能可贵的，这也是他多年来研究“三驾马车”的原因。
        近几年来，立元兄评论视角下移，转向了对地域文学的研究，先后写出了《唐山作家论》《滦河作家论》《老呔作家论》《丰润作家论》《丰南作家论》《开滦作家论》《承德作家论》评论专著，相继提出了“滦河作家群”、“老呔作家群”、“上庄诗派”等作家群落的理念，并从理论上进行建构，如今又写完了《燕山作家论》，计60余万字，至此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唐山、燕山、滦河和京东作家的评论系列。这些书既是为地域作家作论，也是为地域文学写史，为推动地域文学的发展繁荣，为以后文学史的续写提供了一份助力。他感觉到这是尽了一个文学工作者的责任，无愧于历史，无愧于生养我们的土地，也无愧自己的一生之追求。
        立元兄的《燕山作家论》，是一部宣传燕山文化、弘扬燕赵精神的好书，这既是为燕山作家留名，也是为燕山文学写史，可谓功在当代、利在后世。
        燕山是一座自然之山，也是文化之山。古往今来，写燕山的作品不胜枚举，如我国南北朝时期北方的一首长篇叙事民歌《木兰诗》，就有“但闻燕山胡骑鸣啾啾。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的名句，李白的《北风行》中的“唯有北风号怒天上来，燕山雪花大如席”，以及李贺《马诗》中的“大漠沙如雪，燕山月似钩”诗句都描写了当时燕山的寒冬的景色，曹操的《观沧海》更是写在燕山上观沧海的名作。除此，写燕山长城的诗篇更是数不胜数。在当代作家中，有许多燕山籍的作家和一些长期在燕山工作的作家，如浩然、从维熙、旭宇、何申、张峻、郭秋良、戴砚田、单学鹏、陈映实、董天柚、老城、大解、刘向东、刘福君等著名作家写了许多关于燕山的作品，如长篇小说《艳阳天》《苍生》《裸雪》《燕岭风云》《夜奔盘山》《蟠龙山》《冀东大暴动》《梨花湾的女人》《多彩的乡村》《北斗峰》《长城的子民们》等，诗集《诗上庄》《个人史》《春鼓与海岸》《天涯风雪》《山民》等，散文集《山缘》《燕山漫步》《绿色的乐章》《林间笔记》等，这些都充分显示了燕山作家群的创作实力和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贡献。
说到《燕山作家论》的特色，我觉得应该有这样几点：
        首先，《燕山作家论》填补了燕山现当代作家群集束性写史著传的历史空白。这是我国第一部全面、系统地评论燕山当代作家的文学评论专著。它以马克思主义历史的美学的观点对现代以来的燕山作家群进行了整体观照，对现当代以来的燕山文学发展史进行了细密梳理，全面客观地评介了燕山作家群的创作成就和历史作用，正确科学地总结了燕山文学的创作特色和发展规律，填补了为燕山作家群作论的历史空白。这本书的出版对于研究河北乃至中国当代文学都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同时对于繁荣和发展燕山文学事业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这本著作可以说既是文学品论的专著，又是燕山文学的资料库、备忘录，非常难得，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将会越来越感觉到这部书的艺术价值、史料价值。
        其次，《燕山作家论》体现了作者博大的胸怀，美好的人性。这部书是立元兄心血的结晶，汗水的凝聚。多年来，他始终带着一种信仰、一种虔诚、一种巨大的奉献精神为地域文学作论写史，同时还得自费出书，无偿地奉献给社会和作家，在他的身上，我们看到了燕赵风骨和长城精神。作者集大成、开先河，为燕山作家竖起了一座共同的丰碑。这需要新锐的学术胆识，公正客观的科学态度，宽广的美学视野，丰沛的创作激情和巨大的心理能量。同时，这部著作也是一部温暖的、充满人性的著作。作者对每位作家都充满善意和美意，一本60多万字的大书通读下来，使我们不仅领略了作者的思维成果，也同时感受到了作者的挚友式的温情。另外，灌注其间的还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深刻的反思精神。这一点难能可贵。可以说，立元兄是一个充满人文情怀的评论家,一名敢为时代担当的学者。他为给作家留名，给文学写史，拼尽了心力。在当今市场经济风起云涌的时代，他这种甘为人梯的精神难能可贵，燕山的作家都应该对他的这部书表示深深的谢意。
        再次，《燕山作家论》为地域文学的发展繁荣作出了突出贡献。
        地域文学的发展和繁荣不仅需要作家创作精品，更需要评论家产生力作。特别是在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全面提升民族文化软实力的新时期，使我们更加看到了文学评论在推动文学繁荣发展进程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立元兄的《燕山作家论》无疑为燕山地域锻造文化名牌、推举文化名人、打造文化名片起到重要的助推作用。这部书可以说是对我们地域文化的一种贡献，为时代留下了一部有价值、有影响的文学评论著作。我想，这不仅仅是当前发展繁荣地域文化的一个符号，更重要的是留下一份宝贵的文学档案，使我们的河北文学、燕山文学不会留下空白。
立元兄是我们作家的榜样，他这种不计名利、甘为人梯的精神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作家学习的。最后希望立元兄多多保重身体，继续为地域文学鼓与呼！

注释：
[1]郑伯农：《说说河北“三驾马车”》，《文艺报》1999年3月18日。
[2]王力平主编：《燕赵文艺史话》第一分册：文学卷，花山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520页。


（注：本文选自《燕山作家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