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登：他智慧的眼睛永远审视着文明

肖振中

          奥登：他智慧的眼睛永远审视着文明                                 


                                 ——五卷本《奥登文集》中译本将于近期推出



    1
　　卓越的诗人，召唤同样卓越的诗人给予恰如其分的评价。比如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诗人之一W.H.奥登，虽然因特殊的缘由——1965年，奥登和萨特、肖霍洛夫一起进入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最后一轮。因为他二战后加入美国籍，而美国小说家斯坦贝克两年前刚刚获奖，奥登终被排除在外——与诺奖失之交臂，有关他的杰出成就，却有约瑟夫·布罗茨基、谢默斯·希尼、德里克·沃尔科特等诺奖得主做出长达数万字的论述，且皆已成为诗歌评论史上的经典。
　　布罗茨基最早在一本题为《从勃朗宁到现今》的翻译成俄文的英国诗选中，读到奥登的诗。那首诗叫做《地点不变》，其中写道“没有去得比火车终点站或码头更远的人，／会不去或不送他的儿子……”诗句所糅合的否定式外延的独特句法使布罗茨基大为震惊。此后，每当他铺开稿纸，这个句子便会像幽灵一般纠缠着他。后来，布罗茨基被捕入狱。他在服刑期间再次“遭遇”奥登。那是一本原文的英语诗选，一打开便是奥登的名作《悼念叶芝》，像“水银柱跌进垂死一天的口腔”这样宛若天成的佳句，使布罗茨基再次领略到奥登的精湛技艺，他更为诗中体现出来的无比的思想深度而折服。
　　对奥登的无比推崇，成了布罗茨基命运的分水岭，他被驱逐出境，并选择用英语写作。他自称，这纯粹是为了使自己更亲近“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心灵”：奥登，也就是“为讨喜一个影子”。他还说，即使被视为奥登的模仿者，“对我来说也仍然是一种恭维”。198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后，在获奖感言中，他对奥登表达了无限的敬意。布罗茨基最后一次见到奥登是在英国诗人史蒂芬·史班德的家中。在用餐时，由于椅子太低，女主人用两卷《牛津英语词典》给奥登当坐垫。日后布罗茨基回忆道，那是“我看到唯一一位有资格用那两卷词典当坐垫的人”。
　　
    2
　　试图洞悉奥登诗歌奥秘的人，通常都会读布罗茨基的《析奥登的〈1939年9月1日〉》。这不仅在于布罗茨基抽丝剥茧分析奥登的逐行评论，其论述之精湛，赢得诸如希尼“是对作为人类一切知识的清音和更美好的精神的诗歌所唱的最伟大的赞歌”的高度评价。更在于这首诗里，包含了对奥登诗歌与人生的深刻理解。
　　1939年，奥登和他的同性情侣、作家衣修伍德离英赴美。他的这一行动，受到包括仰慕者在内的许多同胞的指责。因为他以写作战争诗歌和谴责法西斯主义闻名，却在英国反法西斯战争前夕离去。奥登的这一选择，似乎可以找到很多解释。他的传记作者汉弗瑞·卡彭特说，奥登过了几年田园诗般的日子后四处旅行，他确乎试图找到某种理想，也想与欧洲拉开距离，以便客观地审视它，但他做不到。然而，回英国去似乎也找不到答案。但他想要“赌得大一些”，来开阔自己的经验，让世界来充实其思想，去美国就成了自然而然的选择。
　　在布罗茨基的理解里，对美国语汇的迷恋才是促使奥登移居美国的重要原因。以奥登在英国获得的崇高荣誉，他的前景就是加入文化权贵的行列，这就意味着他的诗歌创作资源面临枯竭。他需要从不同来源、不同层次、不同时期的英语中汲取营养。“很自然地，像他这样一个常被指责为在《牛津英语词典》中搜寻古词僻字的人，不大会忽视美国所提供的机遇。”移居美国后，奥登的诗句里多了不少美国词汇。“他几乎在着迷地将那些美国词掺进不列颠词汇之中，通过诸如‘下等酒吧’和‘粗俗的城’　这样一些词，他的语言结构——以及整个英语诗歌的语言结构——都明显地富有生气了。”
　　确乎如此，奥登的诗总是在叙述一段旅程或一次调查，或是字面的或是隐喻的。旅行深刻地改变了他对许多问题的认识，他的信仰也发生了剧烈变化。从早期对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的皈依，到后来转向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而以基督教神学为最终依归。结果是他写出一系列长诗，其中《双重人》探究了人类的境况，并给予基督教的回答。《暂时》表现了教徒和人文主义者的心理及所处的窘况。随着诗集《阿喀琉斯之盾》的出版，奥登的诗歌创作进入了最后一个高峰。他的写作也完成了从最初拒斥传统到最终与其完美融合的圆满旅程。
　　
    3
　　然而，奥登在任何意义上都不属于因信仰而变得确信的诗人。而他皈依基督教，毋宁说是因为不确信而力图让自己有所信仰。诚如有评论所说，奥登无论写什么，他的一只眼睛永远盯着文明，看他或他的主题所处的地方是否安全，所立足的土地是否稳固。因为，每一片土地，可以说，都是值得怀疑的土地。如果说，这一节诗是优美的，其优美在于这种字里行间的不确信。

    也因为此，他的诗歌就其主要特色来说，是反讽的，间接的，非个人的，甚至是反诗歌的。自1930年代与牛津大学的伙伴戴·刘易斯、麦克尼斯和史彭德一起以左派文人的姿态亮相诗坛开始，他就善于把数学、自然史、地理学、气象学、考古学、神话学、礼仪、烹饪等知识源流引入诗歌。他的处女作《诗集》里，就经常出现“高压线”、“涡轮机”等缺乏“诗意”的景观，矛头直指现代工业社会，开英国一代诗坛之新风，并因此被称为“奥登派”或“奥登一代”诗人。总体上看，奥登的诗歌可谓大众文化、当下事件与方言口语的奇妙结合。他总能在结构句法、双关语、多语种幽默混搭，乃至俚语土话、低俗字眼的使用中有新的创造，并在每一个创造中引发出诗歌的新方向。
　　某种意义上，这源于他的家庭背景和个人教育。奥登1907年生于约克郡。父亲为医生，母亲是护士，家庭氛围是科学而非文学。十六岁之前，他的兴趣也是科学，他最喜爱的事物是机器与矿山。1925年入牛津大学攻读文学时，他也广泛阅读心理学。如此深厚的积累，大大扩展了奥登诗歌的表现领域。而他也有能力经由琐碎的、非诗意的事物，用明显私人性的象征和语言，确立起艺术与人生、诗人与社会的关联。他的诗歌诚如布罗茨基所言，从开始到最后，都闪烁着活跃的智慧，以致后辈在进入成熟期之后依然能从中获得启悟。
　　1973年秋天，在维也纳的一次诗歌朗诵之后，奥登因心脏病发作突然去世，闪耀在他诗歌中的理性之光和爱的勇气遂成绝响。就像他在《19世纪英国次要诗人选集》序言中所说，成为一个大诗人必得多产、广度、深度、技巧、蜕变，而在观察人生和风格提炼上显示出的独一无二的创造性，更使他的诗歌在不同的年代都能给人以深刻的启发，而这恰恰是我们今天要重读奥登的理由所在。（文学报/余扬）

白炳安

提读、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