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区文学·刊中刊《读诗》
专栏：中国当代诗集评荐（总第23期）
2016年8月集稿 / 将刊于《特区文学》2016年第6期
臧棣诗集《骑手和豆浆：臧棣集1991-2014》
臧棣诗选：《纪念柳原白莲丛书》
“风箱”中的写作——读《骑手和豆浆：臧棣集1991-2014》………赵目珍
周瑟瑟诗集《栗山》
周瑟瑟诗选《栗山截句：父亲的灵魂》
《栗山》：周瑟瑟的“情感之绳”与孤寂情味 …………………………李 壮
山水栗山与文字栗山：周瑟瑟及其截句…………………………………安 琪
臧棣：
1964年4月生在北京。1983年9月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97年7月获北京大学文学博士学位。现任教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北京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研究员。出版诗集有《燕园纪事》（1998），《风吹草动》（2000），《新鲜的荆棘》（2002）,《宇宙是扁的》（2008）、《空城计》（2009）、《未名湖》（2010），《慧根丛书》（2011），《小挽歌丛书》（2012），《红叶的速度》（2014），《骑手和豆浆》（2015），《必要的天使》（2015），《就地神游》（2016）等。曾获《南方文坛》杂志“2005年度批评家奖”，“中国当代十大杰出青年诗人”（2005），“1979-2005中国十大先锋诗人”（2006），“中国十大新锐诗歌批评家”（2007），第三届“珠江国际诗歌节大奖”（2007），“当代十大新锐诗人”（2007），“汉语诗歌双年十佳诗人”（2008），首届“长江文艺·完美（中国）文学奖”（2008）第七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2008年度诗人奖”（2009），首届苏曼殊诗歌奖（2010）。2015星星年度诗人奖（2015）。
纪念柳原白莲丛书
臧棣
身边已足够辽阔。
15岁第一次结婚。比青春还左。
26岁又嫁给煤炭大王。比金钱更右。
但是，左和右都把你想错了。
37岁春风把你吹到牛奶的舞蹈中，
做母亲意味着家里有一口大钟，
挂得比镜子的鼻尖还高。
历史是入口。闪烁的星星知道你的秘密，
就仿佛你给它们寄过紫罗兰和蜂蜜。
嘿，我在这里。你的喊声
回荡在爱与死之间。而死亡是
一种奇怪的回声，它带来的每样东西都很新鲜。
比如，悲哀是新鲜的，它不会
因日子陈旧而褪色。能判断你的人
似乎不是我们这些好色的圣徒。
据说鲁迅也没见过比你更美的女人。
而我感到的压力是，不变成一个女人
我就没法理解你的高贵。
但是崇拜你，就意味着减损你，
甚至是侮辱你。你提醒我们
你曾向秋天的风中扔去一块石头。
那意味着什么？你帮助语言在身体那里
找到一个窍门。对盛开的梅花说
只有细雨才能听得懂的话。而最重要的话，
如你表明的那样，只有讲出来
才会成为最深邃的秘密。
你赢得信任的方式令我着迷，就仿佛
信任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次机遇。
最大的信任常常出现在早晨。
比如，柿子像早晨的眼睛，
脱离了夜晚带给它们的
低级趣味。柿子挂在明亮的枝头。
你发明了看待它们的目光，
从太阳的背后，从时间的反面。
猫头鹰已经飞走，乌鸦的黑拳头
摆平了时代的赌局。成熟的柿子，
肺腑间的珍珠的格言。你的和歌
并未让今天的风格感到遗憾。
因为你再次证明了，诗是这样的事情：
我们必须干得足够骄傲。
2011．8.
注：柳原白莲（1885-1967），日本女诗人。
“风箱”中的写作
——读《骑手和豆浆：臧棣集1991-2014》
赵目珍
诗人臧棣曾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比喻，他说，当他思考自己与诗歌的关系时，他常常会有这样一种感觉：“我所做的工作不过是想给诗歌发明一个风箱。”他梦想着，拉动风箱的把手，给诗歌的“空”带去一股强劲而清新的现实之风。这些年，他的这种意识越来越强烈。他的这一诗学理想，带有很强烈的哲学思维，让人很自然地联想到《道德经》第五章中所说的：“天地之间，其犹橐籥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老子认为天地之间的空间就像一个巨大的风箱，它虽然内部是虚空的但却从不枯竭，你越是施加动力，它鼓出的风就越多。臧棣的这种类似的诗歌观念，带有一个很重要的特性，那就是：探索“未知”与“无限的可能”。他虽然主张诗人应该保持在抽象的意义上谈论诗歌的能力，但他所创造的“诗歌风箱”这一新颖比喻，却最大限度地丰富了诗歌的能指。
1
臧棣曾将诗歌的“空”理解为我们自身对诗歌的“无知”。他想发明的“诗歌的风箱”，就是想在诗歌的“空”中放进一个现实的物象，一种我们可以在陌生的环境中能加以辨识的东西。在《骑士和豆浆》这部网罗他近25年诗歌精华的集子中，我从他的许多“现实的物象”中窥视到他对诗歌“无知”的那种近乎癫狂的“偏好”。读臧棣的诗，你就仿佛是在阅读一个未知的自然界，阅读一个容纳了无数“美好的礼物”的宝藏。
《莎士比亚的蚂蚁》作于1998年，这无疑可以看作是臧棣早期的诗作了。在未读此诗之前，我已经对这个题目充满了想象，并且“全部的心弦也跟着纷纷竖起”，因为他将莎士比亚和蚂蚁连接了起来。尽管诗歌的结撰与阅读的期待视野存有一定差距，但诗意仍然如期而来。这是一首只有十一行的小诗，但诗中涉及动物、植物、人类以及无意识的事物诸如“枣树”、“银杏”、“石榴”、“核桃”、“樱桃”、“玉兰”、“蚂蚁”、“丝瓜”、“藤蔓”、“粮食”、“针眼”、“瓜藤”、“骆驼毛”和“莎士比亚”等共计一十三种，其中所容纳的信息量让你汗颜。当然，诗的“意图”并不在此。我想说的是：臧棣的每一首诗的生成，都与他对“无知”的探索密切相关，他钟情于世间的事物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2015年4月，笔者在深圳曾有幸领略到他的诗歌《水竹芋入门》生成过程的“一部分”：他为一株长于水中的陌生植物而好奇，直至话费很长的时间弄清楚植物的名字。我虽然仅仅从客观的“在场”领略到他创作诗歌的准备过程，但这已足以让我对他的诗歌生成有了一个整体上的感性的打量。如此，我们便可以大略想象《莎士比亚的蚂蚁》的前期准备过程：他站在一个长满了植被的园子中，先是看到枣树、银杏、石榴，然后辨认出核桃、樱桃、玉兰，然后从一处小小的景致中看到一只蚂蚁，随后他将视野定格在“蚂蚁爬藤”的细节上，然后慢慢从现实转入到对细节的猜测与推想，最后猛然抖出诗意：“而我突然萌生一种冲动，/渴望管这只蚂蚁叫莎士比亚。”在当今时代，也许只有少数的诗人还在某种程度上主动而不存在功利性地在做着与大自然中的万物亲近的行为。也许是出于对诗的敬畏，臧棣便做了这“少数的诗人”中之一位。臧棣在他的诗中为阅读者（首先是他自己）开发出许多“无知”的领域，诸如“偶像学”、“夏日的建筑学”、“游戏学”等等；他的“丛书”和“协会”诗系列写作更是如此。臧棣在他的诗歌意识中，既严肃而又玩世不恭地“摆弄”着进入到他视野中的那些物象、事理，他似乎已经练就了一种平衡术，不经意地就处理好了它们与诗歌之间所应该有的内在关系。
2
新诗近百年来，“标准”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对于“创新”的原则问题，臧棣更多地将它付之于个人对诗歌的劳作之中。他深刻地意识到：“诗人只有将语言的傲慢微妙化，他的写作才会触及诗的独创性。”臧棣诗作中，最具独创和影响力的应该说是其精心打造的“丛书”和“协会”诗系列。
在我看来，“丛书”与“协会”乃是臧棣专门为诗歌发明的两个具象化的“风箱”，它们既具有包容性，也具有想象力。比如，他的“风箱”中既装着“泥狮子”、“黄雀”、“骆驼草”等自然物象，也装着“一滴雨水就能击穿那金黄的靶心”、“自我塑造”、“如何让阅读避免麻木”等行为事理。一方面，“风箱”中的这些事物因极具“无知”的意味，而极大地丰富着读者的想象力；另一方面，深入阅读这些诗篇，你会洞晓臧棣其实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这些物象与事理只是他设置的种种“道具”。其诗最本质的特色，乃在于三个主要方面：一是诗歌语言的“游戏性”；二是对诗歌传统的挑衅性拆解，以及对写作潮流的偏离；三是对生命自我处理的“精细化”。臧棣对旧有诗歌传统的挑衅性拆解，主要体现在对抒情传统的消解上，一是对中国古典浪漫抒情传统的消解，二是对新诗诞生以来在特殊历史时期所产生的讴歌式或宣导式抒情的消解；而对诗歌潮流的偏离，主要体现在他对当代各个时期写作主潮的一种疏离。在臧棣的诗歌中，你很少看到抒情的成分，即使有，也多是冷淡的处理方式。他的语言太冷静，激情完全被泯灭在对自我意识的有效处理当中。2014年7月，诗人赴四川江油，归来后赋有《江油归来丛书》一诗。江油是大诗人李白的故乡，一般而言，这种赋诗是要奔流着激越的情感的。保守一点说，诗的前半部还是有因受触动而抒情的成分，但是后半部分很快就坠入诗人的理性或非理性意识流中了。因此，读臧棣的诗，你很难读出一种稳定的意义，而且他对这种“不稳定性”持一种美妙的感受：“最奇妙的事情之一就是，诗的结构从未稳定过。”这本身就是对传统抒情方式的一种消解。当然，出于特殊的历史语境，政治环境的宽松、消费主义时代的来临也使得臧棣诗歌远离了政治抒情的潮流。同样，所谓的“新诗潮”虽然并不遥远，但那种强调个人独立价值和人的觉醒的诗歌风潮也不隶属于臧棣的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即使是在他所处的属于他们那一代人的年代，他也与诗界所谓的“新传统”、“日常性”、“口语化”、“叙事性”、“反崇高”、“反诗意”等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深入研究臧棣诗歌的叙述策略，你会发现，在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潜在写作中，臧棣的诗歌虽然善于调动意象，但是其更多的是在透过物象事理来强调一种“生命对话”，或者说是一种对生命存在的找寻与反省意识。对于内心“伟大的孤独”或“好奇”与“诘问”的开示，臧棣往往采取的是一种非常细致化的“精耕细作”的方式。臧棣善于从“小”的事物和“细节”中见证与反省，不妨从他的《真实的瞬间丛书》来体会一下。比如诗中对“九条狗”、“八只喜鹊”、“七辆出租车”、“五只口袋”、“四条河”、“三个人”、“两个苹果”、“一条道”的巧妙性链接，细节一个个被拎出来，但最终耀示的却是：“一条道上，可以不必只有一种黑暗”。这是一种非常精细化的对生命存在的剖析、绎读与诠解。其实，这种精细化的“操作”，其根源乃在于人与生命自我的深入“对话”。洪子诚先生就曾说，臧棣的一些诗“呈现了由怀疑、辩诘、改写、翻转、分裂、自省等因素所组织的、推演的‘对话’结构。”不过，这种“对话结构”，从某种意义上看又是建立在语言之上的，而臧棣恰好又强调语言的重要。他曾说：“就写作而言，所谓诗，无非是在语言的寻找中及时找到你自己。”
3
在“风箱”中，臧棣游刃有余地调动风力，鼓冶出许多“能激活伟大的暗示”的作品。这些作品之所以能够激活“伟大的暗示”，主要在于他对语言神秘性力量的调度。臧棣对于语言有一种特殊的好感，比如他会认为“诗的幸福的核心是人们可以安于语言的智慧”，有时他对语言是依赖的，比如他会认为“对于诗的境界而言，最根本的还是，让语言来决定想象。”而语言的这种所谓“神秘性力量”，对于臧棣而言并不神秘。虽然他将诗的语言看作是“对应于神秘的召唤”，但对他而言，诗的语言的本质不过就是“实验性的”。正因为是“实验性的”，所以这其中可以挖掘的“可能”便无限大。
臧棣对于当代诗语言的“游戏性”有独钟之意。他认为，“相对于我们的传统，当代诗确实更频繁地遭遇到一个新的主题：非凡的游戏。”这种观点在当代诗歌理论中其实并不罕见，但是很多人会误解他的观点。臧棣所说的“游戏性”，并非是指诗歌的娱乐性或者竞技功能。他的观念应该是间接地来自于维特根斯坦，或者瓦雷里。研究维特根斯坦的学者曾经这样概括维氏的语言观：语言是由“各种各样、或大或小、或原始或高级、功能各异、彼此间仅仅具有家族相似性的语言游戏组成的异质类聚物”。这实际上是在强调语言的本质功能和稳定性。而对于诗歌，臧棣从维氏语言理念的反面看到了求新与变异。臧棣也曾经对瓦雷里的“纯诗主义”感兴趣。瓦雷里后来颇为关注物本身的象征性和词语本身，曾声称“一个词的激发功能是无穷无尽的”，而这与臧棣在诗歌实践中注重语言的繁复以及语义的再生成有着重要关联。以《泥狮子协会》一诗为例，读这首诗，有两点最直观的感受：一是对诗歌语言的“好奇”，二是诗歌似乎带着“面具”。其实，对于诗歌语言，臧棣本身就带有好奇心，他曾说：“我们最需要的诗，是从语言的好奇心开始的诗。”而诗歌也“只能深刻于语言的好奇”。我觉得这种“好奇”，一方面来自于语言本身所带有的美感和“寓意”特性，另一方面则主要来自于诗人对语言和句子的“心凝形释”，以及他们如何将语词与外在的物理事象加以“冥合”。
当然，在诗歌语言上，臧棣似乎也是一个有“野心”的人。从他所主张的“诗人成熟于语言的傲慢”这一观点，我们可以窥见一些端倪。臧棣认可诗歌的“面具性”，认为“面具，是诗歌送给语言的最好礼物。”20世纪30年代，西方学者对诗歌在功能上的变换曾有非常敏感的分析，认为诗歌写作越来越“坚持个人对生活的感知与个人的感觉”，开始“集中注意力于某些词汇和起组织作用的价值”。但“危机”有时就意味着“出路”，因为这一变换恰恰暗示了诗歌的另一种重要功能——话语功能。批评家耿占春说：“诗歌话语忠实于感受性、敏感性，不断开启对意义新的感知方式，同时忠诚于隐秘的象征秩序，致力于未完成的象征主义视域的建构。”由此可见，诗歌话语本身是一种非常强大的“话语”！读臧棣的诗歌，你会很自然地感受到这一点。臧棣的诗歌致力于对语言的挥斥与建构，故而他的创作为诗歌在“话语功能”的开拓上创造了巨大的“可能”。
2015-6-23修订于深圳
周瑟瑟：
当代诗人、小说家、艺术批评家。现居北京。著有诗集《松树下》《硬骨头》《栗山》等10部，长篇小说《暧昧大街》《中关村的乌鸦》《中国兄弟连》（小说创作）等7部。曾获得2009年度中国最有影响力十大诗人、2014年度国际最佳诗人、2015年中国杰出诗人、第五届中国桂冠诗歌奖诗歌卫士奖（2016）等。主编《卡丘》诗刊，卡丘-沃伦诗歌奖创办人，中国诗人田野调查小组组长，主张重建中国诗歌现代性启蒙精神。
栗山截句：父亲的灵魂
周瑟瑟
1.
北京飘雪，我突然想起故乡的池塘
在冬日暖阳下发亮，父亲离世后
留下几只鸡鸭在池塘的青石跳板上昏昏欲睡
其中那只鸡冠通红的是可怜的我
2.
飞机还在湖南境内的天空飞行
我孤身一人回北京，机窗外白云的形状
像我的亡父，沉默而轻盈，紧紧跟随我
——那片刻，我成了一个悲欣交集的人
3.
暴雨过后，天空放晴
我们抬着父亲的灵柩
行进在稻田、水塘间
人世清澈，安详如斯
4.
把父亲送上山后，我坐在他的卧室流泪
道士们在池塘边烧他的衣服
我擦干泪，再收拾他的毛笔与墨汁
最后把父亲临终的床也倒立在墙边
5.
昨晚梦里重回故乡学校，我扑进
红砖校舍最北那间，父亲已不在
木床上零乱，桌子上堆满了课本
我哭着翻找父亲留下的任何痕迹
6.
雷鸣送来死去的父亲
他的喉结上下滑动，他饿了
我们一起吃闪电，吃风中煮沸的麻雀
《栗山》：周瑟瑟的“情感之绳”
与孤寂情味
李壮
在“截句诗丛”的十九本诗集中，周瑟瑟的《栗山》颇有自己的辨识度。这种辨识度来自于整体架构和文本气息这一外一内两方面。周瑟瑟向我简单谈了他这本诗集，他提到的两个词，从一开始便引起了我的注意：一个是“主题”，一个是“孤寂”。整本诗集读完后，我认为，这两个关键词确实可以较好地概括《栗山》的特色。
所谓“主题”，是说诗集中所有的作品按各自主题被分为四辑，依次是“父亲的灵魂”、“怀乡”、“枯寂”、“爱是慈悲”。同时，四个主题又不妨看作是在隐隐围绕着书名《栗山》这一更大的主题起舞：栗山周围，留存着父亲的气息、有作者怀念的故乡，父亲与故乡二者的失却，在作者心中催生出枯寂的心境，而这一切，终究都关乎爱——至于慈悲，这一颇具佛家色彩的概念，既是作者面对上述四者（亡父、故乡、枯寂之心、爱）时安抚自我内心的方式，也可以作为其审视、品咂上述四者的视角和途径。
按题材内容整体分成的四辑，其中诗句又多有内在的关联性——这种情况的根源，周瑟瑟在《后记》里其实已经做出过解释，他说“我个体的情感线索贯穿始终”。个体情感线索的延伸，必然有其引爆触发的话题点，它同写作者的个人经历紧密相关，使得我们的情感世界在表面上的狂波涌动背后，始终不失却其深层的根源。这种深层的情感根源或曰记忆根源，关涉到写作者认知世界、认知自我的方式；同时，能否对这一根源进行充分的挖掘与明辨，又关涉到写作者将成为一个被表层情绪牵着满街乱跑的遛狗者，还是能够像出色的纺者那般，将纷杂辽阔的情感线索一一厘清，并将其沉稳有序地编制到自己的语言之袍里。
周瑟瑟的情感很多很杂，几乎已经不能算线索，而是许多股线状纤维扭合起来的“麻绳”；但通过阅读《栗山》中的诗句，我还是能够大致感觉得出，周瑟瑟的这股“个人情感麻绳”，“线头”主要结扎在两大领域：其一，父亲的去世。其二，故乡的失落。前一处“线头”关乎命运。亲人的死亡，归属于人类生老病死常规逻辑上的必然一环，同时又有层层叠叠的情感牵绊，因此显得无可辩驳却又难以接受；而“父亲”的形象，更与“儿子”之间存在着无穷无尽的想象空间：希腊神话里，父子关系意味着不可亵渎的血缘、权力甚至声誉传承；到了现代，弗洛伊德又从俄狄浦斯的悲剧中逆向解读出一种“弑父”冲动，在剧烈动荡的当代文化语境中，它格外具有了一种时代精神的典型性隐喻。周瑟瑟的“亡父”主题似乎更为单纯，那是一种纯粹而强烈的情感依恋，但其具体的呈现又是精微而有节制的：
父亲离世前半年，他租了一台推土机
在后山为自己推出了一块墓地，茂密的树林
黄土腥黄，天空碧蓝，记得那天我从北京回来陪父亲看墓地
鸟雀在新鲜的墓地飞舞，人生的欢乐永无止境
“纯粹”和“强烈”的结合，有时会孕育出“悖谬”这一产物，如同极致的甜尝起来发苦、冻死的人有时会脱衣、肖洛霍夫笔下失去情人的葛利高里抬头直视炽白烈日却看到了一枚黑色的太阳。这是诗中写到“欢乐”的原因。尽管是这样悲哀的场景、尽管欢乐的背后有无限伤痛，周瑟瑟却并未让情感失控，而是用语词的针尖将那些沉重的东西轻轻挑了出来。不难发现，作者没有在诗作中具体解释那些依恋的根源，甚至很少正面为父亲的形象留影定性，而是截取了某些瞬间、某种臆想、某一瞬幻觉，在这种方式中寄寓自己的情感。在这个意义上，《栗山》中的这些诗句也恰恰贴合于“截句”这种诗歌文体内在的现代气质，尽管周瑟瑟对亡父的浓烈情感本身颇具古典情味。而后一条“线头”，也就是“故乡”，则关乎个体对不同时空的比对，其背后是个体对当下时代的体认——这种体认，也许就像阿甘本所说的，是一种在“与自己时代的歧异联系”中呈现出来的“同时代性”，它来自于个体“既附着于时代，同时又与时代保持距离”，甚至“通过脱节……而附着于时代的那种联系。”周瑟瑟身居北京，但笔尖心头却时时指向湘北故乡，这在当下可算是一种颇具典型性的文化心态，作为一种写作的取向或路数，它的典型性同样明显。作者所依恋和渴望的故乡，在今日自然已面目全非，我们可以想象诗人在看到自己儿时奔跑玩耍的土地上开过压路机时的怅惘与震惊，也可以想象诗人在家族坟地上找到一片新近盖起的别墅楼时的心情（类似情形，已经多次出现在当下诗人的作品中）。我想，这或可算作是另一种颇具意味的“中国经验”，它对于文学的价值不在于现代性与现代化的价值判断，而在于其无心插柳地通过悬置强化了诗人的个体记忆空间。我很怕周瑟瑟在诗集中过多地渲染现代文明对故乡的碾压。这类话题在具有 一定长度的常规诗歌中可以得到充分舒展，但对于四两拨千斤的截句形式，显然并不适合。幸运的是，周瑟瑟最终选择的方式，是一种“画面截取”式的写法，这种笔法刚好适合于我前文所提到的“在悬置中强化了的个体记忆空间”：
外婆坐在地坪缝补衣服，我洗完澡
提着一只木桶走向池塘，这时大雁
从栗山上空飞过，发出沙哑的叫声
翅膀闪动一路向东，仿佛我的青春
可与之对读的是这一首：
九只青蛙胚胎在罐头瓶子里，“它们是我的生物体……”
村民钱良意拨开一层层乱草喃喃自语
让我看见另一个世界，九位幼小的神仙正在长大
而我无法进入他们的生活
尽管诗人看见那“另一个世界”，但他并没有焦灼于“无法进入”，没有把诗歌演化为神秘性的乡村书写甚至某种“招魂”，而是让诗句及其情感明智地停留在“记忆”那时空闪烁的王国中。对诗歌、尤其是截句这种特殊的形式来说，这应该是处理类似题材一种较好的方式。
“记忆王国”那闪烁飘忽的光影，落在诗句之中，往往会投下冷色调的阴影。这是我将“孤寂”作为《栗山》诗集第二个关键词的原因，而它与前一个关键词“主题”之间，也构成了层次互补的关系。孤寂不同于孤独。孤独更多时候可算作一种现代症候，它关涉到一种个体与人群的关系，最典型的是现代文学的起点之处，波德莱尔那人群中的身影。在波德莱尔身上，本雅明发现了诗人与人群间的一种“敌意的同盟”，在无数陌生人中，诗人作为游荡者，如同一枚被裹入肠道却无法消化的异物，同时享受着刺激、安全感以及无可救药的孤独：“一个人扎进大众中就像扎进蓄电池里。”但在《栗山》中，陌生涌动的人群没有出现，貌似亲密却互不相容的现代个体聚会没有出现，作者所体验到的不是“独”——看似开放亲密的现代情感模式中始终密闭着的个体内在空间，而是“寂”——它充满佛家意味，暗示着一种宗教性的时空关系，带着全部身心向虚无（或曰永恒）敞开、自我之“一”被时空之“无限”取走以后，那种被掏空的体验：
杭州旧时约有两千余所寺庙
我想总该有一所属于我
这种孤寂情味，同周瑟瑟那种平和、从容、具有呼吸感的长句子是相适应的。它与富有个人色彩的“主体线索”一起，赋予了《栗山》可辨识的文本风格特色。在之前的几篇文章中，我曾分析过截句作为特殊的诗歌形式，其身上显示出的想象力、瞬间爆发力、以及对现代碎片式生活经验的灵活捕捉能力。周瑟瑟的《栗山》，则显 示了截句写作中更多元的走向和路数：它在语言上呈现出绵长平稳的节奏，在情味上多了一重古典式宗教式的味道，更多着眼于记忆而非想象的领域，并且依靠一条总体性的个人情感线索整合起来。这让我联想到最近一段时间诗人们关于截句的讨论。“截句诗丛”推出以来，称赞者有之、仿写者有之，反对者亦有之。我对此的心态倒是比较平和的。任何一种写作的尝试，总会遇到不同的声音，它将能提供给尝试者交流进益的契机，前提是批评者要从文学和文本出发而非意气用事。截句的 写作尝试，为汉语诗歌提供了某种新的可能，而通过《栗山》，我们也能看到截句的丰富性与包容性。我想这些，是应该得到肯定和鼓励的——毕竟对文学而言，“新的可能”以及“丰富包容”，无疑是具有积极价值的东西。
山水栗山与文字栗山
——周瑟瑟及其截句
安琪
2003年我刚从福建来到北京，记不清是什么机缘和周瑟瑟认识，也居然坐上他的豪车来到他位于中关村的软件公司，那时他是该公司的高管，以周老九的名字活跃在IT界。现在想想，确乎是周瑟瑟邀请几个在京诗人聚餐。身为IT师爷的周老九经常买单，在他恢复本名周瑟瑟后，这一习惯保持了下来。
周瑟瑟成名很早，确乎是以少年诗人的身份为诗坛所知，他所交往的对象，均长他许多岁，譬如人大教授余虹等等富于思想的前辈就对他有过诸多影响。周瑟瑟最初看待世界的方式就这样建立起来，那是理想主义的一代、思想激进的一代、“主义”纷呈的一代，甚至可以说舍生取义的一代。
每个外省诗人在北京都有一段故事。在我看来，周瑟瑟的长篇小说《中关村的乌鸦》主要关涉着他早年在中关村的IT生涯。曾几何时，中关村作为中国的硅谷，一提起来，全国人民都会肃然起敬，知道那是一个高科技汇集之地，是中国的科学精英出入之地。周瑟瑟在他青春勃发的岁月投身这一中国最火热的第一现场，他见到了什么？他思考了什么？乌鸦这个意象何以让他跟中关村产生关联？在作家网“作家访谈”视频中笔者特意询问周瑟瑟这部小说这段历史，得到了一个大致的轮廓。话说北京有许多地方是乌鸦聚居地，长安街，北师大，中关村，都是乌鸦喜爱的地方。乌鸦们栖居在枯枝上，漠然地看着这个城市，和这个城市中忙碌奔命的人群，这是有一天周瑟瑟行进在中关村路上的发现，他感觉自己 也是这样一只乌鸦，当他由长发披肩的文学青年摇身一变成为中关村IT界一员，他理了板寸头，隐去了写作者的本名周瑟瑟而代之以周老九这一无厘头名姓，他内心的那只乌鸦始终活着，始终盯视着他疲于奔忙觥筹之间，疲于奔忙追赶举证那些卷款而逃的代理商之间，这只乌鸦知道，周老九有一天会坚持不住这世俗的角色而回归到周瑟瑟这一文学角色。
2006年，周老九这一只中关村的乌鸦血液中的诗性冲垮了商业之堤，顺着血液的方向，他回到了文学的立场，回到了周瑟瑟。八年IT职场是他青春的释放，检验了他商业的能力，使他成熟，坚定，也让他感受到了哀伤，当周老九这一批IT“老人们”陆续上岸离开IT界，实际上也部分印证了IT产业的落魄，这是一种哀伤，周瑟瑟的哀伤尤甚。表面上周瑟瑟开朗，总是一副乐呵呵的形象，但在内心他是忧伤的。如果你深入研读他的诗他的文，他是忧伤的。所有和周瑟瑟接触的人都能感受到他的包容，但在内心，他有自己顽强的价值判断和坚守。他就是那只不与尘世合作的乌鸦。
周瑟瑟离开中关村后，加盟央视一个文化栏目，拍摄英文纪录片，后来担任中国国家图书馆百年纪念百集纪录片《馆藏故事》总导演。这段经历对他此后的文学创作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当他戴着白手套，第一次下到国家图书馆的地库，像战争年代一样深入隧道，推开铁门，一方宝藏呈现在眼前。白手套隔不开他与历史的近距离接触，他摸到了历史！他的内心在打颤，这就是传统，他告诉自己，这就是可感可触活生生的传统，这就是文明，这就是老 祖宗留下的东西。周瑟瑟认为，每个人都应该到国图的地库里去（虽然这不可能），当诗人们在中国传统和西方现代主义之间纠缠，如何面对传统成为一个问题时，诗人们应该来到国图地库，让老祖宗告诉你，传统的厚重，传统的不可轻慢。周瑟瑟一直记着他手抚《资治通鉴》残稿真迹的那种凝神静息，传统附着在他身上，呼唤他说出。《馆藏故事》的拍摄是周瑟瑟创作生命中的一件大事，它对周瑟瑟的心灵和精神起到了颠覆性的改造作用。如同每个成长于国门初开西潮席卷而进的1980年代写作者，我们这些生于1960年代末的人几乎都是喝狼奶长大的，我们的文学教育更多西学灌输，而周瑟瑟，在国图，在与古籍的抚触中，在对任继愈等文化老人的访谈中，被一点一点地唤醒属于中国人的根深蒂固的传统之魂，此后他的创作和关注层面迅速转回中国古文明，但已经携带着被西学浸润过的视角，传统和现代就这样在他身上交融并行，互相砥砺。
2014年春节，父亲生病，周瑟瑟赶回湖南老家住了几日，返京前，父亲忍着疼痛，悄悄起床为儿子题写了几幅字：诗硬骨、元诗歌、周瑟瑟诗集等等。父亲一生写字无数，但给儿子题字却是第一次，仿佛预告了什么。不久父亲去世，享年八十。我感觉父亲的题字和父亲的去世直接催动周瑟瑟在国图所埋下的传统种子的破土萌芽，此后，周瑟瑟开始书画创作并自成一种清朗俊秀之气。
2015年，截句写作倡导者蒋一谈邀请周瑟瑟加盟“截句诗丛”第一辑，周瑟瑟第一时间想到的是为父亲写一本书，就用截句的形式。书名即用故乡栗山为题，这就是我们所读到的《栗山》一书。按蒋一谈的定义，截句，必须在四行以内解决问题。周瑟瑟的《栗山》在“截句诗丛”第一辑中颇为独特（他人的截句都是片断式每截自成一体，截与截之间无关联），他是按照长诗体例来完成的，每一首截句独立成篇，全部截句合成为一个完整文本，诚如本书题献所言“献给我的父亲”。
现在，父亲永住在栗山间，在山水的栗山与儿子文字的栗山间。 |
发表于 2016-9-22 0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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