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我要回来,母亲!
——读闻一多先生的《七子之歌》
1925年春,国内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浪潮汹涌澎湃,其时旅美留学的闻一多先生在其影响和爱国心的驱使下,创作了一组现代诗———《七子之歌》。他把被列强野蛮霸占的中国领土澳门、香港(岛)、台湾、威海卫、广州湾、九龙、旅顺大连,比作与母亲失散多年的七个儿子。在诗序中,闻一多先生写道:“邶有七子之母不安其室。七子自怨自艾,冀以回其母心。诗人作《凯风》以愍之。吾国自尼布楚条约迄旅大之租让,先后丧失之土地,失养于祖国,受虐于异类,其悲哀之情,盖有甚于《凯风》之七子,因择其中与中华关系最亲切者七地,为作歌各一章,以抒其孤苦亡告,眷怀祖国之哀忱,亦以励国人之奋兴云尔。国疆崩丧,积日既久,国人视之漠然,不见夫法兰西之ALSACE-LORRAINE耶?“精诚所至,金石能开。”诚如斯,中华“七子”之归来其在旦夕乎!
中国整个近代史可以说是一部饱受列强凌辱,痛含屈辱的历史。开门揖盗,认贼作父,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看着那一次次被撕裂的血肉模糊的祖国,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不会视若无睹,都会难耐激愤拍案而起。
闻一多先生以其强烈、饱满、深厚、焦灼的情感和拟人化的手法,把被列强割让、租借的台湾、香港、澳门等七个孤悬之地比作祖国母亲被强行夺走的七个孩子,以此来倾诉他们:“失养于祖国,受虐于异类”的孤苦、悲哀之情,“以抒其孤苦忘告、眷怀祖国之哀忱”,亦借此激愤民众从漠然中警醒、奋起,以振兴中华,收复失地。诗人把自己的爱国情,报国志融入呕心沥血之“七子之歌”之中,使其具有了人的道德情感和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道德情操。““澳门”虽然已被掳去三百年,但他“依然保管着内心的灵魂”,保持着对祖国的忠贞。“香港”在帝国主义的摧残中呼号,他的呼号日夜向往祖国——母亲。“台湾”虽然在严酷的夏日(暗指日本)的笼罩下,但“胸中还氲氤着郑氏的英魂”,“还能背城一战”以挣脱枷锁回归祖国。“威海卫”被掳去后担忧的不是自己,而是身后所防护的“圣人的遗骸”,他的身后正是华夏文明的中心地带。“广州湾”、“九龙”、“旅顺、大连”都在向祖国母亲呼唤。”*
“母亲!我要回来,母亲!”
通过闻一多先生的诗笔,在“孤悬”、“屈辱”、“悲愤”、“不屈”,从未停止斗争的“七子”身上,“我们可以看到苏武、岳飞、文天祥等等民族精魂的影子,在这些中华民族的脊梁身上所集中体现的爱国、爱民、忠贞不屈的传统美德正是我们这个伟大民族的凝聚力所在。”因此“七子之歌”“既唱出了国土沦丧的切肤之痛,又张扬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优秀品质,”*在“五卅运动”正在轰轰烈烈兴起的当时,以及日本军国主义、右派势力极其嚣张、狂妄地实施侵吞我国神圣领土钓鱼岛“国有化”的今天,无疑有着极其强烈的现实意义。如何 重塑民族之魂,怎样凝聚民族之精神,举全国之力抗击外辱,捍卫、收复神圣的领土,是当前摆在政府和执政者以及国人面前的一个严峻的话题。 重塑民族之魂,绝不应当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它要求政府和执政者,切实着眼于民族大义,时刻将民族、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置于一切利益之上,坚决摒弃“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封建主义的僵死陋习,彻底冲决利益集团的禁锢和羁绊,才能引领国家和民族走上一条民富国强,他人不敢侧目和企图的坦途。
“母亲!我要回来,母亲!”
“七子之歌”还以其炽烈、真挚的情感,热切饱满的激情,血脉喷张的哀痛,强烈的感染着我们的精神,撞击着我们的心扉,亦使我们从中感受到一种激荡、洋溢的精神气质,一种厚重、博大的中国知识分子先天下之忧而忧的精神传统。另外,这组“七子之歌”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结合亦堪称完美。它不但明朗、朴实、通俗、易懂,而且,它还以“叠韵”的手法突出了诗歌的韵律和节奏,又以尾句的叠现将诗作阶梯式推向高潮,从而极其强烈的彰显了诗歌的冲击力。其思想极其艺术的高度,是今天,充斥于多数纸刊和网络的所谓诗的浮泛之作所难以匹配和企及的。也为今天的诗人和诗作,树立了一个经典的范本。
*引文为李炜东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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