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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创作是一种高级的精神活动，其主要包括三个层次：体验、思考、创造。所以文学创作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创作，它不是凭空想象，也非照葫芦花瓢，更非随意复制和粘贴。文学创作不是手工作坊的匠人们机械地重复制造某种简单或复杂的工艺品，也非科学研究和科学发明。迦达默尔说，科学研究既不能取代艺术经验，也不能超越艺术经验。通过一部艺术作品所经验到的是用其它任何方式所不能达到的。① 文学创作是自由的，真正的文学创作活动从开始到过程直至完成都是无法定义的，一切的定义相对于创作来说都是滞后的和无效的，但无可否认的是后者对前者在某些时候具有一定的作用——这就是文学评论或文学研究及批判会对文学作品的传播起到不可小视的作用。诗歌写作作为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理应具有文学创作的基本特点。所以，真正意义上的诗歌写作首先是自由的。因为，体验本身的过程基本上是自由的。就拿我们的日常生活来说，你想什么时候睡觉，想吃面条还是米饭，想读小说还是哲学，想去北京还是上海，想爬黄山或者泰山，想做工人还是小商贩，想写小说还是诗歌等等，基本上，正常情况下都是自由的。就算你可能为了某种意图（或感觉）而刻意地选择某些特殊的体验，但你同样也是自由的。 思考，也是自由的，你不必要为着一个特殊的命题去做大量的思考，除非这个命题正是你自己的选择。至于那些整日为谋权、钱、色绞尽脑汁的人，那种状态不是文学的状态，而仅仅是生活的状态，则不在此讨论范畴。 至于创造，这里指写作，更是自由的。首先你可以自由地选择适合自己的文体进行写作。其次你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的方向进行写作。再次，就诗歌写作来说，你选择写抒情诗、爱情诗、哲理诗、生活诗还是押韵或者不押韵的诗都是自由的，没有人要强迫你去怎么写，以及具体写什么内容。 对于写作，我们需要的仅仅是状态，而并非流派和纲领。而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没有一个主义是有效的，我们只需要崇尚自我的状态，我们只需要信仰“状态主义”。 所谓状态主义，就是拒绝流派化、标签化和小圈子化，倡导兼容并包，要求诗人正视自我的状态来写作。 状态主义的核心理念就是只承认状态，而否认一切诗歌写作纲领。 一个正常的人有着不同的状态：忧伤，高兴，兴奋，悲伤，伤感，愉悦，难过，愤怒，暴躁，野蛮，崇高，卑贱，思考，清纯，淫荡，疯狂，无意识等等。同样，诗人，也是人，也具有正常人所具有的一切状态。诗人在处于不同的状态时理所当然的可以写出处于不同状态下不同感受的诗歌。所以，任何标签化、流派化的理论都是刻意的、呆板的、不真实的、不理智的和不尊重人性的。 一直以来，流派化诗歌写作长期掌控着诗歌的话语权，占领着诗歌生存本来就狭隘的空间，占据着诗歌生活本来就寂寞的新闻平台。这种现象是荒谬的，正如英国哲学家赫布斯在他的《利维坦》中说，“荒谬是个特权，没有别的生物可以享有，只有人类才可以。”②由此可见，荒谬的诗学主张在中国当代诗坛一度纵横捭阖并且大有持续居高不下的现象也是可以理解的。 从魏晋南北朝时期“建安风骨”的“诗言志”、模拟仿古儿女情常的“太康诗风”、游仙诗”、“玄言诗”、“永明新体诗歌”、“宫体诗”，到隋唐时期的“上官体”、“文章四友”、“吴中四士”、“山水诗”、“豪侠诗”、“大历十才子诗”、“元和体诗”、“讽喻诗”、“咏史诗”、“民歌诗”、“苦吟诗”、“武功体诗”等③，纵观中国历史上的诗歌写作，没有任何一个流派能够全面、切实地包揽诗歌的全部，没有任何一个纲领接近了诗学的本质，但他们在当时无不具有重要的影响，甚至还一度影响着当时的很多诗歌写作者和统治着当时的诗坛。虽然这些流派里的诗人们有的确实对诗歌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中部分诗人的诗歌还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流传下来，直至成为中国传统古代文学中艳丽的瑰宝，但他们的主张却仅仅对当时起作用，对于后来的写作者来说，那仅仅是他们的主张，有的提法，譬如“宫体诗”，甚至成为后来人们耻笑文人（特别是诗人）卑贱的笑柄。时至今日，我们眼中的古代诗歌集大成者，依然是李白，杜甫，李商隐等，他们在当时就不属于任何流派，估计也没被当时的什么理论和纲领所影响。他们只“遵守”自己的状态，信仰自己的“状态主义”，他们写出了自己处于不同状态的诗歌。比如，我们记住了“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的豪迈，也记住了“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的无奈；我们记住了“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的奔放景象，也记住了“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安静祥和，更记住了“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的磅礴和悲壮。但所谓的“上官体”、“文章四友”、“吴中四士” “大历十才子”的诗歌，我们还能记住多少呢？时间是残酷的，但时间也是公平的，时间可以说明一切。诗歌也是如此。 海德格尔认为，艺术作品的载体是“物”，是事实，是给出意义的东西，它与一种客观认识论的自然科学相反，也与康德的主观美学倾向不同。海德格尔认为的“物”是“用具”。物的用具性就是不断地消耗着器具。物纯粹是物，与科学的可确定性和可计算性程序不同。比如凡高对于农鞋的描述，在这幅作品中明显可见用具本身，它不是为了迎合任何目的而被做成的东西，确切地是说，是使人显露出来的东西，这双鞋属于她，并为她所用。这副画的 真实本质就在于：在这双鞋里，有农民生活的整个世界。这就是艺术作品，存在物的真理就显现于其中。诗歌也是如此。诗歌的特征是，它不是一个对象，它是立足于它自身的。它不仅属于它的世界，而且世界就在它里面。诗歌作品敞开的是它特有的世界④。如果诗歌成为一种交易（利益的交换）或者买卖（虚名的买卖），那它就成为了一种纯粹的对象。此时，诗歌是无世界，无家的。而诗歌作品最重要的特征就在于，立足于自身和敞开世界，它归属于世界，同时展示世界、敞开世界。而世界本身是敞开的，大地是自我隐匿和关闭的，只有两者均存在于诗歌作品之中，那才构成真正意义上的诗歌。诗歌既建立了开放性的世界，又展示了隐蔽性的大地，同时揭示世界与大地的斗争。正是这两者的有机结合，才构成了真理的本质。这种真理从隐蔽中显出真相，形成了林中空地——我们诗意的栖居地。 近现代文学史上，“汉园三诗人”、“新月派”、“七月派”⑤等，所有的主张也都是狭隘和偏执的。 当代中国，近些年来各种诗歌流派林立，纲领泛滥，而每一个诗歌流派几乎都有一个所谓的写作纲领，这些集聚在流派中的诗人，在各自纲领的统治和禁锢之下，写出太多统一倾向、统一风格，甚至统一口径的诗歌。“在毁灭之梦的骚乱喧哗之上活着”⑥。中国新诗正如在出版商在市场支配下的中国小说一样，正被逐渐类型化和模式化，诗人们批量生产，自产自销，仅仅还处于某种盲目的“手工艺品”制造阶段，新诗处于诗人们自己制造的虚假繁荣而实质贫瘠的状况。这是十分可怕和恶劣的现象。 从诗江湖的“下半身”到“神性写作”、“物主义”，再到“垃圾派”，中国诗歌在流派林立中又几乎回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盲目、无序、虚妄和自大以及少数人自娱自乐的状态。几十年来，流派和圈子化写作让中国诗歌从五四时期的醒悟和推陈革新中毁于一旦，或者说被引入偏门，这个精神的王国异常脆弱，并且不堪一击。何况是向几个不同的方向发力，中国新诗即将尸骨不全！ 当前，我们的生活在经济迅猛发展与文化停滞不前的社会环境中，五千的文明古国的虚荣盘旋于我们思想的深处，那让我们感到骄傲的文明，也让整个世界骄傲，而现实的浮躁已经让大多数人灵魂苍白。中国诗人们处于“可以说是一种盲目的对生活的不耐烦，一种狂热的期待，一种对未来抱有早熟的雄心，一种对复兴思想的陶醉，一种在帝国时期的荒芜后对心灵的难以抑制的渴求。所有在这一切引发了一种让人耗尽心力，在这个尚还空乏的世界里生产、创造、做些事情的愿望。”⑦因此，各种流派的产生都是带有功利主义和英雄主义的，纵观各个诗歌流派，我们可以发现，任何一个诗歌流派都只能成就少数诗人，或者一位诗人，其所有的追随者，都做了他的垫背石。这其实是一个巨大的阴谋！我们可以忍受，也可以宽容，但不能再上当。我们要提醒当前和以后的写作者，永远保持自由和独立，不要被暂时的“功名”所吸引，不要被那些所谓的“位置”所引诱，而成为少数诗歌阴谋家利用的工具。 我们认为，一个真正具有智慧和远见的诗人，不会加入任何流派，不会认同任何纲领，不会局限于任何单一创作模式，不会屈服于任何权威的“诗歌法律”。诗人是时代的见证，也是时代的声音。诗人理应成为时代的领航者，而不应成为时代的牺牲品和消费品。任何有预谋的宣言都是卑微和下流的，君子群而不党。任何故贴标签的做法都是愚蠢的，当诗人走在大街上，被一眼认出，那才是可悲的，因为，大多数情况下，我们能一眼认出的，除了明星、政治家，就是企业家，诗人如果变得和他们一样，成为大众娱乐的对象，其本质已经廉价和病变。因为，那时，你写的诗歌他们会写，他们做的事情你却根本不会做，与他们相比你已经没有任何优势——更不再具有任何价值。 诗人必须对一个时代提出要求，“这种要求对新时代而言是无法实现的，这种精神的痛苦才能被创作的快乐抵消。”⑧从而达到超越时代的高度，以指引人们走向光明——这是诗人存在的唯一价值。现在还来得及，否定或者修饰，从而重塑我们自己独立的精神和人格。诗人必须具有自我批判和自我否定的精神境界，“在一分钟里还有时间，决定和修改决定，过一分钟又推翻决定。”⑨
2009年9月，许多余于合肥煤气制气厂宿舍。
参考书目： ①迦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参加《走向解释学的真理》，东方出版社，1998年出版。 ②赫布斯的《利维坦》被称为英语世界最伟大的政治哲学著作。参加《苏格拉底的审判》，斯东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出版。 ③参见诸多版本《中国古代文学史》。 ④海德格尔：《艺术作品的起源》。另参见海德格尔存在主义哲学之《林中路》。 ⑤参见《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诸多版本。 ⑥威廉·巴特勒·叶芝：《致秘密的玫瑰》。参见《玫瑰的秘密》，叶芝著，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 ⑦埃德加·基内：《我的思想历程》，参见《浪漫主义者的生活》，安娜·马丁—菲吉耶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出版。 ⑧尼采：《人性的，太人性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 ⑨艾略特：《普鲁弗洛克和其他观察到的事物》。参见《四个四重奏》，艾略特著，沈阳出版社，1999年出版。 | 
发表于 2011-12-18 1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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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12-18 23:39
发表于 2012-2-27 11: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