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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立场：中度干预的写作
潘建设
诗人起着对世俗生活，对美的矫正的作用。好比车子行驶在轨道上，如果走歪了我们可以扶正一下；好比牵着小狗走，乱跑一气我们去吆喝一下子；好比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相结合的制度，市场有着自身的规律，我们不说话就是，只站在远处和高处加以适当的引导就是，但又不可不约束以致滥，不可太约束以致死。所以干预一定要适当。我们所提倡道德的中度干预也是这个意思。既不能以观念的枪炮相逼，也不能空无一物的隔靴挠痒，而应该调和成一种中和完满的状态。
现代社会的物欲横流，各种思潮入侵民众，思想的自由化，使得泥沙俱下，却又没有一个合理的调节器，道德对生活的干预太少，导致诗歌的滥抒情、低俗化走向，甚至出现了纯粹摆弄语言而脱离现实的工匠家（而非诗人），就是一种缺乏节制，缺乏道德干预造成的恶果。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我们的道德家开始出现了，似乎每一个人都认为自己是真正的道德家，他们带着强悍的观念武器进入了诗歌圈，到处杀人扬威，其实这样的诗歌写作是根本起不到说理的效果的。这样一来诗歌以及诗歌的词语就直接沦为观念的工具，观念到处侵凌的杀人武器。
如果把中度干预理解为文学插入说理，插入道德说教成分，而消弱诗的成分就大错特错了。真正的高手是不会整天把道德挂在嘴边的，而是深深的内化于文字之中，牢牢控制着后面的闸门，把有悖于道德的成分给清除和排斥了。提到中度干预，我不得不反对那些自认为是纯文学的写作，其实也是沉浸在观念写作之中，文学如果脱离了现实精神进行乌托邦式的创作，它是不可能脱颖而出的，因为它没有为大家指出一条反抗的道路，没有做到暴呈事物的真实面目。
中度干预，要求通过合适的言说来还原事物本来的面目，尽量把人为的要素缩到适当比例，同时对人的能力也做出了更高了要求，它要求对事物有深刻的认识。事物之间本来可能是毫不相干的，这就需要用诗人的眼光去发现，去联想去挖掘灵感。纯抒情有缺陷，过分的语言游戏阻碍了事物观点的表达，人被机器化游戏化了，极大地削弱了人的成分，消弱了人的认知和智慧，而陷入到一片迷茫当中去，过多对词语的关注，使得语言肿大而不利索，枯燥而厌烦，消弱了整体感知力，沉迷在女人的小腹和小脚上，缺乏生命力并且有变态倾向。
提倡中度干预，就要适当提升批判的力度，营造诗歌现场。诗歌绝不能老是停留在一味的观念抒情上，那样的丑和美来得多少有些虚幻，丧失了对事物的直接的感知能力，就丧失了为诗人的基本条件，这是异常可怕的。我们应该在对物的不断描写中建立关系，真理才能不断闪现，情感才能真正寄托。怪不得有时候人们的观念是那么的动乱、不安，而事物中有更多的承担，宁静永恒的成分。
另外我还想就这一阵子闹得沸沸扬扬的中产阶级立场写作谈一下自己的观点。大多数人认为中产阶级的立场就是中性的，中立的，处于中间的保守或中庸状态。这里我先不管中产阶级的中是什么概念。我先谈一下中度干预的“中”，这里的中绝不是中性的，也不是中立的，或者是中庸的对一切都无所谓的和事佬。这里的中是一种表达的策略，一种高层次的不言而喻。所以这里的中不是最后的结果，不是求和，而是探寻的方式。试问一个活着的人他的状态也只能活着，他不在出生，也在死去。人活着会永生吗，有什么永生的道理没有，没有，它活着，而且必须坚强的活着。必须既理性又诗意的活着，徘徊于两者之间。它有矛盾，但并不是无所追求。它远远超过了还停留在对物质世界的关注之中，也超越了对政治斗争的关注，而是寄托了深厚的感情于这浊世之中，这物质的逗留，这混杂的斗争之中，好像一直出奇清澈的眼睛从这一切的世俗之中探出头来，高傲而清醒地看着这周围的一切。他把更多的建构放于亲情之中，放于一种温情脉脉的关注，他准备随时冲出来表明自己的爱憎，做出正确的选择，也就是透然后决定，然后明明白白地去做事。他并不讨谁的欢喜，而是就着自己的良心去做着自己该做的事。
不管是中产阶级写作也好，还是平民阶级写作，只要是具有中度干预的思想，具有深厚的感情底蕴和思想底蕴，而不哗众取宠或自以为是，真正为普天大众为人类自身发展前景和当下生存状况担忧的诗作，我相信他一定是一个好的中产阶级和平民阶级，重要的不适阶级或阶层，而是这个具有重要创作倾向的人能够越来越大形成一个巨大的不用命名的阶层。这也正应了“道可道非常道”之道理。只要我们努力而为之，把所谓的观念，每个人都常说的话挂在嘴边的话化为实际的诗学创作中去，才能落到实处。经常口口声声有抱负说抱负有观念说观念的人，为何在写诗的时候除了观念的辩争还是观念的辩争，他们的创作从来都没有脱离纯粹的异想天开式的说教，而没有一点实际的意味和普悯的情趣呢。我们既然身为诗人，为何不能做得像个真正的诗人呢？我们的论争似乎永远没有穷尽，我们才能似乎全浪费在了口舌战上，那么为什么不让我们用美丽的词语来写下那些历久弥新让人回味无穷而值得深思的诗歌呢。很少见到真正有震撼力的作品了，要么太煽情，要么干巴巴的，仿佛诗人的职业是要嫖妓或者说教似的，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忏悔呢，为什么不能干涉到重大的事件或生命的呼吁呢？
具有中产阶级性的诗歌新立场，它所体现出来的“中度干预”是一种修正后的介入姿态。白鸦在《走下观念祭坛 回归诗学本位》一文中说“我们这一代诗人的“介入”姿态，更多的是“语言的介入”，是“诗歌叙述态度的介入”，而不是“观念的介入”。诗人既不是回到日常的人并做一个时代的旁观者就算了事，也不是挥舞手臂写出空气中的意识形态对抗就算英雄，这种种的、远离了诗学本位的、所谓干预现实的行为，实在是一种无知（诗学）的无谓（观念），实在是不应该再上演了。转型后的“介入”，将最终表现在具体的“词”与“物”的关系之中，而不是表现在空气之中。”
所有的介入如果都停留在观念上，他就不是真正的介入诗歌，而是介入观念，他的诗歌也就不是具有新立场的诗歌，充其量也就是一场披着诗歌外衣的华丽的口头概念，远远脱离了诗歌应有的本来面貌和干预的姿态。诗歌落到实处也就真正成了一次空谈，他永远停留在虚泛的无法逃离的概念幻象中去。
新立场所倡导的中度干预，并非一种不“左”也不“右”的中间姿态，而是一种基于“新的词语观”的介入姿态，可以说，当代的中国作家需要新的词语观。白鸦说“我们这一代诗人“介入”的姿态之所以不同，是因为我们不再迷恋“词”与“观念”的关系，我们正在着力于重建“词”与“物”的关系。物就是物，它并不是暴露在空气中的观念，它既不是资产阶级的，也不是无产阶级的，也不是中产阶级的。”我们的写作不能再迷恋用词语去构建观念了，而应该转向去表达物。因为诗就是还原，还原到词与物的关系，观念是建立在“词与物”之后的二级观念。建立词与物的关系，也只有通过物我们才能真正的触及到社会，触及到内心去。对于诗歌，词不应该首与观念首先产生联系，而是与“事物”产生关系，从本质上说，这也符合唯物主义原理。
正是因为诗歌是建立在词与物之上的，所以他的干预性是温和的，因为观念往往伴随着暴力，伴随着强抒情，而物的抒情，需要一个慢慢的上升，一个体验的过程，所以这种情和理不是太明显，却是最能站住脚的，它要求的是一种公正客观的态度。这种揭示具有多种暗示性，多种可能性，所以他不是暴力反抗，却是最持久最有效的反抗，远比草根反抗来得更有意义。这种反抗有人称之为“温和的反抗”。它更是对道德的一种积极探索的姿态，只是改变了以前的不着实际的方式。
应该说，这种道德探索的姿态，是“怀着正直的悲伤，收拾大众心灵残局”的姿态。这种姿态的实质使诗歌呈现出：一、诗歌对未来的预见性。这种预见性使得诗歌恢复了提出社会问题的功能，但提出不是干涉，正如梁小斌在《亲情大同：走出新诗的“死穴”》一文中的精辟论述：“人民曾经崇拜革命，但是这个崇拜必须有利于‘人民不参加革命’”它更深刻的植入到每个人的血液之中去，从根本上形成一种抵抗的合力和高综合力。二、诗歌呈现更多的宽容，这种宽容是另一种尖锐。因为真理是不需要明确说出的，而是伴随着不容怀疑的事物出现。三、为诗歌文本带来更广阔的阅读和阐释空间，即白鸦一直在说的“可能性”，“可能性”即是中度干预所产生出来的诗歌美学标准之一。
正是因为中度干预的提出，使我想到这和春秋笔法的写法有点相仿。诗歌写法应该秉承着古代提出的“直笔”写实事，“曲笔”表感情的写法。大部分的笔墨都应该去描写事物，用事物来揭示奥妙，通过词语我们进入事物，通过事物我们进入时代。通过曲笔委婉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
这样看来， “中度干预”与新闻媒体常说的“和谐”的关系显然不是一回事情。首先，“中度干预”不是什么简单的中间姿态。新立场也讲“和谐”，但绝对不是僧侣性质的“和谐”，报纸上说的“和谐”依然是事件化、命名化、观念化的带有“史话”意味的和谐，崇高、崇低、和谐，都是观念化的三副僵硬的表情而已，都摆脱不了僧侣性质，而新立场说得和谐不是。中度干预的和谐观是反对“把生活事件化和观念化”，它拒绝观念，拒绝命名。这仿佛让我联想到这和后现代主义德里达的逻各斯背叛是多么的相似。他认为一切理论一切观念都存在于不言说之中，存在于具体之中，每一个具体之中都有一个完整，不容分割。他把所有的话语权都交出来，重新还给这个世界，还给具体的生活中的事物，取消对一切事物和理论的命名。这样说中度干预的反对是非常明显的，它反对一切大而空的东西。反对“史话干涉”，倡导抒写“中国平常人无史可录，只有家谱记下一笔的生命真相”，倡导“生活直接进入诗歌并产生诗意”。
2009.4.1 广州 | 
发表于 2011-11-29 1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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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12-13 12:40
发表于 2014-11-29 22: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