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敏，1920年生，福建闽侯人。“九叶派”重要诗人，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汉语诗歌协会副会长，21世纪中国现代诗群流派评选暨作品大展评委会顾问。
章燕：
中国新诗的发展至今已经有了百年的历史。回顾中国新诗所走过的道路，您认为中国新诗在成长和发展的过程中存在哪些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新诗的成长发展与中国的古典诗歌与和化传统存在着怎样的关系？
郑敏：
中国新诗的发展道路，从百年的历史来看，可以分成四个时间段：第一阶段是1920-1930年；第二阶段是20世纪40年代；第三阶段是1950-1979年；第四阶段是1979年至今。20世纪20至30年代，这是向古典汉语文化彻底告别的分离阶段。绝对的反传统，要求埋葬古典诗词以换得新诗的诞生。今天看来，这种以消灭传统为新生的前提是幼稚的和不明智的。20世纪40年代是引进西方诗学的高峰期，诗歌语言基本上进入欧化口语的阶段，这时的口语与20世纪初的口语有很大不同，同时也出现了西式文学语言的辞藻和句法，在好的情况下，这些语言能够负载更复杂的现代思维。1950-1979年是一个政治术语成为权威的阶段，在很长一段时期影响着我们的写作和心态。1979年至1985年，诗歌应属于探索诗阶段，它最早走出政治化文学语言的统治，给诗坛带来了一次对早期新诗的回归。它强调诗人作为个体应抒发自己的情感，诗歌语言摆脱了概念化，拥有丰富亲切的感性色彩，创作的想象力得到解放。1985以后，中国新诗进入追逐“先锋”的阶段，诗派四起，纷纷亮出宣言。但诗坛陷入空谈理论，作品多而浮，貌似繁荣，实则单调。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诗坛有着更激烈的“创新”竞争，呈现出一种多元化，但并没有收到多元化的好处，有些不健康的因素阻碍了新诗的发展和走向成熟。
中国新诗在20世纪初期刚开始起步的时候就面临着语言的问题。这其中主要有两个问题：口语的问题和汉字的问题。“五四”运动从今天看，在推进民主政体方面功不可没，但在发展汉语文化方面，我以为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由于当时学者们对语言的理解有局限，认为古典文言文是封建的、落后的，因此全面否定文言文，提倡所谓“我手写我口”的白话。事实上，任何文学的成就都不在于用什么样的语种，而在于作者是否能够将生活中的现实，经过艺术的转换，成为诗词、歌赋、散文、剧本与小说。中国语言文字中的文言与白话在历史的进程中，一直是和平共处的，各有其表达功能，而20世纪初，由于过激的“革命”愿望，文言文与白话文被视为二元对抗的革命与不革命的矛盾，这是犯了意识形态的“左”倾幼稚病。新诗在语言文字上必须彻底放弃两千多年形成的古典散文与诗词的“文学语言”，这使新诗突然陷入了失语状态。诗歌失去了自己的传统的语言表达，如同灵魂失去肉体，所以，“五四”以来新诗面临的最基本的问题就是，诗魂何处投胎？直到今天，这也是敏感的新诗作者、读者、评论者讳言的共同心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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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2-2 23:13
发表于 2014-2-6 16: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