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微漾：曹谁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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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谁访谈

主持：年微漾


问：大学时期，你曾创办了翔鹰文学社，并担任社长。能谈谈这段经历对你以后的创作及生活的影响吗？
答：翔鹰文学社是我在2003年青海民族大学创立的，当时办有刊物《翔鹰》，每学期印刷一期，后来想起在榆社高中时还创立过翱翔文学社，我似乎在内心渴望飞翔。在现代文学中，校园文学是一个重要传统，翔鹰文学社可以说是我文学生涯的预演，后来我的文学路想来在那时已经形成，包括大诗主义，诗歌风格，长篇小说，影视剧本等。当时我的大诗主义理论已经在《诗学，一份提纲》中有初步论述；那时的诗歌后来结集为《冷抒情——亚欧大陆牧歌》，我的风格初步形成；那时还写了长篇小说《巴别塔尖》，后来写的《昆仑秘史》三部曲等作品中都有他的影子；那时我已经开始痴迷电影，经常看电影写影评，还计划着拍电影，所以现在我也写影视剧本。最近写了一篇《那些年我们一起办过的文学社》，回想那段青春往事，我在最后写道：我怀念在校园文学社团中那种理想主义的书生意气，那个时期的文学活动形成我的文学梦想，我几乎尝试过所有的文学流派，当步入社会的时候，他们都一步步变成现实，形成我现在的写作风格。

问：您的家乡是山西，山西是中国的文物大省，有着丰富的汉文化遗产，而从您的作品来看，似乎受西方文化濡染也较深。能谈谈您对这两种文化矛盾与统一的理解吗？
答：这个问题可以从我的笔名开始谈，曹谁的含义并不是许多人所想的反叛含义：曹是古老家族姓氏，即东方传统，来自故乡东方中原文化；谁是希腊哲学主题，即西方文化，来自对西方典籍的阅读；所以曹谁乃融合东西方文化之意，这正是我志向。这体现在我的作品中，希望通过融合东西方文化，撷取其中的元素，建立一种普遍的世界文化。这深深折射在我的作品中，从诗歌到小说到剧本，都可以看到这种对称。当前我们所处的世界，类似中国的“战国时代”或者希腊的“城邦时代”，将来必将形成一个世界共同体，东西方文化融合为世界文化是当今的趋势。

问：2007年您写作《大诗主义宣言》，提出了诗歌创作应该“合一天人，融合古今，合璧中西”。然而面对当下诗坛诗歌理论的多元与无序，您认为当年自己所提出的这个观念是否得到了业内人士的认同？如今您原来的观点是否有了新的发展？
答：合一天人、融合古今、合璧中西正是我在《大诗主义宣言》中的核心观念，也就是融合神秘的和世俗的文化，融合古代的和现代的文化，融合东方的和西方的文化，这是古今中外诗学的一次综合，也是针对当下诗坛乱象所提出的，当时已经有一定的影响，有大批的青年诗人践行，像西原、西棣、刘荒等，后来的九零后就更多了庄苓、寒冰、雪痕、深雪、郭良忠等，在诗坛也有施战军、霍俊明、刘晓林等批评家的关注，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诗坛会越来越认识到大诗主义的意义。因为当时我几乎将古今中外的诗论读过，所以核心的内容大概都不需要修正，可能具体的应用领域会随着时间推移而拓展，在《大诗主义宣言》中主要在诗歌领域，在后来的《大诗学》中已经拓展到散文、小说、剧本，当然对剧本的论述还没有那么详尽，所以我计划将来继续论述在影视剧本中的应用。诗学不论在古希腊还是古中国，最初都是“文论”的意思，文学的核心都是“诗意”，是对整个文艺的论述，这也是大诗学的其中一个含义，所以我觉得大诗主义是一种思潮，将会体现在各个艺术中，以后或者可以用“大文主义”来表述。

问：在您的作品中，可以看到您着力追求古今、中西和天人的三位合一的质地。现在越来越多的诗人相继跨界，从事多种文体的创作或不同艺术门类的创作，您如何看待文艺界的跨界现象？这种跨界体验，您认为对诗歌写作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答：我认为一切都要顺其自然，我们现在门类分得太支离破碎了，原本“文”就是指所有文化的，除了极少数人可能擅长诗歌，我觉得正常的文人都是各种文体都可以的，所谓琴棋书画样样精通，不说音乐、绘画这些的，散文、小说、剧本这些都是相通的，当然哪种文体成就高也看个人的秉性的。所以我认为现在诗人跨界才是正常的，写写散文、小说，写写影视剧本，搞绘画，搞音乐，这些跨界方式也很多，只要是在文化范围内，都是再正常不过了。我自己也跨界，从诗歌到长篇小说，又到影视剧本，现在主要写这三种体裁，我经常戏言“一个不会写诗歌的小说家不是一个好编剧”，当然散文也写过几部，我感觉跨界对诗歌有百利而无一害，他们会促进你的诗歌，假如觉得写其他的会影响自己的诗歌写作完全是不可思议的，因为诗歌也从来不会占用其他的时间，真正的诗歌是生命的外泄，我的观点是“诗自命出”，想多写没有，想不写难受，所谓不吐不快，不占用你做事的时间，只是利用了你“烦”的时刻。从我自己的体验来看，我写长篇小说后，我的诗歌中对叙事的运用更加得心应手，我写影视剧本后，我的诗歌中的意象更加具有戏剧性，文都是相通的，他会让你对这个世界的“诗意”以更好的方式捕捉。

问：2008年您曾有过一段游历西部的经历。您认为此行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答：2008年，我在西海都市报上班两年，感觉人生不能这样按部就班度过，日益感觉西部旷野的呼唤，于是去职远游，从西宁出发，向左到西藏，向右到新疆，游历数月而返，沿路写诗上百首，写游记二十万字，这本游记《行走大昆仑——西藏新疆青海游历记》，在七年中几经周折，终于要出版了。从西部游历归来，我开始自由写作生涯，这是我写作生涯最重要的转折，归来后就根据我的游历写了长篇小说《昆仑秘史1：时间地轴》，在市场和文坛取得意想不到的反响，后来又写了两部，成为三部曲。在过去，不论是中国还是欧洲，文人都有一个游学的过程，像李白周游大江南北，像卡夫卡游走欧洲列国，欧洲的传统仍然在，我们的传统却断了，我认为作家诗人尤其需要这个游历，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在行走的过程中，感觉到的是理想落地的感觉，从前我对外界都处在幻想中，这次让我真正进入现实，这次游历对我人生的影响大概要持续一生。


问：在您开始自由写作的日子里，除了写作您是否有其他爱好？每天写作与其他时间是如何搭配和安排的，您认为这些爱好与您的写作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
答：在自由写作的日子里，除了正常的生活外，我的休闲可能就是看书、看电影、会友，我基本上半天写作，半天去干这些事。当然我还有一大爱好是游历或采风，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出去行走，现在不像以前写游记，不过诗歌总是一路在写，同时构思新的长篇小说和影视剧本。我要看着移动的东西就会有灵感，所以许多的诗歌、图书和影视的构想都是在行走中产生的，就算在家里，只要感觉文思枯竭，就会走出家门，就算在自己居住的城市坐着公交车，看着外面变化的景致，不管是什么，就会有思路。我出去经常关注着我的内心，而忽视外界的变化，家人有点担心我的安全，所以至今没有去学开车。我一直认为这个世界是完全的整体，所以我干的任何事大概都对我写作有帮助，读书、看电影是直接的影响，出去游历是间接的影响，就连我每天的梦都写成《一千零一梦》，每个梦都编号为《梦魇×号》，现在已经写到《梦魇1400号》。前面说的爱好其实也都是相对的，其实一切奇异的事我都想了解体验，经常在外面跟三教九流的人打交道。

问：80后已相继进入了而立之年，新生的90后甚至00后开始浮出水面，逐渐占据青年诗群的重要位置。您认为80后诗人群体面临哪些迷茫和困惑，您是如何面对的？
答：我一直认为代际划分是一种极为力不从心的命名，好像一个年代的人都写同样的诗，真正的诗人应当超越这些代际，他们面对的是全人类全天下的问题，不过既然作为一种约定俗成的命名，我就基于此谈谈。80后其实是新旧交替的一代，我们一方面背负传统的家国使命，另一面又面对价值观的全面转型；我们一方面没有专业作家制度的庇护，另一面又面对畸形的文化市场；我们一方面还没有掌握传统的纸质出版发表体系，另一面又面对新兴的电子网络传媒；这从机遇的角度说是承上启下的一代，从挑战的角度说则是尴尬窘迫的一代，我们面对的不是郭敬明所描述的“小时代”，我们面对的是史无前例的“大时代”，在这样的时代狂潮中，我们只能从内心的情怀、文学的本体出发，以不变应万变。从整个八零后文学来说，大约有三种，一种是像韩寒、郭敬明那样的“青春文学”，不过青春现在已经逝去，青春文学也随之衰落；一种是像南派三叔、流潋紫那样的“类型文学”，不过文学流传终归要靠文学品质，只靠故事也是无法传世的；第三种我认为是雅俗共赏的文学，既要有严肃思考，又要有引人故事，既要有文学品质，又要大众喜欢，未来的经典作品在他们中间产生，像笛安那样的，有一批这样潜在的写作者在写着，雅俗共赏也是我的追求。至于80后诗歌，现状似乎是回归到纯粹的位置，让其他的文体去承担那些大使命，让诗歌回归诗歌本身，当然我自己是追求我所倡导的大诗主义的，希望以这样的理念去医治我们现在诗坛的混乱。我期待诗歌像从前一样作为所有文体的先锋去开路，我同样希望诗歌能够雅俗共赏，从小圈子走向大众化，诗歌的本意也是可以歌唱的，或者一个好的方法是跟歌曲、影视结合。从我自己来说，我是把诗歌放到内心深处，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对于我依然是开路先锋，后来写作其他文体后我感觉文学的本质大概依然是诗性，好的小说、散文、剧本的核心仍然是诗意，所以诗歌现在是我内心瞬间的记录，除了是诗歌本身，大概同时也是小说和剧本的雏形。

问：您觉得诗歌是否应该入世？您所认为的诗歌和诗人的理想状态是什么样子的？
答：诗歌在古代，不论是西方还是东方，本身就是入世的，都是以音乐性的节奏传播的，西方的史诗是说唱的，中国的诗经是民歌，在中古时代，文人的诗歌，依然是要在社会广泛流传的，从现代开始，诗歌才慢慢脱离读者，我一直认为没有读者的文学就是不存在的，所以我积极主张诗歌入世。当然我们现状是诗歌成为小圈子中自娱自乐的文体，这体现了诗歌的深刻危机，所以我提出大诗主义，除了诗歌自身的发展外，或许回归他最初的音乐画面性一种方法，跟音乐结合成为歌曲，跟画面结合成为影视，我正在设想STV计划，我建议我们要学习当前影视的“IP”观念，要写出跟主流读者情感密切相关的作品。诗人也是人，所以我认为诗人就是要正常生活、正常写作，假如一个诗人是富翁，那他就可以想怎么生活怎么生活，可惜大部分诗人都不是，而当今单靠诗歌稿费很难养活一个诗人，这时就需要从事一种自己喜欢的工作，小说家或其他文化工作是一种不错的选择，在社会中体味人生百态，这样才能写出有血有肉的作品，才能有各种各样风格的作品，我也不赞同把诗人像宫廷诗人那样豢养起来，这样无法写出真正的作品。我认为只存在诗人的生活状态，不存在所谓理想状态，诗人就应该保持写作的初心，不管干什么，自在生活，自由写作。

曹谁，诗人、作家、编剧。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浙江文学院签约作家，鲁迅文学院第十四届作家高研班学员，中国文联第九期编剧高研班学员，《大诗刊》主编。1982年生于山西，2008年去职远游，在西藏、新疆周游数月而返，开始自由写作生涯。2007年写长篇诗论《大诗主义宣言》，发起大诗主义运动，被称为80后发起的三大文学思潮之一。出版有诗集《谁在苦闷中象征》《冷抒情》《亚欧大陆地史诗》，长篇小说《巴别塔尖》《昆仑秘史》（三部曲）《乱世孤星：虎台太子传奇》《血色娘子军》《雪豹王子》等十余部书，写有电影剧本《太阳城》、舞台剧本《雪豹王子》和电视剧本《昆仑神话》等。先后获第五届青海青年文学奖之“文学之星”、“2010中国十佳年度青年诗人”、第七届青海省政府文艺奖、青海省广电局2015年度优秀剧本入围奖等文学奖。有作品被翻译为英文、日文等文字。

杨士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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