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2008重要诗歌 事件、诗群、流派扫描 ◆西 域

严家威

1995-2008重要诗歌

事件、诗群、流派扫描

◆西 域

法国哲学家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

对日常生活的“思”，是一个人不同于另一个人的生活的标志。

对时代与生存的意义的“思”，是一个诗人区别于一个非诗人的存在的标准。

当我开始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突然明白了笛卡尔这个17世纪以数学来思考哲学，又用哲学来解释数学的强人。也明白了陈超先生为什么要把自己关于诗歌现状的一篇文章取名为“傻问题”。的确，在今天再去回望诗歌这数十年来已经过去了的路是有些“傻”，但作为一个对诗歌抱有幻想的人，必须再去“傻”一次。因为在一个真正的诗人那里，他必须对诗歌负责，同时也即是对我们需要去承受的内心负责。诗歌本身是无辜的，是贞洁的和纯正的，是另一些不洁的和怀有企图的我们，给诗歌缝上了花边，涂上了口红，加上了各种各样的伪饰，打扮成一个妖娆的伪美的妇人。而在少数真正的优秀诗人那里，他不得不与自己的时代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平行关系，而对纷乱、冗杂的文学环境保留足够的清醒，以及，敏锐的视界——观察与思考。

本文试图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来观照、辨认和叙述地二十年来有关于诗歌内部（主要是民间诗歌）发生的种种或高亢或低沉或纯正或嘈杂的真实的表演的诗歌声音和行为。

（一）网络诗歌与口语写作

网络诗歌兴起于上个世纪90年代中叶，自1993年一个叫诗阳(原名吴阳)的诗歌写作者开始通过电子邮件发表诗歌以来，至今各类诗歌网站、论坛，诗歌网刊已逾越千种，注册的人数已逾百万，一时间网络诗歌风起云涌，人声鼎沸。我个人对网络诗歌并无恶感，事实上，我对这个怪物的特殊能力充满了惊畏，它拓展了阅读的宽度，在一定程度上，使发表不再是一件难事。但是网络之痛也是显而易见的。它就像一个性格急躁的巨人，缺乏耐心与超强的刷新速度，可以轻而易举的把优秀的作品和纯正的声音像风卷落叶一样淹没在网络的大海里。它沙泥俱下，鱼目混珠，它使写作中严肃的文学性和艺术的标准不再构成文学的最基本特征和主要素质。而在很大程度上事实成为城市白领与文学小资们的情感挫折倾诉与缺乏实际生命感悟的无病呻吟。而构成一种大众式的一次性文化快餐。诚如米兰·昆德拉所言：“文化正在死去，死于过剩的生产中，文字的浩瀚堆积中，数量的疯狂增长中……”。另一方面，它加速了伪诗歌的泛滥，即不得要领的口语化写作。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写道：“造成网络诗歌写作良莠不齐的事实现状，除了一种‘新文明的局限’外，还与90年代末期“口语写作”的出场有直接关系。”虽然现在看来，不免有武断的嫌疑，但没有经过艺术加工来矫正过的口语确是引起伪诗歌伪口语泛滥的主要原因。表面上的口语写作因它使用一整套平面化、日常性的市井语言乃至俚语，事实上降低了书写的难度，而减弱了诗歌写作中使用象征、隐喻、联想、变形、歧义、通感以及必要的限速一系列的写作技巧，而解除了诗语言美丽的伪装，不加修饰的照搬“日常性”用语，使诗歌越来越走向轻易，走向平庸，走向浅薄，也走向大众化。表面上诗歌呈现出一派貌似繁荣的景象，而真正的诗歌写作者则隐藏得更深，他只出现在文本的背后，而不是在吵闹着的口水之争中。在网络诗歌的书写中，我们疏于看到诗歌艺术的真正主题，即那种对生存的持续的思考，灵魂的永远的拷问。对人性的剖析与价值的追问已不再显得重要，拒绝苦难的同时也拒绝了深刻。诗人更多的追求的是个人的声名的曝光频率，诗歌帖子的点击率，考虑的是写作上的一种小资情调。谁要再去生命生存，他就会立马在众人的围观中变成迷失在大街上的一只黑猩猩。

而诗歌网刊的狂飙突进与诗歌论坛的风起云涌，在呈现着诗歌文本和诗人的声音的同时，也因为主办者的各种沽名钓誉的名利考量和趋利避害的心理关联，而拉帮结派，占山为王，形成一个个畸形的虚幻的利益性的“小圈子”。又在很大程度上分解了诗歌队伍，扰乱和损害了真正的诗歌研习者的视线和他们原本单纯的文学之心，使诗人越来越“江湖化”、“圈子化”。结果是：一方面是虚幻地繁荣了诗歌的传播；一方面是引导了群体性急功近利偷奸取巧的写作心态的形成。这里，既有对“文化强势心态”的符合，也有利己主义的考量。

但抛开网络诗歌的浮躁和鱼目混珠的现状，从技术与时代的高度而言，网络诗歌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诗歌空间和交流模式；而这种变化是革命性的，它使全民诗歌变得可能，虽然“全民诗歌”是一种极具讽刺和绝对可疑的概念。但它打破了诗歌话语权长期的垄断地位及独裁统治和对民间诗歌的蔑视，使诗歌更为亲民，使交流更为通畅，在传播垃圾的同时也传播了少数优秀的诗歌，并在一个更大的空间里扩展了作品的宽度，提高了诗歌的社会文化地位和在文学人群中的影响力度。

（二）“年代”诗人的出场

以新时期“朦胧诗歌”和“第三代诗人”为标志的先锋诗歌的出场是现代诗歌划时代革命意义上的事件。它全新的语言形式，从神回归到个人的本位探索，为中国文学的当代变革和艺术的空间呈现了典范作用和生长性的精神维度。“它为汉语诗歌写作的重建，第一次提供了直觉的艺术历史，使诗歌获得了实现自身、同时也融入了整个时代的可能（石光华语）”；它以开创性、引导性的气度直接导出了后来一系列诗歌“年代”的出场和诗歌流派的纷呈；它把中国的一部分人群，主要是知识分子首先从群体无自主意识中拯救了出来，恢复了个人的思想尊严和自主意识，而使艺术更接近艺术的本真，使人更靠拢人的真实。它经过最初的嬗变、渗透和时间的磨砺与检验，逐渐形成开阔、高迈、厚实的诗歌写作方向。使少数优秀的诗人，如北岛、杨炼、舒婷、欧阳江河、西川、王家新、肖开愚、于坚、柏桦、周伦佑、张曙光等人和他们的作品日益深厚和成熟，并呈现出超越民族意识的本位界限而更接近人的本体自觉与共性的开放性的国际化倾向。

而在当代，先锋诗歌对艺术的开创性诠释和对诗人的行为的典范性引导持续到现在，直接形成了现代诗歌的开放与创新的历史场景；具体到行为上那就是：以十年为一个分水岭，一代又一代诗人以赶火车的速度，争先恐后、前仆后继的从四面八方赶来，在诗歌史的这一个十年为一节的车舱里的抢占座位。而迟到和没有挤上车的诗人注定只能跟在火车后面追赶或步行着。

70后

70后的概念最早出现于1996年，南京一位叫陈卫的作家创办了一份叫《黑蓝》的民刊，打出了“70 后——1970以后出生的中国写作人聚集地”的旗号，并刊发了一批出生于70年以后的写作者的作品。1999年西安的一份民间诗报则直接命名为《70年代》。同时期在深圳打工的诗人安石榴等人创办了《外遇》诗报，推出“70后诗歌版图”。 但均没有引起实质的影响。“70后”真正地产生影响并被诗坛广泛认可则是始于出生于71年而于99年开始办民刊的广州诗人黄礼孩，他于2000年及2001年自费编辑出版的两期民刊《诗歌与人》，共刊出147人的“中国70年代出生的诗人诗歌展”专号，以及后来出版的《诗文本》，将“70后”这一诗歌群体隆重的推向了诗坛的前台，使一向感觉滞后的官方文学刊物也开始关注这一现象。从2002年开始，由老牌诗歌杂志《诗神》改刊的《诗选刊》定期在每年度的第10期上刊出“70后”以及“80后”（容后再述）诗歌群体作品。由此，“70后”诗人作为一种新生力量和文学现象开始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庙堂前登堂入室；他们的名字频频成为各种文学刊物的新宠。70后的代表诗人主要有朵渔、沈浩波、 尹丽川、盛兴、黄礼孩、孙磊、宇向、巫昂、李红旗、胡续冬、轩辕轼轲 、蒋浩、江非、马非、竖、谢湘南、曾蒙、刘川、李郁葱、阿翔、梦亦非、安石榴、王艾、燕窝、墓草、曾蒙、刘泽球、吕叶、符马活、廖伟棠、欧亚、吕约、康城、姜涛、刘春等等。

斯大林有一句话：没有理论指导的行动都是盲动。这句饱含阶级斗争的元素与暗语的话，在使用到诗歌流派的梳理上却恰如其分。纵观“70后”的写作体系，可以发现这一群体没有一个相对完整的理论系统和明确的整体性的写作目标与抱负，所以从诗歌史的高度来观照这一现象与行为，他们并不构成一个完整的和具有启迪影响与开发意义的诗歌流派，而只能是一个整合了相同时代背景与写作经历的诗歌群体；而这一群体随着所谓“80后”的更为新锐的后来者的冲击，又显示出了疲倦和沉寂的态势。

70后的诗人是承上启下的一代，这一现实语境的构成来源于他们在接受启蒙教育时所处的时代背景。在这一个伴随着经济的变革而需要重新构成或者说恢复我们固有的价值观的大的历史语境下，70后诗人一方面要清理传统诗学与价值在他们思想中所积存的腐渍，另一方面要承接第三代诗人事实上建立起来的写作体系与传统。而相比于“80后”，由于他们不承载“70后”所承载的这一个链，他们的思维更加开放，他们的思想更加自由，而他们的根基也更加不牢靠（以下在述）；因此，70后的写作还不能更彻底，还有些瞻前顾后，畏手畏脚。70后写作文本也在承接着第三代诗人写作语境中常见的日常性主题，较之于第三代诗人那种“他们强调诗歌语言对现实的隐喻性和反讽性的处理，重视意象与现实生活的曲折、复杂的对应，力求使诗歌产生更丰富的歧义、多义或隐喻与转喻意味。”（荣光启语）的日常性，70后的“日常性”恢复了生活场景的原貌，它拒接或删除了夸张的抒情和宏大的叙事，而更关注于琐碎的生活经验与身体力行的体验。它使写作者即是在场者与参与者而类似于这一时期文坛上出现的“新写实小说”。这一写作背景从以沈浩波为首的“下半身”一伙诗人的作品（而不是现象）中可直接反映出来。必须指出由消费时代而派生出来的这种整体上相似的写作，随着时间的沉淀与写作的积攒，而慢慢地构成了一种新的传统传递给下一代人，直接导出了“80后诗群”登场前的精神参照体系。“地域诗歌”首创人诗人发星在其《“七十年代诗歌群体”局部发言》一文中对70后诗歌有精准的批评，摘录部分如下：

“70后年代出生诗人群体既消失了朦胧诗时代北岛们的强烈政治意识、史诗方向、厚度与博大感。也消失了“第三代”诗人们生硬借鉴外国诗歌技巧、手法的大量模拟式写作。而是把目光收近，抒写“我”这个生活中熟悉的角度，以及对社会的后现代拼贴等。由于70年代在其思想、成熟生长期中，经历了中国的许多政治、经济事件，所以在抒写方式上他们有太多的话要说、要倾述，他们不像北岛们站在一个阶级立场去与另一个阶级作战，亦不像“第三代”们拉帮结派、勾心斗角，而是很实际的一边打工，一边用诗歌这种精神方式排解生活的重压，理清思想的病菌，巩固自己生存精神的质量。”“70后诗人让我们看到了实际生活中的东西，而不是虚伪，自吹自擂的假大空。所以要求70年代出生的诗人们肩上再承受厚重与大气、民族史诗方向是不可能的。他们的生活经历和坏境没有这方面的优势。他们只能奉献一种他们自己的诗歌，只能如此，只有如此。”

虽然70后一代诗人在理论体系上缺乏建设性与整体写作抱负，但他们大体相似又各自分散的具体写作又为诗坛提供了足以写入文学史的文本。他们中的一些诗人也以可靠的诗歌质地而呈现出优秀诗人的品质。如朵渔，他的一系列短诗如《暗街》、《雨加雪的南方》等，在呈现事物的原貌之中，恰到好处的加入了若即若离的主观沉思，而使作品散发出似是而非的哲学味道；沈浩波，剔除他饱含争议的诗歌题材与商业行为，它的众多的语言与精神双重狂欢的诗歌叙事，在解构貌似严肃的价值和权威话语的同时，也以隐秘、暧昧的修辞方式，使作品产生了更为丰富的歧义、隐喻与转喻意味。如《一把好乳》、《你妈贵姓》、《饮酒诗》等；尹丽川与巫昂有一些相似，但后者要稍弱一些，都善于从生活的日常中提出女人特有的快人一步的心理体验来进行道德与价值的解构与拷问；阿翔，这个从民间一步一步走上来的诗人，诗人赵卡的描述可能更为准确和精彩：“聋是阿翔的身体缺陷，耳朵对阿翔来说只具象征意义，有时甚至是个仪式，阿翔的耳朵是反对听和反对声音的，阿翔的听来自于想象和替代，用具体的声音来替代听，而不是听声音。所以，‘死在声音里’的不是阿翔，‘死在声音里’的是聋，这才是阿翔与众不同的身体经验。20多年来，阿翔专注于疾病缺陷所带来的意外文本效果，就是反对声音的独特体验”。

在除了朵渔、沈浩波、 尹丽川、阿翔、黄礼孩、孙磊、胡续冬、蒋浩、李郁葱等人之外，70后诗人中，还有值得期待的面孔尚有盛兴、马非、梦亦非、竖等人。

中间代

之所以把中间代放在70后的后面，是他们作为一个整体亮相于诗坛以及这一概念的建立都要晚于70后。但这并不妨碍他们的写作与个人的出生年代早于70后。

按“中间代”的创始人安琪的观点：“中间代” 是指出生20世纪60年代与70年代之间，没有参加“第三代”诗歌运动的诗人。但事实上，中间代中的很多诗人在这个代际口号提出之前，他们本身的诗人声名便已确立。如臧棣、哑石、伊沙、马永波、西渡、树才、余怒、叶辉、赵丽华、安琪等人。中间代是由安琪一手缔成，加上黄礼孩的大力帮助，“已经从原来的悬置状态突入到当下诗坛的中心地带”（文学博士吴投文语）。

2001年在安琪与黄礼孩的共同努力下，出版了《诗歌与人：中国大陆中间代诗人诗选》一书，收录了出生于60年代的50位诗人的作品。并以此为标志，吹响了中间代诗人进攻诗坛的号角。此后，又于2004年由中间代诗人远村出资，安琪、黄礼孩、远村编选出版了《中间代诗全集》，再收录82位中间代诗人2200首诗歌。此书的出版，在一定程度上巩固和加深了中间代在诗坛的地位和影响。我个人对中间代印象最深和读到得最精彩的关于中间代的文字，则是70后最具实力的诗歌评论家梦亦非在《对〈中间代诗全集〉的个案点评》一文中，对这82位诗人及其写作逐一进行了比较客观的点评。可惜这篇由《独立·零点》第12卷发表的文章没有广泛的传播而被更多的人群读到。到了2006年，中间代诗人兼电视剧导演老巢（杨义巢）独资主办的《诗歌月刊·下半月刊》第5—6期合刊刊出“中间代诗人21家”。计有安琪、陈先发、侯马、徐江、伊沙、余怒、远村、潘维、祁国、树才、蓝蓝、周瓒、叶匡政、臧棣、桑克、黄梵、老巢、王明韵、赵丽华、赵思远、朱朱，于此次集结后，又在其后的几期刊物上刊发了一系列有关中间代的理论批评和评论。由此再一次将中间代推到读者大众的面前，力图重新打醒壅塞而又嘈杂的诗坛的记忆。按刊物主办人老巢的说法，是“在中间代概念提出6年后的今天，做一期足以代表这一代人优秀文本的汇集很有必要”。相比于纯官方刊物，这一次的集结，应该说已经堪称经典，但由于民刊先天的致命之痛，“对二十一家诗人的选择似乎是出于某种妥协的结果，艺术水准并不均衡（吴投文语）”在我看来，剔除各种利益的考量，从纯诗歌写作和诗歌精神建设的角度来选择，参照《中间代诗全集》这一人群至少还应当选出这些名字：发星、哑石、叶辉、古马、祝凤鸣、马永波、西渡、秦巴子、清平、千叶、刘洁岷、岩鹰、海男、中岛、朱文、汪剑钊。

客观地说，中间代不是一场诗歌运动，因为在它命名之前，这一个“代际”的写作就已经存在，这一个年龄段的诗人的写作指向也已确立。而这一代的急切命名，除了深受70后确立的刺激外，还可以看出他们对于历史的焦虑和代际的尴尬心态。作为已经在诗歌书写和文本中早已确立了自身的一代，他们与“第三代”与“70后”在时代经历与精神传承上有基本相同的历史语境，因此他们的作品文本与精神指向既有第三代的背影，又有70后的面影。诗人马策在《呼请一个合适的韵脚——关于中间代》中，评定说：“中间代称谓很有可能萎缩了一代人的写作精神，从而把某些历时性的语境强制性的压制成共时性。”此言可谓一针见血。

而剖析中间代这一代际概念提出的心理学批评，不难看出始作俑者们那种隐隐约约的“挤进诗歌史（王家新语）”的焦虑的急切情结。中间代是在“70后”的代际概念提出不到一年的时间而仓促的出炉的，它的写作的社会学共性与心里沟通尚未来得及收集与确认。诗评家杨远宏用“诗歌史情结焦虑的突围”一语来定义中间代，从写作的社会心理上来观照这一现象也无不道理：“害怕在第三代和70后的‘夹缝’——谈不上夹击。谁在夹击？任何夹击？又真能被 ‘夹’而‘击’掉吗？——中被遮蔽、被蒸发而惶惶不开终日，而去扯开一面代际名号的大旗，就不免有多余、招摇之嫌，恐怕更于张皇中漏出了底气和自信的可疑。” “看来，植根于民族劣根性的中国诗人，还是热衷于群体和热闹，而难耐写作品质必须的个体的面对、幽静和孤独，还真难真正个人‘化’起来。而中国诗人一天不真正‘个人化’起来，也就一天不会有中国诗人真正的写作个体；而一天没有中国诗人的真正写作个体，也就一天也不会有中国诗人真正的个体写作。”此言可谓良言苦药、震耳发聩。

但是中间代在中国诗坛上拉郎配似的的集体集结，在今天的诗歌界事实上已经形成了一个让人瞩目的诗歌现象，这其中最关键的是因为中间代的诗人在事情发生之前，就已经完成了他们锐利、刚劲、足以配得住声名的写作文本，并且建立了他们自足的精神价值体系，虽然，这一体系是零散的和各自为阵的。这一运动的主要发起人安琪为中间代所做出的努力和所付出的超出了一个个体的女性所能承受的艰辛，是值得尊敬和纪念的。

如果安琪们在中间代业已得到确认的今天，整合这一代诗人的写作理论建构，挖拙具有相同语境的精神价值取向，加大文本阐释与研究的力度。中间代的未来不会是一场梦。

80后

像70后、中间代一样，80后诗人的出场也不是一个10月怀胎的自然分娩，更多的成色中加入了人为的非客观性的元素。难免留下照葫芦画瓢和拔苗助长之嫌。

“80后”的概念最先源于《萌芽》杂志与春风文艺出版社的自救运动。九十年代后期，由于受到市场经济的冲击，文学期刊面临着存亡的抉择。《萌芽》杂志社借鉴《人民文学》《作家》《芙蓉》《山花》等杂志刊发“七十年代生人作家”专题提高杂志销售而部分缓解了生存压力的启发，联合数十所高校共同发起了旨在扶植八十年代出生的年青作者的“新概念作文大赛”。也由此而改善了杂志的生存危机。后来这种方式渐渐地在诗歌界兴起，2002年《诗选刊》第10期首次刊出“2002·中国诗歌年代大展特别专号”之“80年代”栏，编发了出生于这一年代的水晶珠帘、凌、木桦、春树、小宽、鬼鬼、巫女琴丝、阿斐、旋覆、张小静等这些原本出现在网络上的小诗人。这是“80后”首次作为一个整体集合在诗歌媒体上。2003年《诗选刊》又相继在第9、10期中刊出“80年代”专版。这期间《海峡》杂志也连续八期推出80后诗歌展，推波助澜。此后“80后”诗人风生水起。一个又一个陌生的名字不断出现，争先恐后，粉墨登场。快的就像诞生他们的网络的刷新速度。令人目不暇接、眼花缭乱。70后诗人熊平曾在“民间文化网”贴出《80后十大诗人潜力榜》一文，对80后诗人做了一番较中肯与客观的简评，部分摘录如下：

“对于80后诗人来说，他们拥有出色的直觉和才气，比较大胆地试图发现自己的生活，他们的作品往往富有极大的潜力和活力。”；“阿斐的诗，有些颓废，但很有质感，有些早熟，象70后诗人的作品。”；“郑小琼是一个奇迹。她以打工者的身份惊现诗坛，填补了官方文坛关注民生的生理需要，终于完成中国文坛的一次行为艺术。”；“唐不遇，一出手就不凡，是唐不遇上榜的直接原因。”；“丁成，可谓少年老成，是80’后中最早梁山聚义的一个，著名诗句‘我们不知道还能以年轻的名义坚持多久’更是广泛流传，成为一个时代青年精神的代表人物。”“提名关注十人：木桦、雪马、唐纳、肖水、李傻傻、乌鸟鸟、莫小邪、巫小茶、谷雨、余毒。”熊平在最后的总结中写道：“读了很多80后诗人的作品，也都只是走马观花，顺手列个潜力榜，也只是一家之言。各位也不必太当真。只是感觉，后生可畏，年轻真好。我在网上看了一下80后的文艺地图，有人排出了108将，并各有封号，而且人人都有大部头作品，吓死我们70后。但总的来说，80后虽然才气十足，成名较早，但大都缺乏厚重的阅读，有些浮躁。我列此榜，由是感叹。当然，尽管如此，我依然觉得，中国文坛的希望，在80后身上。”

维特根斯坦说：凡是我们能够言说的，我们都能说清楚；凡是不能言说的，对之，我们只能保持沉默。而伏尔泰说：我不同意你的意见，但我誓死捍卫你发表意见的权力。

作为一个70后的写作者，我感到我30多年的人生经验与20年的写作经历尚不能触及真正诗歌神圣的殿堂。而80后，这一群文学上的麦当劳和炸薯条，他们真的领取到了诗歌的圣餐了吗？！邓小平有句未被流传的名言：“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80后试图用他们并不成熟的文学经历来挤进一个成熟的世界，于是他们不得不给他们孱弱的身体里注射进激素，来拔苗助长，催生成熟。诚然，对这一群通过流水线生产出来的新势力的出现，我们固不可全盘否定，也不能一棒子打死（事实上也打不死），作为一种对诗歌和历史负责任的态度，诗坛和批评界需要的是甄别、忍耐与期待。80后中也有部分优等生和极具潜力的少数，譬如来自四川南充在东莞打工的女诗人郑小琼，以其良好的叙述能力和直接从生活的底层获得的切实的语境引起了诗歌界广泛的关注，成为近年诗歌界的新锐人物。她与阿斐、唐不遇、李傻傻、木桦、丁成等为嘈杂、浮躁的80后诗人挣回了一些声名。80后作家中韩寒、张悦然、孙睿、春树、郭敬明等是极有潜质的。但他们对文学的态度不是一种严肃的艺术的态度，而更多像一个个娱乐人物。作家王朔称他们是“被港台文化洗脑的一代”。 更多的时候他们的是与娱乐人物和娱乐新闻一起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他们为文坛送上的是一个又一个媚俗的话题。韩寒 “什么圈到回来都是花圈，什么坛到后来都是祭坛” 的宣言以及郭敬明的抄袭行径，让我们目瞪口呆又让我们甘拜下风。前不久，《80后诗歌档案》主编80后诗人丁成在北京书市上抛出“70后的墓志铭，80后的冲锋哨”的言论更是引发轩然大波。文学界纷纷评论说“这不是写作者应有的态度”。80后太急功近利，缺少一种低一点的姿态，一种于写作有益的姿态。穿着超人的外衣就打算飞天，这是多么地可笑。“每个人都想成功，但没想到成长”（ 歌德语）以此来定位80后诗人是恰当的。

米兰·昆得拉说：青春是一种可怕的东西：它是由穿着搞筒靴和化装服的孩子在上面踩踏的一个舞台。他们在舞台上做作地说着他们记熟的话，说着他们狂热地相信而又一知半解的话。历史也是一个可怕的东西：它为青春提供一个游乐场——年轻的尼禄，年轻的拿破仑，一大群狂热的孩子，他们假装的激情和幼稚的姿态会真的变成一个灾难的现实。

里尔克在给青年诗人卡卜斯的信中写道：不能去凭借青春，岁月都无效，就是十年有时也等于虚无。要像树木一样的成长，不勉强挤它的汁液，而满怀信心地立在春天的暴风雨中，也不要担心后面没有夏天来到。夏天终是要来的。但它只向忍耐的人们走来。他们在这里，就像永恒在他们的面前，无忧无虑地寂静而广大。要天天学习，在我所感谢的痛苦中学习：有何痛苦而言，挺住就是一切。

（三）与诗歌的本真与严肃性相疏离的诗歌现象

——“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之争”

1998年2月，由诗评家程光炜编选的《岁月的遗照》（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收录了西川、欧阳江河、王家新、孙文波、张曙光、肖开愚、陈东东、翟永明、臧棣、西渡、王寅等具有“知识分子”倾向的诗人的代表作品。第二年2月由杨克主编的《1998中国新诗年鉴》（花城出版社出版）提出了“民间写作”的口号，并以“知识分子写作”为假想敌，把“民间写作”搬到“知识分子写作”的对立面。到了1999年4月，在北京郊外“盘峰宾馆”召开的“盘峰诗会”上，与会的诗人和诗评家产生争论，并形成了两个代表各自主张的“诗歌阵营”，后来被诗界命名为“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立场”阵营之争，即以王家新、欧阳江河、西川、张曙光、肖开愚、陈东东、臧棣、西渡、孙文波、陈超、唐晓渡、程光炜等被指认为“知识分子写作”的代表性诗人、批评家与以于坚、伊沙、韩东、徐江、侯马、杨克、沈奇、谢有顺等被指认为“民间立场”的代表性诗人、批评家的争论。前者认为书面语是诗歌写作的主体，强调技艺和文化含量在诗歌写作中的作用。后者则主张诗歌的口语化，诗歌的活力和原创性，强调日常性的诗歌题材，注重诗歌的当下性。在由于加入了过多的非平等的对话态度和主观情绪化的因素，而使这场缺乏良好对话氛围的诗学批评，演变成对话双方的意气之争和争夺话语权利的争论。

“盘峰诗会”本身对诗歌并无多大贡献，但它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诗歌在文学范畴内的影响和关注。从诗歌史的方向看，盘峰诗会对于诗歌写作的开放性和诗歌理论的建设性提供了新的可能和动力。它的两个阵营所表现出来的排他性和对中间立场诗人的漠视，激发了更多的具有纯正诗歌精神的诗歌写作者与诗评家的自觉和有意识的写作实践与理论思考，而成就了他们开发写作空间的创造，促成了诗歌写作多元化格局的形成，这种局面反过来又影响了诗歌写作的进步。如它直接影响了随后的“龙脉诗会”的“第三条道路”诗歌写作的提出和形成。

沈韩之争

据相关资料：“沈韩之争”最初的导火索来自于2000年的“衡山诗会”上，具有更加口语化取向的青年诗人沈浩波对同样坚持“口语化”写作的“前辈”诗人韩东的诗歌写作中的有关美学趣味提出了批评和自己的见解，“从而导致韩对沈的不满”，并在2001年1期的《作家》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对沈浩波的诗学理论主张表示讽刺与不屑：“文学=先锋，先锋=反抒情”的公式“显得煽情，太白痴了一点，而且误人”。称沈“先锋到死”的说法是妄想形成“新的诗坛权威”。而沈浩波也迅速在《诗江湖》论坛上做出反应，称韩东“阴暗、下作”，说“韩东，你真的老了——也许这样的话早该有人说了”“我已经讨厌出风头，而你们不让我平静，你们逼我修成正果”。

这场口水纷飞的争吵中的双方都来自于主张“民间立场”诗歌阵营的内部。被看热闹的人嘲弄为“狗咬狗”。“沈韩之争”开始尚有一些 “诗学交锋”的意味，但随着双方对立与敌视情绪的水涨船高，论争很快变成了与正常的诗学批评相去甚远的个人争吵。而随着韩、沈两人各自的“诗歌盟友”的加入也使争吵开始升级和蔓延。站在韩东一边的主要是《他们》论坛的有关的诗人作家：朱庆和、顾前、黄梵、李樯、金海曙、刘立杆、吕德安（后来传出是人冒名顶替）、何小竹、杨黎、吉木狼格、非亚、竖、晶晶白骨精、林舟等，被称作“南帮”。而加入沈浩波阵营的有：伊沙、朵渔、李红旗、阿斐、朱剑、南人、刘春、华枪、欧亚、徐江、侯马、张志等多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被称作“北帮”或“北师大帮”。双方在“诗江湖”、“橡皮”、“唐”等诗歌网站上口诛笔伐、唇枪舌战，热闹一时。吸引了众多的目光，最后双方在一片精疲力竭之中放下文刀笔枪。

这场闹剧似的的争吵因为双方阵营都是知名人物而喧嚣一时，甚嚣尘上。沈韩之争以诗歌的名义而谋取个人话语权的实际事实，充分暴露了一些所谓在“民间”的诗人尤其是“70”“80”后一代年轻诗人在对待原本严肃的文学上的不严肃行为，以及争名夺利和缺乏一个诗歌写作者应有的真诚的诗歌精神和不应有的江湖行径与浮躁的心态。并为以后的诗歌界（主要是论坛）留下了动辄谩骂\攻讦的恶习与丑陋传统。

而关于沈浩波与韩东两人的个人写作，诗歌批评家赵卡（狼人）说：沈浩波的口语书写转型源自于韩东和伊沙，但他不具备韩东的那种适度的克制和分寸感，就像受过专业训练似的控制力使韩东能够非常游刃有余的将简单的诗歌打造的不再简单。

在我个人看来，从诗歌的具体文本上看,沈浩波也已经形成了自己的诗歌格式与语境。那就是对生活现场的实际临摹与精神的提炼更注重日常性和时效性，从而保持了作品的鲜活与精神的“日日新”的判断与批评。而韩东，作为一个第三代诗人，在已经成名多年的情况下，轻易而又匆忙的加入到吵闹之中，不仅暴露了个体的孱弱，在一定程度上损害的也许是诗人本身。而凭借他那句著名的“诗到语言为止”就已经足以写进诗歌史。不过从这场争论中，严肃的诗歌写作者应该吸取到：什么是诗歌所真正需要的，什么是必须扬弃和避开的诗歌的精神和行为。

下半身写作

2000年7月沈浩波、朵渔等一批70后的诗人在北京发起成立了取名为“下半身”的诗歌团体，并创办了同仁诗歌刊物《下半身》。沈浩波主笔的《下半身写作及反对上半身》一文阐述“下半身写作的意义，首先意味着对于诗歌写作中上半身因素的清除”。文章说：“所谓下半身写作，追求的是一种肉体的在场感。注意，是肉体而不是身体，是下半身而不是整个身体。因为我们的身体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传统、文化、知识等外在之物异化了，污染了，它已经不纯粹了。太多的人，他们没有肉体，只有一具绵软的文化躯体，他们没有作为动物性存在的下半身，只有一具可怜的叫做“人”的东西的上半身。”“知识、文化、传统、诗意、抒情、哲理、思考、承担、使命、大师、经典、余味深长、回味无穷……这些属于上半身的词汇与艺术无关，这些文人词典里的东西与具备当下性的先锋诗歌无关。”作者进一步说：“传统是个什么东西，为什么你们都认为我们的写作必须跟它有关？我们有我们自己的身体，有我们自己从身体出发到身体为止的感受。这就够了，我们只需要这些，我们已经不需要别人再给我们口粮，那会使我们噎死的。”最后称：“语言的时代结束了，身体的时代开始了。”

“下半身写作”的“诗学主张”，是建立在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尤其是解构主义的理论基础上，它声称否认一切传统诗学理念，颠覆了传统诗歌必须书写崇高的形而上的观念，而力图表现生活第一现场的形而下的个体生命体验，表现那种带有原始、野蛮的本质力量的状态。强调“身体写作”真实的质感的体验和在场。下半身的一些主要成员如沈浩波、尹丽川、巫昂、徐江等人写下了一系列（在我看来带有刻意与煽情性的）与性、身体有关的题材，同时，“下半身”诗歌成员利用他们所掌握的诗歌网站（主要是“诗江湖”） 大肆宣传\炒作其诗歌概念作品文本。

注释：诗江湖网站。2000年由南人创办。当年即爆发了“沈韩论争”，之后又有“下半身VS垃圾派”等争论。一时眼花缭乱，喧嚣一时。2000年5月，以沈浩波、南人、朵渔、李红旗、盛兴、巫昂、尹丽川等为核心成员创办了“下半身”诗派在诗江湖网站成立，并于同年7月出版有《下半身》诗刊（共出2期）其影响迅速扩大，成为70后诗人的主要阵地。主要诗人有：朵渔、南人、巫昂、马非、盛兴、尹丽川、李红旗、朱剑、轩辕轼轲、阿斐、李师江、竖、冷面狗屎、晶晶白骨精、恶鸟、花枪、中指、小引、口猪、、欧亚、封原、篱笆、张稀稀、春树、墓草、李傻傻、莫小邪、巫女琴丝、驸马、外外、魔头贝贝、折荷等。

“下半身”以其前卫的姿态和出击在一个相对沉寂的诗歌年第而迅速吸引了诗坛的关注。甚至因其名称的能指的饱满的隐喻而引起整个文学界的关注与争议，进而成为部分对现代诗歌一向持有保留态度的人群攻击的口实。我个人以为，“下半身”诗歌所倡导和提出的较前卫性的诗歌观，以及他们在后期渐渐崩散而在初期曾经试图着进行尝试的和验证的一些作品文本，在诗歌的建设和对诗性的拓展上是有其相对的合理性和文学价值。同时也可以看到一部分“下半身”成员和打着“下半身”旗号的诗人以前卫与先锋的姿态，在恣意损害艺术的审美标准和文本的道德底线。甚至一些人不是从诗歌精神而是怀着功利目的试图浑水摸鱼，建立新的诗歌权威和争夺更多的话语权。不仅对诗歌写作和正常的批评环境构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而且伤害了一部分对诗歌\文学怀有单纯的目的的追随者。

近几年， “下半身”诗歌运动因“80后”的鹊起和内部合力的慢慢松散而渐渐淡出诗坛。除了在沈浩波的部分作品中还可以嗅到下半身的气味，一些主要成员如朵渔的写作也随着时间和生活阅历的累积而逐渐开阔。

虽然“下半身”诗歌的出现晚于“70后”诗歌运动。但因为其绝大部分成员都来自“70”后，而且这一批诗人的写作和声名都是建立在“70后”诗歌运动之上。由此，“下半身”诗歌仍然属于“70后”诗歌运动，是“70后”诗歌中的一个独特现象和延续。

“梨花体”

2006年9月11日，一位网友在lqqm  bbs 的joke版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史上最汉的诗》选贴了包括河北女诗人赵丽华在内的一些诗人的浅显直白的诗歌作品，并写下一句感叹：“原来\诗\还可以\这样\写\！！！！！！”。.第二天，原文被转帖到人气更高的水木社区，立刻引起了众多的跟帖和广泛讨论。之后又出现在天涯、新华网、网易、西祠胡同等一些大型网站上，迅速成为关注的对象而形成一股风潮。一方面是大肆的批判和嘲弄，有人甚至把写诗说成：“只要是打回车键的文字就是诗歌，只要打回车键的人就是诗人”。另一方面仿作赵丽华的诗的写法也成为一种风尚和时髦。甚至有好事者发起了模仿赵丽华诗歌的“后现代诗大赛”。这种模仿直接导致了在网上被称为“梨花体”“诗歌流派”的形成。而赵丽华本人也被网友恶搞地称为“诗坛芙蓉姐姐” 。9月26日至9月30日，80后红小生韩寒在其博客上针对赵丽华事件发表了《现代诗和诗人怎么还存在》《坚决支持诗人把流氓耍成一种流派》等几篇文章，声称：“现代诗歌和诗人都没有存在的必要，现代诗这种体裁也是没有意义的”，“把句子给腰斩了，再揉碎，跟彩票开奖一样随机一排，还真以为自己是艺术家了。”。并对沈浩波的具有“下半身”倾向的诗歌《一把好乳》进行了讽刺和嘲弄。韩寒的言论立即激怒了一些诗人的愤怒，伊沙、沈浩波等人先后加入了争吵。伊沙在《韩寒灭诗，死得难看》中写到：“韩寒说：‘坚决支持诗人把流氓变成一种流派’——他这话很土鳖，也充分说明中国中学生作文的“新概念”和从红卫兵、造反派演变来的撒娇版打砸抢，跟中国先锋诗歌的观念差得有多远！”，“一个蚊子都灭不了的小赤佬想灭诗，所有的诗人都站出来了（韩寒莫慌：加起来也没有你的贩私多）——这就是中国！”。唇枪舌战之中充满了火药味。而敲边鼓打帮拳的人群里甚至跳出了一个足球评论员李承鹏。而当事人赵丽华称“在网络上各个论坛里流传的（她的诗），大部分都是歪曲过的。”赵丽华认为，“我现在有足够的证据说明，整个事件都是针对我个人而来，并不是针对诗歌。”。而其实上，抛开赵丽华的辩护不论，单从赵丽华诗歌的诗学意义来看，她的一部分诗歌，从素材的选择上就存在问题，换句话说，她并没有把那些太日常的生活小细节写出意义来，而浮现在细节的水面上。没有给读者以文学的再创造。而赵丽华又占据着文学期刊媒介的这一方近水楼台，其良莠不齐的作品大量发表，这种文学刊物发表过程中存在的不公平事实引起许多诗歌写作者的不满，一方面是一部分真正优秀的诗歌得不到发表，一方面是掌握发表权的刊物人因各种关系考量而造成大量的平庸作品的出现。当这些缺乏诗意的完整性与无缝隙性的东西被人作为口实，拿来把玩\恶搞时，作为一个操弄诗歌的人，我们又有什么十足的底气用来反击呢！？（一年以后，赵丽华在广州外语学院演讲时，自称：人到中年，跌了一个大跟头。）而“屋漏偏遭连阴雨，儿到荒年饭量增”，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在赵丽华事件高潮将落，9月30日，在北京由诗人杨黎发起的一个名为“支持赵丽华保卫诗歌”的朗诵会上，一个叫苏菲舒的诗人一边朗诵，一边慢慢的脱衣裳，当众上演了一场裸体朗诵，虽然最后被管理人员制止。但这场闹剧还是通过媒体迅速地在文坛上传开。事后，苏菲舒以“违犯《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被海淀区公安局拘留10天。

米兰·昆德拉在其作品中说：“如果我们拒绝认同自认为重要的世界，如果我们在这个世界找不到任何对我们笑声的反应，那么我们只剩下一个解决的办法：把世界看成一个整体，使之变成我们游戏的对象，使之变成一个玩具。”抛开这两起极具娱乐性的又与诗歌有关的无聊事件不提，从公众和读者人群的反应中，虽说当事人是赵丽华，但难道不值得我们每一个诗歌写作的人反思吗？我们所写作的是真正的诗歌吗！？“骑白马的不一定是王子，他可能是唐僧；带翅膀的不一定是天使，他可能是鸟人。”，也许，还应该加上一句：“会写分行文字的不一定是诗人，他可能是学生”。曾几何时，我们对诗歌对文学艺术的那种严肃与虔诚的精神与态度哪去了？而不管以何种方式何种言论盗取不注册的诗歌的商标打着诗歌的旗号，进行的一系列的低俗表演\吵闹甚至于卑鄙丑陋的龌龊行为，都违背了诗歌的真义，亵渎了诗歌的纯洁，离艺术的严肃性相去甚远。在今天，出现在诗歌公众视野里的不是诗歌的本来面孔，而是当下的无所不在的低级浅薄的娱乐行为。诗歌，已从少数精英分子的书斋中走到了全民娱乐的餐桌上。诗歌，从一门技术变成了人人都可编几下的段子。诗人，也由从凝练的精神向度降低到需要不断表演而吸引眼球的媚俗的娱乐人物。由此，在当下，中国诗歌缺乏的不是诗人对于诗歌写作的缺席，不是前十年诗坛诗歌受到经济冲击时的一片唉声叹气，也不是没有好作品，（它们都被太多的嘈杂与口水淹没了）而是真正严肃负责的写作与诗歌精神价值的亟需的重新确立。



（四）民间诗歌运动所承担的诗歌精神与可能的未来

在任何一个时代，服务于国家权力的意识形态文化、相对独立的精英文化（介于官方与非官方之间）与保存于民间社会的民间文化三大文化形式构成了社会整体文化形态。（至于世俗的大众通俗文化，它是游离于主流与民间的泛文化。在今天，它表现为一种即时性的娱乐性的一次性的快餐文化，严格意义上讲它只是一种社会存在形态，因它不传承文明，故它不构成文化）。因精英文化的相对独立性决定了它的少数性和阶层性，它更多的时候是摇摆和依存在主流文化和民间文化之间。由此，出现在大众文化视野里的一直是平行存在和并行发展的“官方”与“民间”两种文化形态。对于新时期以来的中国诗歌而言，作为文化的重要载体，诗歌则极具代表性的表现了这种当下的文化现实：主流诗歌即官方诗歌由于掌握了诗歌言说权与传播资源，以其体制便利而从课本与官方出版物上垄断了诗歌在大众中间的传播，长期以往而形成“正宗”的诗歌传统。这种现状从体制和事实上决定了主流官方诗歌的四平八稳、缺乏活力和创造力，以及真正意义上的诗学变革。而民间诗歌，由于它的自由与独立，它的非体制的约束而改变了工具化、模式化、政治化的传统写作状态长此以往对诗歌书写的误导。它由此而常常呈现给我们许多独立与创新的惊喜。它以它潜行在低层的精神为中国当代诗歌的书写做出了杰出贡献。好诗在民间，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公开发行的诗歌报刊和民间诗歌报刊是诗歌的两翼”“在把握基本的政治、艺术倾向的同时，民间诗报刊在选稿上具有相对主流诗刊更大的自由度，更能体现主办者的意志，作品较为新锐，理论观点较为鲜明，编排较为现代，言论较为随意和松弛。”（《诗选刊》主编郁葱语）

但民间诗歌也存在着许多自身的诸多局限。由于受到出版与资金的限制，它经常表现出很强的派系色彩、个人特征和招安企图。这在80、90年代表现尤为明显。但随着时间的淘汰和甄别，坚持下来的，他们是真正的民间诗歌的传承者和诗歌精神的传播者。他们以逐渐宽泛的视野和日渐成熟的思考，以及化为血脉般的诗歌精神，扛举了民间诗歌的大旗，体现出了“好诗在民间”的诗歌精神和气度。在当前的中国民间诗界，为诗歌的创新和发展做出最大贡献和形成深远影响的主要民间诗歌民刊有四川的《非非》《存在》《独立》、广东《诗歌与人》、北京《诗歌月刊·下半月刊》、第三条道路等等。

“地域诗歌”与“彝族现代诗派”的独立精神

诗评家杨远宏在《诗歌或者神灵的儿子——序发星诗文集》中说：“诗人发星对当代中国诗歌至少有两项贡献：一是多年来几乎完全以一己之力，主持《彝风》和《独立》两份民刊的编辑和传播，为推进当代中国诗歌大器、深厚、精神性建构和发展，奉献了不遗余力的宝贵心血；而是在城市文明对跟性乡村文明狂傲横蛮大规模入侵，在城市膨胀释放出来的灯红酒绿而又苍白鄙俗的精神\文化泡沫中，始终认定、保持一位诗人应有的辽阔深远的精神背景，和深潜坚实的灵魂根基，深居，吸纳于大凉山源远流长、生生不息的彝族灵魂和彝文化，以其‘有根性的言说方式以及自由的语言之舞’，在言说、书写了世界和人类文明。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当我们看见‘神的儿子’发星那些优秀诗篇在熠熠闪光时，我们几乎可以同时说，那是人类生命\灵魂的源头，那是神的灵在天空大地的呼吸、脉动、恩典和辉光”。

出生和生长在大凉山那个少数民族杂居山区的诗人发星，就像一颗扎根于山地沐浴着自然之辉的诗歌赤子，20年来，他坚守在那个偏远的地方，以一种自觉的偏离姿态，避开世俗的喧闹，保留一颗平静而又真诚的诗歌之心，坚持独立的思考与写作，不喧哗，不媚俗。并且，他以他温暖、坦诚的大山般的胸怀鼓励并影响着他周围的以及全国各地的一些诗歌写作者。从1987年他独立编辑、整理并出版《温泉诗刊》《凉山诗歌》开始，到1997年开始创刊办中国第一本具有地域性质与少数民族专门的诗歌刊物《彝风》，1998年又创立了极具独立倾向的民刊《独立》，20年的时间中，一直坚持至今成长为在当代具有重要影响的民间诗刊和主要诗歌流派之一。代表了中国诗歌来自于民间底层的最厚重最具诗歌精神的那部分力量。

多年来，发星把自己定位于一个“民间诗歌的整理者”，而正是这样一个“整理者”，为中国诗歌“整理”出一批具有独立思考精神与坚持纯正诗歌写作精神的地域诗人和诗歌理论批评者。在《独立》的十年历程中：一、先后挖拙和重新发现了具有敏锐的洞察力的70后诗歌评论家梦亦非，独具诗歌个性和实力的漂泊诗人海上，潜伏在底层又具独立姿态的打工诗人郑小琼；二、对农民诗人的关注和推介。先后对扎根在土地，而坚持独立诗歌写作的诗人张联、李龙炳、狂氓、李果等人做了挖潜式推介；三、对中国独有的城市打工诗人进行关注与发现。如打工诗人张守刚、柳东妩、徐非、许岚、许强等。而《独立》也从一个同仁性质的民间诗刊逐渐转向地域民族诗歌及文化群体建设的方向性写作。而《彝风》扎根于民族文化根系，亦团结和整合了大凉山周围地域以及从大凉山走出去的彝族诗人，如吉狄马加、倮伍拉且、阿苏越尔、霁虹、巴莫曲布嫫、俄尼·牧莎斯加、沙马、吉狄兆林、马惹拉哈、阿黑约夫、克惹晓夫、阿彝、倮伍沐嘎、阿库乌雾、玛查德清、石万聪、吉狄白云、阿索拉毅、鲁娟、羿子·伊萨、贝史根尔、奥洛可夫斯基等，为挖拙古老的民族文化，整理和传承具有民族独特色彩的文明做出了实际的贡献，亦必将在民族文化史上留下厚重的一笔。

纵观发星和他所倡导的“地域诗歌写作”“彝族现代诗派”，历经十多年艰辛与努力，到今天已成为中国民间诗歌和少数民族诗歌中最具影响和有实际贡献的诗歌流派和文学阵地之一。而《独立》、《彝风》对深潜在偏远地区和社会底层具有独立的写作和思考的一部分优秀的诗人的关注和大力推介，凸显了中国知识分子中最为宝贵的人文关怀和良知呼唤。《独立》作为一个潜行在中国底层独立于主流之外的文学与精神的双重跋涉者，它以其艰苦卓绝的努力，探索出了在主流文化体制和强势话语之外，一个民间诗人对诗歌精神建设与个人精神意识的独立探索的可能。它的宝贵还在于在人文精神普遍丧失，道德信仰混乱，灵魂家园流失的当下，传承与修补着一个自由独立的空间和完整的人文精神世界。而成为一个启明星似的光点，一面旗帜，一盏航灯。“重要的不是有多少人在写诗、读诗、谈诗，而是让每一个人都保存他们心灵中洁白自然的诗意部分，只要有这个诗意部分在，证明着我们人类的幸福与理想没有死亡。”（发星《独立：一个民间诗刊的十年风雨》）

《诗歌与人》的义工精神

诗人发星在《“黄礼孩现象”及其他》一文中说：“可以说，近四年（2000——2004）的中国民间诗歌的热点与厚度一半以上应归功于《诗歌与人》，应归功于主办人黄礼孩”。

黄礼孩，一个长着典型南方人相貌的诗人，以他优秀的写作和对民间诗歌的鼎力推介，让许多诗歌追随者心生一种对艺术坚持的卓绝精神之敬意。他于2000年开始创办后被诗坛誉为第一民刊的《诗歌与人》，并在第一期、第二期（2001年）连续两期在中国诗歌界首次推出70后诗人作品专号，从而确立了70后诗人作为一个年代际登上当代诗歌的舞台。之后又先后制造出《诗歌与人》之：《中间代诗人诗选》（与安琪合编）《2002中国女性诗歌大扫描》《完整性写作》、《中国女诗人访谈录》《安德拉德诗选》《最受读者喜欢的十位女诗人》《完整性写作的诗学原理》《俄罗斯当代女诗人诗选》《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女诗人诗选》、《一个诗评家的诗人档案》《彭燕郊诗文选》《柔刚诗歌奖专号》等共出14册。而他个人自费由国家正式出版诗歌文集9种，其中包括：《70后诗选》、《70后诗集》、《中间代诗全集》等，亦产生很大影响。

黄礼孩和他主编的《诗歌与人》在民间诗歌运动中的意义在于：它不仅是在扎扎实实的为诗歌在文本上和诗学建设上的本真回归做出了堪称榜样型的实际工作，而且他以一个艺术付出者或曰世俗生活的牺牲者的形象诠释了一个真正的诗人对待艺术应持的严肃与虔诚的态度和精神。不是喧闹地、嘈杂地、浮躁地、煽情地、人云亦云地把玩诗歌，而是更沉静地、认真地、严肃地、独立地沉入到诗歌的建设（而不是拆解）中去。里尔克在论述罗丹时说：“罗丹的使命是将‘物质’更亲密、更确切地嵌入千百倍宽广的空间，并确保它屹立不动。”而黄礼孩的工作，一个诗人的“使命”：他也是把那些隐蔽的真正的诗歌从灰尘中掏出来，并打磨出它们金属的质地与光芒。在他的努力下，70代和中间代诗人得以以整体代际显现在现代诗歌史中。另外黄礼孩与世宾、东荡子在《诗歌与人》中提出的“完整性写作”亦是对诗歌写作拓展与建设所作的新的尝试与创造。虽然“完整性写作”并没有引起诗歌界足够的重视，没有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展开，但“完整性写作”无论是从理论提出还是作品文本支持都足以值得那些对诗歌怀有严肃\认真态度的诗歌写作者研习和追随。它的那种在存在主义基础之上的对理想与道德的指认、吸收，让庸俗、卑微的灵魂在有方向性的写作中获得被照亮的可能，更符合个体精神的完整境界。这是一种完美的理想，因而它对于诗学具有建设性的意义。这不能不说是《诗歌与人》对当代诗歌的又一献出。

作为存在于民间而对诗界具有重要作用的《诗歌与人》在走完了它的第七个年头，也暂时告一段落。主办人黄礼孩把他积累的诗歌资源转移到《中西诗歌》和《一刀文学网·露天吧》等民刊中，加入到两刊的策划、编辑工作。并主编“海上花图文系列”出版物。从另一个方向从事他“诗歌义工”的志愿者工作。

《诗歌月刊·下半月》的承担精神

北京，皇城之地，从来不缺乏文化的厚重与创新的新势力。从“白洋淀诗歌”开启新时期现代诗歌运动伊始，直到“下半身诗歌”的这一段长度，同时也是中国诗歌运动的长度。中国现代诗歌的确立与振兴，莫不与北京这一文化中心地域切切相关。2006年又一个新出现的诗歌事件呈现在诗歌的前缘，并迅速成为大众阅读关注的对象——那就是由诗人老巢（杨义巢）独资创办，女诗人安琪协办的《诗歌月刊·下半月刊》的正式创立出版。

这本厚重又彰显大气的诗歌双月刊，借用正式出版物《诗歌月刊》的刊号，运用民间的策划运作形式，资金基本是主办人老巢一个支撑。在短短不到的两年的时间内相继出版了十几期刊物，而且每一期都经过了精心的策划，有一个鲜明的主题。特别是：《诗歌月刊·下半月刊》相继推出了“中间代特大号”、“中间代诗人21家”等，并刊出了一系列中间代的诗歌理论与研究，再一次把“中间代”隆重地推上诗歌的前台。集结了“十大诗歌批评家”，“十大诗歌编辑”，用实际的努力展现了《诗歌月刊·下半月刊》的大气与方向。也使《诗歌月刊·下半月刊》的所在地北京既第三代诗歌运动后再一次成为诗坛的焦点和“新思潮的中心”（发星语）。而刊物的主办人老巢和安琪对诗歌的坚守又一次感动了我们。作为一个工作繁忙的远没有成为名导演而带来经济利益的影视导演老巢，用他的话来说：“我不是有钱人，漂在北京，至今还租房子住”这样一个状态而花费几十万办诗歌刊物。这若不是一个具有真正艺术精神的诗人，是不能办到的。还有安琪，一个诗人，一个女人，为了诗歌事业，牺牲了自己原本幸福安逸的家庭。这在中国诗坛，又有几人能做到？有时我想：中国诗歌，正是有了发星、周伦佑、黄礼孩、老巢、安琪这样一些人，诗歌才呈现出繁荣，诗人才有了安慰与激励，才不会感到孤独。而诗歌也不再永远是一项寂寞的事业。

《诗歌月刊·下半月》到目前为止，刊出的重要的版本有：

当代汉语诗歌大展（台湾厅）（2006年1/2期）；诗歌地理特大号（2006年3/4期）；安徽新诗阵线——从胡适开始（2006年5/6期）；中间代特大号（2006年10/11期）；中国文艺复兴及文论特大号（2007年1/2）；中国十大新锐诗歌批评家（2007年3/4）；中间代诗人21家（2007年5/6）；十佳青年诗歌编辑特大号（2007年7/8期）；中国新诗90年90家特大号（2007年9/10）；2007鼓浪屿诗歌节专号（2007年11期）；第一届中国新经典诗歌奖专题（2007年12期）；2007年中国诗歌排行榜暨第16届柔刚诗歌奖（2008年第1期）。

（五）民间诗歌运动可能的未来

第三条道路

自1999年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之争之后，一部分介于两者之中的中立派诗人开始有意在“知识份子写作”与“民间写作”之外开辟一条另外的诗歌道路。1999年由莫非、树才、谯达摩等诗人共同提出“第三条道路”的诗学主张，初期依托林童、谯达摩主编的《第三条道路》诗报为主要阵地，早期成员有：莫非、谯达摩、娜夜、卢卫平、路也、温冰然、十品、简宁、殷龙龙、席君秋、树才、凸凹、张耳、李南、陆苏、邱勇、林家柏、禄琴、刘川、刘文旋、马永波、谷禾、杨晓茅、杨拓、墓草、钱兆亿、唐诗、黄海凤、庞清明、姜宇清、韩高琦、蔡丽双、讴阳北方、海啸、老德、林童等。 2000年以后，“第三条道路”渐成势力，开始日益蔓延为一种人数扩大、影响也越来越大的带有自觉行为的诗歌写作运动，并形成了“坚持独立写作的精神，包容性，多元性，开放性，独立性的”的创作理念。主要成员谯达摩说“第三条道路”：“第三条道路的三，是三生万物的三，第三条道路是一条绝对敞开的道路，因此是一条无限延伸的道路。”。在树才看来：“第三条道路是另一些道路，是复数，因为我坚信诗歌的丰富多样正式基于每一位诗人观念与文本上的差异。所谓多元，即差异，即独立，即无领袖欲，即尊重对手，即不结盟。”。 林童的文章说“第三条道路”：倾向性、独立性、包容性、开放性的写作纲领亦指涉对诗歌的态度，“可以肯定地讲，第三条道路的诗人们在诗歌的创作上，首先应具有包容性和独立性，其次才是倾向性和认识性，从整体上共同实现着有别与他人的创作。”

从2004年开始，第三条道路诗群在公开出版的同仁刊物《第三条道路》中赫然标明：“21世纪中国新诗第一流派”，在诗歌界引起了较大的反响，同时也引起了许多的争议。综合比较普遍的观点有：一、“第三条道路”内部成员诗歌风格过于驳杂，因而很难称之为一个严格意义上的诗歌流派。除莫非、树才、谯达摩初期几位代表性诗人其写作相对稳健外，林童、庞清明、海啸等人先后加盟并逐渐成为核心成员后，因其核心成员之间诗学观念发生分歧及其他因素，莫非、树才、海啸等诗人先后“淡出”第三条道路或表现出“淡出”的姿态。这种核心成员的“分化”现象说明了第三条道路自身就尚未形成一种诗学上的合力，而作为一个流派所必须的诗学理论建设也就不足为凭了；二、第三条道路诞生于这个诗歌膨胀的时代，也是对于诗歌自身的反观和自省。更重要的是有自己耀眼的理论和大量的诗歌文本。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第三条道路的诗学内涵开始变得清晰的时候，我们看到它所倡导的那种“倾向性、独立性、包容性、开放性”并不是一种崭新的具有建设性的诗学主张，而是每一个严肃的诗歌写作者所必备的精神向度和传统原则。而这些，在前辈诗人那里就已经存在与实践了的。

较之其它诗歌流派，第三条道路诗群可贵的是：把写作放在第一位，他们以文本说话，以创造性思维和坚实的写作确立诗歌的审美取向，而不是靠时下那些煽情、那些炒作、骂人横行\扬名于诗坛的。他们试图超越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之争的那种二元对立的思维局限，更强调写作个体的写作位置和基本的责任感。他们以文本交流而互动，又以文本而思考，而确立。

严家威在《简论第三条道路的判定标准及其独立性自由性涵盖性先锋性》一文中所言：“那么何为第三条道路？或者说第三条道路的判定标准是什么呢？打个比方，假设你是某一诗歌流派的诗人，如果说你认为诗歌的写作只有你那个流派的写作才是诗。而另外的写作是非诗，那你就不属于第三条道路，甚至连第三条道路的朋友也不是！如果说你认为诗歌的写作除了你那个流派的优秀写作是诗外，而另外的优秀写作也是诗，那你就属于点条道路。如果你说不属于任诗歌流派都有一定的偏激，也不想加入第三条道路呀！确实没有，但第三条道路是不需要加入的，从来没有什么加入仪式（听说加入垃圾派要交会费）。第三条道路也不是什么流派，只是一大群酷爱诗歌的人。而你的这种主张切合第三条的主张，所以你不加入，就已经属于第三条带路了。

第三条道路现创立有“第三条道路”诗歌论坛。又先后相继出版了《九人诗选》等丛书。现在主要成员包括：莫非、树才、老巢、安琪、马莉、胡亮、林童、杨然、冉冉、十品、徐慢、红杏、杨通、斯如、玄鱼、飞沙、张放、李霞、衣水、兰马、郭杰、朱枫、高文、林溪、牛放、秦池、庞华、墓草、老德、鲜娅、邢昊、旗烈、伤痕、探花 、仲彦、渭波、丁燕、陈静、况璃、野松、蒋楠、而隐、蓝紫、龙克、紫徽、草树、颜广明、汪文勤、赵思运、楚中剑、刘文旋、黄仲金、莫卧儿、殷龙龙、子梵梅、席永君、陆华军、方惘然、山里弟、龙照峰、杨青云、侯平章、刘汉通、王志国、梅依然、于小哩、黄迪声、李祖德、林韵然、刘彩虹、师永平、朱晓剑、笑面猴、韩永恒、王性初、陈忠村、刘小平等。

荒诞主义

2001年由诗人祈国、飞沙、远村、牧野、张小云等联合成立“荒诞主义诗歌实验小组”，同时宣告“荒诞主义诗派”诞生。2002年自编诗刊《荒诞诗工厂》。

荒诞主义诗人在公开刊物和写作中宣称：荒诞诗歌就是表现存在之荒诞的诗歌。在荒诞主义诗歌写作者的诗学主张里，就人对世界的认知来说：生活的自然与正常的世界都是荒诞的。而作为一个具有自觉思考和独立写作的诗歌个体：正常与荒诞不仅错位，而且相互交融，是与非清除了界限，真与假也消灭了鸿沟。真实存在的自然事物在个体本位上并无所谓美与丑的区别，而作为表现事物意义的相应的诗歌写作就是要恢复事物的本来原貌。给所有在文本中出现的词以平等的权力。“荒诞是存在的本质，人类的活动是在自以为理性的非理性中进行的；对荒诞的书写在于寻找荒诞中的意义，也就是存在的意义，或者说是力图对被控制下的生活进行还原。”

荒诞主义诗歌写作者创立了一套堪为特色的写作手法包括：一、失控。他们解释为“存在自身失控状态的呈现”；二、反常。意为打破惯常的习惯性与经验性写作，建立相反的思维轨迹；三、偏离。“偏离目标的写作”；四、幻镜。“在自然正常的生活与精神世界里与所凸现出的荒诞的错位”；五、发呆。“无话可说却又不得不说点什么”；六、越界。意将理念越过界限推向极端；七、戏仿。八、拟物等（略）。

荒诞主义诗歌的同仁诗人和主要写作者有：祁国、飞沙、远村、牧野、张小云、林子、张进步、小荒、南蛮玉、佛手等。其中牧野因力挺被恶搞的赵丽华和裸体朗诵的苏菲舒在网络发出的一系列声音制造了许多吸引眼球的事件，而被一些网站评为“2006诗坛十大风云人物”。

到目前为止，荒诞主义还暂时以一个同仁性质的诗歌现象进入大众诗歌阅读的视野。而对于它的演变和发展，以及它可能带来的对诗歌写作的拓展，我们还尚需拭目以待。

灵性诗歌

2001 年末，《诗刊》的某个编辑（佚名）与北京蓝色老虎诗歌沙龙的诗人成员，联合在京的部分诗人共同酝酿并提出了灵性诗歌的写作概念，第二年他们推出了灵性诗歌的创作理论。最初主要聚集在“哭与空诗歌论坛”，后又转战于由成员天乐创办“灵性诗歌论坛”，以及 “蓝色老虎诗歌论坛”等。

蓝色老虎诗歌论坛为于贞志、袁始人、沉沙等人于1998年5月在北京创办，创立后的几年间，先后举办了“缪斯的灵光”“汉语之光”“白银时代”“70后诗人”“女诗人专场诗歌朗诵”等一系列诗歌活动。2001年，蓝色老虎与"诗人救护车"网站共同发起的援助女诗人张楠的活动，引起了诗坛内外的广泛关注。蓝色老虎诗歌沙龙每月有2次聚会，每季度举办一次大型诗歌活动，王家新、西川、黑大春、刘湛秋、食指、车前子、莫非、树才等诗人经常到场参加朗诵。

“灵性诗歌写作”的主旨：“灵性诗歌”是建立在诗歌之上的写作，它来源于诗歌又高于诗歌，它还原诗歌予本身的纯粹，而又高于诗歌的理想愿望，是诗歌乌托邦主义的实践者。

灵性诗歌主要成员有∶于贞志、天乐、蓝野、周公度、王珍、宋尾、伊人、疼痛等。

其中于贞志早在90年代初《诗歌报》时期就在山东开始了民间诗歌活动，由他编辑的《青春诗报》、《转折》诗报（后在北京出刊）等刊物多次出现在同时期的《诗歌报》、《诗神》上。转到北京后又编辑有《潜行者》等。

“灵性诗歌写作”概念的提出，在继承和发展诗歌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尤其是给北京的诗歌写作和活动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和注入新的活力。它是建立在纯正诗歌写作基础上的诗歌写作方向。如于贞志在《关于灵性诗歌写作》一文中所说：“灵性诗歌写作不是一种主张，一种主义，它是少数人敢于抗议物质时代并敢于逆流而上的胆识，也是企图使诗歌回归本源找回尊严的不懈努力。灵性诗歌写作一开始就拒绝了诸如“第三代”“民间写作”“知识分子写作”“中间代”“70后”等表面化的命名，它永远是关注人类理想指向诗歌本源的真正的写作实践。灵性诗歌写作自始至终关注人类的精神体验，它的理想甚至超越了诗歌而上升到信仰的高度。它要求一个诗人的品质：他的道德与良知，也要求诗人把关于灵性的探索作为自己内心的信仰。”

2003年以来，《诗刊》《北京文学》《荆门日报》《沂蒙作家》等文化媒体先后刊出“灵性诗歌”大展，引起了一定反响。目前“灵性诗歌”是北京地区最为活跃的诗歌群体，以及60、70年代出生诗人诗歌交流的主要活动园地。

新江西诗派

“新江西诗派”于2002年成立，以江西籍诗人谭五昌、滕云等主编《新江西诗派》创刊为其标志。该杂志共集中了45位江西诗人的作品。并以该刊物为写作创立与发展的阵地。“新江西诗派”在继承和保留 “江西诗派”某些重要的写作原则和艺术趣味外，试图用新的语言形式和具体的诗歌文本对“江西诗派”进行提升和有所创新；意在诗歌语境中建构一种相对规范与严肃的诗歌理念与诗歌标准。“新江西诗派”主张诗歌形式和诗歌内容要双重创新，诗歌语言上做到兼容并蓄，以及相同的地域色彩等。

作为一个地域性的诗歌现象，相同的历史背景和拥有共同的乡土文化更容易让这一群体取得精神和审美趣味上的一致或许多相同的地方。也使得以流派集结方式起来的诗人们在流派的严密性和通融性上找到长期和平共处的可能，以及更容易地发掘诗歌作品的共性。从诗歌史的方向来看，一个有共同地域的限制和以相同写作背景汇集起来而缺乏诗学理论建设和更开阔的包容的诗歌团体，“新江西诗派”本质上只是一个诗群而不是一个具有流传意义的派。

新江西诗派现在乐趣网创立有 “新江西诗派”诗歌论坛。代表诗人有：谭五昌、滕云、牧斯、三子、程维、李晓君、艾龙、渭波、邓诗鸿、圻子、雁西、阳阳、江子、汪峰、傅旭华、陈安安、胡刚毅、李贤平、谢华丽、楼河、紫薇、颜溶、徐勇、易行、黄小名等。

注释：老江西诗派，即“江西诗派”的得名始于北宋后期，当时在诗坛上追随和效法黄庭坚的诗人颇多，宋徽宗初年，兼诗词道学家的吕本中戏作《江西诗社宗派图》，尊黄庭坚为诗派之祖，首提“江西诗社宗派”之称，下列陈师道、潘大临、谢逸、洪刍、饶节、僧祖可、徐俯、洪朋、林敏修、洪炎、汪革、李錞、韩驹、李彭、晁冲之、江端本、杨符、谢薖、夏倪、林敏功 、潘大观、何觊、王直方、僧善权、高荷共25人。其中有10多人是江西人，（后被人归入江西诗派的还有吕本中、曾纮、曾思、曾几、陈与义等）。认为这些诗人都遵循黄庭坚的诗歌风格，故称之为“江西诗派”。元代方回编选《瀛奎律髓》时，因诗派成员多数学习杜甫，而称杜甫为江西诗派之祖，把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三人称为诗派之宗，提出了江西诗派的“一祖三宗”之说，此时江西诗派始正式定型。形成以劲炼瘦挺为主，要求“无一字无出处本意”和杜甫的“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诗歌风格。后江西诗派统治中国诗坛长达八十年左右。

垃圾派

2003年3月15日，垃圾派创始人诗人支峰（笔名皮旦），使用网名“老头子”在《北京评论》诗歌网发表《老头子诗札·第四札》，第一次明确提出“垃圾派”的概念。而具有戏剧色彩的是：后来竟然多次出现有人冒充“老头子”之名在网络论坛上争争斗斗的事件。2003年底，垃圾派内部甚至有人提出“老头子”要公开选举的主意。由此“老头子”的网名在出现8个月后，就不得不隐身消匿了。老头子在《老头子诗札·第四札》，写道：“美国有个垮掉派，代表人物是艾伦·金斯伯格。垮了以后掉到哪里去呢？当然是垃圾。所以，垮掉派往前再跨一步，就成了垃圾派。”

2003年5月，垃圾派与下半身在论坛上展开论战，为了“战斗”之需，支峰从已写出的《老头子诗札》里拼凑出《垃圾派宣言》。在这个闻名一时的宣言中，“垃圾派” 提出了“崇低思想”和“垃圾三原则”。老头子在解释针对崇高思想而诞生的崇低思想时写道： “崇低应是其它十一个词，也即“向下、非灵、非肉、离合、反常、无体、无用、粗糙、放浪、方死、方生”的统领，当我们只说崇低而不说其它十一个词的时候，它应该也是包含了那十一个词的。”。“崇低的低主要不是指恶，可能更是指低姿态等状态，是人类的常态之一”。垃圾派的三条原则是：第一原则∶还原、向下，非灵、非肉；第二原则∶离合、反常，无体、无用；第三原则∶粗糙、放浪，方死、方生。在崇低思想发展的基础上，2004年皮旦吸取了垃圾派诗人杨春光（已于2005年9月死于脑溢血）的意见后，又提出了垃圾革命三原则：崇低、运动、后政治。2005年底又提出反理念、反现状、反方向的新主张。

垃圾派的口号包括：东方黑，太阳坏，中国出了个垃圾派。它为诗人谋幸福，它是诗人大救星；垃圾派，只有垃圾派，才是创造中国诗歌的真正动力；大海航行靠老头（子），万物生长靠垃圾；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垃圾派，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老头子诗札》；全中国的垃圾派诗人，联合起来；以及针对下半身诗歌的：打倒下半身，解放全中国；只要再向下一米，你就从敌占区（下半身）来到了解放区（垃圾派）。

垃圾派诗人的写作“理论指导”还包括：小月亮的贱民思想；管党生的垃圾行为主义；徐乡愁的屎尿写作；杨春光的后政治写作；蓝蝴蝶紫丁香的灌水写作；余毒的本垃圾思想；虚云子的辩证垃圾主义；谢小谢的猩猩主义；赵造的非诗化理论等等。林林总总，眼花缭乱。

垃圾派以《北京评论》诗歌网为大本营，编辑有《垃圾派民刊》、《垃圾派网刊》等。主要诗人有支峰（老头子）、徐乡愁、小月亮、典裘沽酒、管上、余毒、小蝶、管党生、蓝蝴蝶紫丁香、九月、一空、方子昂、西风瘦、小兰、解渴、杨春光、虚云子、萧薇、马达、123、丁小琪、浪子、谢小谢、赵造等。

由于垃圾派诗歌写作打破了诗歌严肃的艺术行为与伦理底线，而选择走一条与普遍的世俗道德和文学写作传统相反的具有后现代主义解构意义的“反诗歌”， 垃圾派成员专写丑恶的和世俗生活中需要回避的事物，而将出现在日常生活的粗俗、卑下描写得淋漓尽致，在吸引大众关注的同时，也引起了诗歌界普遍的指责，认为垃圾派虽然具有某些诗歌流派特征，但它对当下的诗歌写作只具消极的影响与负面性的意义。实际上是“下半身写作”的“翻版与扩大化”，与下半身写作构成一种互文性写作的关系，因而可以把它理解成一种以毒攻毒式的诗歌写作。“（垃圾派）重观念而轻严肃思考，使得智力体操变成一种廉价的工具到处运动，最终将诗坛引向一个不合理的境地。（陈晓东）”。安徽作家丁友星在文章的题目中甚至直指：《中国诗坛的两大黑暗：一个是下半身，一个是垃圾派》，并列举出“下半身最淫秽的作品28首（下流版）”和“垃圾派最肮脏的作品28首（恶心版）”。

垃圾派开创人皮旦说：“我不仅不想成为一个十恶不赦的人，我也不想成为一个荒唐的人”，而作为一个在90年代初就已经确立了诗人身份的写作者，他也清醒地认识到：“真正的垃圾派的命运，一定是垃圾的命运。不仅孤独，更是一种过于寂寞的孤独；不仅寂寞，更是一种过于孤独的寂寞。”。“符号的时代，符号的世界。网络刺激了符号的膨胀和畸形发展，什么时候我们多关注符号背后黑暗和微明的灵魂，卑微而伟大。”而“符号，没有气味，没有温度，没有硬度。符号只是符号本身。”

2006年的夏末，笔者在东莞遇垃圾派诗人典裘沽酒，其独特的思维与鲜明的个性使我这一个生活在北方山区的小诗人顿生“惊世骇俗”之感。酒后，这个来自公安系统的垃圾派诗人赠我一本《垃圾派诗选》，并再三叮嘱我：“西域，要保存好。”可惜，这本通篇充满了“操”“日”字眼与颠覆性的奇特文本，最后还是在我漂泊的途中丢失了。在这里，我要真诚地对诗人典裘沽酒道一声：抱歉！

结束语

50年代，斯大林曾对访苏的中国文化代表团说：你们中国是一个诗歌大国，建议你们办一所诗歌大学。是的，中国是一个诗歌大国。中国的诗歌大学不是建立和集中在某个城市，而是像星火一样分布\散落在广袤的大地---广阔的民间。正是他们，这些以诗为路以梦为马的人，风雨兼程，一生跋涉在这没有尽头的长路上。也许许多人会倒伏在途中，他们的名字也不会被更多的人所知晓，但重要的是他们留下了他们的背影，留下了他们在路上的精神。

《诗选刊》主编郁葱说：“如果说中国诗歌是一个高地，那么民间诗歌是向这个高地顶峰冲击的生力军，是中国诗歌发展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它存在的意义起码有四点：一、推动主流诗歌报刊的变革与变化；二、弥补主流诗报刊发稿的局限性，使大量被忽略的诗人和诗作得以在诗坛呈现；三、在一些地域带动了诗歌创作水平的提高，扩大了诗歌影响；四、增进了诗人间的相互交流与沟通。”。除了郁葱这些从民间诗歌具体的可视的直观行为的评价外，民间诗歌最主要的是一种坚持诗歌的精神，在影响着追求诗歌的赤子。河南诗人森子说：“官刊选发民刊上的作品，只因为它们是诗，而不仅仅是一种姿态。我倒是希望看到，某一天民刊选发了各家官刊上的诗，那才有意思。”。

民间诗歌的可贵，或曰它在诗歌界的核心竞争力就在于它不依附于任何强势文化形态，而保持一种独立的品质和自由的飞翔的姿态，它存在为诗歌而存在，它死亡也是为诗歌而死亡。在大荒的民间，像一叶青草一株小树从山崖里岩缝间顽强的挺立，永远向往着太阳。在相忘的江湖没有权威也没有英雄的年代，诗人就是自己的英雄自己的神。他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埋头于诗歌之中，在寂寞和孤独中平息了弥漫在世俗和商业生活中的浮躁和喧嚣，而修炼出了心灵的丰富和自足。

但也必须看到由于诗艺和个人目标的不齐整，以及一些在投靠体制无门而混迹于江湖，打着民间旗号的“宋江”式的人物钻入民间的阵营，而造成了民间诗歌文本良莠不齐和嘈杂的充满商业娱乐甚至低俗恶俗气味的种种非诗行为，又在很大程度上伤害了民间诗歌的追随者，打击了民间诗歌人的积极性。这也进一步的要求民间诗歌的号手们高瞻远瞩，高屋建瓴，以一种大气魄大气量去把握民间诗歌与时代的方向。于追随者更进一步的集中到诗歌文本的研习和对写作的深入中，从而去甄别、辨认，去伪存真。

今天，一个人所要面对的真正的难题是：如何在浮躁的当下、荒诞的现实和不能掌握的个人命运中寻找生命与生活的完善结合，寻找人生的真实的意义，建立起诗意的精神栖居。而诗歌或曰文学无疑是驶向此岸的诺亚方舟。  

                                                               2008．2.1—2．17



        参考文献：

发星：《“七十年代诗歌群体”局部发言》（《地域诗歌》发星著 ）；《彝风》8.10期。

赵卡（狼人）：《70后诗歌：五种叙事力量构成的广义消费主题》；

杨远宏：《诗歌史情结焦虑的突围》（《涨落的诗潮》杨远宏著 中国三峡出版社）；

梦亦非：《对〈中间代诗全集〉的个案点评》（《独立·零点》第12卷）；

谭五昌：《1999－2005中国新诗状况述评》（第三极诗歌论坛）；

吴投文：《中间代长诗写作的诗性空间》（《诗歌月刊·下半月刊》2007.7/8）；

郁葱：《用理想主义点燃诗歌的所有亮色 ——答龙源期刊网问》；

晓音：《有容乃大——简评第三条道路》（《诗歌月刊·下半月刊》2007.3/4）。

    ◇西 域：70后，诗人，**家，《独立》同仁，现居湖北。

（选自《独立》16期，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