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胡适1916年8月23日发表在《新青年》杂志的一首原题《朋友》的作品，是白话诗的第一首。这首作品的诞生，据记载，胡适好友朱经农致信他说“白话诗无甚可取。”。于是胡适写下了这首《朋友》，即《两只蝴蝶》：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不知为什麽，一个忽飞还。/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我一直固执地认为，这不是白话诗。除了明白晓畅，和五律没有根本区别。有一个例子可以佐证——刘禹锡的《竹枝词》：“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岸上唱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从立意到表达方式，两首诗都不可同日而语。其实尝试集里的作品，大都“无甚可取。”。
虽然胡适的诗歌文本没有跟上他的主张，但是，一次文化运动以其鲜明的转身，和割裂般的决绝，不啻一次解放。
如果多事儿，将中国历史进行一次有利于文学创作的划分的话，我会这样把中国社会形态简单地进行一下有别于教科书的定义：从黄帝到大禹，为部落时代；从大禹的儿子启，到周惠王姬阆是封建时代；从嬴政到爱新觉罗·溥仪是专制集权的帝国时代。从孙中山到目前，社会性质还未定型。左脚刚从专制集权制拔出来，右脚还不知道落到什么地方，但我相信，一定有一个美好的去处和立足点。
实质上，从李鸿章慨叹我们遭遇到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开始，我们一直处在一个巨大的历史转折的弧度上。因此，对于一次文化领域的变局来说，将胡适的这个文本立为白话诗的第一首，是一种态度。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对专制时代的一次釜底抽薪。现代汉诗就诞生在这个巨大的历史弧度上。
从诗经分为风雅颂以来，大略每个社会形态的文学产品都没有超出这个分类。新诗诞生九十年分为两个时期：49年以前，台湾延续了这个体统，和49年以后，又一次断裂与回归。整体上，除了观念的更新带来的技术上的突破，在这个历史大弧度上，一个诗人还有对谁承诺的问题。这是每个诗人的契约。胡适们的契约，是与理想、愿望订立的。至于汉语新诗更多的实践，仰赖后来者。
——你和谁订立了契约？诗人们可以扪心自问一下。
座谈会以来，一个讳莫如深的问题是，讲话的强大要约，一度成了文学家唯一可以承诺的要约人。这期间颂成了主流。曾经一度，大量的、铺天盖地的这类文学作品充斥一个国度。回头一看一片荒漠。时至今日，要约人摇身一变，化身某些官刊。虽然不再有意识形态强制执行作保障，但某种功利性的因素，更像是利诱。比如青春诗会就是一次次的招安。
大概从北岛、梁小斌开始，这种承诺发生了变化：一半承诺给了意识形态的要约人，一半与内心订立了契约。有诗为证：《回答》；《中国，我的钥匙丢了》。后来，他们因重新订立了契约而登上自己余下的高度。
网络诗歌兴起后，作品审查被打破。空前的自由给了文学作者发挥才华的机会。但同时，诗人们纷纷与不同的要约人订立了契约。从人间、到地狱，再到天堂，诗人们的承诺五花八门。和谁订立契约，决定文学作品的品味等级问题。而品味决定眼光，眼光决定精神。与政治的极端、历史的表象、思想的固执、道德的虚伪的眼光对比起来，个体的投向人类生存状态的悲悯的眼光，更长久些。
|
发表于 2017-3-30 19:36
收藏
分享
发表于 2017-3-31 17:35
楼主
发表于 2017-3-31 23: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