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子是有核的》之李不嫁篇
东方的“恶之花”
陶发美
如果李不嫁不是被《诗歌周刊》评为2016年度诗人，就我个人来说，或许没有特别机会注意到他的诗歌。我以为，对李不嫁的认同和推崇，是中国诗歌流派网及《诗歌周刊》的一个杰出成就。一次，我与几个朋友讨论：每年，在我国官方媒体发表的诗歌中，读者最喜爱的作品所占比例多少？我当时不假思索就举了个李不嫁的例子：假若李不嫁的100首诗中，有20首在官媒上发表，这百分之二十就是读者最喜爱的诗歌比例；假若有30首在官媒上发表，读者最喜爱的诗歌比例就是百分之三十。就以百分之三十算吧，一个百分之三十，对应着一个百分之七十，这意味了什么？对此，我们要有一些新的思考：好的诗歌价值取向到底在哪儿？最广大民间诗者的艺术自信和历史自信从何而来？如果说，这是一个伟大的诗歌时代，那么，谁称得上它的创造者或塑造者？当然，这样的问题有一定的冒险性，幸好，本文的关注是李不嫁的诗歌。
我在上面说到的数字，毫无疑问包含了另一个评判，即李不嫁的作品没有赝品，没有平庸之作，几乎都是读者最喜爱的。这个评判，不是基于它在官媒上发表多少，而是基于一种民间意义的审美。很明了说，李不嫁的诗歌再怎么得到读者的喜爱，但要想得到官方的什么奖项怕是很难，或者说，那些打着民间旗号，而依然涂上官方色彩的奖项也很难给他。当然，这不等于说，他的诗歌会被淹没。相反，最广大读者会喜爱它，会抬举它。最广大读者欣赏的目光，就是对他的奖赏。
出于对李不嫁诗歌的喜爱，我想着用一些人物形象来为他说话。我先是觉得他很像庖丁。为什么很像庖丁？有个答案在庄子那儿。在《养生主》中，庄子很精彩地讲了庖丁解牛的故事。
庖丁“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善刀而藏之。” 这庖丁解牛的状态，是不是很像李不嫁写诗的状态？一头大的牛，到了庖丁手上，不要一刻功夫，哗啦啦，如一坨土一样堆在那儿。“恢恢乎，游刃必有余地矣！”这句话很生动，很确切，表现了一种势态。诗者，势也。李不嫁的诗歌也正是这个势态。
我们要注意到一个字，庖丁不是宰牛，不是杀牛，而是解牛。一个“解”字，不是蛮干，不是使蛮力；一个“解”字，讲了技术含量，更讲了艺术风貌。庄子说，庖丁无论是手触、肩顶、脚踩，还是刀入的声音，都符合音乐或舞蹈的节奏。可不是，从李不嫁的诗里，总有一种锵然入境的声音，每一语言都从砥砺中来，有一种磨石般的乐感。
随后，我又觉得李不嫁很像《行路难》里的李白。因为庖丁不过是一个提刀人，而李不嫁更像李白，是一个拔剑者。有意思的是，庖丁和李白都有“四顾”。不同的是，一个是“提刀四顾”，一个是“拔剑四顾”；一个是踌躇满志的“四顾”，一个却是心绪茫然的“四顾”。不过，若说李不嫁握在手中的不是庖丁的刀，而是李白的剑，又会产生一个问题，那就是与李白的心境不太契合。准确说，李不嫁不是茫然的，而是昂然的。是不是可以说，庖丁是在“解牛”，李不嫁是在“斗牛”。他面对的“牛”当然不是庖丁的牛，他的剑也不同于李白的剑。他的剑瞄向的是一头历史的“牛”、一头现实的“牛”、一头人性的“牛”。
作为一个当代诗人，李不嫁的“剑”，体现为他的学识、才华、良知和责任，体现为他的敏锐的思想、糙率的气质和凛然的诗情。剑光闪闪，是他诗言的一个象征。
话到此，寻找李不嫁的诗歌形象还没有结束。我甚至想着，到希腊的诸神中、到特洛伊的英雄中去找出一个李不嫁来。事情总算有了转机。一次，我在翻阅《恶之花》时，突然觉得，波德莱尔，这个现代主义的“唯一创始人”，这个主张“与世界作战”的文人，这个从撒旦那儿得到修辞启示的诗人，就是李不嫁的诗歌形象。
福楼拜对波德莱尔有个评价：“粗鲁中语言的精准”，这种语言的特点，在李不嫁这里是很显著的。艾略特在评价波德莱尔时，用了一个新概念：“客观关联物”。这一点，李不嫁的表现尤为突出。在《埋葬一只小猫》里，他写了这样的句子：“一堆残雪卧在墙角久久不化/阳光照临，更显得邋遢如呕吐物/然后是我的小猫病了三日/悄悄死在春风里”。接下来的埋葬很悲壮，“胆怯的孩子，就在这棵桂花树下安息吧”。怎么就让“残雪”、“墙角”、“阳光”、“春风”、“桂树”等物象与一只小猫的死扯上了关系呢？所谓的“客观关联物”被加上了一等的“恶之罪”，以致难脱干系。这就是李不嫁！他在万物中表现了丰富的不可移易的主观性。这也就是波德莱尔的世界观，世界是一个复杂的不可分割的整体，万物存有着无穷的隐秘，也存有着无限的联系。
一般认为，波德莱尔的诗很有历史性和时代性，这是不错的。更应该说，历史性，或时代性，对任何一个时期的诗人来说，都是一个必考题。李不嫁的“答卷”是能打高分的。他写历史，确有众多时代感、现实感的东西涌过来。在《半坡遗址》中，他连续用了一种“不过是”的句式，将一段历史与一个时代完全地叠印在一起。一时间，那些陈迹上的词藻被重新鼓动了、激活了，有了现代者的色彩和生命。他在代表一个时代、一段记忆发声。他将一个久远的“遗址”变成了自己的一个讲坛。在一个文明的祭坛上，他的发声干练、犀利、悲怆。他让我们看到了野蛮和文明的生死搏杀。人类的墓冢里，不只是掩埋了野蛮，还掩埋了善良、花簇和哭声。
我在这里说，李不嫁的诗歌形象是波德莱尔，并不是说，李不嫁就是波德莱尔的一个复制。不是的，绝对不是的。我要说的是他们精神上的一种通感。这要回到“恶之花”上来。“恶之花”是一个概念，更是一个观念。美国文史家彼得.盖伊在《现代主义》一书中，说到“恶之花”时，用了一个公式化的句式：“罪和罪之代价，恶与恶之花。”①这个句式并不能清晰地告诉我们，“恶之花”是什么。不过，他接着讲了一件事：在一次与朋友们讨论爱情的快乐时，波德莱尔说，爱情的真正快乐在于“恶的确定性”，在于“男人和女人生来就都知道只有在恶中才能获得满足感”。彼得.盖伊是以波德莱尔的爱情观来阐释“恶之花”的意涵。这里有一种“恶”的极端性表现。于此，我还要带着这个问题再到波德莱尔的诗集中去。“恶之花”是波德莱尔诗集的名称，也是诗集里的一个小辑的标题。在“恶之花”的小辑里，几乎都是写女人、写爱情的。“爱情对我来说只是为了让那些残忍的姑娘/解渴而设计的一张针床！”②很显然，在波德莱尔的脑子里，基督教的“原罪说”挥之不去，也总是将爱情和肉欲混淆了的。爱的圣洁，在他的心里，是难有存在的。性之爱，恶之爱，是他的一个立点。我有个理解：与其说“恶之花”是波德莱尔对爱情的一个刻画，不如说是他送给女人们的一个别称。
关注波德莱尔的爱情观，是不是就该谈到李不嫁的爱情观呢？也不是。李不嫁写爱情诗不多，我没有看到他像波德莱尔那样狂虐般地写到女人。但是，波德莱尔的“恶之花”与李不嫁的诗，在人性的基因方面是一致的。波德莱尔的爱情观延展开来就是人性观。“恶的确定性”，从根本上说，就是“人性的确定性”。人性，才是这个世界的内核。即说，李不嫁的战斗性，反映在他的诗里，就是人性之战、恶之战。尽管我们的生存时空会有变化，但人性的堑壕一直还在，人性的硝烟一直弥漫。也是在人性之战的意义上，我们认定，李不嫁的诗也是“恶之花”的一种绽放。就是说，这“恶之花”不只是在爱情意义上的冠名，更是在人性意义上的冠名。
话再说回来，李不嫁毕竟是我们汉语体系里的诗人。要与世界作战，与人性作战，伟大的汉语才是他的武器。要说他的现代主义，那也是一个汉语体系里的现代主义。注意，我并没有用上后现代主义这一概念。我是以为，在中国，没有后现代主义，只有迟到的现代主义。以诗歌艺术说，现代主义是永远的，它是一个总在行进的、总在战斗的生命态。也肯定说，任何时候，现代主义不属于平庸写手，只属于烈火战士。
要说李不嫁的现代主义，那就是历史的一道光影。在他的诗里，历史和现实的交互感异常强烈。如在《惊人相似的一幕》中，本是写一个养狗场的杀狗事件，在最后，突然来了两句：“我有一个哥哥，他为众人抱薪，冻毙于风雪/我有一个姐姐，她为自由开路，困顿于荆棘”。 你看，他很不习惯隐晦的东西，他太喜欢点题了。他的点题，是历史感的点题，也是一种痛感的点题。他的点题不同凡响，既可以是一次隐喻的突然冲决，也可以是一种历史意旨的剑锋弹射。
作为一个诗者，他虽然不能在自由空气里写作，但是，他毫不掩饰自己的企图，其信念的杀入力、文辞的打击力无与伦比。他坚守现代主义的前沿，不愧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铁血捕手。
作为一个诗者，李不嫁对人类的阅读，对文明的阅读，是尖刻的、敬告的、可贵的，抑或是惊悚的、可怕的。
要说，李不嫁的诗歌是一束东方的“恶之花”，那也是说，他更像是一个波德莱尔的幽灵，不断地在我们的历史和现实之甬道里游荡。
①见（美国）彼得.盖伊《现代主义》（译林出版社2017年2月版，骆守怡、杜冬译）第10页。
②见（法）波德莱尔《恶之花》（江西人民出版社2016年10月版，张秋红译）第387页。
2018.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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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4-4 1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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