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面埋伏：宋琳《长得像夸父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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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区文学•刊中刊《读诗》
十面埋伏
总第11期/刊《特区文学》2018年第5期

宋琳《长得像夸父的人》

徐  江：重写神话
世  宾：没有神圣性的年代
西  渡：快和慢的生命哲学
吴投文：为现代生活的细节找到恰当的修辞
敬文东：颓废的时与空
赵思运：古老神话的解体与现代位移
向卫国：“子弹列车”追逼下的“慢”生活是否可能？
韩庆成：快的宿命与慢的回归
杨小滨：点石成金的精神力量
徐敬亚：为赋新诗强说慢


长得像夸父的人
■ 宋琳


他没有飞出窗去追赶那火轮
像那位长着飞毛腿的祖先
他坐在房间里
在一根桃树枝上消磨下午的时光
——为周末的郊游做一根手杖
他不知道桃树枝曾经是他祖先的一根手杖
曾经被傲慢和野心施了魔咒
他削得很慢
面对那善变的木头小心翼翼
由于他的慢，太阳也慢了下来
像一只好奇的灯笼飘进窗子里
外面，子弹列车疾驶而过
他继续削着那根手杖
在二十一世纪的某个黄昏

2013/1/18

宋琳简介：
1959年生于福建厦门，祖籍宁德。1983年毕业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1991年移居法国。2003年以来受聘于国内大学执教文学。现居大理。著有诗集《城市人》（合集）、《门厅》、《断片与骊歌》、《城墙与落日》、《雪夜访戴》、《口信》等。另从事随笔、评论的写作。1992年以来一直是《今天》文学杂志的编辑。曾获鹿特丹国际诗歌节奖、《上海文学》奖、东荡子诗歌奖、2016年度十大好诗奖、昌耀诗歌奖。


徐江：重写神话

把神话重写成无趣、把远古的想象导入当下感十足的日常，这是近五十年来欧美诗歌流行的写法，也是近三十年来汉语一些诗作开始追求的尝试。它们甚至可以被放到一个更大文学潮流中来讨论——“重写神话”。
我们甚至很难推导“重写神话”在小说和诗歌中，哪个更早？诗歌中比较早的记忆，是里尔克的《选给俄尔浦斯的十四行诗》、叶芝的《丽达与天鹅》（都写于1923年），小说中则有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写于1916~1921年）、鲁迅的《故事新编》（写于1922～1935年间）、威廉•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写于1929年）。时间上似乎都不说明什么问题，但这些作品背后都显示出了某种一致性，即：借来自上古的神话、传说，抒发作者面对现代的复杂情怀。
当然，伴随着“二战”后涌现的创作思潮，上述趋势也变得愈演愈烈。类似拉格奎斯特的《巴拉巴》、约瑟夫•海勒的《上帝知道》，乃至到近年阿特伍德的《珀涅罗珀记》，都体现出当代作者借神话、传说的“旧瓶”来吸引读者眼球，诱引读者走入当代生活的创作美学共识。与此同时，摆在汉语作者面前的考题也越发明显了——当世界文学的标高在提升、纵深在绵延，如何用诗歌去尝试进行类似的表达？这一尝试的愿景与实效，差距究竟会有多大？写作者是不是因为惧怕这种差距，就止步不前了？这一系列的问题，都是摆在诗人、作者以及研究者面前的（除了读者——读者只需要去认定一部作品的阅读效果，无须顾及其他）。从这个角度上讲，本诗恰恰可以给读解者们提供一个思考上述问题的切入点，而非问题的终止。


世宾：没有神圣性的年代

读完宋琳这首《长得像夸父的人》诗歌，我立刻想起韩东的《有关大雁塔》：他们书写了同一类人，一个“大腹便便”，一个“削着手杖”，都是被日常吞噬了的“日常人”。两首诗写作时间相距近30年，语言、场景有所区别，韩东的诗歌更口语，场景更市井；宋琳的诗歌语言更典雅，场景貌似到了发达的欧洲（“二十一世纪”、子弹列车）。客观的说，这诗歌不是宋琳的代表，但也说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对“个人写作”的理解还一直制约着我们。
新时期文学以来，我们已明确意识到“个人写作”在美学、伦理和更广泛的人类生活中的重要性；我们从西方挪用了这个概念和维度的写作——在1980年代来消解集体主义和国家幻觉，但这个从人本主义、人文主义发展起来的、和理性主义成为现代主义两根支柱的概念（美学观念、世界观），却在我们匮乏和扭曲的文化里被异化了。在西方的文化里，“个人主义”的文化内涵至少包括古希腊的民主、自由概念；从基督教发展出来的神圣性概念；以及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人文观念和理性原则，但到了我们手上，在1980年，支持我们的“个人写作”的文化却只有阿飞文化（于坚的《尚义街6号》）、袍哥文化（莽汉主义）、市井文化（韩东的《有关大雁塔》，包括《他们》），以及彻底的否定文化、“打倒文化（文革文化）”（非非主义）等等，这些从我们的传统、宗族、地域由历史和社会生活形成的适用于农耕文明和求生存策略的底层文化，而没有更丰富的内涵来充盈我们的“个人”及“写作”。这种状况到1990年代、到新世纪都没有彻底改变，去分析“下半身”“垃圾派”“脑残体”“日常写作”，还有各种“体”，以及什么汪国真、余秀华现象，背后所支持的文化以及社会心理，都是无比的匮乏、贫瘠、扭曲和黑暗。这些都是我们这块土壤的历史和社会产物。但作为诗人，我们没有责任和愧疚感去面对它吗？我们没有重新建构的责任吗？加之犬儒主义的自然诗、乡村诗和各种青睐“传统文化”的“复古诗”，21世纪的中国诗坛还是那么满目疮痍、羸弱不堪。
我不知道米沃什在什么情况下说过一句话，大概意思是：无论写“人”还是写“神和英雄”，他们之间并没有太大区别，他们都必须面对神圣性的部分。我们从书写“神和英雄”到写人，这是人本主义和理性发展的结果。如果说小说像外科医生一样是剖析和揭开人类生存的真实（病灶），那么诗歌就有为人类的生存开辟更广阔的空间的责任；这也是诗歌和小说的区别所在，诗歌去学习小说的叙事、反映现实，那是诗歌的自我降格；诗歌既没有小说透彻剖析细节的能力，也当担不起小说透彻敞开的功能。所以在功能性上，小说是忏悔，诗歌是祈祷，诗歌是对高远的生命的聆听和对最高可能性的直接敞开。而神圣化就是我们在平庸的日常生活之外开辟人类生活的另一个空间的必经之路，它通过批判、悲剧性和对人类最高价值的追寻而在诗歌中重建、创造一个诗性的、诗意的世界。我所理解的神圣性就是面对人的有限性和世界的黑暗性的坚守和抵抗，以人的有限性打开世界无限的黑暗性和无穷的悖论性。
借用宋琳这首诗谈论1980年代以来的“个人写作”，目的在于提醒基于到现在为止依然存在的大面积的以“庸常人”的心理和文化写诗的诗坛，诗歌有责任建构一个建立在伟大心灵（神圣性、牺牲精神、高贵人格、人类最高可能性文化）基础上的世界。宋琳诗中“面对那善变的木头小心翼翼/由于他的慢，太阳也慢了下来”这样的句子的出现，还是丰富了韩东《有关大雁塔》时期的人与世界的内涵。


西渡：快和慢的生命哲学

夸父追求速度，夸父的生命在逐日的速度中得到尽情张扬。但是，在我们的时代，速度却绑架了生命，“子弹列车疾驶而过”，把多少人的生命碾成碎末，碾成一张张风干的皮。“快”成了对生命的仇恨和诅咒，“慢”则成了对生命的捍卫和爱惜。在夸父的手里，手杖的作用是加速，但在这个长得像夸父的后人手里，手杖的作用则是把人从机械的无情高速中解救出来，重新回到人的速度，回到手艺，回到周末的郊游。他似乎取得了成功，“由于他的慢，太阳也慢了下来/像一只好奇的灯笼飘进窗子里”。太阳“慢”下来，变成一只好奇的灯笼，这是把人和太阳的关系从竞技的对手变成了秘密的知己。这样的成功，当初夸父并没有取得，夸父与日竞逐的结果是“道渴而死”。
桃树据说是夸父的手杖所化，后来逄蒙又以桃木杖击杀其师后羿——这就是“被傲慢和野心施了魔咒”的来历——后羿身后为鬼王，故桃木号称“降龙木”“鬼怖木”。所以，桃木可以说同是生命的高贵和卑鄙两端的见证。在这首诗里，诗人又以其为“快”“慢”两端的见证。而诗中这个“长得像夸父的人”，也就是夸父的后身。


吴投文：为现代生活的细节找到恰当的修辞

这是夸父逐日的一个现代版。当然，带有戏谑的意味，有点像现在流行的穿越剧。神话传说中的夸父是一个有激情、有理想、有担当的人，想把太阳摘下放在人们的心里，让人们拥有幸福的生活，于是去逐日，追着太阳跑，结果渴死在路上。不过，夸父到底是一个神人，他并没有彻底消失，他的气息还留在这个世界上。后人对夸父逐日有很多神奇的想象，把夸父当作英雄来崇拜，自然也就有很多的改写。改写中有很多的变形变异，甚至充满对立，说明人们心目中的夸父也各不相同。此诗有这样一个神话传说的背景，也有改写和戏说的地方，或者说是一个隐喻，也亦无不可。
此诗是一个情境的呈现，与夸父逐日的传说形成对照，写得高度简洁而富有张力。这种写法需要极深的功力，宋琳的才华足以胜任。为什么是一个“长得像夸父的人”？因为夸父已经渴死在路上，后面的人只能做他的替身，而这个替身已完全失去远古人物的行动能力，只能在想象中重温先祖的传奇。这就是现代人的生存悲剧。可以想象这样的图景，这个“长得像夸父的人”临窗而坐，“他没有飞出窗去追赶那火轮/像那位长着飞毛腿的祖先”，他想得最远的地方是去作一次郊游，现在他在“为周末的郊游做一根手杖”，一个漫长的下午他都消磨在削手杖的重复动作中。传说夸父“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此处属于用典，邓林已成为后人周末郊游的桃花园。诗的最后一句特意点明，这是“在二十一世纪的某个黄昏”，似乎是一种刹那的黑暗降临，照亮的却是一个现代人生存的无聊状态。当然，他的心可能在远方，但他已没有办法到达远方。这是一首安静的诗，是一首屏蔽现代性喧嚣的诗，有一种理性反思的力量。
这种写法总是一种冒险，务求写得奇崛，既不能直接套用神话传说的模型，又不能无边际地天马行空，而是要有恰当的控制的手腕，尤其是要为现代生活的细节找到恰当的修辞，使一个现代人得到内心的安稳。诗中那个“长得像夸父的人”令人琢磨，大概也是我们自身的一个写照。


敬文东：颓废的时与空

过早成熟的中华文明同样过早地滋生了颓废的情绪，远古的先民们在背弃了神的世界的同时，便决心以颓废之姿度过凡俗的人生。而在悠长的颓废情绪中诞生的神话不过是历史选择的言说方式，神并不存在于共时的历史之中：他们是长着“光明的尾巴”的悲剧英雄，以生命的终结妥协于时光的流逝或自然的变迁，并最终以耗尽的气力和重生的枝蔓承认生命的“无意义”本质。比如神话中的英雄夸父，为追逐太阳（其实也是消逝的时间）奔驰在原野，他速度极快，几乎赶超了太阳，几乎走在了时间的前面。而越靠近太阳，夸父身体的水分流失便越快，乃至饮尽江河仍未解渴，最终身死半路，逐日的事业也无疾而终。延续着颓废传统的颓废者倾向于把一切时间形式都转化成现在，宋琳的这首《长得像夸父的人》便把回忆历史转化为回忆现在，把神话的场景浓缩进现时的一方胶片，将镜头对焦至“二十一世纪的某个黄昏”里一个长得像夸父的人。这位夸父的后人早已失去了祖先的矫健身姿，更丧失捉住太阳的野心——“他没有飞出窗去追赶那火轮”——甚至连 “傲慢”的秉性也蜕去了一半，没有了“傲”，只剩下“慢”。但是和他与日逐走的祖先一样，长得像夸父的人也与太阳达成了某种默契——“由于他的慢，太阳也慢了下来”，于是，在他试图消磨掉的下午时光，在他优哉游哉地享受着的即刻之乐中，夸父化为桃林的手杖重又被拾起，并带来了现时之乐以外的充盈着共时性的、超越于时空的极乐。


赵思运：古老神话的解体与现代位移

夸父逐日的故事最早见于《山海经•海外北经》：“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在这一神话的象征隐喻系统里，主要有两种蕴涵：一是与时间和太阳竞走，升华出“企图超越有限生命的束缚、实现对生命永恒的渴求”的民族精神；二是盗天火给人间的普罗米修斯式的牺牲精神。无论哪一种含义，都“曾经被傲慢和野心施了魔咒”，蕴含着人与自然之间的尖锐对立与紧张关系。宋琳的《长得像夸父的人》则彻底放弃了这种对立关系和紧张关系，实现了对夸父逐日神话的颠覆与解构。
诗中的“他”虽然在外形上，“长得像夸父”，但是，内在精神上已经没有任何余脉：“他不知道桃树枝曾经是他祖先的一根手杖”，祖先“弃杖化为邓林”的精神延续性，在这里呈现出“阻断”状态。他的行为不是“飞出窗去追赶那火轮”，而是“坐在房间里/在一根桃树枝上消磨下午的时光”，他内心蕴涵的不是为人类盗天火而牺牲自己的大无畏精神，而是“为周末的郊游做一根手杖”。由于他放弃了关于太阳的急功近利心态，一切都慢了下来，“太阳也慢了下来/像一只好奇的灯笼飘进窗子里”。这种从容淡定的现世生活，不正是生活的真谛吗？我们叫嚣了那么多年“人定胜天”，现在终于悟出了活着的味道。
现在流行着一个重要话题——新诗的传统接续问题。但是，很多人都陷入了题材决定论，传统的典籍和文化意象往往成为一种装饰性的存在。殊不知，新诗的现代性与传统性是在互相观照中重塑自身的。宋琳的《长得像夸父的人》不动声色地改写了古老神话，发生了现代位移，实现了现代性对传统性的烛照。


向卫国：“子弹列车”追逼下的“慢”生活是否可能？

夸父的形象常常被解读为一个追逐乌托邦的英雄或者英勇的献祭者，比如在诗人江河笔下，夸父就是一个迟暮的生命献祭者的形象：“上路的那天，他已经老了”，“传说他渴得喝干了渭水黄河/其实他把自己斟满了递给太阳”（江河《太阳和它的反光》之《追日》）。逐日的壮举，是一种生命献祭的盛大仪式。
但在宋琳的这首诗中，夸父并没有出场，他写的只是一个“长得像夸父的人”，因为世上并没有夸父，夸父也不可能真的如诗中所说是他的“长着飞毛腿的祖先”。他让诗人联想起夸父的另一个原因是他“在一根桃树枝上消磨着下午的时光/——为周末的郊游做一根手杖”。桃树枝的手杖，曾经是夸父逐日时唯一的道具，在夸父死后变成代表着吉祥的桃林。显然，这个不屑子孙，一点也没有继承到夸父的英雄气概，没有任何伟大的抱负，只想着“周末的郊游”这种庸常的平凡生活——与其祖先逐日的壮举形成鲜明的反差。不仅如此，他还更加大逆不道地看不起自己那个“伟大”的祖先，认为他不过一个是“被傲慢和野心施了魔咒”的妄人（显然这也是诗人自己所认同的看法）。
诗歌为了加强对这种日常生活的重视，反复强调“他削得很慢”，“由于他的慢，太阳也慢了下来”——这是值得玩味的一笔，太阳并不是一味地快，它的快慢取决于人自己，所以夸父最终追不上太阳，而成为一个笑话。
可是并没有多少人懂得而且能够享受到生活和生命之“慢”的意义，因为窗外的“子弹列车”时刻催逼着这个时代的人们必须集体上车（这是诗歌提供的又一个反差和对比）。真有谁能够例外吗？那个从容地削着桃木拐杖、长得像夸父的人真的存在吗？


韩庆成：快的宿命与慢的回归

快与慢，是我从这首诗中感受到的一种强烈对比。
这实际上也是上世纪60年代及以前出生的诗人们，难以释怀的一种比对。这些从以慢为特征的农耕时代走过来的人，在一切都仿佛是“疾驶而过”的“二十一世纪”，内心弥漫着茫然和幻灭：对“快”的不着边际导致的物欲冒进、生态破坏、环境灾难乃至精神迷失的茫然，对“快”背后的“傲慢和野心”的幻灭。具有荒诞意味的是，时下的“快”与远古神话中逐日的夸父居然有着宿命般的联系，这种对民族悲剧性的终极暗示，即是诗人内心幻灭的根源。因而，当夸父轰然倒下前决绝地对着太阳掷出的手杖在阳光下化成一片桃林之后，而今这个“长得像夸父的人”，已经不再“去追赶那火轮”了，他坐在窗前，要用整个下午的时间，把一截“桃树枝”逆向还原为手杖。不同的是，这根手杖不会再掷向太阳，而是将用于“周末的郊游”——从逐日之快变为休闲之慢。因此他的打磨是安安静静的，慢慢吞吞的——“由于他的慢，太阳也慢了下来/像一只好奇的灯笼飘进窗子里”，这两句安适而恬静的诗，营造了一个与逐日截然不同的和解、融洽的意境。
这个意境对照的是对“快”的宿命的反思和对“慢”的执着回归，诗中的主角此刻已心无旁骛，即使是疾驶而过的“子弹列车”，也没有影响“他继续削着那根手杖”。


杨小滨：点石成金的精神力量

这首诗自然让人联想起朦胧诗人江河在1980年代中期重写中国神话的组诗《太阳和他的反光》里的那首《追日》。如果说江河的《追日》基本上还是沿袭了原型故事的格局，那么宋琳的这首《长得像夸父的人》几乎是一种“逆向书写”。诗中的主人公只是“像”先人夸父而已，却并未拔腿去追赶夕阳，而是悠闲地“消磨下午的时光”：“做一根手杖”，为的是“周末的郊游”。他无意中在努力把从手杖变成的桃树枝重新变回手杖，或者说，回到更早的慢速生活——相对而言，夸父的追赶不过是源于一种“傲慢和野心”。诗中强调的是这古老手艺的特征是“削得很慢”，“小心翼翼”——这与“外面，子弹列车疾驶而过”的“二十一世纪”现代化生活节奏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奇妙的是，快追无法赶上的太阳受到了慢速生活的感染，反倒“也慢了下来”，甚至喜庆地飘进了窗户。通过对夸父神话的翻转式重写，宋琳表达了对悠闲生活与自在劳动的追求，这种生活与劳动以慢速为标志，相对于现代性所逼迫的快速。在读这首诗的时候，我还想起了臧棣的一句格言：“诗歌是一种慢”。也许，我们也可以说，诗意的生活是一种慢。


徐敬亚：为赋新诗强说慢

一首诗是怎么写出来的呢。
写诗的愿望往往产生于一个人瞬间的感动。突然涌出的事物、记忆，或个别强烈的日常经验的直觉呈现，可能成为“诗歌发生学”意义的原始冲动。一般来说，诗人写作时早已脱离了第一现场。他更多的是从头脑里的记忆与经验出发。那些“记忆与经验”被克罗奇称为“直觉品”，而且他认定“直觉即创造”，也就是说，只要直觉了，创作就已经完成了。克氏理论的美妙之处正在于此。他把一部分本应划归意识的功劳或工作，统统归给了直觉，即无限扩大了直觉的概念范畴，使它几乎囊括了创作的全过程。而我认为还不完全是那样，从意识深处浮现出来的记忆与经验，可能是有方向的，甚至存在一些模糊的色彩，但这时的“直觉品”还不是完整的诗意。它们往往只是一个孤零的点，或者一种朦胧感觉，诗人知道，它的里面有诗！——但这时候的诗，还没有到达语言。也就是说“诗到语言为止”这句话在这个时段是不成立。直到诗人用笔记下第一句话的时候，诗进入了语言。但马上，语言的意义就消失了。因为这时候的诗只是一个点，它还没有找到扩展、转换、生成的路径。这时候诗人再次堕入意识深渊，即再次回到直觉深处，然后再回到语言……这是一个多次轮回的由直觉→语言的反复过程。直到诗意完全呈现到诗人满意的程度。这时候他要最正式地进入与语言的战斗，或者说妥协、合作。他一个字一个字地重新阅读，从每个字词到回行，从节奏到语感……这时候就是一个诗人展现手艺活儿功力的时候了。
宋琳这首诗的模式与上述不同。这个“快慢”诗意的缘起，很可能是纯粹理性的产物。他写的，其实很简单，只是一个人坐在下午的时光中削一根手杖。这是一个很有诗意的场景。他可以写光，写手，写刀，写木头，写木屑的粉末儿在空气中飞舞……但他却执意把这小小劳作和一个著名远古神话扯到一起。应该说，宋琳写得很细，在快慢对比上他下足了功夫——他写三个快：飞出窗、追、飞毛腿——他写三个慢：消磨、小心翼翼、飘……这是一位手艺活儿很细的高手。但可惜“快与慢”这个带有强烈对比的诗意设定太理性。他竟然让一列“子弹列车疾驶而过”，这个画面完全冲破了削手杖这一真实场景，变成了超现实的戏剧冲突。最后诗人又画蛇添足地贴上了一个生硬的时间：在二十一世纪的某个黄昏。他不断把点题的因素加入进来，使这首诗越来越像一幅摆拍的摄影。
哈哈为赋新诗强说慢。只是可惜了那个好句子：由于他的慢，太阳也慢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