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夜点亮诗的灯！
各位诗人、新闻媒体的朋友，各位来宾、同学们：
正值同济大学艺术节期间，举行《同济诗选》的首发式，可谓是珠联璧合。同济的诗歌星空，同样群星闪耀（我在诗刊社举办的青春诗会、同济大学专场上已做了阐述，不再赘述）！《同济诗选》的出版，作为同济大学生诗社的指导老师，了却了我多年的愿望，同济诗社秉承同济精神，高蹈诗歌精华，高扬青春风采，高举理想目标，高歌开拓奋进，谱写着建设研究型综合性一流大学的交响乐，一曲华彩乐章。在此，我特别要感谢现任诗社社长的陈忠村博士、前任社长茱萸博士，感谢既是企业家、又是诗人的徐云龙先生的鼎力支持！
同济诗社的成长同中国新诗一样历经风雨，无论遭遇多少曲折坎坷、多少流派纷争，却不改一江春水向东流。中国新诗发端，以胡适的《尝试集》为标志，作为一种大胆地尝试，难免简单、稚嫩的形态，甚至还带着孩子蹒跚的步履，然而却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其意义是革命性的。因为白话体新诗，打破了文言诗的种种禁锢，由此引起了一场文学革命。新诗流变、发展至今，更加关注从形式变化到内容挖掘的探索性；注重语言魅力和形式感，同时具有深邃的思想，更成为文学艺术的新锐；还要经得起读者鉴赏中理性和感性交融的审视。“宁静的地平线/分开生者和死者的行列/我只能选择天空/决不跪在地上/以显示刽子手们的高大/好阻挡自由的风//从星星的弹孔中/将流出血红的黎明”（《宣告》北岛），这样的诗歌正是时代的呐喊！卡伦说：“自由是一种精神，而精神是不能被驯服且拒绝为他物所驱使的；它曾经使艺术始终朝着生命之亘古荒原的边界进发”，并作为探索生命的激情和行动的拓荒者而生存下来。“你看到阳光中的那棵向日葵了吗/你看它，它没有低下头/而是在把头转向身后/它把头转了过去/就好像是为了一口咬断/那套在它脖子上的/那牵在太阳手中的绳索”（《阳光中的向日葵》芒克），正是“自由是艺术的根基”的形象展现。
天上星星形成各种图案， 称谓“天文”，我们用的各种器皿印上不同的花卉，叫做“花纹”，还有我们手上的掌纹，都呈现出千人千面、万花万象,宇宙拒绝雷同，无需统一意志。“如果大地的每个角落都充满了光明/谁还需要星星，谁还会/在夜里凝望/寻找遥远的安慰/谁不愿意/每天/都是一首诗/每个字都是一颗星……”（《星星变奏曲》江河）。时间开始了，这是胡风的一个诗题。曾经面对无休止的“改造”、“批判”，文学和诗歌百花凋零， “我在广大的田野上行走，我沿着心灵的足迹寻找，那一切丢失的，我都在认真思考。”（《中国，我的钥匙丢了》梁小斌），艾青复出后第一本诗集《归来的歌》，概括了整整一代中国诗人的命运：一条活生生的鱼变成了化石，一棵树被奇异的风吹到悬崖边，擦干身上的血泪和污秽……，文坛在阵痛中孕育新的诞生。“它弯曲的身体/留下风的形状/它似乎即将倾跌进深谷里/却又像是要展翅飞翔……”（《悬崖边的树》曾卓），一个以群体意志为主导的“集体抒情”已经烟消云散，以人性受到尊重的个体性诗歌实践如火如荼地展开，自由开放求新的创作姿态，构成了当下诗歌的新景观。30年代关于大众化的讨论，40年代民族化的讨论，50年代关于向民歌学习的讨论。朦胧诗提供给中国社会的巨大冲击，对于时代的反省精神，有着异常尖锐的批判，成为中国诗歌不灭的记忆。这样的讨论甚至争论延续至今，这是文化使然，文化最根本的特点：一是民族性，从每一个新生命吮吸母亲的乳汁开始，就已吸到了自己的身体里去了；二是时代性，要求我们必须不停地更新自己的观念，改变自己的创作习惯，去适应变化着的时代。
中国新诗百年一直受到外国诗歌的影响，对新诗诗体生成影响最大的两个诗派——意象派诗歌和浪漫主义诗歌，意象派诗歌运动是西方最大的自由诗运动，在内容及文体的世俗化、自由化上，推动了中国的自由诗革命。而新诗诗人认为诗体的大解放，是浪漫主义诗歌运动的最显著特点。新诗草创期，很多优秀诗人和诗论家不仅懂外语，还留学国外，特别是胡适、闻一多、徐志摩、李金发、梁秋实等，他们接受的新诗教育都在国外。其实，中外很多诗体的形体限制都经历了由松到紧，再由严到宽的演变过程。诗体法则与诗体自由之间、定型诗体与准定型诗体之间的和解在唐代以后最为明显。唐代是汉诗的定型诗体建设的高峰时期，将定型诗体推向极致；物极必反，不但非定型诗体没有退出，冲破“诗体独裁”的“杂体诗”也很兴盛。诗体的定型与多元造就了唐诗的繁荣。诗体的自由化不仅源于人喜新厌旧的天性，以及人的破坏欲产生的创作自由，还受到语言的保守性导致的语言革命影响。“把世界装进陶罐里/抱着它，纵身跃进波涛里……//请你回答，请你回答/两千五百年，盼一句好诗”（《过汨罗江怀屈原》李瑛），从某种意义上说，诗歌就是在不断地建构和解构中演变发展的，古人云：“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仅得其下”。“换一群鸟，换一个鸟巢。换一群鸟，换一支曲子。换一群鸟，换一片天空”（《鸟与天空》（郁葱）），就像海子发出的感叹：“当我痛苦地站在你的面前/你不能说我一无所有/你不能说我两手空空”（《答复》），当代诗人应该不断地去点灯，照亮前行的路：“点灯。当我用手去阻挡北风/当我站到了峡谷之间/我想他们会向我围拢/会来看我灯一样的/语言”（《点灯》陈东东），灯一样的诗句，就像玻璃种的翡翠，其形其质妙不可言。黑格尔在《小逻辑》中认为艺术品无形式就不是艺术品：“一件艺术品，如果缺乏正当的形式，正因为这样，它就不能算是正当的或真正的艺术品。”
诗歌原是心灵的飞翔，诗歌的自由没有边界。“望远镜中扩大数十倍的乡愁/乱如风中的散发/当距离调整到令人心跳的程度/一座远山飞来/把我撞成了/严重的内伤”（《边界望乡》洛夫），这样的一次次心跳，这种一次次的撞击，才让诗歌有了一次次的全新感受，这就是艺术上的最高境界——陌生化的效果。诗歌如同文人追求“独善其身”和“兼济天下”，一是利于国人的教化，二是利于自己的生活。“人皆可以为尧舜”，关键取决于你是否加强人文修养，每个人又都有恶性，一旦自任放纵，可能沦为魔鬼，列夫•托尔斯泰指出：“所有的人，正像我一样，都是黑白相间的花斑马——好坏相间，亦好亦坏” ，柏拉图曾向人们提出：“什么是美，请你想一想”（《柏拉图文艺对话集》，即使今天的读者大众，抑或诗人艺术家，也要静下心来好好地想一想。
黎巴嫩诗人纪伯伦说：“我们已经走得太远，以至于忘记了为什么而出发” 。最后，用海子的话对今天的诗人说：“你必须热爱人类的秘密，在神圣的黑夜中走遍大地，热爱人类的痛苦和幸福，忍受那些必须忍受的，歌唱那些应该歌唱的”。
《同济诗选》（上海文艺出版社）首发式上的讲话
博客：http://blog.sina.com.cn/u/1246222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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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1-13 0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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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1-22 2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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