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前一段时间，作家王安忆针对当前中国小说缺乏故事缺乏想象力提出批评。写小说的人需要想象，看小说的人需要想象，编小说的人也需要想象。您对当代中国的文学创作有什么意见？最需要的是什么？最缺乏的是什么？
莫言：这很难回答。实事求是地评价，从上世纪80年代起，中国的文学逐步回到文学的本位，过去很多不属于文学的东西被带到文学里，现在大家都慢慢认识到什么是真正的文学，像大浪淘沙一样一步步过来，80年代很多红得发紫的作品，现在已经无人关注，作者自己回头看，也会觉得自己浅薄幼稚。
改革开放初期的作品具有很强的社会性，希望作品能成为拨乱反正的工具，能够提出时代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后来大家渐渐认识到，这些恐怕不是文学要承担的责任。
我的观点大概是在唱反调，不合时宜。前不久有人提出，中国作家缺乏思想，我认为不是缺乏思想，而是思想太多了。
很多作家经常把自己错以为是国家领导人、救世主，肩负着改变社会的历史责任。而且经常在作品中灌注那些所谓的伟大思想，结果就是思想伤害了艺术。
我始终认为好的小说是作家无意识中完成的，也就是说，当一个作家高举着思想的大旗，发誓要写出一部伟大作品时，那基本上是在发疯，伟大作品、有思想的小说，从来不是这样的人用这样的方式写出来的。
我们现在评价那些伟大作品的思想性，作家写作时未必意识得到。
另一个人可能看到了男女爱情，道学家和流氓看到的又不同。也有人看到了资本主义萌芽时的思想，看到了封建主义的必然灭亡。这些是曹雪芹写《红楼梦》时想到的吗？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的最初动机是什么，谁也不知道，但肯定不是我们后来所想到的这些所谓的思想。
文学的魅力所在，它所以能吸引一代代读者，就在于它能被误读。文学的魅力就在于它能够不断地被误读。对作家而言，如果想得太多，思想大于形象，就犯了可怕的毛病。
好的作品是形象大于思想，唯如此，作品才能超越时间、地域、阶级的限制，才可以走向世界。
一部作品能吸引读者，能变成世界的文学，它没有那么多限制，它是从人物出发的，从感觉出发的，它描述的是人类最基本的——不论是白种人黄种人，美国人还是日本人——都能理解的共同感情。
像托尔斯泰的作品，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流传了几百年，每个时代都在读，每个时代都在解释。它把生活当中最本质的东西描述出来了，把人身上最本质的东西表现出来了。
所以我讲，作家最好没有思想，思想越多越写不好。这一观点经常被人批评，被很多人嘲笑。我实际上也是一种拨乱反正，一种过正的矫枉。
我觉得现实情况是，浅薄的思想太多了，深邃的思想太少了；装模作样的思想太多了，实实在在的思想太少了；虚伪的思想太多了，诚实的思想太少了。
你不能从思想出发来写小说，你得从人出发来写小说；你不应该从理性出发来写小说，而应该从感性出发来写小说。
这又带出我的另一个谬论，即：作家理性思维能力越强大，其小说越缺乏感染力。当然，我如果完全没有思想没有逻辑，那我该进精神病院了。
我意识到一些东西，但我不应该采取直露的方式来表现。我对很多事情想不明白，但我不能说没有想明白的东西就不能写，如果我对这种生活现象了如指掌，我就可以从感觉出发来写，从人物出发来写。
有切肤之痛、切齿之恨、丢魂落魄之爱，或者有看破红尘之凄凉，管它有没有思想，都可以放手写来。我觉得这是文学创作所应遵循的一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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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12-29 0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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