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作为“中国写作”的南方写作》
彭树/文
同一个母语系统里分裂出的不同风貌的地域写作,在汉语普通话推广势如破竹、经济重心从老东北工业基地一路平推到津京冀再到长三角和珠三角的今天,其合法性尤其可疑。在当下,如果真的存在一种地域写作,那就是“中国写作”。
被南方写作者们视而不见的两个诗学里程碑包括,一个是具有广泛现代性的现代主义写作时代,它被马原、格非、余华、残雪这波照着社科院出版的那套新文学大系的外译小说照猫画虎地乱写一统后,随即或同时传导到了诗歌(北岛食指黄翔等人的)、绘画、音乐及更广阔的人文艺术领域。另一个是紧随其后的、可被视为现代主义小有成就的基础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实质仍属现代主义大概念之下的后现代主义思潮时代。它首先发轫于哪门子艺术门类我没有去考察,但就诗歌领域而言,无论是下半身、他们、橡皮写作或是被全民所“厌恶”的垃圾派,都能从中看到它异化的身影——反讽、解构、建构、波普、后政治,不一而足。
也就是说,基于根性的民族语言——汉语的文学发展已经随同中华民族百年屈辱的清洗,成功地在小说甚至其它艺术领域抢滩登陆、找回了一丝丝能令民族主义高潮不迭的小尊严了。而诗歌,中国的诗歌,在2020年美国的女诗人露易丝·格丽克摘得诺奖桂冠、预示着人类书写命运已经趟过了二战和冷战的巨大伤痛、连写作范式都已经开启了从集体主义到个体叙事的巨大转向的今天,我们仍然或原地踏步固步自封远离大众远离人民群众,或不可一世独自高冷。
作为文化团体的南方写作,不应该成为逃避现实压力和集体写作焦虑的庇护所。中国的诗歌写作者应该都直面同一种写作压力,即好诗的压力——确切地讲,是当代汉语的好诗压力——像唐朝的大诗人写他们自己那个年代的那样好,但肯定不是唐朝那样的诗——这是复辟。亦即,诗歌的书写应能代表最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
作为地域写作概念的南方写作,提出者企图通过划江而治将中国诗歌的一以贯之的书写血脉——汉语写作——割裂开来,中国经济发展的两大片区,长三角和珠三角尽收囊中——其昭昭若揭的诗学“野心”必然遭受书写能力不足视野狭窄与现实生活的时代高速发展的双重打击。直到中国工业化历经发展一百多年后的今天,他们对轰鸣的机器和贯穿全国的高速公路视而不见,却还在低头呤弄所谓的湖山和烟雨。以及,莫名其妙的烟花柳巷的病态的情绪。
作为题材学民俗学的南方写作,过时的写作对象,高频重复的文化特征和文化标签,将或已经遭遇了信息化的全国性平推。人类文化学视角下的南方文化,在工业化信息化尚不波及的远古时代或者对抠着脚丫无所事事的猎奇大汉或有着月经初潮般苦闷的小家碧玉而言还值得反复咀嚼。但是,在信息高速流通和碎片化的今天,只能如祥林嫂子般不断重复所谓的家珍。
作为写作风格的南方写作,经年累月藏身于所谓的吴语写作或南方语言的舒适区内,既庸俗沉闷又不求上进。绕口的比喻、蜿蜒的长句、被频繁重复使用的过气意象、毫无创新的比喻和落魄封建文人的基于山水田园的审美情趣,不仅限制了当代诗歌或健朗或粗犷或柔情或狭义的风格多样化的可能性,还进一步阻碍了新诗歌技术的运用,让人忍不住要唾出胸中的一口老血。
事实上,在当下,新的诗歌传统早已建立,任何一个细分的诗歌写作门类,都有足够高度的现代汉语诗歌的本土典范。我们既不用再像孙文波王家新欧阳江河那样,开口一个拉金闭口一个艾米莉.狄金森,也不用像南方写作者们那样躲进小楼成一统。即便是被我上文中唾弃的古典情趣,也有柏桦、张枣这样珠玉在前。对南方写作者们而言,还有什么是值得你们坚守的呢?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栉风沐雨,砥砺歌行。南方写作者们应该直面现实,直指“中国写作”。
(2020.11于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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