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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区文学•刊中刊《读诗》
十面埋伏
总第3期/刊《特区文学》2017年第3期
之一：哨 兵《悲哀》
徐 江：“环境”下的基础诗意
世 宾：宿命论者的世界
吴投文：由地方性经验升腾起来的人生哲思
敬文东：诗人从中见出生命默然隐忍的常态
赵思运：“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之悲
向卫国：“地理诗”的又一范例
韩庆成：个体/个性湮灭的悲哀
徐敬亚：诗，不讲理
之二：王东东《谒比干庙》
西 渡：诛心健笔，刺秦力作
杨小滨：如何以殷比干为鉴
十面埋伏之一（吴投文推荐）
悲哀
■ 哨兵
没有一条河流能在洪湖境内
保全自己——
东荆河全长140公里，横贯江汉平原，却在洪湖县界处走失，归于长江
内荆河全长348公里，串联众多小湖，也在洪湖县界处走失，归于长江
而夏水是先楚流亡路，深广皆为想象，早已随云梦古泽走失，归于长江
而其他河汊，不能与长江
并论
而长江全长万里，穿越十亿国度，但在地球某角走失，仿佛众归宿
唯洪湖能保全自己
如我命
2010年
哨兵简介：
1970年出生，湖北洪湖人。曾获《人民文学》“新浪潮”诗歌奖、第二届《芳草》文学杂志“汉语双年十佳奖”等。在大量刊物发表诗歌，出版诗集《江湖志》（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年）、《清水堡》（中国青年出版社2013年）等。
徐江：“环境”下的基础诗意
环境因素对人们生活的影响正越来越大，这种情形也不可避免地要在文学中得到反映。这样的作品，通常应该视之为“生活赐予的诗意”。虽然这类作品中的绝大多数题材，都属环境和时代的赐予，写作者表面上看像是被动响应，可在主题的选用、诗核的提炼与结构，以及表现手法的运用上，诗人却依然是主动者。所以说，环境下诞生的诗意，其形态和实质如何，还是取决于作者的审美倾向性。
哨兵的《悲哀》，显然也正是这样的一首作品。《悲哀》的主题显然是沉重的，也是容易引起读者复调联想的。表面上看它指向的是地理意义上“河流的消失”，背后却涉及到的水资源缺失、岁月的变迁、水源与当代人生命之间紧张的关系等“纵深/衍生性寓意”。读者可以在明确了诗歌表面的意思后，选择一个或多个纵深/衍生性寓意作为自己深思的路径，也可以根据自己的人生体悟，自行提炼出别的相关性思路。后一种情况大约符合过去“接受美学”里“作品就是供读者用来误读的”的说法。
诗歌可以在阅读中被“误读”。但前提是字面意思不能故作歧义。好的现代诗在每个读者进入独力思索之前，所提供给大家的基础诗意，应该是完全清晰的和一致的。至于留给大家进一步的冥想（有时是狂想）空间，则可以通过凝练、跳跃、想象力的往来穿梭等技术手段来营建。《悲哀》中的基础诗意包含了“大大小小河流的消失”——无论是地理意义上，还是岁月传说上的；也包含了“洪湖”与“我”休憩相关，还有诗里没有明示、却隐约暗示的危机——水资源的迅速减少。
不能简单地把《悲哀》视为一首“环保诗”，也不能简单地把它视为一首忧患之作。实质上，当代人所遭遇的种种沉重的话题，都是和人类生命、文明的整体性生死息息相关的。只有这样看，这首诗才达到了它的读解价值最大化。
世宾：宿命论者的世界
哨兵《悲哀》这首诗里里外外都显现了中国诗歌的特质，他的哲学观、语言方式和外部世界的着眼点，都是那么中国化，有如从《诗经》流出的河水在他这里分出了一条支流，归于长江。
这首诗的开局让我想起雷平阳的《澜沧江》，但哨兵要表达的不是外部的某一条河流，而是借河流和湖泊来书写这大地上事物的命运。消逝，这是大地上所有事物的归宿，在相对的关系中，凝聚（保全）使一切变动不居的世界有了观测点，有了感受和体验的可能，正如人在万物中只是“有限之物”，但它却成为“万物的尺度”。在哨兵这首诗中，洪湖和“我命”的保全还可以有更广泛的现代意味。“悲哀”作为一种文学的表述，在这里不仅意味着一种人对天地巨大的裹挟力的感受，还意味着诗人对洪湖命运的感受：环境污染、水资源枯竭、洪湖水面积缩小，这样一些隐藏在语言背后的现实命运，才构成了这首诗所应用的全部张力，也呼应了他的标题“悲哀”。
宿命论剔除消极的一面，在中国的哲学里也是自然论，道法自然，道就在自然中。宿命论者把生命皈依于时间和自然的洪流，个体的命运听任于自然的命运，通过诗歌的抒写，一种苍茫，遗世独立的精神便油然而生。在《悲哀》这首诗中，我们可以体味到陈子昂的“念天地之悠悠，独怅然而涕下”那种活着的个体生命在苍茫的时间和天地间的感受。
吴投文：由地方性经验升腾起来的人生哲思
洪湖作为一个自然诗性形象几乎覆盖在哨兵的全部创作中，折射着一个人与一个湖泊相互缠绕的精神史，诗人对人生的理解也缠绕在一个湖泊的命运中。出现在哨兵诗中的洪湖，与那个曾经被符号化的湖泊相比，全然是另一番风貌，他流露在诗中的人生感喟实际上是一个湖泊所暗示的命运感。
《悲哀》一诗，由洪湖作为想象的起点而联结着众多的江河，不管是东荆河，还是内荆河和夏水，都在洪湖县界处走失，归于长江，而长江也在地球某处走失，唯独洪湖能保全自己。诗歌最后点出一句“如我命”，似乎没有由来，实际上具有孤峰拔起的奇特效果，可谓恰得奇峰盘旋之妙。更重要的，是流露在诗中的人生感叹值得回味，诗人由家乡的洪湖辐射到天下江河，由地方性经验而升华到人生的哲思，运思自然，情感真实动人，引人深思。
诗歌在短短的十行中有一种吞吐江河的气势感，这大概也是洪湖水乡在诗人气质上的投射。洪湖具有江湖纵横的地理特征，表现在哨兵的诗歌中，这种江湖特征带有楚地的巫性气质和某种神秘的意蕴。因此，在哨兵的诗歌中，有一种由地方性经验升腾起来而又反映在诗人气质上的旷达和幽渺。诗歌在形式上主要采用长句，在诗的境界上具有一种绵绵不绝的动感，又与短句形成呼应，造成跌宕起伏的落差效应。这些又都内含于诗的整体结构中。
敬文东：诗人从中见出生命默然隐忍的常态
清人沈德潜在编注《古诗源》时写道：“祭川者先河后海。”古典中国的文士，总习惯从极具包孕性的山水间，截取某个形象或某种关联，以求能凝练喻指文学写作的诸多秘辛，使毕竟难言的，稍稍朝向可感的境地，而沈德潜短促且笃定的感慨是说：之于为文者，旧史里的经典仿佛沧海，是可仿的示范，亦是应求的远景，磨炼中的诗艺与增进着的诗心，则全似川流，顺势入海。前人所言，又不止于谈写作。“祭”字透出庄严的仪式感，即已表明，与语言相对，也正是与命运遭逢，如先哲“逝者如斯夫”的叹息，时间的消逝确是永恒之海，由万物与人命汇聚。写作《悲哀》的哨兵，也是从地理寻求生命表征的“祭川者”。诗人写历史上担负过无数情语和深心的长江及其支流，使用的却是近乎说明书式的语言，他介绍两条河流的具体长度，概括它们在空间上的广阔，河流的力量因客观陈述变得确凿，继而写到它们在“洪湖县”“走失”并“归于长江”时，便暗示出力量的相对性和命运的不可琢磨：支流消失于长江，长江在入海的时刻是接受自身宿命的失败者。诗中的洪湖县，远没有长江的显赫声名，它微小，但同时，它由古至今，都在容纳与目击众河交汇时那强弱的辩证、死生的往返，诗人从中见出生命默然隐忍的常态。
赵思运：“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之悲
相对于那些叱咤风云的诗坛人物，哨兵无疑是一个低调沉稳的诗人，低调沉稳如《悲哀》中的“洪湖”。《悲哀》仿佛偈语，参透了人生。当耳熟能详的“生命在于运动”充斥我们的视野时，哨兵倔强地表达了“生命在于不运动”的人生信条。
东荆河、内荆河、夏水，以及其他河汊均在洪湖县走失，归于长江；而“长江全长万里，穿越十亿国度，但在地球某角走失，仿佛众归宿”。万物行走于世，但“没有一条河流能在洪湖境内保全自己”，之所以“唯洪湖能保全自己”，成为湖北省最大的淡水湖，全国第七大淡水湖，乃是因为“不动”。万物动静固有其规律，不可力强所致。此诗突出了回环的力量，安静的力量，坚守的力量，此乃宁静致远之境界。
如果诗歌到此为止，充其量也就是一首优秀哲理诗。最后一行“如我命”才是真正的诗眼！前面犹如越放越长、越放越旷远的的风筝的牵线，到最后才揭晓出风筝系于“我”的灵魂，高远绵邈的诗意瞬间落地。正是这一条看不见的“线”，使得“我”与“世界/宇宙”产生了灵魂上的联系。前面的境界越是铺排充分，视野越就能够荡开，结句与全诗也就越具有张力。走失是一种结局，在静止中保全自己也是一种结局。题目之“悲哀”不是为自己而悲，而是为大千世界而悲，是面对“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悲哀。
向卫国：“地理诗”的又一范例
本诗可视为当代诗歌中我谓之“地理诗”的两个范例之一，另一个是雷平阳的《澜沧江在云南兰坪县境内的三十三条支流》。后者曾引起广泛的争议，但我个人认为它是当代地理诗的标志性作品。雷诗2001年就已在《滇池》杂志刊出，创作时间显然早于本诗10年以上。哨兵此诗的写作是否受后者的影响，不得而知，但考虑到同为当代诗人，哨兵应该对雷平阳的诗歌不会陌生，尤其是当2005年前后雷平阳这首诗在评论界引发广泛的讨论之后。
“地理诗”与当今批评界流行的文学地理学或诗歌地理学无关。文学地理学是针对自古以来文学批评的唯历史主义而起，强调在文学研究的时间性纵向视野之外，另设一种空间性横向批评视野，即对文学整体或某些历史截面作地理学的展开与考量。“地理诗”则是一种诗歌主题学上的分类，即以“地理”本身为主题的诗，它来自纯粹客观的自然地理引发的人类惊奇。惊奇是一切文学的心理本源，过去这种纯粹地理上的惊奇却很少引发诗歌的灵感（但并非没有，李白《蜀道难》堪称典范），人们更在意自己的历史。传统的游历诗，尽管常常也包含地理因素，但并非地理诗，因为它的展开依然是主体的历史感受或人学（本质上是历史学）意义上的诗，而非源于地理学上的惊奇；当代诗人亦写出过大量以《在……》（省略号是不同的地名）为题的诗歌，同样不是地理诗。
上述雷平阳和哨兵的两首诗则完全根源于这种地理学上的惊奇，并发展为诗歌的主题。二者又有不同，雷诗从头到尾进行地理奇观的罗列，这是地理诗的一种类型；而哨兵则对同样的地理奇观进行了主观的阐释：为何所有的江水都走不出江湖县？为何只有洪湖永远留在洪湖？诗人并将此地理现象与自我的命运同构，因而诗歌命名为《悲哀》（我个人不喜欢这个题目）。由此，诗歌获得了两个并列主题：自然地理与主体命运，或者说此诗的主题就是建构此二者的同一性。
韩庆成：个体/个性湮灭的悲哀
百川归海，自古皆然，但作者偏偏对此发出“悲哀”之声，他用三个“归于长江”，为这个哀声反复做了备注。而长江也是要入海的，纵使它“长万里，穿越十亿国度”，也逃不出自然法则的制约。那么，作者的悲哀是源自与这个自然法则无法对抗吗？是，又似乎不是，因为诗的最后他说：“唯洪湖能保全自己／如我命”。这里，我与洪湖命运同而为一，我们都保全了自己，即保全了作为个体的生命和个性不被同化。
在一个大一统和中央集权的历史背景下，在主旋律淹没变奏曲的现实舞台中，对个体生命和个性的“保全”，是很难成为主流话语的。在主流话语中，东荆河、内荆河、夏水以及其他河汊，汇入长江以后就不再拥有个体的名称，而自动成为长江的一部分，它们的来历和身世，它们此前各异的个性特征，都湮灭于滚滚万里的长江之中，最终随长江“在地球某角走失”。“走失”一词以及紧随其后的“仿佛众归宿”，表现了作者对这种似乎不可改变的“归宿”的质疑。如此来看，这首诗也可用两句概括：
没有一条河流能在洪湖境内保全自己。
唯洪湖除外。
徐敬亚：诗，不讲理
这是一首讲“理”的诗。开头一个结论，内中两条理由。一句顶着一句，言之凿凿。
而这理，却不太讲常理。
一般来说，流动的江河容易得到人类赞美。逝而不绝，动若奔马。无论美感还是哲理，都满是寻常的礼赞空间。但这首诗不喜流水，却极力维护死气沉沉的湖泊。
扭转全部道理的是两个关键词：保全与归于——这样，死变成了活，流反而变成了死。奇怪的逻辑关系建立了：湖泊因自保而成存活。江河因奔命而变赴死。诗人以精确的词语，重新命名了、固定了物体的意义，扭转了世俗的审美逻辑，强加于读者以另外的诗意。
像爬一座山，他要把他的理论推上去。东荆河、内荆河、夏水，一条也不能少。从哪到哪多少公里，一公里也不能少。建筑上，三行、长长排列30个字，一个字也不能少。一定要喝住你、镇住你。雷平阳那首肆无忌惮的地理澜沧江，在这里奔流。
之后，他再把这座山推倒——最后灭掉的第4条河，是逻辑关系的最高峰长江，照样赴死归无。在把这条“三个归于”的大家伙灭掉之后，诗人要下最后的结论了。
最后两行，是致命的。
1，诗人一步步，终于把“保全”这个龌龊的词推上了审美的主位。2，他忽然把自己的命，贴在了主宾的旁边。犹如那个著名的笑话“谁敢惹我们俩！”
但是，题目在最高处亮出两个字。所有人都傻了——谁敢惹？题目者敢惹也：悲哀！
于是，本诗的内文与题目之间产生了价值上的冲突。情感关系与逻辑关系强烈扭曲。
写诗的人都知道，诗题往往惹不起。题目为大，它是作者自白，是供词，是终审。
因此，这首诗又全部扭过来了：生重新贬回到了死，死重新返回到了生。
诗在常理之外。诗人架设一个自己的道理，只需要一座桥。
十面埋伏之二（西渡推荐）
谒比干庙
■ 王东东
仁人不可作，牧野尚遗祠。
——邢云路
当我们穿越雾霾在大地上疾驰
比干也正在马上狂奔，身体微汗
疲惫地摇晃，和我们朝向
同一个地点：新地，或心地
他想要变得轻松，轻松，轻松……
那神驹犹如闪电，他无比轻松
直到遇见一位老妇叫卖空心菜
才停下，轻松而疲惫，长舒一口气
他忘了一尝自己那心的滋味！
从容剜心后，他为何自己
不先咬上一口七窍玲珑，而是
将它掼在地上，像宰杀一个仇敌
后悔给妲己做了美味。但问题是
越残酷，就越美妙。“我的血喷向
未来：一种惨烈的时间已经开始
我的剜心，难道不胜过她的炮烙？”
皇帝们为何不绕开我，仿佛
要进行一种教育？就连孔子经过
也愤怒地用剑刻下“殷比干莫”，
仿佛要用我喂养一个没有心的民族。
仿佛只要一片心，就可以让国家安定。
请，完成这心之辩证，但不要剖心！为何
竖立在黄昏，那些碑，律诗的大理石镜子
不管谁写下，一千年来都回响着杜甫？
给张恒元，兼示夏汉
王东东简介：
王东东，1983年生于河南杞县。出版专著《1940年代的诗歌与民主》(台湾政大出版社，2016)，诗集《空椅子》（RedHenPress，2013），《云》（阳光出版社，2015）。北京大学文学博士，现为河南师范大学副教授，并任该校华语诗歌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西渡：诛心健笔，刺秦力作
比干之死已越3000年，诗人却把它变成了一个拷问国人心魂的当下事件。几千年来，写比干的诗无量，无非赞比干之死谏，斥商纣之无道，然而，在上者固然无道如故，在下者死谏也难得一见。王东东这篇全以比干为表现的中心，不及商纣一字，却直诛商纣之心——这心也就是这个文明的心。
这首诗的前两行“当我们穿越雾霾在大地上疾驰/比干也正在马上狂奔”，便将我们和比干并置于同一的时空——事实上，比干的命运仍然是我们可能的命运。“疾驰”和“狂奔”指示着一个紧张、危险的时刻。两者的并行意味着我们对雾霾的逃离，正如失心的比干向着“新地”的狂奔。“新地”是新乡，也是“心地”。据说比干剜心后，纵马奔“心地”，如到其地，就会长出心来。但“心地”未到，比干已死。以“他忘了一尝自己那心的滋味！”开头的第三节援引了鲁迅《墓碣文》抉心自食的现代反省意志，在这里，比干的肉身自剖和鲁迅的灵魂自剖混而为一。将心掼在地上，是《封神演义》的描写，与之前“心地”的传说不同。“越残酷，就越美妙”，看来这类似一种武士的残酷美学，不，它恰是我们隐藏在田园山水、镜花水月之后的标准的古典美学和古典政治学。夏桀、商纣、商鞅、韩非、始皇……一路下来以迄于今。“我的血喷向/未来：一种惨烈的时间已经开始”，而且永没有结束，我们作为比干的后人，仍处于这样一种惨烈的时间秩序中。第五节中出现了皇帝——商纣的后身，他们本来应该远远地绕开比干，因为就是他们杀害了比干，然而他们却不以为耻地以封赠、赞美比干掩饰了其作为商纣后身的事实。“仿佛要用我喂养一个没有心的民族”，这是诗人以笔为剑的诛心和刺秦。“请，完成这心之辩证，但不要剖心！”我们需要一片心来安顿这个民族、这个文明，但它不是从比干身上剜心，而要从我们自己的肉身上、灵体上长出一颗灵智的心。
杨小滨：如何以殷比干为鉴
借古讽今的诗歌写作，如今已颇为罕见。不过，王东东在这首诗里对比干的认同，可以读作不仅仅是简单的精神比附，而是经历了情意的微妙流转。一开始，和比干几乎叠合在一起御马疾驰的朝向新乡这个旅程终点的，不只是王东东独自一人（尽管我们知道，新乡正是王东东当前所处的城市），而是一个世代的集体性人称——“我们”，并且以“穿越雾霾”的描述指明了时代的空间背景。接下来，对比干的生命悲剧的重述强调了他的内心悸动，未能自噬心脏的悔恨——也可以读作，试图重获一种主动赴死的骄傲，而不是无谓地放弃。“越残酷，就越美妙”的辩证论断表达出对牺牲之意义的攫取。这样的精神撞击在一场内心独白后致使表述的人称干脆转换成“我”，更直接地出示了主体对历史角色的认同。不过，在接近结尾处，诗人却又展示出“我的剜心”与“没有心的民族”之间难以缝合的裂痕。那么，即使“我的血喷向／未来”，这场剜心的献祭真的能培养民族的良心，还是只能“喂养一个没有心的民族”？多次出现的“仿佛”一词到了最后一次不得不流露出深刻的疑虑：“仿佛只要一片心，就可以让国家安定”几乎是对着“一片心”的意义的解构。因此，在末段里，诗人呼唤的反而是“完成这心之辩证，但不要剖心！”哪怕墓碑可以成为主体以古人来完成自我认同的镜子，诗人的脑海里最终回想起的却是杜甫——一个低调而悲悯的吟者，但不是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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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3-13 2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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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3-14 23: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