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编外”导师
——孙绍振诗学品格的一种“描述”
陈仲义
一
草班出身，师出无名，在下自然对名望太学仰酸了脖子。遇上会期，见着研究生们，帮着导师忙前忙后，煞是羡慕；闲聊间听到他们梳理门户，评骘旁系，不免一番空落，自觉噤声。因为没有什么学历学位，特别渴求术业上有人指点迷津，校准方位。记不清七十年代末是哪一次创作学习班还是哪一次研讨会，总之认识30多年，一来二去，渐成孙老师一名编外学生。
窃以为好的导师有两种：影子导师，他渗透到你科研、教学、乃至生活的方方面面，细水长流、润物无声、无时不在地影响你的“魂灵”。另一种是属于一锤定音、拨云见日的“点拨”导师，在关键或茫然时刻，在两难或多难的转折，给你一颗毋容置疑的“定心丸”。孙老师无疑兼有这样的“双肩挑”。（当然还有一种特殊的、无为而治的“放羊”导师，任你无拘无束地自由生长）。
地缘上的距离，的确少了许多当面聆听的机会，实际上也不便经常打扰，时或通通邮件、电话，请教问题，他总是有问必答。于是我从中获致一二启发或“灵感”。在公开场合，在下从不敢妄称孙门嫡系，以避附骥之嫌，不过暗地里或潜意识里，总是偷偷归入“孙家军”，不知孙大帅接纳否？
从滔滔雄辩中，总能采获吉光片羽；不经意间，几句“随口”，竟成耳提命面；更多时候，是在煌煌著述里，找到精神与方法的导向。孙老师的为人为文，或可归纳为“三气”：大气、锐气、霸气。
二
孙师的大气，处处体现在他视野坦荡，心无芥蒂，提携后进，在所不辞。记得初出茅庐时(其实是鬼使神差，误入歧途)，他就为我稚嫩的处女作《现代诗创作探微》做了序言，不吝笔墨。事隔九年后，他还在《揭示当代诗艺探索的风险》一文中，揠苗助长：“在目前的诗歌理论界，陈仲义也许是一个被忽略了的真正的诗歌理论家。由于种种原因，他在理论上的重要性，至今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 【1】虽然加上“也许”的“前缀”，却一直让在下十分汗颜，同时也变成了持久的鞭策：再怎样不才低能，也不能拖了尊师的后腿。
近年笔者在做现代诗的“接受”课题，明知他特忙，还是把意见征求稿寄给了他，希冀从中获得匡正思路。虽然其时他正编辑个人十九卷文集，无法通篇浏览，但他还是抽章进行了细读，并且写来了近3千字详细意见，令人动容。
例如对第八页“新诗接受在细读这样一个重要环节上特别发达，表现上佳，近三十年进步神速……”的判断，他不客气地反驳道：“在我看来，言过其实。新诗解读，至今对凤凰涅般都没有入门，原因是解读者缺乏郭沫若当年的佛学和泛神哲学修养。”
例如对第十页，先肯定“提出文本结构的自足性与接受开放性的“哑铃图式”，这样的图式，或许还可以延伸到其他文类，皆可贵。”，马上笔锋一转，直灸穴位：“唯对四动模式为心理范畴之反驳似不充分，关键在于四动模式，作为范畴缺乏内在矛盾，因而缺乏发展的内因，成为静止的概念。其联系，亦为形式逻辑的，虽有层次，然而终究不是从内在的矛盾中衍生出来的。”真是掐中命门。
例如对第十一页，指出“问题提得很深刻，特别是好坏标准问题，不管怎么多元，最后还是有相对品级的高低之分。但是，光用张力这样的观念，似乎太狭隘。理论上，并不全面，然从操作性上讲，首先解决诗与非诗的界限，然后再解决诗的——好坏、高低、优劣的品级，在实践上可行。但是，这样标准，从理论上说只是共时性的，应该加上历时性的，也就是在历史的发展中统一中不断衍生，不断变化的。”【2】在这里，只是引录了邮件的十几分之一，虽“信笔所至”，但孙师学术思想的宏阔与缜密，却可一斑窥豹。
日前提交的一篇关于新诗形式建设的论文,他依然严于斧钺: “你本来的文风是从诗歌文本出发的，不管怎样，总有可观之处。但是，这一篇是概念的演绎，缺少雄辩的实证，你这个长处，丢掉了。”继而建议“你的重点应该放在新诗的形式探索的历史经验的总结批判上。此外，还可以从诗人的实践出发，用你所擅长的直接归纳，提出问题，结合西方和中国古典理论资源开展你自己的论述。”【3】动中窽要，受益匪浅。
在今年第十届海峡诗会上，作为《个人经验与乡土资源》的主题点评人，孙师虽八十高龄，依然力道十足。他用大量古典诗例佐证，阐述乡愁经由“回忆-内化-变形-美化”的发生过程；基于拉开时空距离的错位，写作主体获得自由转化的巨大支点，有价值的经验诗歌便在这偌大的时空中诞生。这种实证理论的提炼，无数次贯穿在他的会议发言和文章著述中，每每叫人获益匪浅。彼时坐在他旁边的我，心血来潮，蠢蠢欲动，为使两岸诗会多一点“开打”的火药味儿，第一次跳将出来，公然与导师“顶撞”，甚至故意把论敌逼到死角：在大力推举古典时空经验的凝聚时，我们不应该排斥现代诗的瞬间体验。表面上瞬间体验看起来没有回忆，没有时间，其实是一种高度压缩、压扁的时空；现代诗的瞬间体验是现代诗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之一，同样能产生许多优秀文本。对于我这样唐突的“攻击”，自然引起孙师的快速反扑，他即刻又引用古典诗歌中不少瞬间体验的名句，作为补充。
会后，有人对我直言，你胆子好大呀，替你捏一把汗呢。我笑了笑：自家人嘛，不分彼此。不像有些人，老虎屁股摸不得，一听到不同声音便暴跳如雷或耿耿于怀。其实，像这样的“擦火”并不奇怪，也无需担心。俗话不是说树大好乘凉吗？根深蒂固的大树，向来拥有强大的自信与根基，既能抗击九级台风，又能用厚厚的冠盖庇荫一方水土。
三
孙师的锐气，同样有目共睹：不用说当年老二的“崛起论”，如何像“莲花”过境，飓风般横扫大陆观念的壁垒，掀起一阵阵海啸；批判“艺术败家子”的愤青檄文，引发阵营内部一片“惊悚”；转而幽默理论的“二元价值逻辑错位”，直逼世界级贡献；在“炮轰高考作文”种种弊端的硝烟尚未散尽，筹谋语文教改修订新课标之后，又步入古典诗话领域，一阵“聚讼”风云，正是这样的理论勇气、豪气、锐气，孙氏大树结出了“错位”与“变异”的奇异之果。
大陆第一部最详备的“文学创作论”，正是出于他“错位”的机杼，创见迭出，目不暇接。他对许多传统教条的命题不屑一顾，总是在趋同思维中杀出一条血路，一旦摆脱惯性的向心力，就获得越轨与出格的新意，诸如他宁愿以有特点的细节开始“形象思维”；总结诗人情感的一级强化、二级强化、无极强化，做出知觉量变的转移；提炼出散文审美特征是以“情趣”为核心的，与此前的说法拉开了距离；甚至无视小说的人物“典型”，紧紧抓住人物的情感逻辑与性格逻辑起点——通过“一点着迷”的点穴，打通全身的经络……诸如此类，他在大量的文学现象与实例中摸爬滚打，成功地避免开从术语到概念的演绎流弊，而提炼出层出不穷、独具慧眼的新见。在中国文论界，几多睿智的理论机锋可与孙氏比肩？
从创作论到解读学，这一次，孙教授再度把西洋的接受海图置之脑后，始终把持文本罗盘，且用极其丰富的实证支撑解读学的核心——“还原法”。他的“还原法”自如穿梭于各类文本航线，于形式规范中横舟巧渡。故而再怎样晦暗滚滚的洋面， 一经“还原”的螺旋桨翻搅，便有赴险如夷的抵达。孙氏矛盾分析的最出彩处是细读深化的“层级”处理，有如考古学家手握刷子，细致入微地拂去覆盖在文物上的尘土，剥笋般层层近逼，这是用直捅的凿子所无法奏效的。笔者深受孙师影响，希望能在“还原比较”与“矛盾分析”中，有所采获，可惜菲才寡学，只得一二皮毛。《文学文本解读学》堪称中国化的原创正果，那些“舶来”的接受美学在孙师手上，变成经世致用的孙氏“庖刀”。虽然书中涉及的新诗、现代诗文类篇幅偏少，但其启示性的原则与方法论必将影响深远。
多年来，孙绍振高掌远跖，在破除西方理论迷信的前提下，以极具个人智慧才识构建体系性的文学解读学，其要旨可归结为：中国式的微观解密诗学,其根本不在西方文论的演绎,实践源头在中国的诗话词话和小说评点,师承了中国文论的文本中心传统。其哲学基础是对立统一辩证二分法,辅之以老子的“一生二,二生三”的三分法。价值系统来自康德经过朱光潜先生阐释的审美情感(或译《情趣判断》)论。方法结合着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细胞”形态的分析,从逻辑上升到历史的具体分析,从而扬弃了新批评细读的封闭性。从逻辑上来说,对西方文论盛行的演绎法保持高度警惕,更多依仗直接归纳,在二者保持必要的张力基础上进行体系性的建构。【4】
孙氏的阐释解读体系，可称为还原比较论，总起来有七类：价值观念（ 真善美）的还原和比较；艺术感觉和科学实用感觉的还原和比较；情感逻辑和理性逻辑的还原和比较；历史的还原和比较；文体的还原和比较；流派的还原和比较；风格的还原和比较。七类似可再压缩为两个关键句：
还原的分级比较阐释；
矛盾的分层推进分析。
起决定作用的当然是艺术的感觉还原。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再别康桥》来说明，所有的人对“告别”都会忽略，认为已无油水可揩，可是孙师穷追不舍。他抛开传统的形象和表现对象之间的统一性（多为重复的无效信息），而着眼未经作者处理的原生状态、原生语义，然后将之与艺术形象加以对比，揭示出差异来进行分析。换句话说，就是从天衣无缝的作品中，找出差异，揭示矛盾，从而提出问题来。以此同时他运用还原法检验，涉及到与原生态比较（徐的散文《我所知道的康桥》）、涉及到与郭沫若同期风格的历史比较、涉及到与徐的前文本比较（早四年写的《康桥再会吧》）。而重头戏自然在文本的还原分析。
孙师在众人容易千篇一律的地方，找到“轻轻”、“悄悄”、“沉默”等背后隐藏的五重差异，找到表层与深层之间的微妙矛盾，进而淋漓极致、正反多番的析出期间的奥妙。矛盾的第一层次不是与人告别而是与云彩告别；第二层次不是与云彩告别而是与自己的往事隐情告别；第三层次与隐情告别自己即与内心告别只能是悄悄无声地；第四层次这种沉默无声其实是某种情感陶醉；第五层次情感陶醉是“不用带走”的“原地流放”。【5】孙师擅长的层层逼近或层层剥笋，成了还原比较七法中的“领班”，广泛用于古今中外诗歌的鉴赏上，成就了中国式细读的创设性范式。
四
孙老师的霸气，近年愈发昭著。他立足本土，雄视西洋，不仅“入乎其里”，更是“出乎其外”，始终对西学保持一种国内学者少有的扬弃态势。他在心理上绝不俯首贴耳，鹦鹉学舌,以代西方权威立言为荣。他最为反对的是，问题是人家的、大前提是人家的、方法是人家的、结论也是人家的。
他睥睨将西方文论奉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嘲笑亦步亦趋的理论搬运工，他赞赏对西洋权威的质疑、挑战，把原创性作为学术追求的最高目标。他号召，并身体力行，理直气壮地冲着西方文论进行反质，提出西方人没有提出的问题，迫使其接招、就范，以此改变一代学人被动的“理论旅行”。“西方文论失足的地方，正是我们的出发点，从这里对他们的理论（从俄国形式主义到美国新批评，从结构主义到文学虚无主义的解构主义，从读者中心论到叙述学）进行系统的梳理和批判，在他们徒叹奈何的空白中，建构起文学文本解读学，驾驭着他们所没有的理论和资源，和他们对话，迫使他们与我们接轨，在文学文本的解读方面和他们一较高下。也许这正是历史摆在我们面前的大好机遇。”【6】
如此的大气魄、大情怀，让一切小家子气相形见拙，也让学术之外的种种晦暗、龌龊之气逃匿。高屋建瓴的理论思维不失细密的气质，在马克思《资本论》、普列汉诺夫、黑格尔打下的底子上，将大量的感性上升为逻辑与历史的系统化；许多话语出自独立的声带，且自洽为体系；源于康德二律背反的求征模式、黑格尔正、反、合的三一模式、波普尔的证伪法与马克思的证实法【7】，非但没有落入 “套用”泥淖，更因抽钉拔楔的勇气，颇具励精更始的原创品格。“在历史的生成过程当中并在逻辑的层面，进行微观分析并综合直接从文本中洞察文学的奥秘，抽象出观念来，形成自己的话语，这种直接抽象的功夫，正是一切理论原创性的基础。”【8】
可不是？他一会儿对俄国形式主义的“陌生化”亮出手术刀：陌生化作为一个诗学范畴是片面的，它孤立地强调了问题的一个方面，而忽略了与之共生的另一个方面的熟悉化，两者构成相反相成的对立统一；一会儿对新批评的文本中心论抽出长长的利剑,大大捅了一下：新批评在思维方法上存在重大的漏洞,虽然新批评颇为执着地追求文学批评的科学化，但是,他们对当代科学学理论中证伪高于证明的原则一无所知；也不忘在读者反应理论的巅峰期棒喝一声，提醒人们不要走得太远：作家在完成作品以后会死亡，读者也免不了代代逝去，所以只有文本与作品是永恒的……。举凡西洋理论批评的偏颇、局限、软肋处,他如入无人之境，轮番挥动着“霸王鞭”，左右开弓。
原以为孙老师的学问多源于现代思辨理性批判， 然最近翻阅陈一琴先生请他加盟的《聚讼》，其古典诗词、文论学养之深，委实叫人吃惊，这就明白孙老师，为何有如此勇气与霸气冒天下之大不韪。比如在功成名就的晚节，他并没有躺倒在荣耀上裹足不前，而是继续“树敌”，包括向古典诗学权威袁行霈先生提出深度追究。
袁先生把中国诗歌语言的多义性直接归纳为“宣示义”和“启示义”，孙老师直言不讳挑出其“破绽”，仅举一小例子，就知其如何气势如虹不饶人：“袁先生说渔翁“依然在钓他的鱼”。把钓雪解读为钓鱼，袁先生此说大谬。柳宗元此诗的诗眼在“钓雪”上。如果是在“钓鱼”，就不但没有深层意味，而且连表层诗意味都没有了。”【9】
这种不给面子的学术“拷问”，显示对诗歌“真理”的童稚般较真。虽不乏“霸道”，有待商榷，但在当下，在日益浮躁的学术“溜冰场”，乃是一种难得的学贯中西的扎实，只有经过相互打通的坚厚方可具备的大底气。
“猴子理论家”的灵动、智慧、气势，及其一招一式，无不显示“孙氏太极”的独当一面。半个世纪一路走来，弥散着大气、锐气、霸气，“三气”齐发，悬河注火。跻身于这样的门下编外，学习操演着腾挪辗转的工夫，特别是收获一种重要的精神导向，此生幸矣。
人们经常感慨，身旁无大师。或许是因距离太近，“盲视”模糊了判断。孙师的许多原创成果，毫不逊色于西洋他者，他的理论自信与本土化成色，是我们弥足珍贵的财富与标杆。
【1】孙绍振：《揭示当代诗艺探索的风险》（《福建文学》1999年第11期。
【2】2014年11月16日孙绍振回复笔者邮件。
【3】2015年9月19日孙绍振回复笔者邮件。
【4】孙绍振：《美国“新批评”细读批判》，《中国比较文学》2011年第2期。
【5】孙绍振：《再谈“还原”分析方法——— 以<再别康桥>为例》，《名作欣赏》2004年第8期。
【6】孙绍振、孙彦君：《文学解读学·序言》，北京大学2015年版。
【7】张艺声：《孙绍振：<新的美学原则>的当代学理与方法论》，《福建论坛》2003年第4期。
【8】孙绍振：《审美价值结构与情感逻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1页。
【9】孙绍振：《中国古典诗歌的意象和意脉——评袁行霈古典诗学观念和文本解读》，《文艺争鸣》2015年第4期。
在《孙绍振诗学思想研讨会》上的发言 （2015.10.22——25日·安徽黄山黟县）
原载《诗探索》2016年第1期 |
发表于 2017-3-9 16:28
收藏
分享
发表于 2017-3-9 19: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