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自由新诗创作的“自由性”
●李长空
【摘要】自由新诗的自由性，是以诗歌的共性要素为创作前提的。只有遵循诗歌创作的基本法则，在共性要素的必要限制中，它才可能拥有真正的自由；绝对没有限制的自由新诗是不存在的，即便存在也难以成其为“诗”，这是“自由性”与“诗”的艺术辩证关系。
【关键词】自由新诗；“自由性”；自由性。
一、关于自由新诗
自由新诗是现当代诗体中的一种，19世纪末20世纪初源于欧洲，其特点是诗体结构自由，段数﹑行数﹑字数没有一定规格，语言有自然节奏而不用韵。一般认为，美国诗人惠特曼是自由新诗的创始者，代表作为《草叶集》。五四前后，自由新诗开始在我国流行，如胡适的《尝试集》、郭沫若的《女神》、李金发的《弃妇》等。
自由新诗是新文学领域中的先行者。五四运动前，旧体诗词充斥着腐朽气息：在思想内容上无病呻吟、言之无物；在诗体形式上顽守着陈腐不化的格律。“形式与内容有密切的关系。形式上的束缚，使精神不能自由发展，使良好的内容不能充分表现，若想有一种新内容和新精神，不能不打破那些束缚精神的枷锁镣铐……五七言八句的律诗决不能容丰富的材料，28字的绝句决不能写精密的观察，长短一定的七言五言决不能委婉表达出高深的理想和复杂的感情……近来的新诗发生，不但打破七言五言的诗体，并且推翻词调曲谱的种种束缚，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长短，有什么题目，做什么诗，诗该怎么做就怎么做”[1]。于是，在语言问题上，胡适把文言诗词和自由新诗弄到了生死对立的地步，而这一主张，又成为了后来自由新诗创作的经典理论。
由于自由新诗的随意性和不确定性，自其诞生以来，便流派纷呈、风格多样，甚至彼此间形同水火、争论不休，无法构建其审美规范并达成审美共识。究其原因，是因为大家都在“瞎子摸象”：触其牙者言象形如萝菔根，触其耳者言如箕，触其脚着言如臼，触其脊者言如麻，触其腹着言如瓮，触其尾者言如麻……而且都以自己摸到的是正宗，再不愿承认或包容其它。尤其是新时期以来，自由新诗的随意性愈演愈烈，你方唱罢我登场，诗人们的精神价值已经从崇高、纯洁、美好、自然过渡到了时尚、喧嚣、庸俗、腐烂的方向，大家一味地“先锋”，一味地“解构”，一味地摧毁传统，一味地拉帮结派争先恐后做伪证，于是伪命题、伪概念、伪诗及伪诗人充斥着当代诗坛，大白话（如梨花体、羊羔体、口水诗、废话诗）、大黄话（如垃圾派、下半身）、大黑话（如先锋派、晦涩诗）流行自由新诗界，鱼目混珠，泥沙俱下，令读者敬而远之，极大地阻碍了它的健康发展。
二、自由新诗的“自由性”
自由新诗在新文学思潮推动下，摒弃了僵死的文言词语，扫除了旧体诗词唱滥了的那套封建主义的审美情趣，走上了诗体解放的道路，其产生与发展是适应着时代的呼唤的。但是，“由于急切‘求解放’的历史情结，也由于文言向‘白话’转换过程中现代汉语尚处于不稳定的状态，20世纪中国诗歌虽然在20年代出现过‘新月诗派’那样的集体试验、磋商诗歌格律的局面，但格律诗与自由诗并存、对话与互动的格局并没有真正形成。而作为主导形式的自由诗，在急于替代古典诗歌的语言体系和形式秩序时，又对‘自由’与‘诗’的辩证关系存在着不少误解，影响了现代汉语诗歌的美学探讨和形式规律的探索。这个问题不能不引起足够的重视。没有基本形式背景的诗歌是文类模糊、缺少本体精神的诗歌，偶然的、权宜性的诗歌，是无法被普遍认同和被传统分享的诗歌。中国新诗的发展最终还要回到自己的美学议题上来。”[2] 由于自由新诗追求创作上的极端“自由”，而创作者把“个性写作”等同于“个人写作”，不厌其烦地对生活琐事与两性肉体作毫无意义的唠叨，并以创作道德沦丧、心灵麻木、人格扭曲的诗作为荣，导致读者群体不断萎缩，甚至“写诗的人比读诗的人多”，昔日的辉煌终成明日黄花。
诗歌是一种精神的产物，缺少了精神的钙质，就成为行尸走肉；诗歌是一种凝炼的语言艺术，无节制的随意和口水，会令其成为毫无意义的文字游戏。自由新诗不受任何创作约束的“自由”，是当下诗歌创作流弊之源：
一、语言散乱，故作高深。现在的许多自由新诗其实就是散文诗或诗散文——分行排列是自由新诗，分段排列是散文诗或诗散文——这还算比较好的，更多的其实连散文诗或诗散文也不是，是随笔，是杂言，是无任何意义的大白话。更有甚者，或如三岁的孩子牙牙学语时随意蹦出的前言不搭后语的梦呓般的断句，或如某些小学生作文时生吞活剥的造句，或如精神病人无厘头的胡言乱语，故意让读者不知其所以然。
二、肤浅呈现，一览无余。由于对诗歌语言和形式没有约束，加之作者体验生活的肤浅和太多太盛的理念入诗，不少自由新诗显得平铺直叙，一览无余，即便那些描述社会人生苦难生活的诗作的写实手法也较肤浅，多以旁观姿态和一些生活表象的罗列堆集手法来呈现，而缺乏对现实社会的细致观察和更深刻的刻画，这种过分直露和明快的通病不仅使诗作本身缺乏应有的意境和充沛深刻的感情，也从整体的构成上丧失了诗歌的美感。
三、结构松散，篇幅冗长。纵观当前的自由新诗，普遍存在结构松散、篇幅冗长的弊病：把本来用几行文字就可以很好地阐明主旨的诗歌，硬要人为地拉成散文、小说或者其它载体，好象诗人不写“长诗”、“史诗”，不从篇幅长度上把别人比下去，就愧称诗人似的。
四、孤芳自赏，自我枯萎。时下不少自由新诗，患有一种“自恋症”。很多诗人对诗歌精神与格律形式是持怀疑态度的，甚至是嗤之以鼻、激烈批判。与此同时，他们选择了滑向平庸、堕落、低俗和散漫的深渊中，用媚俗的主题、散乱无章的结构、缺乏风骨的病句、雕虫般的技巧来制造文字垃圾，并自我肯定、自我满足、自我安慰、自我陶醉，最后自我枯萎。
五、急功近利，山头林立。著名诗人北岛说：“自50年代后，诗歌在世界范围内开始走下坡路。这并非意味着苦难不复存在，而是人们不愿再正视它，越来越繁荣的电视等声像媒体，正迎合甚至创造了这种心理。文字退居次要地位。这不仅仅是中国诗歌的问题。……没人读诗了，很多诗人放弃写作。这是中国文化中的一大弊病——急功近利。商业化败了诗歌的火，因为商业化更急功近利。”[3] 一方面是科技英雄和商业英雄、娱乐英雄取代了诗人艺术家的中心地位，诗歌越来越被推挤到社会的边缘；另一方面是许多诗人诗评家高举着“自由”的旗帜，以其诗作诗评作为谋取名利的工具，他们拉帮结派，炮制种种宣言，成立各类组织，渗透各式平台，不仅对当前诗歌创作进行翻云覆雨、指鹿为马的干涉，还利用相互吹捧、炒作、甚至漫骂和人身攻击来吸引眼球，千方百计地寻觅着出名捞利的机会。而一旦“修成正果”，在各地如火如荼举行的各类研讨会、评奖会和笔会中，就总是少不了他们忙碌的身影，自然出场费他们也没有少拿。虽然自由新诗山头林立，乱花迷眼，但却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大师级诗人，也缺乏让读者心灵震颤的经典诗歌。
三、自由新诗的自由性
中国古诗形神兼备、简洁典雅、意境深远，是世界诗歌史上所罕见的。但白话新诗却失去了应有的魅力，正逐渐走向衰落，这不能不引起我们反思。
德国大诗人歌德认为：“在限制中才显出能手，只有法则能给我们自由”；英国著名诗人艾略特认为：“对想干好一件事的人来说，没有一首诗是自由的……某种平易的格律的幽灵应当潜伏在即或是‘最自由’的诗的花毯后面，当我们昏昏欲睡的时候，它驱使我们；当我们惊醒之际，它又悄然隐去。换言之，只有当自由在人为的限制下时，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中国现代著名诗人闻一多认为：“诗所以能激发情感，完全在它的节奏；节奏便是格律。……越有魄力的作家，越是要戴着脚镣跳舞才跳得痛快，跳得好。只有不会跳舞的才怪脚镣碍事，只有不会作诗的才感觉格律的缚束。对于不会作诗的，格律是表现的障碍物；对于一个作家，格律便成了表现的利器。……世上只有节奏比较简单的散文，决不能有没有节奏的诗。本来诗一向就没有脱离过格律或节奏”[4]；中国现代著名诗人宗白华也认为：“用一种美的文字——音律的绘画的文字——表写人底情绪中的意境……这能表写的，适当的文字就是诗的‘形’，那所表写的‘意境’，就是诗的‘质’。换一句话说：诗的‘形’就是诗中的音节和词句的构造诗的；‘质’就是诗人的感想情绪。所以要想写出好诗真诗，就不得不在这两方面注意”[5]。可见诗歌是没有绝对的自由和自主的，古今中外概不例外。诗人反叛僵化的形式是为新形式的到来作准备，而不是在“自由”的名义下把诗歌写成拙劣的散文或小说，甚至毫无意义的口水。只要是写诗，就要遵循一定的规律，就该受到一定的约束。当前汉语自由新诗创作，不能完全以西方自由诗标准为圭臬，同时需要重视自己的民族、语言和音乐的特点，在中西诗艺交融下使其恢复活力，走上健康发展之大道。
无论是格律诗词还是自由新诗，它们首先必须是“诗”，必须具有汉语诗歌的共性特征。简言之，自由新诗也必须要具有：
一、抒情性。现代著名诗人郭沫若认为：“诗的本职专在抒情，诗是通过抒发情感来反映现实和认识现实的，但它抒发的情感不限抒个人的情，它要抒时代的情，抒大众的情”[6]。抒情性是诗歌的根本艺术特征和灵魂，尽管《诗经》所反映的内容与我们相距十分遥远，但它之所以能够流传下来，就是因为它反映了三千年前的人们的喜怒哀乐的情感，让我们为其真挚饱满的诗情所打动。
二、意象美。台湾著名诗人余光中在《论意象》中写道：“意象是构成诗歌艺术的基本条件之一，我们似乎很难想象一首没有意象的诗，正如我们很难想象一首没有节奏的诗。”诗歌的思想感情必须通过清新、灵动、贴切的形象化的语言来传达。因此，营造新奇的意象是诗歌创作的核心，而脱离或排斥意象，就会导致诗歌的概念化，成为空洞的口号和苍白无力的陈述。诗歌形象化使读者得到美的感受，更容易理解和接受。
三、语言美。唐代大诗人杜甫在《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中云：“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诗歌没有小说那样的曲折离奇的故事情节，没有戏剧那样的尖锐的矛盾冲突，只有凝炼、准确、张驰有力、富于色彩的语言，诗人要用生花妙笔，把平淡无奇的文字，组合成优美、生动、有余韵的诗歌语言，抒发满腔的激情，从而打动读者内心深处的心弦。
四、音乐美。诗歌与音乐，是各类文艺中最接近的两种艺术。诗歌的音乐美，体现在节奏和押韵上。自由新诗的自由性，决定了其可能拒绝刻意的音韵节奏对称和平仄关系，但它却不能够没有内在的节律和自然的音韵协调，分行也必须伴随意蕴的需要而定。没有抑扬顿挫的音韵节奏，便难以传达出诗歌要表达的情感，不能从心理上引起读者的共鸣。
五、意境美。意境是指诗人的主观情意（意）和客观物景（境）互相交融而成的艺术境界。一首诗只有意没有境，只是一个空洞的口号；只有境没有意，犹如一个死寂的世界。诗歌是一种精神食粮，自然和谐、积极健康、崇高美好、情景交融的意境，能够带给读者以美的享受和启迪。
一语概之，自由新诗的自由性，是以诗歌的共性要素为创作前提的。只有遵循诗歌创作的基本法则，在共性要素的必要限制中，它才可能拥有真正的自由；绝对没有限制的自由新诗是不存在的，即便存在也难以成其为“诗”，这是“自由性”与“诗”的艺术辩证关系。
路遥知马力。期望自由新诗能够充实当代意识，扩充题材领域，探求内在节律，促进审美规范，达成审美共识，驰骋在诗的王国里，与格律体新诗、当代诗词互相借鉴、相互启迪、逐步完善，共同推动中国当代诗歌的稳健发展，最终实现中国当代诗歌的真正繁荣。
【参考文献】
[1]胡适.谈新诗[c]//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
[2]王光明.自由诗与中国新诗//百度文库.
[3]老枪/北岛.北岛答记者问实录//新华网.2003-03-04 15:29:40.
[4]闻一多.诗的格律[J].北京晨报•副刊,1926.5.13．
[5]宗白华.新诗略谈//少年中国.一卷8期.
[6]沫若诗话，第109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
【作者简介】李家庆，笔名李长空，中国诗歌学会、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人民文学》、《人民日报》、《诗刊》、《词刊》、《北京文学》及美、加、澳、新、法、越等国家四百余种报刊，获全国性征文奖100多次，入选《中国新诗年鉴》、《中国诗歌选》、《中华六十年诗人大典》等选本百余部，部分作品被转载、编入教材、列为试题、译往海外、谱曲演出、配音播出。主要著作有：新诗集《李长空诗选》《梦中家园》《露骨的水》《叹息与疼痛》《迷乱的星空》、诗词辞赋集《镣铐之舞》、诗评集《长空诗话》、散文集《灯下漫笔》。电子信箱:ckyq1971@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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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3-13 18:36
发表于 2012-3-14 13: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