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伊论战3】诗意的中国,永恒的诗意
曹伊论战的终极问题,是为了引导诗友们思考:中国诗歌的未来发展方向,究竟是口水诗方向,还是大诗主义方向,或者是其他方向。这也是诸位吃瓜诗友的心中所思。为了准确地理解这个问题的内涵,先得思考口水诗、大诗主义,大体代表什么风格和主张。下面是笔者对二者的粗略、未必正确的描述。
一、对曹伊两派诗歌风格的粗浅观感。
口水诗的根本目的,应该包括以下几方面:打破既有的约束人们诗写的不必要捆绑,使得写诗成为人人可以参与的文学活动;打破正统、中庸思维带给人们思维上的官僚约束,既包括思维的局限、思维的定式、表象的唯美,尽可能合理地接近真实,尝试重构诗学乃至社会的美、善观念。
大诗学的目的,估计包括这几方面:发扬传统的中国诗歌美学原则,注重悲悯的人文情怀,以艺术美、中庸美为基础,语言有追求古典唯美、精致的倾向。在新时期,大诗主义也着重表现真实的人性,但以稳步探索为原则,与口水诗的跳跃式探索风格不同。
大诗主义和口水诗形成了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大家都追求真善美,但口水诗是大刀阔斧打破旧有诗学语言传统和思维传统,强调逻辑推理和语言的骨感,走向个性化抒情的极致;大诗主义则倾向于精雕细琢沿着传统进行探索,注重保持中国诗歌的传统语言风格,感性抒情和传统唯美(中庸、儒家、悲悯情怀)意识强烈。
因此,两派在论战中的观点迥异,展示了各自诗歌的特点,口水派探索出了干脆利落的攻击、反讽文本模式,不讲攻击的原因,只讲攻击(或宣泄)的杀伤力;大诗主义的两首口水诗,文绉绉的习气明显,凡事都要有根有据、有铺垫说理。两种思维之下,大诗主义的诗歌攻击力显然逊色于口水派,拘束于思维套路(先铺成事实再推出责骂对方的罪名),也拘束于斯文面子的维护,而且两首诗歌都不同程度地借鉴了口水诗的敢骂元素,呈现了诗歌文本战斗力的短板。
我们再来关注流派网的主干风格干预诗歌,具有批判性的干预诗歌,基本也是注重逻辑推导。而我们回顾中国的传统理诗,也会发现,虽然发育不算充分成熟,却也是侧重逻辑思维。如今的口水诗和干预诗歌不约而同地挖掘逻辑成诗的文本模式,值得大诗主义学习(当然,按照目前口水派、干预诗歌摸索出来的诗歌文本写作典型样式,这种借鉴会使大诗主义染上更多口语诗语言色彩)。
二、对中国诗歌文化相关理论背景的粗略认识。
这时候,我们再来关注现代诗歌的总体趋势特征,会发现:由于社会文化水平不断提高、科技促使社会生活环境不断改变,民众的知识水平越来越成熟,思维越来越频密,传统的感性抒情、相对较长篇幅的诗歌固定样式,阅读人群有逐步减少的趋势。
这一现象很说明问题。学者研究欧洲文艺复兴之后的巴罗克文化,得出一个普遍的结论:文艺复兴是结束欧洲封建社会的艺术领域号角、资本主义兴起的萌芽,巴洛克文化是欧洲封建管理阶层独享神权光彩的最后阶段,随后欧洲各国陆续进入了资本主义时期。学者的研究得到更为广义的推论:凡是在某个文明结束的阶段,都会出现巴洛克式的文化风格,理念性的创新减少,大多是基于原有文化模式上的精雕细琢、繁复为美的发展。
这个研究成果,让人不觉联想到清朝乾隆之后,固守成业的原则不仅表现在闭关锁国,皇家把大部分精力放在传统手工艺等纯艺术品精雕细琢的审美,形成了故宫艺术珍品堆积如山的巴洛克现象,过分享乐和唯中国独尊、片面唯纯艺术之美的思维,而忽略对西方数理科技新成果的学习、对生产促进的美学欣赏元素,导致了中国近百年的国弱和屈辱。
同时,我们也能看到类似的文化现象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表现,经过周、秦、汉、唐、宋、元的前期发展,明清时期的社会管制(中庸、监督和吏治)空前成熟,丰富了中国的社会管理学内涵。这其实也是一种巴罗克文化现象。这种现象显示了封建社会后期的哲学思维缺陷,只重视沿着旧有的封建社会制度添砖加瓦,而没有发掘新社会动力元素的思想家出现。这种现象的出现与中国哲学发展到明朝期间而孕育、构建的中庸思想有直接的关系,明朝的中庸思想是建立在封建社会伦理观基础上的中庸,而不是建立在人类世界与大自然世界之上的中庸观点。因此,明朝中庸思想对稳定明清社会稳定,起到强大的支撑效果,不可否认它的缺陷:人们的创新意识受到约束,这是导致中国近百年屈辱的大背景。西方却在明朝中庸思想正式建立的后两个世纪,正式开始了文艺复兴,进入了资本主义时代,发掘出了以自然科学为指南、个体人的自我意识为特征的生产力哲学指导,形成了近六百年的文明崛起。
再来看1978年至今的朦胧诗、意象派现代诗歌的发展,也是一种巴洛克文化现象: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经过海子、北岛、顾城等人的发展,(他们的大多数作品)形成了晦涩、隐喻连连的语言风格,堪称精雕细琢的巴洛克风格,并且一度成为诗坛和文坛的主流。这就表明那一个阶段的文化开放,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走到了尽头。随后,国家进一步放开文化探索的管制,出现了口水诗、垃圾派之类的大力度异向突破的诗歌探索。
我们还可以看到另一种巴洛克文化现象,也许正在出现:资本主义过于依赖资本自身的属性力量,极大促进了物质生产的最大化利益诉求,它以神权思想作为依托进行人欲的约束,不能完全适应生产力与社会管理的匹配。
纵观西方文明的历史过程,据有相对明确文献记录的资料显示,基本与中国文明同期萌芽。但西方的奴隶制社会存在时间比中国多900年,封建社会存在时间比中国少1300年,而且西方社会的文明出现了几次中断,中华社会哲学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没有出现较大断层的文明。上述简单的统计可以看到西方历史文明和中华文明的各自特点:西方文明凸显个体人的欲望,东方文明凸显团体集中管理,此特点差异促成了两个相对强大的悠久文明体系。
由于西方较早进入资本主义,封建社会主要管理成果的集权管理经验较弱,无法完全破解高科技发展对人类社会形成的挑战。此时,中国的集权、中央管理经验就成为全人类宝贵的社会文明财富,结合西方的个体人更为独立的思想,以及对非洲、印度、南美洲等文明的研究,成为中国崛起的战略性机遇。这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将资本主义的个性自由与中国的集权经验相结合,才能形成中国特色的人类社会发展相对广义的科学、合理的中庸思想。
进一步扩大视野,由于人类科技高速发展,当我们处理好人类社会的和谐之后,还得处理好人类与自然界之间的平衡,诸如:人与地球环境之间的关系,人与计算机科技的关系,人与基因科技的关系,人与宇宙世界的关系等等,形成一步一步递进的更为广义的科学思想理论。中国就是在上述宏大的思想视野上,进行了广泛的理论研究,形成了多步骤、多逻辑的自身发展、中国特色的推进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系列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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