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微小说诗”的“入”与“出”

诗人多少好斗，不乏兼身革命的。在《摩罗诗力说》中，鲁迅鼓吹了拜伦、裴多菲、密茨凯维奇等舍生取义的英雄。但事实证明，近现代以来，中国似乎并未出现鲁迅所推崇的英雄诗人。自戕的倒是不少，但大抵并不政治，与革命也不沾边。粘上政治与革命的，要么是打了鸡血，要不是割了阳物；前者是嗷嗷直叫，后者则阴阳怪气；大多不得好的结局。在后人看来，徒增可哂可哀与可叹。但诗人的确是一种亢奋与敏感的动物。生存与政治的暴力总是容易触动他们敏感的神经，促使他们发出批判与抵制——或至少是审视的声音。
 

虽然如此，诗歌终归是无用之物。鲁迅说，“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他轰走了。”诗人当然也可以去打炮。但可以打炮的诗人为什么要写诗呢？我想，这是因为，打炮是行动，写诗，则只是表达。行动是一种意义，表达，是另一种意义。古人有“立德、立功、立言”之说，诗人也可以“立德”、“立功”，像拜伦、裴多菲、密茨凯维奇；但当他作为一个诗人，他就只是在致力“立言”。诗人所立之言，或者是锤炼而出，精制而成；或者是神来之笔，妙手天成。总之，其优异者，可以叹赏，可以咏诵，可以传之后世而不朽。当然，仍然是做不了枪子与炮弹的。所以说，诗，从本质上讲，只是一门艺术。
 

但诗歌艺术的建构介质是语言。语言是什么？夸张点，“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亡国”；或者“下以讽上，主文而谲谏”……然而，“国有道，则庶民不议。”历来，统治者对语言总是神经过敏的。不管有道无道，庶民不议当然是理想了。实在要议，则有“弭谤”，则有“焚坑”，则有“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则有、则有、仍则有……但诗为心声，“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不管怎样的“则有”，诗人们总像那“野火烧不尽”的野草，一年又一年一茬又一茬地往外冒。盖因，人生而有口，除了吃，免不了就要说；生而有脑、有心，就免不了要思、要写。儒大概可以坑完的吧，但诗人，总没有见得杀得尽的。
 

这样说来，诗人确实是够不幸了。——尤其中国的诗人？原是执着于艺术——甚或仅仅是表达，不见得“反动”或“革命”，但生在统辖下，“情动于中”而作出的诗，却总不免触着诸多的忌讳，碰上一个又一个 “则有”。于是乃有古之隐逸，于是乃有今之“拒绝”；古人隐逸的，当然也有成功的例子，但高青丘也免不了被太祖腰斩于市；今人“拒绝”的，即使逃过了“无产阶级”的劫数，在今日雾霾中的哼哼唧唧，听来也着实显得“阴阳怪气”。
 

由此可见，做诗人可算是难为了。然而，诗人的基点本是人。做人难，做诗人如何不难？做诗人没有好下场，做普通人就有好结局？问题的根本不在于做不做。做，也得做；不做，也得做：这就是人之为人的宿命。既然排除了做不做，剩下的，当然就只是怎样做了。具体而言，就是一个诗人怎样处理创作与政治、伦理、宗教、法律之间的关系；当然，尤其是最为敏感的政治。因为不管你主观上“介入”与否，生存本身就是介入，写作本身就是介入。诗人反价值、反文化、反意义，这本身构成价值、文化、意义。反过去之后，自然又反过来。于是乃有周伦佑先生的“深入骨头与制度”的“红色写作”，或说，“介入的艺术”——提倡“ 不逃避严峻的现实，勇于直面时代的暴力，并甘愿承担起命运的重轭……”
 

没有人能“把自己拔出地球之外”。“介入”，只是多与少，显与隐的问题，只是在于有没有正视的勇气，在于有没有把握的智慧和能力。自觉不自觉间，“中国微小说诗”对政治、对生存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介入；甚至可以说，碰触了“骨头与制度”，鞭挞到国民的劣根性：一部微小说诗，竟不经意间勾勒出中国现当代以来的“微史”。这是一部带辫子的微史，是一部被“关心”、被“自杀”、被“重点”、被、被、仍被……的触目惊心的微史。这部微史触动别人之前，首先令我们自身触痛：同时带来了惊恐。生活和历史竟是这样的么？是？还是不是？如果不是，那自然是皆大欢喜了；如果是……我们，这些在硕大的绞肉机前，不值一提的蚍蜉与蝼蚁，究竟有何居心呢？然则有何居心呢。我们——阉割未竟的一代，或割而复生的一批，充其量，也就是憋腔拿调地叫了几声罢了。能改变什么？该“被”、“被”、“被”……还不是照“被”、“被”、“还被”……？
 

而我们还是希图着不要轻易被“被”。如前所述，诗虽无用，诗人的“反动”与“革命”与否，与写诗也远不是一码事。萨特积极介入政治，呼吁文学的介入，但并不赞成诗的介入；加缪积极参与政治，但他的《局外人》被罗兰·巴尔特归入“零度写作”；北岛的诗歌以昂扬的姿态介入了政治，但北岛本人并没有操起枪杆来“反动”或“革命”……只是既然语言敏感，就像Q兄头上的“癞”，连“光”和“亮”都要讳的，我们似乎还是要注意表达的尺度与策略；在主观可控的范围内，避免可能发生的“则有”。于是，有所删减，有所微调，以使表达和“癞”之间，至少不那么零距离。这正好适于微小说诗开拓“曲笔”的技法；也应了伦佑先生的话：“ 介入也不仅是内容的介入，而更强调形式上的介入，即以形式革新实现语言变构和艺术变构……”。
 

然而，王静安云：“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我们认为，静安先生的一出一入，道出了普遍的文艺之道。这与扎加耶夫斯基所谓：“如果诗歌只面向永恒不变的事物，它会有成为纯学术的危险。然而，当它仅内疚于社会和政治的主题，或仅拥抱社会和政治主题，它有变得歇斯底里的危险”，也可以说有异曲同工之处。希尼说，“一方面，诗歌自然而神秘；另一方面，它必须介入这个粗暴的公共世界。”在此，我们可以反过来：一方面，诗歌必然介入了这个粗暴的世界；另一方面，诗歌本身与诗歌之外，也的确存在一个自然而神秘的世界。所以，在《鞭子》中，走召写出了“天地不仁”的力量；在《汉北河三十年》中，魏博写出了年岁无情的永恒；在阿刀的“小李飞刀”式的解构与穿刺中，充盈着“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的幽默、睿智与洒脱。

白石老人论画：“不似为欺世，太似为媚俗。妙在似与不似之间耳”；转引论诗不妨为：“不入为避世，太入为泥世。妙在‘介入’与‘介出’之间耳”——因为，不“入”，失去了诗人的脊梁与精神；不“出”，封塞了诗歌的空灵与意境，也增加了为诗人招灾致患的或然性。因此，在“入”与“出”上，“中国微小说诗”，既是“介入”，也是“介出”；力图抵达的，是“出”“入”之间的适度平衡，是立体、多维的人生与诗学的意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