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传统文化是农耕文明的产物,农耕文明对自然只有敬畏,对自然本来就不具有侵略性。“天人合一,天人和谐”只是在特定历史发展阶段,在对宇宙有限认知背景之下的自我调适和慰藉,并不是中华古圣先贤自觉的深邃的高远的洞察。
面对工业文明的破坏性,批判与反思是必须的,但不能因此否定科学的价值。传统的阴阳儒墨名法道各家各有千秋,就经世日用而言,儒家比较接地气,可惜的是几千年始终跳不出“君权神授”的意识形态束缚。历代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在寻求突破王权的道路上,不是粉身碎骨,就是皈依佛道,使得“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人文精神成为永远的梦魇,永恒的期盼,使得儒家“修齐治平”的君子人学脱不去玄远高虚的,小众自为的道德理想主义色彩。总之,东方人文精神向内用功,寻求自我超越的指向主要是对循环往复的,低端的政治模式的无奈以及消极的反动和抗拒,这也是目前其仍具有时代价值的重要原因。而西方一些民族国家在高扬科技理性,向外用功的过程中,不断提升了人相对于自然的自信,实现了人性的彻底解放,进而推动政治模式突破了低端的专制时代而走向现代民主自由。
民主自由不是万能的,目前进行实践的国家并不都取得了满意的效果,但从避免出现颠覆性的社会矛盾来看,民主自由模式肯定是目前人类在社会治理方面达到的最高成就。
对文化遗产,我们应当批判继承,兼容并蓄,复古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都应当避免。过去有令人向往的诗意生活,却带着对宇宙的无知与茫然,况且我们已回不到过去,如今全球问题与民族自身矛盾依然错综复杂,必须理性面对。
传统的“天人合一,内圣外王,修齐治平”之道提出了自我和谐、人人和谐、人与自然和谐等永恒的话题,提出了在低端的生产力和制度框架下对宇宙人生的觉解,如果说具有超越性,也是在无知之幕布笼罩下的朦胧的觉醒。这种朦胧的觉醒,产生不了“民主与科学”的因子,社会实践中产生不了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只是让灵魂深处对于自由和尊严的渴望在文本中泛滥成灾。几千年来,炎黄子孙对自身提出的道德理性、人文精神的实现度是非常有限的,即便有几个特立独行的人物问世,也是短暂的,昙花一现的,始终无法突破严重阻碍民族进步的制度瓶颈。今人如果拿不出血性,传统人文精神依然只会在文本中风行,难以落地生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