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 刘珍妮
郭金牛在深圳漂了25年，居住在龙华新区城中村30平米的出租房里，他不说，没人知道他是个诗人。大多时候，他是社区流动人口和出租屋综管所的临时工。诗人郭金牛写了一首《纸上还乡》，357个汉字被翻译成捷克语、德语、英语、荷兰语，传至海外。
他将25年打工经历写成诗，结集出书，称“打工者不能被遗忘”；他仍为临时工，不冀望“文学改变命运”
郭金牛踩着一双白色球鞋，高出鞋口的黑袜腰显眼地裹着半条小腿，加上九分牛仔裤，1米6的身高被坠得更矮了。
在深圳漂了25年，居住在龙华新区城中村30平米的出租房里，他不说，没人知道他是个诗人。大多时候，他是社区流动人口和出租屋综管所的临时工。
“我就是那个写诗的农民工郭金牛。”网络论坛上的自我介绍，让两个身份一拍即合。
诗人郭金牛写了一首《纸上还乡》，357个汉字被翻译成捷克语、德语、英语、荷兰语，传至海外。
5年前，在网吧里敲下那首小诗时，郭金牛没想到后来的事——诗歌获奖，荷兰鹿特丹国际诗歌节主席巴斯给他颁奖，诗人杨炼在捷克国际书展上朗读他的诗。声名大噪，以往的作品结集成册，印成了铅字。
声名之外，当人们浪漫地以为文学能改变底层劳动者的命运时，他“朝九晚六”地打着那份临时工，综管办的文书工作才是他必须保住的饭碗。郭金牛吞下眼前那碗5块5的馄饨，吐出句“命运是个什么鬼？”
“写诗和我吃饭、喝水、撒尿一样，是种需要。”他是上世纪90年代深圳在改革开放的宏大叙事中的一个小人物，但他说他经历过，他要记录，记录了，要表达，“就这么简单。”
如同20年前，他血气方刚，帮女工友讨要工资，揍了霸道的段长。如今到了知天命的年纪，不过把拳头换成了诗。
“临时工”
在外省干活，得把乡音改成湖北普通话，多数时，别人说话，我沉默，只需使出吃奶的力气……这是我们的江湖，一间工棚，犹似瘦西篱，住着七个省。——《在外省干活》
7月31日早上8点45分，离上班打卡还差15分钟，郭金牛抬腿骑上一辆粗轮山地车。周一是每星期上班最忙的一天，有一堆流动人口登记的报表等着他汇总。
他那身淡蓝上衣、藏蓝裤子的工作服和警察的衣服很像，胸前也有一串号码，袖子上“网格管理”的字样让人好奇。在外面吃午饭，被人问是不是公务员，他扒拉了一口饭回应，“临时工。”
大约用了三年时间，郭金牛把自己从那个“知名诗人”的光环里抽离出来，回到他20多年的“打工仔”身份里，打卡上班，闲下来的时候继续写诗。
今年上半年，他写了6组诗，贴在他的博客和常去逛的诗歌论坛里，91个人阅读，6个人打赏了虚拟货币。
单位里一个小年轻说，“知道他是个诗人，电视台都来采访了。但没怎么看过他的诗。”说完，小年轻又忙起案头的工作。
郭金牛最风光的是2012年获奖之后那两年，他出国参加诗歌节，出席媒体、作协、文联、大学里的各种活动。
“刚开始被请来请去，见的都是文学圈子里的名人，当然高兴，人啰，谁还没点小虚荣。”可一回到单位的办公桌前，现实就朝他涌来。
参加活动，总得和单位请假。去年到天津领奖，一来一回花了一星期。郭金牛那个月工资卡上，因此少了1000块钱。3000多块的月工资少了1/3，这意味着房租的一半没了。
“我这个诗人也没那么了不起。”他心想，单位一个萝卜一个坑，你走了，别人就得顶上。临时工郭金牛担心，请假多了挨同事埋怨，惹领导讨厌。人家“君子之腹”不表现在脸上，但他的“小人之心”得心里有数，“写诗是爱好，上班是饭碗。”
再说，成名后的郭金牛在一些场面上也不自在。他不擅长记官职头衔，作协、文联的领导他认不全，不知道该和谁打招呼；赶上饭局，和这个人碰杯，和那个人没碰，他怕人家说他“出名了瞧不起人”，为此苦恼了好久，“干脆不参加，谁也不得罪。”
还是万众生活村让郭金牛感到最自在，这条1公里的小街是他住了10多年的城中村。小街上散布着卖菜摊、电扇嗡嗡的小饭馆和挂着霓虹灯的网吧，尘土飞扬。
下了班，回到30平米的小家里，吃完饭，郭金牛听两个孩子朗读课本。
有时候孩子读英文，他听不懂，但硬要他们读出来。孩子们作业里的数理化，早就超出这个上世纪80年代中专生的辅导范围，朗读就成了他关心孩子学习的方式。
要是老乡来了，郭金牛就请他们下馆子，“吃吃饭、吹牛牛、打打牌。”
闲下来，在老婆开的网吧里逛逛诗歌论坛，情绪上来就写诗；没什么可写的时候打游戏。53岁的他眼睛有点老花，手机游戏他不爱，有段时间，他痴迷网络游戏《传奇》，一玩一下午。
出名
少年，某个凌晨，从一楼数到十三楼，数完就到了楼顶……这是半年之中的第十三跳，之前，那十二个名字，微尘。——《纸上还乡》
妻子的网吧里有20多台机器，人不多，生意不景气，有一台电脑是郭金牛的专属。《纸上还乡》就是在网吧写的。
妻子不干涉他写诗，“他写诗和我无关，他的工资倒是和我有一点点关系。”老郭啧啧地说，“我老婆都像个诗人。”
2012年8月，在液晶屏上，郭金牛敲下了那357个字。那年深圳的天气和今年一样燥，太阳烤得地面发烫。大约是个午后，郭金牛花了10分钟把字敲完，诗的开头是一个从13楼跳下的少年。
他承认，他写的是富士康跳楼事件。那时距离“富士康的第十三跳”早就过去两年。他想不起来是什么触动了他，写的时候，只记得以前从网上看到的一张抓拍照片：两个正对的高楼，同时有两个人落下来，两个黑点定格在空中。
媒体用数字记录发生在富士康的跳楼事件，那张照片有个新名字——双人跳。
富士康的一处园区，离郭金牛居住的地方不到4公里。他总记得傍晚时分，跳楼事件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
“好像不是人命，就是一个个数字。”后来，郭金牛也不以为奇了，该吃吃该喝喝，只是那两个小黑点沉在心里，直到两年后突然爆发。
他在诗里写下，“纸上还乡的好兄弟，除了米，你的未婚妻，很少有人提及你在这栋楼的701，占过一个床位，吃过东莞米粉。”
2012年，郭金牛的作品被诗人杨炼注意。当年7月，北京文艺网正举办一个国际华文诗歌奖征投，郭金牛注册了账号，开始在论坛里写诗，给自己取名“冲动的钻石”。
首次发的诗组名为《虚构中的许》。“月亮离开了蒹葭，月亮离开了白露，月亮离开了湖北省，它走了一千多公里。唉，镜中的许白露，画中的许蒹葭，没有生下湖北人的后代。”
“有我最喜欢的颓废忧伤之美。”当看到杨炼评论的从消息通知里蹦出来时，郭金牛吃了一惊，这位旅居英国的诗人在他心里绝对算得上“顶级大师”。
剧情扶摇直上，在杨炼和诗评家秦晓宇的推荐下，《纸上还乡》参加了2013年第四十四届鹿特丹国际诗歌节。
“冲动的钻石”成了媒体报道中的打工诗人郭金牛，像一种符号被人们讨论。他不在乎这种标签，“你要写就写，我本来就是农民工，别人怎么定义，与我无关。”
“他的诗，读着疼”
张。一个四川女子，与我一起，一手拿着米粉，一手拿着工卡，在春天的减法中，奔跑。——《秋天的加法，春天的减法》
成名后，郭金牛老家湖北黄冈浠水县的文化部门请他回去参加活动，镇上一个干部不敢相信，当初在村里和人打架的小青年成了鹿特丹诗歌节上的诗人。
去鹿特丹，郭金牛比他的诗歌晚了两年。2015年6月，他受邀参加第46届鹿特丹国际诗歌节。那是一场文学盛会，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聂鲁达、帕斯都曾去过，北岛、杨炼也受邀参加过，“我居然也去了。”越想越神奇。
在阿姆斯特丹机场落地，给家里报平安的电话怎么都打不通，第一次出国的郭金牛不知道要开通国际漫游。
走在干净的鹿特丹大街上，人少，公交车上也只有五六个人。“那可是早上8点，在深圳正是工厂里的人乌泱乌泱进厂的时候。”
鹿特丹乌泱乌泱的人都涌到了诗歌节举办的剧院里。在台上，他用湖北普通话像小学生读课文一样，朗诵了他的《罗租村往事》和《木工部的性叙事》，大屏幕上跳出的英文和荷兰文翻译着他的诗，“我以为没什么人会来，结果场场爆满，这个国家的人真有意思。”
郭金牛的诗里有近乎白描的图景，书写时爱用数字。工地上的气温“比我的体温高3℃”；一碗素食东莞米粉刚够填饱一个湖北人的胃，“保持404大卡能量。”
他的诗里有在外省打工的“堂哥、伯父”和望断汉水的“母亲”，还有深圳打工仔们一读就知道的地方，宝安区、石岩镇、罗租村和通往工业区的662大巴车。
这些意象读起来就像发生在自己身上一样真实。杨炼说，读郭金牛的诗时，会看见一部纪录片的开头，《庞大的单数》就有一幅图像，“昏暗中，黑压压的人群，每个有个人形，却模模糊糊辨认不出面孔，就那么无边无际地站着（或活着）。”
郭海鸿是郭金牛老友，两人相识于1992年的深圳石岩镇。郭金牛在大光明电子厂打工，他在镇文化站办了一份墙报《打工屯》，每月一期，都是附近厂里工人的投稿，落款上写着×××厂×××线上的×××。文化站像荒芜的工业小镇上的一方绿洲，聚集了一批来此解渴的打工诗人。
郭金牛投来的稿子和其他工人不一样，“一看就是有些文学积淀的。”郭海鸿更喜欢他那时的诗，“一股单纯的乡愁迎面扑来。”
“他现在的诗也有还乡，但太冷、太硬，像个铁锤，打在人心上，读着疼。”郭海鸿说。
郭金牛解释，诗里内容不见得全是他本人，“那是我的工友，我的农民工兄弟，是一代人。”这些都真实地存在于他过往25年的深圳打工岁月中。
诗意的流浪
南宋以南，经罗租村，经街道，经卡点，经迷彩服，经查暂住证，经捉人——《罗租村往事》
如果把25年分成两段，郭金牛更愿意把前六年称作“流浪”。1992年，他自信地揣着绿色的中专证和红色的退伍证，从湖北辗转至广东。
一到广州站，迎接他的是一场驱赶。夜里没有通往深圳的大巴车，大批打工的男女滞留在车站，他们被赶到一处像广场一样的露天场所，“一个人收10块，随便找地方窝一晚，队伍排得老长。”
这场“不太顺利”的前奏延续在郭金牛前六年的生活里。
刚到深圳，工厂不招外面的人，“有岗位，早就被段长、经理、老板的熟人消化了。”
他摆过地摊，在建筑工地打过黑工，也进过工厂当过普工、仓管，“但所有的工作都不超过三个月。”
这和他的性格有关。他总看不惯那些打骂工人的拉长（一条工作线上的负责人）、工头，“随便找个茬就能炒掉一个工人，进工厂要押三个月的工资，期间要是被开除，一分钱拿不着。”
他为此和那些“掌权者”打了不少架。一次是为了一个被骂的女工，女孩20多岁，是他的老乡，拉长指着鼻子责骂她的零件装得不好。
整个车间里安静地只有流水线上的机器轰鸣声和拉长的叫骂声，没一个人敢吱声。他站起来朝拉长挥了一拳，得到结果是拿铺盖卷走人。
一个工人被开除意味着吃住都没了着落，他和失业的打工仔们混在街上，成了厂里人眼里的“打流客”。
摩托车一响，治安队来了。他们带走没有暂住证的人，没有暂住证的人被送进收容所。
郭金牛还记得一次“逃亡”。夜里，他和几十个打工仔往山上跑，治安队明晃晃的手电筒追在身后。他们终于躲进山上的一座空坟里，当过兵的他倒是不害怕，但身边工友脸上写满了恐惧。
郭金牛后来在他的诗集后记中写道，“没有经历过那个‘收容’的时代，很难理解暂住证和收容所这两个词背后隐藏着的巨大伤痛。”2003年，收容遣送制度因为一个名叫孙志刚的青年之死被废止。
郭海鸿和现在的90后打工者讲这些往事，年轻人的脸上常常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现在一个厂长招人，得求工人，一个工人能拉来人干活，每个人还奖励500。” 郭海鸿感慨着，时代真是进步了。
所幸，流浪的生活里还有文学。在部队当兵时读书的习惯，郭金牛保留了下来。没工作时，他读海子，读《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他那时就开始写诗，在工厂的宿舍里写，借住在工友的工棚里也写。只是随手写在纸上的小诗，读完就不知所踪了。
文学的存在，让郭金牛觉得，“那6年的流浪过得很诗意。”
“命运是个什么鬼”
City、Urban，我有多久没有走马饮江湖，环境缺木，资源缺水，生态缺兽，但，为什么我依然获得了，赞美——《杀湖曲》
认识郭金牛20多年，郭海鸿觉得这个耿直的老友没什么大改变，无非是头上多了三条抬头纹，“都老了。”
郭金牛获奖、出书的消息他都是从网上看来的，“他从没和我说过这些。”
不光老友，连老婆、老家里的亲戚、单位里的同事郭金牛都不主动说。
每次他从外面领了奖回来，孩子们就斜着眼睛看他，“瞧瞧，装大尾巴狼的爸爸又回来了。”他哈哈一乐，挺喜欢这种状态。
郭金牛的父母一直希望在外漂泊的儿子能有出息，还没等到有他出息，就先后成了村里的一抔黄土。
在他的诗里，他把自己称作“母亲的仇人”、“故乡的叛徒”、“写诗的骗子”。
他说，故乡、还乡始终是他要写的母题，漂泊在城市，这是他们这一代打工者的隐痛。
写诗并没有给郭金牛带来命运的改变。郭海鸿早期认识的一些打工文友中，不少人通过写作得奖，进了行政单位、作协、文联，他觉得郭金牛也有这个实力。
出名后，有文化公司找上门，郭金牛拒绝了，“都50多岁的人了，和年轻人拼饭吃？太累。”他不冀望“文学改变命运”，甚者觉得这句话就是个伪命题。
“命运是个什么鬼？”有人和他提起余秀华，他从不认为那个残疾诗人的命运被改变了，“出书赚钱就能改变命运？不过是天上掉馅饼一样的意外，砸在了一个人的头上，被人们解读出‘命运’二字。”说完，他吞下了眼前一碗5块5的馄饨。
他的获奖、他的诗集，在他眼里都是被馅饼砸中的意外。他靠诗歌得奖，先后获得了10多万的奖金，通通花在了生活的琐碎中。
两年内写的49首诗歌后来被结集成《纸上还乡》的诗集时，合同上并没有版税、稿费的条约。就算书卖得脱销了，也和他没关系。
郭金牛接受了这种意外，出书圆了他年轻时的文学梦，给了那些他流浪时随意写在纸上、后来丢弃的小诗们一个交待。
他也看淡这种意外。他的诗集从不送人，谁向他索要，他都怼回去，“自己买。”参赛需要寄送作品，他才买了百十本放在家，剩下的至今还堆在床下，“烂了也不送，觉得书好，有价值，就去买，我不送。”他在国外的书展上懂得了这个关于“尊严”的道理。
遇见杨炼后，他把写诗从年轻时用来把玩的爱好变成了一种书写和表达的责任。
杨炼给郭金牛的诗集作序时提到，郭金牛的农民工经历，很容易让他靠题材讨巧，仅仅“底层”一词，已经有了足够卖点。但什么是“底层”？谁代表“底层”？“对于他，‘底层’不是商标，而是思想。谁能钻透自身的处境，触及存在之根，谁就能构建一个‘底层’。”
如今到了知天命的年纪，他开始思考“构建这个底层”，诗歌成了他记录的方式，“我经历了90年代在深圳的打工生活，如果我作为经历者都不写，谁来写？打工者不能被遗忘，他们不是工业的数字，是埋在城市底下的血肉啊。”
最近，郭金牛开始写一部小说，已经完成了10万字，写的还是城市里打工的人，“距离写完还很远，可能写到死。”他不肯透露更多的进展，也不在意是否能发表。
在他经常逛的一个文学论坛里，他在个人主页上留着这样一句签名，“人类，可以在文学那高贵地出走。”
采写/新京报记者 刘珍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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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12-7 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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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12-7 16: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