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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含的读者：潜语义与符码的溃败
——余怒诗歌整体观
方文竹
余怒是当代极少数领悟到汉语诗歌的文本“边界”的诗人，由此展开的一系列叛逆与革命却大大拓展了“边界”，或说，“边界”本身构成了文本（严格地说，它是一种“潜文本”）。文本是什么？按照格林布莱特的说法，是“历史磋商”。在这个意义上，诗歌变成了“未完成”的真正的创造物。麻烦却在这里，余怒的诗歌受到恪守传统诗学规则的人士的反对，或有“非诗”的嫌疑和遭难；另一方面，余怒先锋姿态的写作实践却是通过欲擒故纵的方式进行一番追本溯源——极限地探索诗歌的可能性——来收缩与规范汉语诗歌的边界的。 余怒的全部诗歌作品构成了一道巨型语码，也就是说，和伊沙(还有韩东、于坚的部分诗歌)一样，余怒一直在写的是同一首诗（否则，就像伊沙不是伊沙一样，余怒也就不是余怒了）。因为，“巨型语码”虽是一桩语言事件，其实却构成了文本与社会的总体象征、对应、对抗、平行与对称：现实视境与语词结构的审美对应，现实的关系也可以是一种语言的关系。这种结构主义诗学的阐释方式，意在说明“人们对余怒的写作表示惊讶、当作诗坛一种现象来谈论的热情远远大于进入其作品内涵的热情”，并认定：余怒特殊的写作这个“行为”大于其写作的“内容”。 于是，“诗”消失了，“存在”的诗出现了，天、地、神、人“四方一体”。诗歌与现实的对应与一体化，让余怒在一座“疯人院”里：“写诗，拔草，焚尸⁄数星星，化装，流泪”(余怒《剧情》)。 除了“巨码”象征之外，还有大量的“单码象征”，其实只有“单码象征”才真正属于诗人自己的，如《猛兽》《空穴》《那边有人》《中午的医院》《窥孔》《问题》《仅仅触摸到扉页》等。为什么我主要粘来的都是长诗的例子呢？相对于短诗来说，长诗由于“码”数较多且“码”与“码”之间的碰撞、互换与多义更频繁些，造成了更大域面的“语境”，自然“单码”的成份更多些强度更大些(当然，由于写的是同一首诗，余怒大量的短诗是可以互读的：“互文性”)。这样一来，在意义的生产上单码与单码之间的联系既可以增殖也可以抵销。 这里，我将“巨码”视作“潜语义”，而“单码”则是一般的“符码”。显然，将潜语义与符码区分开来或承认对潜语义表达的符码的溃败，意在让真正的诗歌解读从心理学倾向中解放出来。细究之，符码的“溃败”不是“失语”“改变”或“消失”，而是“重建”。余怒的写作动机(“为什么”)是一回事，而写出了“什么”又是一回事。而后者正是具体语境中未完成式的无限可能性。但是“万变不离其宗”。余怒的诗歌写作其实有一种“潜语义”，或说“基本语义”“中心话语”，这就是我为什么说余怒写的是“同一首诗”的因由。同样，对这种“潜语义”的诗歌解释是在符号之外的，这就是“隐含的读者”的诞生。要说明的是，这里的“隐含的读者”只有一种，但却是“少数优选者”或“伟大的少数”。 说“溃败”也并不为过，其实，余怒正是通过符码的“溃败”来拯救自己的语言“试验”。它所体现出来的是余怒的诗歌精神。在这里，符码就像沙滩上短命的小建筑，倒塌了再建，再倒塌，再建，再……以至无穷。余怒诗歌写作的高产证明了这一点。意义不在于“倒塌”，而在于不断再建的行动本身，即写作本身就是一种对世界的发言或指称。 (插语：记得1997年在北京和余怒有一个下午和半个晚上的会谈，他一再强调他从小说和美术里所悟到的东西比起诗歌本身和诗歌传统里所悟到的要多得多。这也就是我在某种程度上将“符码”替换“(诗歌)语言”的一个主要原因，其实，对于我这篇小文来说，“符码”比“(诗歌)语言”在更大程度上拓展了诗歌的“边界”。) 隐含的读者既与本文结构的暗示方向重合∕重叠，又包含着阅读的再创造能动性和阅读者的意义共生产，这一切都提示着诗歌本文潜在语义之实现的多种可能性。 文本的生产进入流通（解读）：“使诗歌真正从作者的一厢情愿的图解式的写作中解脱出来，尊重阅读者的阅读。”（余怒《感觉多向性的语义负载》）我甚至偏激地认为，余怒诗歌的阅读对象是不适合“一锤定音”式的“现实的读者”的。当然，现实的读者与隐含的读者可以处于不断的角色置换之中。而这不是余怒的事情了。 留下大量的空白和空缺，有意让连贯的文本“残破”，事实上存在着一种伊瑟尔（wolfgang Iser）式的“召唤结构”或前文本。当然，这里所说的“空白”和“空缺”不是传统美学意义上的范畴，也不是流行诗评中对某一种作品品格的褒奖，而是需要一种对文本的“前理解”，以削除诗歌语言的“逻各斯”或“唯理普遍语法”。这种美学意义上的“逻各斯”或“唯理普遍语法”往往派生出理性、判断、概念、定义、推理、根据、关系等，康德关于“审美如何可能”之问时保留了它们并作为审美判断的根基。作为叛逆者的余怒，则大力提问的是“诗歌如何可能”？最要命的问题在于，由“逻各斯”或“唯理普遍语法”派生的理性、判断、概念、定义、推理、根据、关系等，总是处于与某种东西的关系之中，换句话说，具有“相关性”或“在场”的性质(它们也会制造“空白”和“空缺”)，而“空白”和“空缺”本身就没有“逻辑”和“在场”。说到这里，大家很可能已经明白了，在余怒看来，诗歌本就是这样的一种建构，诗歌总是在建构着属于自身的一些东西，她并没有“产生”出来，并没有“展示”出来给你看，她所提供的只是一种“可能性”。诗歌本体论意义上的“空白”或“空缺”由此产生。我再想更清晰地表述出来：这种“空白”或“空缺”不是摆在面前的现成物，而是“源始”“未完成”等，其难度更大。请看：“我一生都在反对⁄水泡冒出水面”(余怒《苦海》)。 读者的阅读通过对“空白”和“空缺”的“填补”甚至“猜测”实现了意义的再生产的可能。不明白这一点，余怒诗歌“读不懂”就很正常了。但这里我也不同意余怒“只关心语言而不关心世界”之说(或许余怒本人也是这样认为的)，因为现实的读者总会在语言里读出世界来。 这使人想起维特根斯坦的一句老话：“神秘的不是世界是怎样的，神秘的是世界就是这样的。” 胡塞尔认为，意义在语言之先。这就说明，意义通过语言来实现。语言是人与世界的中间地带。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知，其实余怒的诗歌也是“到语言为止”，但这里的“语言”是一种写作行为，其本身和文本系列是一道与社会系统相对应的有意义的“巨型语码”。 于是对词语进行“源始性”的清洗，也就是对“人性”的清洗，也就是对“身体语言”的解放和认同，通过洗去人类文化后天所附加上去的“印迹”，抵达被意义指认之前的“现象学状态”。 去掉大词。但有时候却采取标题大词，内容却十分的具象可触：物象缤纷，即“身体语言”(荣光启《解开身体的死结》)。世界仅剩下感性，不，余怒所作的更进一步是对感性的去性，世界仅存于线条、血肉、色块和氛围，然后由“隐”入“显”地搭建世界，但又不是“世界化”。 重新组合事物之间的关系，以否定式的反逻辑来实现诗歌的美学逻辑。 一种物象打开了对其它物象的透视与呈现。物象的乖张、暴烈、汹涌、扭曲、变形、转换、绞合。物象之间的互离、互斥与互涉：没有“整合”，只有“网络系统”。“格式塔”式的“互生长”与大面积增殖。物象之间的“可写性文本”。 我认为，只有削除了“人性”的光秃秃的“身体语言”才会真正产生歧义、误义、随机义、强指等。而歧义、误义、随机义、强指其实质不在消除“义”，而在使“义”大面积甚至呈几何级数增殖。于是才有“谎言的连环套⁄一张脸陷落在另一张脸里”（《猛兽》）。 ——语言的“施暴”像一头“猛兽”乱窜于人类社会的丛林，让人们无所适从。 正是“无义而大义”!
方文竹，男，六十年代出生，安徽怀宁县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硕士。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出版诗集《九十年代实验室》等各类著作19部。1997年6月11日中直三家单位在北京联合召开“方文竹作品暨九十年代中国诗歌研讨会”。 信函：242000安徽宣城日报 方文竹 收 电话：0563-2831874(O) 18956301690(手) | 
发表于 2012-2-15 0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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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2-15 11:13
发表于 2012-2-15 15: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