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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诗论家吕进访谈:好的诗歌应具有社会感与时代感 2013年04月28日 中国宁波网
三江访谈
吕进，1939年生于四川成都。西南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诗歌评论家。影响广泛的著作有：《新诗的创作与鉴赏》、《中国现代诗学》、《吕进诗论选》、《对话与重建———中国现代诗学札记》、《新诗文体学》、《吕进文存》等。
4月21日，受宁波大学园区图书馆和世界汉诗协会宁波分会、天一诗社的邀请，在大学园区图书馆作题为《中国文学的诗化特征》的讲座。
记者：您是一个有自己完整诗学体系的人，提出了中国新诗的“二次革命”，为什么要提出“二次革命”呢？
吕进：新诗的现状是“热闹中的寂寞”。看起来热闹，实际上写诗的比读诗的多，写诗的人不看别人写的诗，大多是自娱自乐。诗歌发表和出版多，但伪诗不少。为什么？因为没有大多数人所认可的审美标准。
新诗的发展有一个正确处理“变”与“常”的课题。“常”就是诗之为诗的审美元素，“变”就是加入新的元素。所谓审美元素，即诗是最高的语言艺术，具有语言的高度精炼性和精致性，寻觅言外之意，像外之像，词外之味。
如今诗坛缺乏正常的艺术秩序，谁都可以出诗集，网络上更是铺天盖地随意发表，评论界也非常不规范。如此，我们的诗歌难以走向新的高度，所以在2004年，我们西南大学新诗研究所举办第一届华文诗学名家国际论坛时，就提出了中国新诗的“二次革命”，称之为革命，是为了引起更多的人重视和关注。
中国新诗的“二次革命”包括诗歌的精神重建、诗体重建、传播方式重建等。为什么要进行诗歌精神重建呢？是因为在中国新诗近百年的历史发展中，一直存在着忽视诗歌精神建设的现象。记者：说到新诗创作，大家一定会想起2010年武汉车延高的诗集《向往温暖》摘得鲁迅文学奖诗歌奖项所引起的轩然大波，他直白、几近不像诗歌的诗体被网友称作“羊羔体”，是继“梨花体”之后又一“口水诗”的代表。您怎么看这种新诗？ 吕进：这是“口语诗”与“口水诗”的区别。其实口语入诗是很正常的现象，唐代的王梵志、王绩、寒山子就是三大口语诗人。尤其是僧人寒山子，他所写的寒山诗就颇为后人看重，看似明白如话，实际上另有奥旨。寒山诗是中国古代诗国中的一枝奇葩，长期流传于禅宗丛林，宋以后受到诗人文士的喜爱和摹拟，号称“寒山体”。我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之一，著名的语言学家刘半农也是以口语入诗的。在唐诗三百首中，几乎是首首明白如话的，如李白的《静夜思》、《赠汪伦》，孟浩然的《春晓》等。 口语入诗，如何诗化处理，是个重要问题，这要遵循诗歌的审美规律。而今天绝大多数诗歌，特别是网络诗歌，都是没有经过诗化的口语。这样的口语与我们平时的口语没有什么区别，因此不是口语诗，而是口水诗。一些读者对“羊羔体”的敏感其实是对口水诗的警觉。 记者：现在的诗太过于小众化，是诗人自娱自乐的一种方式，不像上个世纪80年代，每个文学爱好者都读诗，您怎么看待诗歌大众和小众的问题？ 吕进：大众化诗歌和小众化诗歌都是社会需要的，它们构成了诗歌的丰富性。大众化和小众化的诗各有其美学价值，不必也不可能取消它们中的任何一个。但是，艺术总是有媒介化倾向，诗终究以广泛传播为旨归。诗人总是希望大众传播更广泛，诗歌受众更多一些，这是一个简单事实。 大众化其实有两个向度：空间与时间。不仅“传之四海”的空间普及，“流芳千古”的时间普及也是大众化的表现。李贺、李商隐生前少知音，但他们的诗歌几千年持续流传，成为文化传统的一部分。诗歌的这种隔世效应也是一种常见的大众化现象。着眼中国诗歌史，唐诗宋词是中国古典诗歌的高峰，也是大众化程度最高的诗歌时代，只要是中国人，就是文盲也罢，都能背出几首佳作。唐诗宋词成了中国人的文化身份之一。白居易和柳永是很值得后世研究的代表，二人的诗词赢得了广阔传播空间。 记者：如今诗歌在网络上得到较多的关注，您如何看待网络诗歌？ 吕进：应该说，网络的出现对中国新诗的发展与传播影响深远，网络是一种现代化的传播媒介，这种传播媒介与诗歌的联姻，必将带来中国诗歌的再次革命。与平媒诗相比，网络诗具有三个特点：创作的自由与发表的迅捷；诗人的年轻与诗语的口语色彩；诗人与读者的互动与对话。 记者：您认为现代诗人应该写怎样的诗歌？ 吕进：在诗歌精神上，中国诗歌从来崇尚家国为上，现在关注自我个人情绪的作品多，但是关注社会的少。其实诗面向社会，社会才会面向你；诗背向社会，社会就必然背对你。过于关注细小的私人的东西，正如俄罗斯诗人莱蒙托夫说的，“你的牙疼与我何关？”真正的诗人在诗歌表达中实现个人与一般、个体与群体的统一，诗人发现自己心灵秘密的同时，也披露了他人的生命体验。他的诗不只有个人的身世感，也富有社会感与时代感。这样的诗人就不会被社会和时代视为“他者”，才会得到大众的认可。 记者陈晓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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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4-28 1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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