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从确立的诗歌审美标准
感谢郎溪县伍员山庄的盛情邀请，让我们有机会坐在这里谈诗。此行我们诗歌学会从某种意义上说，为盛名而来，这就是大名鼎鼎的伍子胥先生。虽然距今2000多年，但这种文化一直在影响着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我们，甚至在有意无意中还在改变、左右着我们的心灵图景，为之骄傲，为之自豪。
本次研讨会的议题是来谈谈诗歌如何进入大众，即探讨一种诗歌标准。这个命题好倒是好，因为当代诗歌显然属于小众化，我们如何来进一步推广，使之接受的人越来越多，最好是从小众走向大众。给诗歌确立某种标准显然是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行的，这样想来这个命题有点“伪”，但谈论这种“伪”不是无意义的，意义还不小。我想就诗歌写作的虚构性和古今中外诗歌生成之意象机制着重来谈谈，为何不能给诗歌确定标准。
（一）
虚构是文学的立身之本，文艺创作离不开虚构。老子说：“信言不美，美言不信。”而在西方世界，小说干脆被称呼为“虚构的、不真实的创作文字”。这种说法本身也很有意思，我们是含蓄，西方是直白，中国古典诗学“天人合一”的一元世界和西方传统诗学“人神二分”的二元世界显然隔着巨大的屏障，但我们一样承认其为虚构。任何文学文本都是虚构的存在，作为文学之一种，诗歌更表现出尤为突出的虚构特征。亚里士多德说，历史学家和诗人的差别，在于一为叙述已发生之事，一为描述可发生之事。某位英国诗人曾说过：虚构是认识诗人的真正标志。而在我的理解，我更倾向诗歌写作，它更接近我们的心灵真实，而历史和新闻显然是一种“有选择性的”记述。这也解释了我们已有记录事件的历史、新闻，但为什么还需要文学，需要诗歌，我们在体认社会之“不真”的同时，更需要这种“真”。那么多的作家、诗人投身其中，不为名利地创作，原都是为了这种“真”的寻求。
按照西方的诗学传统，文学虚构作为一个基本的文论范畴，对其界定大概分两种类型：“模仿论”和“语言论”。
“模仿论”源远流长，影响深远，自古希腊以来，一直延绵不绝。“从蜘蛛我们学会了织布和缝织，从燕子我们学会了造房子，从天鹅和黄莺等唱歌的鸟我们学会了唱歌”。人和禽兽的区别，就在于人最善于模仿。希腊哲人认为：文学艺术的本质并非人们内在人格与神韵灵性的外化，而是人对外在世界有模仿。既然文学是对客观的经验现实的模仿，那虚构就是文学表现中那些不同于现实原型的因素。
“语言论”兴起于20世纪初，随着结构主义语言学与语言哲学的蓬勃发展，人们开始将语言看作自足的封闭系统，日常语言的字词涵义、语法逻辑、语词排列均有其既定组合规则，而文学虚构突破了原有的语言模式，创造了新的言说方式，达到其不可思议的惊讶效果和蕴藉丰富的多维投射。诗人藏棣说：“它解雇了语言，理由是语言工作得太认真了。”墨西哥一诗人也曾说“一个人唯有感受了摧毁了语言或创造了另一种语言的诱惑，体验了无涵义的魅力，体验了无法表达的涵义的同样可怕的魅力之后，他方能成为一个诗人”（洪迪：《大诗歌理念和创造诗美学》）。对日常语言的变异，是能指和所指的错位，是对语言规则世界的有意偏离，是抽身语言囚笼而实现自由游戏的有效手段。
“模仿论”和“语言论”也同样适于中国诗歌，如最早的《诗经》作品，模仿痕迹就很深，多为对自然和社会的描摹。而当代认知诗学贯彻体验主义哲学立场，提出“人”这一中间环节，即“语言-人-世界”。同时，着重语义三角中“人”的重要地位。因此，虚构不仅是对现实世界的变形，对语言世界的歪曲，更是对心理世界的冲击。这一观念深刻影响并主导了当代诗写。个人认为，随着西方“语言论”的兴起，还快速并成功地塑造了中国新诗。19世纪末以来，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在一股强大的“反对传统”、“重估价值”的思潮中，在文艺上，诗人不再提倡隐身自然，寄情山水，寓情于景，而是选择更为直率地站在前台，袒露自己。成仿吾说：真的艺术家在建设自己，在创造自己，在表现自己。可见，主体意识显著加强，主体地位充分提高。因此，古典诗歌中，虚构运动是对物理世界的变形，而现代诗歌中虚构运动是对心理世界的直接塑造，它凸显主体意志，心灵世界的不断开拓与客观世界形成对峙张力，张力成为现代诗美的重要特征，诗人在矛盾的碰撞和融溶之中构建起一个超乎现实并且超越自身的心灵世界。
我们宣城前几年提出的“滴撒”诗歌主张，也同样植根于这种“语言论”，是更为精微的分支系统，这种创造性的探索是无止境的。现在我随便举几个例子来说说这种虚构：
群山万壑赴荆门，
生长明妃尚有村。（杜甫《咏怀古迹》）
比如《咏怀古迹》中杜甫笔下的道道山岭、条条山谷，仿佛都在义无反顾地奔赴荆门山，而虚构运动中的动体“群山万壑”和背景“荆门”均为自然景观。
如果海洋注定要决堤，
就让所有的苦水都注入我心中。（北岛《回答》）
其虚构运动常常表现出主观认识世界与客观物理世界的交错整合。动体“海水”和背景“心田” 一个来自自然域，一个来自情感域。
我用我残损的手掌
摸索着广大的土地：（戴望舒《我用我残损的手掌》）
虚构运动的动体和背景分别来自抽象和具象，认识世界显现自身，不再隐身自然，甚至高于现实。
例子太多，这些均来自个体心灵，且创造独特，是虚构的产物。如果要确立一种标准，几无可行。关键是诗歌创作不是工业性生产产品，是不能量化的，或说量化标准难以确立。同时涉及到读者接受程度，这也就要提到诗教普及程度。前几年有人搞了唐诗、宋词各前100名的排名，那些流传广泛的进入公众视野成为了经典。只能说这些作品被我们世代接受，其中的“诗意”成份是不会降低的，甚至随着时代还在“增值”。现在的诗歌小众如果想快速成为大众，那降低“诗意”是一途径。历史上确实出现过，那就是“口号诗”、“标语诗”，可昔命不长，人民群众不可能接受的，人们看中的是真正的文学“艺术”。话说回来，十九大之后，举国重视诗教，必将提高全国人民欣赏水平，诗歌从小众迈向大众理论上是可行的。艺术探索无止境，它呼唤我们去创造。诗意地生活诗意地栖居当是我们的目标，也应成为治国理念之一。
要在短暂有限生命中找到无限的意义，我们只能借助于“虚构”这一法宝，从这一层面说，给诗歌确立标准只能是外行话。我们的生活需要精准，也需要超越，人类不同于动物的地方恰恰有这种需要，那我们向文学寻找，向诗歌寻找。文学虚构能够满足我们的这种需求，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对现实的超越，二是对自我的超越。古典诗歌中虚构运动超乎现实，物理世界的“远”寄托着超越的意境，诗人借此神思飞跃，摆脱当下，远离俗情，暂时获得解脱；现实诗歌中的虚构运动超乎自身，其“反常”基于诗人超凡想象。“想象力是真理的皇后”。诗人在客观世界之外创造出一个不同寻常的心灵世界，在那里荒诞的图景却折射真理。
虚构塑造出种种生活的可能。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说过，“上帝在他所创造的各个`可能世界'中选择了当下这个世界必然有其充分的理由”，据此他认为目前现实世界可能是最完善的存在，每个个体都有权力和机会虚构自己的“可能世界”。前提是来自传统的继承和横向的学习批判必不可少，博学乃为艺之师，如此方可有大的作为，以免误入极端与歧途。
（二）
再来从诗歌生成之意象机制来简要谈谈，为何不能给诗歌确定标准。意象是诗歌写作中最重要的一环，是它激发并唤起形象思维，其“言外之意”简直让我们着迷。甚至在我们的虚构的意图之外，还生发着令作者和读者的不尽的惊喜。但发生言外之意的物质基础就要我们寻找意象，这不可能有公共标准的（但中国古代初习诗作是个例外），只有诗成后，我们将它推入公众当中，引发强烈共鸣与赞叹，借助意象的抽象表达为我们容纳了丰富“言外之意”的结构和空间。
虽然说出色的意象能生发许多可能的“言外之意”，但它的意义生产性也不是无限度的。任何意义都有其意义可能的边界，也都存在着对意义联想客观限定，任何意象都是事物或事物的细节，只要是事物或细节，就一定有它自己的范畴，就一定规定了自己的意义边界。意象并不是要什么意义都能从中发出什么意义的，它们生发的只能是那些符合意象客观限定的“言外之意”，而那些明显不符合意象限定的“言外之意”，如果真的发生出来，那也只能是“误读”，如果这样，除读者外，作者也是有责任的，他（她）没做到准确和精微。意义只具备有限的意义生产性，不具备无限的意义生产性；只允许生发的“言外之意”的生发，而不允许无法生发的“言外之意”的生发。如郭沫若的《凤凰涅槃》，凤凰只能是祖国、民族或诗人自我的象征。
意象是诗歌的艺术之母。它的创造和生成机制有哪些特点及机理？
能将相同的内心用不同的意象来表现，原因很简单：
一、每个人的精神物质是不同的。即使遇到相同的事物，也一定会产生不同的感悟和认知；即使表现相同的情感，也能选择不同的事物来表现，有诸多机会，但我们只选择符合自己精神特质的内容，只选择自己喜欢的意象或词语，只建构属于自己的诗结构。
二、认识事物的角度也不同。事物、生活、情感，本身是一个立体的圆球，切入角度不同，对其感悟或认知就不可能完全重叠，一定是不同或有差异的。如果有意区隔，差别则更明显。
三、人的创造性也不同。心性不同的人即使遇到相同的事物，也会创造出与别人有差异的艺术。创造的意象十分独特“锋利”，才能体现自己别具一格的创造性。
四、学养、经历和才华不同，即使表现相同的感悟、认识和情感，因各有侧重与偏爱，也会因学养、经历和才华不同而产生差异，意象、意蕴和主题等撞车的现象也就不可能发生。前些日我们写伍员山蓝莓的同题诗《蓝莓梦》就是明证。
一言以蔽之，意象的独特性才是意象之于诗歌艺术的生命。从这个角度来谈确定诗歌的共同标准，恰恰是背道而驰。标准即应该遵守（循）的共性，而意象却独独追求个性。这里，宣城诗歌学会讨论的诗歌的公共性问题显然是一个更为开放的话题，我的理解是如何更好进入公众，是否能像公共资源那样共享......主旨是拉近与我们生活的距离，让生活充满诗意。而我今天就具体的创作层面的某两个方面粗浅谈了点看法，有些文不对题，也可以说是对这一命题的反证，就像辩论比赛的反方辩手一样，只为更清晰地把问题说“明”探“透”。我从我这两点得出的结论是：诗歌的审美标准无从确立。
（宣城诗歌学会会员，梅府军，2018-1-4） |
发表于 2018-1-5 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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