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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想诗歌的遥远年代 蔡龙林 纵观世界各民族文学史，不难发现，许多民族在其漫长的文学发展史中，都留下了篇幅恢弘的史诗，如：古代巴比伦史诗《吉尔伽美什》，希腊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修记》，日尔曼史诗《希尔德布兰特之歌》，英格兰《贝奥武甫》，法兰西《罗兰之歌》，西班牙《熙德之歌》，俄罗斯《伊戈尔出征记》，古印度《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等等；并且，在华夏少数民族中也流传着不少史诗，如少数民族的三大英雄史诗《格萨尔》（藏族民间说唱体长篇英雄史诗）、《江格尔》（蒙古族英雄史诗）、《玛纳斯》（柯尔克孜族传记性史诗）。
史诗，民间叙事诗的一种,是歌唱历史题材的长诗。
一个民族千古流传的史诗就是反映一个民族社会历史、阶级关系、民族交往、道德观念、民风民俗、民间文化等众多问题的百科全书。
可是，唯独有着五千年文明历程的汉语言文学史中，未见史诗。
在汉语言的诗歌王国里，虽然没有千古传唱的史诗，但是在跨越三千年的诗歌时空里，依然是群星璀灿，从《诗经》、《楚辞》开始，经两汉、南北朝，直至唐、宋、元、明、清，汉语言诗歌风流辈出，流派纷呈。
汉语言三千年的诗歌成就，硕果累累，可就是缺少咏唱人神共舞英雄时代的史诗，这种跨时空延续性史诗的缺失，是由于汉语言诗歌缺少叙事功能吗？不是。是华夏历史中缺少人神共舞英雄时代的内容吗？也不是。
在汉语言诗歌在叙事功能上，从最早的《诗经》，到屈原的《离骚》，汉代的《孔雀东南飞》，唐代韩愈的《石鼓歌》，白居易的《长恨歌》、《琵琶行》，直至清代吴伟业的《圆圆曲》，可以十分清楚的看出，汉语言诗歌的叙事功能是非常出类拔萃的。
在汉民族祖先的生存发展经历中，虽然各种神话传说浩繁众多，各种传说中的人物也有着曲折的经历，也有着无比豪迈的英雄气概；但是，资料零碎，记载分散，用旧的图书分类来衡量，可以说是经、史、子、集四部里都有。
在此，先让我们把各民族诗歌早期发展年代作一下对比：公元前21世纪中国古代神话传说形成；前12世纪至前8世纪，是希腊神话形成时期；公元前11世纪周武王灭商，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开始收集形成。前9世纪至前8世纪，古希腊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奥德赛》编成。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2世纪，古印度史诗《罗摩衍那》编写定本。
从上述这些资料看，华夏的神话传说形成要比希腊神话早九个世纪，而最早的汉语言诗歌《诗经》也比荷马史诗形成要早两个世纪，比古印度史诗《罗摩衍那》早六个世纪。也就是说，汉语早期诗歌语言的素材来源和创作基础，绝对能够承载史诗巨篇的创作。
可是，为什么汉语言在风流云集的年代，那些无数荡气回肠的素材最终都零散湮没到经史子集的夹缝之中？
这是为什么呢？是什么原因，导致一个文明发展中的文化流程产生变异呢？
公元前213年，这是华夏汉语言文化历史中最晦暗的一年。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建立中央集权制国家。秦国博士淳于越反对封建中央集权的郡县制，要求根据古制，分封子弟。丞相李斯对此加以驳斥，主张禁止儒生以古非今，以私学诽谤朝政，秦始皇采纳李斯建议，下令：焚烧《秦记》以外的列国史记，对不属于博士官的私藏《诗》、《书》等限期缴出烧毁；有敢谈论《诗》、《书》的处死，以古非今的灭族。次年，卢生、侯生等方士、儒生攻击秦始皇，秦始皇派御史查究，将四百六十多名方士和儒生活埋于咸阳。这就是历史上的“焚书坑儒”。
“焚书坑儒”使华夏历史文化的发展链由此断裂。与此同时，汉语言诗歌豪迈、浪漫的发展链也由此扭曲。
正是这种断裂，使上古英雄时代的神话传说资料，极端零碎地分散于经史子集的夹缝；从而也导致了，汉语言诗歌丧失了滋生史诗巨篇的原始发祥地。于是，汉语言古典诗歌的发展，迈上了另一条追求个性化形式精美的发展道路。
就这样，诗歌的英雄时代，在一种莫名的惆怅中，从汉语诗歌发展史中淡出。并且，在以后的历程中，汉语诗歌也再没有长篇巨制。而在世界的其他地方，但丁的《神曲》、歌德的《浮士德》、拜伦的《唐璜》等长篇诗歌巨制迭出纷繁。
这种诗歌英雄时代的缺失，使汉语诗歌发展史中的豪迈和浪漫显得脆弱而单薄。
一个李白，千百年来站在汉语言诗歌的峰巅，高唱着“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这种豪迈，仅仅是一个落魄文人的气质浪漫和豪迈。可是，古希腊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华夏藏族的《格萨尔王》，古印度的《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却唱出了一个民族历史的英雄气概和浪漫情怀。这种英雄史诗的雄浑和恢弘，是李白的个人浪漫主义所难以企及的。
纵观汉语言的发展史，几次大的民族融合时期，不但没有削弱汉语的功能，反而强化了其叙事表述的功能。使语言的适用和流通领域得到极大地扩张，同时在不同地域，诞生了众多由民间艺人说唱的曲艺形式。但是，汉语古典诗歌面对这种语言大磨合，由于缺少跨时空史诗性主脉络的凝聚和包容，从而使过于零散和个性化的古典诗歌，不断分化、变异，始终挣扎在对传统的一次次突破中。
千百年来，从唐诗奕奕焕神采，盖世英才纷纷来；到宋词一出格调变，豪情犹存沉郁添；直至元曲激情心底收，轻唱人间别样愁。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历代骚客对诗歌创作的技巧与内涵，始终在做着艰难求索。
到了近代，白话文开始流行，语言的灵活性与活动空间大了，也增加了语言的野性；在这种新型的充满野性的语言环境中，古典诗歌一贯追求的悠扬和儒雅，在此显得有些局促，有些不适时宜了。
汉语言的古典诗歌，在现代张狂任性的语言环境中，走完了最后的旅程。
剩下的，只是缅怀和回味。可是，即便是缅怀和回味，由于曾经的历程中没有跨时空的史诗支撑，所以，面对的都是一些伴随着朝代更迭的简短篇章。那些精致的、耐人玩味的诗词小品，是无法和灿烂辉煌的史诗相提并论的。
然而，与此同时，西方的工业文明，也使曾经天真烂漫的英雄史诗所营造的诗歌氛围，被粗暴地撕裂。
人类吟唱千年的诗歌，腔调开始变了。
现代思潮随处可见工业化的痕迹，诗歌也不例外。诗歌的内容变成了元素的集合，情绪的流露变成了条块分割的碎片堆砌。诗句中流出的气息和意象，不再是曾经激情澎湃一咏三叹的吟唱，而是颗粒化、尖锐化、简单化的制品。
人类文明历史的演变，也同时预兆着诗歌的宿命。不同的开端，不同的历程，不同的辉煌，最终却是殊途同归。
如果说秦始皇的专制，扭曲了华夏汉语诗歌发展的轨迹。那么，现代工业文明，则使当今人类丧失了童年的天真。
而这，正是人类诗歌全面衰亡的根由所在。
时世苍茫，众生芸芸，吟咏惋叹，今是昨非。
田园牧歌、人神共舞的英雄时代已经遥不可及。
如今，每当我们读着晦涩、拗口、似是而非的诗文，每当我们在苍白张狂的现代语言中苦苦徘徊时，常常会不由自主地怅然若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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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4-20 2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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