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区文学•刊中刊《读诗》
十面埋伏
总第12期/刊《特区文学》2018年增刊
毛子《那些配得上不说的事物》
徐 江：“说”与“不说”
世 宾：言犹未尽或世界在沉默之中
西 渡：言说不可退却
吴投文：当写作通向一条无穷的畏途
敬文东：词语的归宿是沉默
赵思运：“不可言说”的“元诗学”
向卫国：“物”是“诗”非
韩庆成：沉默的抗议
杨小滨：说与不说的辩证
徐敬亚：为什么有人不喜欢批评家的导读
那些配得上不说的事物（徐敬亚推荐）
■毛子
我说的是抽屉，不是保险柜
是河床，不是河流
是电报大楼，不是快递公司
是冰川，不是雪绒花
是逆时针，不是顺风车
是过期的邮戳，不是有效的公章……
可一旦说出，就减轻，就泄露
说，是多么轻佻的事啊
介于两难，我视写作为切割
我把说出的，重新放入
沉默之中
毛子简介：
60后，湖北宜都人。作品散见纸媒和微信平台。曾获首届扬子江诗刊年度诗人奖、闻一多诗歌奖等奖项。现居宜昌。
徐江：“说”与“不说”
陶渊明诗曰：“欲辩已忘言”，禅宗和尚则在公案里一再讲类似“说即不说，不说即说”的机灵话。两种说辞殊途，但都被后人改造成了表达纠结的方式。
《那些配得上不说的事物》，其实也表达了某种“说”与“不说”间的纠结。抽屉、河床、电报大楼、冰川、过期的邮戳……都是旧事物，消失的、消逝的、只在记忆中留存的事物，是过往；保险柜、河流、快递公司、顺风车、公章……分明都是“此在”和“现场”中的事物。作者一再申明自己要说的是过往、是流驶，而不是眼前的这些。至于“介于两难”“视写作为切割”，则更确认了这种纠结。
纠结为什么会有？作者没有交代。可能是有某种难言之隐，希望读者去猜、去意会。怀旧也好，怀念也罢，不管怎样，只要领会了标题的那种决绝，说不定就能猜上个八九不离十。这种决绝下的隐忍、婉约，似乎构成了本诗的支撑。过去有一些诗，甚至有一些古诗，也是这样写的。
但这种婉约现在遇到了接受学上的挑战。手机时代、流媒体时代、碎片化阅读的时代，究竟有多少读者会耐心地对着一首诗玩作者期待的解迷游戏呢？这是一个大问题。当一首诗踯躅于“说”和“不说”之间，相信绝大部分读者还是认为作者说了，因为“不说”也是一种“说”——一种没说明白的“说”。读者知道作者说了，但说了什么？人们还是不知道。于是，“遗忘”开始到来。不是考验，不是游戏，而是把作品展示柜的门——关上了。
世宾：言犹未尽或世界在沉默之中
世界在快速变动，又在快速消失，诗人想留住记忆，留住生命中曾经温暖和滋养他们的东西，甚至想留住那些他们以为会永恒的东西，但世界在快速消失。在消失和显现之间，还存在着什么？肯定是有的，但我们无法说出——“可一旦说出，就减轻，就泄露/说，是多么轻佻的事啊”，这就是说，被我们说出的事物——在说出的过程，使事物变轻了？实际上这种情况是由于语言的言不及物。“语言是世界的家”“上帝说有光就有了光”，这说明是语言开启了世界，没有语言，世界黑暗一片；没有语言，世界是不存在的。就如现在我们的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如果没有命名，没有语言抵达那里，那里就向我们关闭，我们甚至不知道它的存在；那些现在向我们显示的，又那么矛盾重重。世界的确存在，但语言又无法真正抵达它，我们的命名、描述、象征、比喻，都只是处于边缘或者表象的位置，并无法显现它的全部。这也是真正诗人的两难处境：对于世界，我们无可奈何。
然而诗歌的高贵之处，就在于诗意世界的不可抵达，而诗人借用语言在努力敞开。世界对于有限性的人类来讲，永远是封闭的；而诗人的职责就是不断地敞开那个世界。这也是人类存在之时，诗人就永远不死的原因。
说出是轻佻的，是的，说出是难的，“我把说出的，重新放入沉默之中”，只有沉默之中，才能保存全部的世界。这并不是说不能言说，而是提醒我们语言必须和世界建立联系，语言必须具有那个世界的属性，才能通向它；世界才能通过语言，向我们稍稍地透露些微光。
说句题外话，这些东西是那些所谓“口语诗人”无法懂的。
那些配得上不说的事物，都在沉默之中。
西渡：言说不可退却
维特根斯坦说：对不可言说之物，必须保持沉默。海子说：孤独不可言说。写作产生于说的愿望，“说”给予写作者言说、命名的快乐和骄傲。“说”、“命名”，即是与世界发生关联、对话、互动，“说”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我们和世界的关系。孔子说：多识于草木鸟兽之名。识得草木鸟兽之名为什么重要？。因为识得其名，便是与其发生了一种关系，从无关的、异己的他者，变成“我”的一部分，乃所以“广大其心，导达其仁”，而“俯仰之间，万物一体，鸢飞鱼跃，道无不在”（钱穆）。这个道不是别的，就是“万物一体”。
然而，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写作者实际上遭遇到的往往不是言说的快乐，而是言说的挫折。他发现言说并不能抵达事物，不仅不能抵达事物，甚至也不能抵达他自己。物自体不可认知、不可言说，“我心”也不可认知、不可言说。这一挫折足以让莎士比亚泄气。
这首诗试图触及这一主题，但思维和表达都不到位。首先，它深陷于一种二元的思维结构中，人为地把抽屉和保险柜、河流和河床、电报大楼和快递公司、冰川和雪绒花对立起来，一者可说，一者不可说。实际上，这种对立正是语言的诡计，是语言不能表达世界的原因。而诗人的反思似乎不及于此。其次，作者对言说的悲观只及言说的效果，并未触及言说本身之难，“可一旦说出，就减轻，就泄露/说，是多么轻佻的事啊”。对效果的期待可以是各种各样的，可以有功利的期待，可以有哲学的期待，也可以有诗的期待。言说效果不佳尚不足以构成对言说的否定。鲁迅说“我将开口，便感到空虚”，这才是警觉到言说之难。诗的标题，“那些配得上不说的事物”，似乎想要赋予沉默以价值。这是写作的自我解体。写作，诗人的写作，就是要在不可能中坚持言说。就是要在维特根斯坦保持沉默的地方，坚持言说的权利和意志。最后，“把说出的重新放入沉默”这种表达也略显轻佻。关键是说出了吗？如果还未说出，沉默还仍然是沉默；如果已经说出，则沉默已有言说之光环绕。最要紧的，言说是不可终止的，言说只要中断，沉默就退而复来。何须“重新放入沉默”，沉默一直窥视着。沉默实际上不可战胜。写作者的工作就像推石上山的西西福斯，不可一时退却，一时退却，巨石就要滚落，压扁写作者，连同他的世界。
吴投文：当写作通向一条无穷的畏途
毛子的诗有一个相当典型的特征，往往在高度的简洁中凝聚思想起爆的沸点，带给读者一种惊心的感觉或深深的触动。他是一个冷静的写作者，或者说，冷静是其诗中表现出来的思想内核。毛子的这首《那些配得上不说的事物》也是如此，在不动声色中说出生存的某种隐秘，又掩抑着一种触目惊心的悲凉。诗人举重若轻，把词语的烈度化解在平静的语调中，意象之间的关联没有现实依据，都漂浮在生存的表象之上，却映现出现实的荒诞和荒诞之中必有的逻辑。“我说的是抽屉，不是保险柜/是河床，不是河流”，似是而非，避实就虚，言此意彼，恍若雾里看花，其实是一种看似模糊实则异常精确的表达。诗中那些漂浮的词语和意象都有真实的出处，在一位诗人对世界的认识中，包含着新奇的想象和深刻的悖论。
说与不说，都是人生面临的苦境。有时，说出的事物恰恰显得多余，而未说出的事物，反而让人感到敬畏。写作也是如此，尤其对一位成熟的写作者来说，他需要小心护卫自己的沉默。在某种程度上，写作就是处理说与不说的关系。写作中需要得体的沉默。当写作达到一定的高度，就会通向一条无穷的畏途，恰如诗中所说，“我把说出的，重新放入/沉默之中”。这可能是写作者普遍的感受。写作者对于写作之甘苦，如同水中之鱼冷暖自知。
当然，此诗如果从哲学的层面来解读，可能包含着更丰富的意味。言意之辨是一个古老的哲学命题，现代诗歌仍未走出这一命题布下的迷阵。对诗人毛子来说，“视写作为切割”，大概是要在说与不说之间，道出写作的某种迷幻吧。
敬文东：词语的归宿是沉默
罗兰·巴特说：“我们判决，同时我们也是在命名，词语备有预设好的有罪名称，它完全顺理成章地在天平的梁杆上称出重量来。”人类通过对万物的命名自诩为世界的主宰，词语的秩序便是万物的秩序：人们说出某一事物的名字，就与这种事物建立了微妙的联系；人们试图理解和把握某一事物，势必先要给予它一个名称，“未命名的东西无法理解”（张隆溪语）。在一个具象而非抽象的世界，尤其是被大数据的网络紧紧包裹着的世界之中，词语充当着衡量事物的砝码，反复被提及的词语证明着某一事物的重要，比如论文的“关键词”、微博的“热搜词”等等。对于诗人毛子而言，他更关注那些被潮流淹没的事物，那些隐匿起人类的命名并配得上这般“待遇”的事物。毛子说出的那些“配得上不说”的意象凝滞在过去，虽然为了尽量避免“说”带来的减轻，他仅仅轻描淡写地提及了事物的名字，但与之对比的所谓“不是”的事物已经泄露了它们的特征——是淳朴时代敞开的抽屉而非戒心重重紧锁的保险柜；是经年泥沙积淀的河床而非转瞬即逝流动的河流；是陈年旧牍上“过期的邮戳”而非吸金合同上“有效的公章”……毛子终究未能详细地谈论那些“配得上不说的事物”，在说出那些词语的瞬间，他陷入两难之间，而最终，这些词语的归宿只能是沉默。事物的沉默既是诗的起点，也是它的终点，一如诗人秋水所说：“但我不会让喉咙随意发声/不会让汉字在纸上乱了分寸。”（《像雪一样》）。而和那些“值得一提”的事物相比，“配得上不说”的事物显然更具力量，因为，“说，是多么轻佻的事啊”。
赵思运：“不可言说”的“元诗学”
诗究竟是一种“言说”，还是一种“不可言说”，是一桩永远不能得出结论的公案。毛子的《那些配得上不说的事物》呈现了这一诗学表达的悖论，从而具有了诗学自述的“元诗”意味。
臧棣在1993年给戈麦的诗集《彗星》写的序里说道：“诗歌不是抗议，诗歌是放弃，是在彻底的不断的抛弃中保存最珍贵的东西。诗歌也不是颠覆和埋葬，诗歌是呈现和揭示，是人类的终极记忆。”在毛子看来，诗呈现的是古老的“抽屉”而不是现代的“保险股”；是古老的 “河床”而不是逝者如斯的今天的“河流”；是古代的“冰川”，不是今天的“雪绒花”；是“过期的邮戳”，不是“有效的公章”……他一边在“放弃”着现代的生存技术，一遍在“言说”着古老的生存秘密。但是，“言说”的真正是保存下来的“最珍贵的东西”么？诗的言说真能抵达“人类的终极记忆”么？“介于两难”的毛子是犹豫的。他“视写作为切割”，一方面抛弃非诗的东西，一方面选择诗的言说对象。但他立刻又意识到：他所言说的，并不是“在”，于是，他的诗最终选择了“沉默”。这个悖论正是“元语言”的悖论。
元语言有一个重要特点——非自反性。就像你伸出右手用力击打，却无法击中自己的右手，你伸出左手用力击打，也无法击中自己的左手一样。当我们在诗中言说自己如何言说时，其实也陷入了元诗学的自我指涉之悖论。这宿命一般的言说悖论，正是人所特有的古老的自我认识。
向卫国：“物”是“诗”非
佛说：不可说，不可说，一说就是错。
道家思想、禅宗智慧，以及西方现代哲学竟都同样关注到一个用语言无法言说的世界。如果强行加以言说，则必然意味着所说非所是。于是，有了对待诗歌的两种基本态度：一是尽可能地“保持沉默”（维特根斯坦），“诗人啊/沉默吧/那说不出来的/是绝对的美”（冰心《繁星》之六八）；二是强调诗歌存在的合法性就在于用特殊的方式“言说那不可言说的”（海德格尔等）。
哲学家们所说的“不可言说”的东西，不管叫“道”，叫“禅”，还是叫“存在”，都是指形而上的本体世界。对当代诗人而言，如果把一首诗所言说的那个“不可言说”的对象直接瞄准这个形上世界，那么这首诗还未写出已可判定失效，因为这个问题到了今时今日，几乎已经成为现代人的一个哲学常识。好在毛子这首诗中的“那些配得上不说的事物”，主要并不是哲学家的形上之物，恰恰相反，它们是那些仅仅作为自身存在的实在之物、形下之物。
毛子发现：诗歌，不仅面对形而上的抽象之物时会显得无力，当它面对那些普通的具体之物时，可能更加不知所措，比如，不是作为有象征功能的“保险柜”而存在的一只普通的“抽屉”、不是作为具有浪漫色彩的“河流”而存在的真实的“河床”，等等。“是……不是……”，在这个反复例举的句式中，“不是”所否定的正是那些充满传统的“诗意”和“美”、可以用“诗”的象征性语言轻而易举完满表达之物，“是”所肯定的是那些仅作为其自身而存在的、毫无诗意的真实之“物”。诗歌一旦面对这些“物”，反而一下子怔住了，完全丧失了言说的能力，即“两难”出现了：诗既要言说“物”，却又不能使之“减轻”和“泄露”，即不能将其诗化为“非物”；但诗如果不能“诗化”其言说之物，它又如何能称之为诗呢？
我以为，诗人在此从如何言说形下之“物”的角度，提出的是一个关于“诗是否可能”的形上之问：“物”是则必定“诗”非；但若任由“物”非，“诗”岂不成为世界的一种否定，从而反过来成为“诗”自身合法性的否证？
韩庆成：沉默的抗议
埋伏完这一期，风云变幻的2018年就算过去了。有人依依不舍，如徐先生，就想通过拖延的方式试图多过一个月。
突然想对本年度的六期埋伏做个小结。第一期《路》只能算半首好诗；第二期《鸽子》如果写于2018年7月13日以后，则是非常牛X的诗，但可惜写于2000年（解读时我未看时间）；第三期《夜行》是失效的写作；第四期《晨曲》、第五期《长得像夸父的人》都很一般，看了一遍就不想再看。
倒是今年这最后一首，值得多看几眼。作者用了一连串的词语对比，把这些“配得上不说”的事物和相对应的“配得上说”的事物一股脑都说了出来。但说出以后就后悔——“说，是多么轻佻的事啊”。为什么“轻佻”：1、“减轻”，2、“泄露”。什么减轻了？——“配得上不说”的事物：河床呀，冰川呀，似乎与自然环境有关，而且是很大的环境。但与具体的个人，似乎又关系不大，何况还有人不愿意你提这个……说了等于没说，说了反被压制，这就是“减轻”；什么泄露了？——“配得上说”的事物：保险柜、快递公司、顺风车、有效的公章。与前面的河床（干涸）、冰川（融化）这类虽大却“轻”的事物相比，保险柜、快递公司、顺风车、有效的公章才是与我们每个人密切相关的日常事物，虽小却大，一个公章可能会决定你的去留前程，一次顺风车也可能会要了你的命……这就是“泄露”，泄露了“保险柜”里的秘密。
作者因此陷于“说”还是“不说”的“两难”，于是，他决定选择第三种状态“写”，把“说出的”，“重新放入”“写”出的“沉默”——文字之中。
对现实的抗议有多种途径。不能公开“说”的时候，一如诗的标题所婉转表现的遇到“那些配得上不说的事物”的时候，作为诗人，将之化为诗中的文字，亦是一种良心选择。这种选择虽“沉默”，但我也分明能够听到声音。
杨小滨：说与不说的辩证
如何理解维特根斯坦的名言“对无法言说之物，应保持沉默”？这首诗提供了一个另类的角度。诗人心里“配得上不说的”指的是在时间上被覆盖（如“冰川”、“电报大楼”、“过期的邮戳”）或空间上被遮蔽（如“河床”）的那些事物。与之相对，“保险柜”、“快递公司”、“有效的公章”……代表了现代性符号的表层形象，是我们日常的现实生活。“逆时针”所代表的逆历史潮流而动也对抗着“顺风车”所代表的所谓顺应时代潮流的现实原则。那么，“无法言说”并不意味着我们没有能力言说，而是意味着我们不忍心说出，不应当说出的，是那些必须深藏在内心的事物；一旦说出，它们便失之“轻佻”，丢失了本雅明所谓的“光晕”。这种“光晕”，无疑也是臧棣提倡的“诗歌就是不祛魅”的“魅”（一种神秘的诱惑？）。不过，用一首诗来说出的有关“不说”的道理，一旦说出，是否也会陷于“轻佻”呢？我们又如何可能把一个心有戚戚焉的观念藏之深山？被“重新放入”“沉默”中的还会回到从未说出的状态吗？本诗留下了诸多值得继续深思的问题。
徐敬亚：为什么有人不喜欢批评家的导读
这首诗与众不同。它试图完成一个几乎无法完成的任务，并且大致成功 。
说与不说，说与非说，既是一个古老的问题，也是语言哲学最新的关注。语言与世界之间的精妙误差，语言与意识之间的迷离缝隙，是我们这些操弄文字者时刻面临而又终生相伴的困惑。对于这样一个“语言哲学”也难于一锤定音的复杂关系，毛子妄图用诗“轻佻”地表现它。
第一次读这首诗，看得并不细致，感到写得挺漂亮。感到如一束阳光射入云层，原来不明处忽然亮了。它刊载在《特区文学》2018年第1期“当代诗集评荐”栏目。毛子为他的诗集《我的乡愁与你们不同》选出的“代表作”，就是这首《那些配得上不说的事物》，可见作者对此诗的高看。
本次进入《十面埋伏》，我再次觉得这是一首很有阅读空间的诗。
然而当我非常细致地、反复无聊地进入这首诗内部时，我的阅读美感却多处受阻。开头6组12个名词意象，既缺少明显的差异，也不够柔和优美。在“是”与“不是”的简单判断中显得有些生硬。本诗的后两节（5行），是本诗的优美华彩。轻佻，是全诗最准、最美的两个字！而“减轻”与“泄露”二词则不够精确。“我视写作为切割”，这个意思我一下子就明白，但“切割”的词意过于锋利。同样，“我把说出的重新放入沉默之中”，这行诗的内部意思我也明白，但这又打乱了“言说→写作→沉默”这三者的逻辑关联。题目《那些配得上不说的事物》，从词语角度看着很舒服，但细究起来，与内文也略有相悖。
写到这里，我忽然感到我可能正在误入岐途——
诗人们会说：诗，不可以这样阅读。
第一你们批评家不能太文化，分析来分析去，说的全是哲学，全是文化阐释。你们只会判断诗人们写了什么，相当于语文老师总结“中心思想”，完全不管写得好与不好。第二，你们里面号称审美阅读的批评家，把每个字每个词一一揪出来，放到天平上一丝一毫秤量，那哪里是读诗，像审判。什么样的诗能经受如此挑剔。
嗳，有点道理。诗是时刻飞行着的东西。如同一位飘忽的美女身段，一眼望去心里尽美即可。万不可拿起放大镜在脸上细盯雀斑。
对，这首诗即属如此之美。大致看，它的确完成一个几乎无法完成的任务，大致成功，大致美。这个大致，就很了不起。它让我想起金华的嶙峋山洞，风可以进入，水可以流出，人若进入则必须仰面躺在小船上。 |
发表于 2019-1-30 1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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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1-30 19:38
发表于 2019-1-30 23: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